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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是怎样建立的

2019-01-25 09:10
北京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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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建英

(作者上世纪90年代初曾任外交部发言人,后任中国驻卡塔尔大使)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国家对外宣传的需要,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国务院涉外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1983 年3 月1日,时任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发布会,宣布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图为1982 年3 月26 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就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式建立之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也成为外交部决定建立发言人制度的一个契机。

1983年,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国家对外宣传的需要,外交部决定正式建立外交部新闻发布制度。1983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举行首次例行记者会。时任新闻司司长齐怀远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主持记者会并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我1984年进入外交部新闻司工作。1985年新闻发布处一成立,我就被调至该处任副处长,后任处长,共六年,有幸为在1985年至1991年担任发言人的三任司长和多名副司长服务;我在1991年至1993年任新闻司副司长期间,也做过发言人。可以说,我亲历了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早期发展的一段历史。

近几年,我在社会上和与一些大学生互动中,有时听到关于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些微词,感到虽然近年来发言人曝光率很高,但人们对发言人机制的了解并不多,需要加强对发言人机制的介绍。

建立发言人制度是形势所需

外交部建部后,多次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声明或谈话,但没有实体发言人,只是空头衔,没有形成制度。

随着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作用的增强,逐渐产生了建立发言人制度的需求。新中国诞生之后,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政策,到1970年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55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打开,一些原来受美国控制的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到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增至120个。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逐渐加入了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民间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问题上表明态度。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的立场,国内公众也希望听到政府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初,外交部新闻司有了建立发言人制度的想法。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在继续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强调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苏中关系。在中苏关系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峙了20多年之后,勃列日涅夫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邓小平注意到讲话所传递的信息,认为这为中国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机会,指示外交部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

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在位于东四的外交部办公楼主楼门厅举行了发布会,对中外记者表示:“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虽然只有三句话,但向苏联传达了中国也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向世界传出中苏关系可能发生转变的信息。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里回忆称:“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国务院涉外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一个月后,即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发布会,宣布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

经过30多年发展,发言人制度逐步成熟

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发言人制度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开始几个月,每周举行一次定期发布会,但是只发布,不接受记者提问。1983年9月,发展为发言人在每月第一周的发布会上现场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1986年7月,发展为每月在两次发布会上现场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1987年6月,发展为在每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1997年,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和记者会时间的限制。2011年9月,开始在每个工作日都举行记者会。

除了例行记者会外,新闻司从建立发言人制度一开始就建立了电话答问制度,记者可以通过电话向发言人提出问题,新闻司通过电话或发布会对问题作做出回答。2000年,新闻司又设立了发言人值班移动电话,新闻司处级领导在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在内的每天值班,移动电话24小时保持畅通,记者可以随时与发言人办公室联系。近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外交部又建立了网站,开通了微博、微信,用多媒体手段提供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的发布内容和答问,方便了中外记者的报道。

此外,外交部发言人进行发布和答问的方式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发言人从坐着发布和答问,改为站着发布和答问;从现场交替传译,改为1996年取消翻译,1997年又改为同声传译,这成倍增加了提问和答问时间。

关于发言人的称谓,一些媒体、一些部门称“发言人”为“新闻发言人”。思来想去,不知为何在“发言人”前加“新闻”二字。发言人通过发布信息和回答问题阐述的是政府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看法和主张,不是“新闻”,记者报道出去才叫“新闻”。在“发言人”前加上“新闻”二字是不确切、不妥当的,正确叫法应该是“发言人”。国际上的普遍叫法也是“发言人”,即“spokesman”或“spokesperson”。

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团队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发言人答问,是发言人工作的最后阶段和成果。发言人在举行发布会之前,要做大量准备工作,具体来说主要有两项:设想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和准备表态口径。问题设想得全,就可不打无准备之仗,避免在记者会上陷于被动。

表态口径是我外交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具体表述。发言人答问效果好坏,除了时效、时机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取决于口径,取决于口径的质量。因此,高质量的口径是保障发言人工作效果的最关键、最重要的因素。

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口径是如何制订的呢?新闻司新闻发布处(现为发言人办公室)是专门负责协助发言人工作的处,以前一些人称之为“口径处”,有数十人。发言人与发布处人员一起设想问题,草拟口径,然后将这些问题连同口径草稿发到外交部有关地区业务司会签。在各司,先由主管人员和处长审阅修改,然后交司领导审改。有些口径还需要报部领导审定。如果涉及其他部委,还需送交有关部委会签。有些重要口径,需经过中央批准。譬如,钱其琛1982年3月26日的那三句话,就是报邓小平审定的。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表态口径是外交部依据我外交政策,考虑具体问题的具体情况,经过反复研究、推敲、斟酌制订的。发言人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全部性工作,发言人在发布会上的应对,是整个外交部共同努力的结果。表态口径的制订过程,也是外交部各个司局上上下下协调看法和政策的过程。

拟定表态口径,对外表态,是发言人和发布处的职责和“专业”。发言人及其助手一直致力于提高口径质量和对外表态效果。发言人要拟定好口径,做好准备工作,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政策的调整;需要时时刻刻密切跟踪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热点地区的形势、突发事件及老事件的新发展、新动向,对国际形势有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需要了解我与各国的关系,特别是与大国的关系,知道这些关系中有什么敏感或者重要问题;需要了解中外记者关注的问题;注意学习和积累各种外交知识、国际知识;等等。在制订口径过程中,发言人和发布处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力争把口径写好。发言人及其助手的政策水平、语言能力、谈话技巧、聪明才智反映在口径中。

发言人“念稿”是正常做法

社会上甚至外交部有人对外交部发言人念稿表示不解。如何看待“念稿”,涉及对发言人机制的看法。发言人不是国家领导人,不是部长,不是决策者。发言人答问,不是智力竞赛,不是即兴演讲,不是现场作秀。发言人不是发表个人看法和意见,是代表外交部表态,是在外交问题上代表中国政府表态,是向全国、全世界诠释中国政府在外交问题上、国际问题上的正式立场、政策、意见。他们被称为“发言人”,实质上只是政府的“代言人”。

陈毅元帅被任命为外长时,向周总理请教,周总理对他说了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陈毅在外交部一直强调“外交大权属中央,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外交部所有人员都熟记周恩来总理“外交无小事”、“外事无小事”、外交决策权属于中央的教导。“外交授权有限”,是各项外交、外事工作的戒律,当然也是发言人工作的戒律。

发言人在记者会上面对的是各国记者,各国记者身后是各国媒体和政府。在信息时代,发言人说出一句话,各国媒体立刻作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进行报道,立刻传到世界各国。在记者会上说话,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发言人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说错话,就会对我国的外交造成影响和损失。按照经过严格审批的口径表态,是发言人应该严格遵守的政治纪律。外交部前副部长齐怀远在“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座谈会”上说,他担任发言人之前,请示钱其琛:没有口径如何办?钱其琛表示,有口径的问题