《四个春天》凭什么击中春节前中国人的内心

过去一年里，贵州籍导演成为中国影坛上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从饶晓志《无名之辈》的黑马亮相，到被寄予厚望的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大荧屏上市井气息浓厚的贵州话成为许多影迷津津乐道的光影记忆。最近，又一位贵州籍导演陆庆屹，带着他的纪录片《四个春天》走入公众视线，并且获得极佳口碑。

早在2019年初院线公映之前，《四个春天》就已在电影圈内屡获殊荣，包括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奖和第55届金马奖的最佳剪辑提名。这部电影到底讲述了什么，能让一位电影拍摄零基础的导演处女作，在春节前击中那么多人的内心？

返乡团聚的时节

四个春天，都与春节相关，这是一部有关“过年”的电影。从2013年到2016年，导演陆庆屹坚持在过年回家期间，拍摄记录下贵州独山老家一家人的春节生活。和许多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一样，电影里陆庆屹兄妹三人都长年工作生活在外地，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回家与父母团聚，因此极为珍惜。

春节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

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安土重迁，如今中国由于城乡间的发展差距，早已进入充满迁徙与流动的社会场景。每年春节过后，都有大量的县城青年像陆庆屹那样告别家乡，涌向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寻找理想的工作机遇和更有尊严的生活。然后，在奔波劳累了一年后，他们又会在每年的春节来临前，踏上或长或短的返乡之路，如同候鸟一般，一年一年，循环往复。

影片一开始，就是陆庆屹的父母在家中准备过年食物的镜头。当妈妈揭开熏桶上的蒙布，油光闪闪的腊肠在热气中显露出来时，坐在影院中的我仿佛已经闻到了过年的氛围，那是一种味觉的仪式，预示着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春节即将来临。

而后是陆庆屹兄妹的陆续返乡。中国人的情感表达历来含蓄，陆庆屹的父母在面对儿女回家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激动，只是对着镜头说着“欢迎，欢迎”，脸上挂满喜悦。过年时，他们与儿女们在一起，做很多中国人都会做的事情，做饭、聚餐、出游、翻老照片……开怀大笑、其乐融融。

我去看电影之前，就知道这是一部催人泪下之作，所以预感影片在欢聚一堂过后，肯定会出现死亡，只是没想到会是姐姐。整部电影看下来，影院里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性观众，就是从姐姐生病住院的地方开始被击中泪点，哽咽不止。

陆庆屹姐姐的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难以磨灭的伤痛。片子里并没有交代姐姐得的是什么病，后来从导演采访中才得知姐姐罹患的是肺癌。姐姐去世后的那个春节，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聚餐，父亲指着桌子旁边的一个空椅子说，那是留给姐姐的，这样的细节着实感人至深。

家是中国人内心最珍视的部分。春节关乎家庭团聚，无论身在天涯海角，到了一年终点，子女总要带上大包小包的年货，想尽办法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规定时间内赶回老家。这既是中华传统孝道使然，其实也是我们对自身生命源头的一种确认。

电影中姐姐的离世使得家庭团聚不再完整。父亲在聚餐时留下的那把空椅子，不仅是为了纪念亲人，也是家庭结构缺失的象征。

进退之间的县城

前几年的春节期间，媒体上流行着一种“返乡体”写作，内容大多是在在城里上学的大学生过年返乡后的所见所思。他们用知识分子的眼光重审自己成长的地方，文章中不乏对于村庄凋敝与陈规陋俗的描述与讨论。无论观点偏颇与否，“返乡体”确实反映了某种弥漫在中国社会上的普遍性情绪。

青年在外漂泊，使得故乡变成了一个陌生化的、需要被重新打量的空间。在我看来，纪录片《四个春天》某种程度上就是视觉性的“返乡体”写作。“北漂”导演陆庆屹利用影像的方式，表达了他自己对于故乡的思考。

陆庆屹的老家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那里是贵州的“南大门”，交通便利，当地人民生活得相对富足。不同于此前大多数“返乡体”的批判性眼光，陆庆屹镜头里的故乡到处洋溢着温情与暖意。

陆庆屹的父母是一对生性开朗、热情活泼的老夫妻，他们时常在田间地头引吭高歌，兴致起来还会翩翩起舞，看得出年轻时都是文艺骨干。老两口都已退休，相濡以沫地生活独山县城，有院子可以自己种菜，简单而自足。因为三个子女全部不在身边，可以想见，在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中，他们也只有春节的一段时间才能享受到一家人团聚的时光。

之前在网上流行一篇谈论中国县城生态的文章，作者在讲到县城处于城市和乡村的中间位置时说，“进，可看到城市的繁华热闹和贫困潦倒；退，可看到农村的恬静幽美和困苦挣扎。生活在县城，少了些城市的冰冷，多了些乡土的热情。”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高速发展背后，县城功能的真实写照。

县城，就像一个连接城市与农村的中转站，接纳了从农村走出的剩余劳动力，又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着人口。电影里的独山县自然也不例外。

对于陆庆屹这一代人来说，乡村基本已经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镜头里的梯田、水牛、草帽和背篓都只是作为衬托父母日常活动的背景出现。而对于陆庆屹的父母来说，乡村却是一种萦绕心间的“乡愁”，所以他们要经常到田野山林间去远足。姐姐去世后，也是被葬在乡下，一个老两口年轻时无比熟悉的地方。

影片中燕子在陆家过冬的细节也十分动人。由于县城房屋天井的存在，使得小燕子可以在陆家的房檐下筑巢，陆庆屹的父亲看到燕子每年冬天飞回自家的巢穴，感到非常欣喜，那是一份对大自然的牵挂和留恋。

同理，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父亲养了一箱蜜蜂，他像“初恋情人”般惦记着它们，半夜还不忘摸黑去照看那些小蜜蜂，“可怜的蜜蜂呦，夜里冷啊。”

无论燕子还是蜜蜂，其实都是从农村走出来而又无法融入城市的父亲的精神寄托。

时间与细节的力量

《四个春天》公映之后，不少评论都以“朴素的诗”“日常的诗意”这类措辞形容它的艺术风格。不过平心而论，作为一部院线电影，它的拍摄技巧和剪辑手法都没有太过高明之处，只是中规中矩地完成了基本叙事。但这部纪录片的成功之处，其实也就在于这种平实恬淡的风格，准确地说，是时间和日常生活细节本身的力量，成就了陆庆屹和他的处女作。

出名之前，陆庆屹是豆瓣网上的红人，ID名为“起床，吃饭”，人称“饭叔”。陆庆屹在媒体采访中透露，拍摄这部电影的动因是他在2012年到2013年间发在豆瓣网上的一系列描写自己家人的文章，尤其是一篇名叫《我爸》的文章，在豆瓣网上获得了惊人的传播，“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一种状况，文章下面没有一个恶意的评论，全都是善意的祝福。我已经习惯了我父母跟我平时这样的生活状态，我就在想：这些东西就那么动人吗？”

于是陆庆屹带着众多网友的祝福，决定重新看待自己家人的生活，他买了一台带视频功能的相机，开始无意识地记录。随着素材积年累月地增加，陆庆屹才渐渐有了剪成一部纪录片的念头。

然而《四个春天》里的家庭影像，并不完全是由陆庆屹自己拍摄的，中间有几段1990年代的影像片段出自父亲之手。相信很多观众都会惊讶于陆庆屹的父亲在20多年前的一个小县城里，就已经开始手持DV开始记录自己家庭的点点滴滴。对此，陆庆屹说，那几乎是父亲一种出于本能的记录。

毫无疑问，当20多年前父亲拍摄的粗糙影像与现如今陆庆屹自己拍摄的清晰影像叠加穿插在一起时，时间本身所蕴藏的巨大能量便经由荧幕上展现的生活细节迸射出来，在黑暗的影院里蔓延扩散，缓缓感染每一位观众。

记得有一位出生于清末的福州人叶景吕，他从1907年26岁开始，坚持每年去照相馆拍一张肖像照，不间断地拍了62年，历经清朝、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直到他1968年去世。如今这些照片被收藏者结集出版，在全球巡回展出，引发观者巨大震撼。这个展览的感染力同样来自于时间本身，无需任何其他的修饰。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有一个人受到这个片子的感染，拿起手机、摄像机多拍自己的家人，多拍自己身边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这是我非常真切的一个愿望。”陆庆屹曾如此表达他希望这部电影带给观众的东西。

我相信他的愿望已经实现，起码我今年已经准备把相机和三脚架塞进返乡的行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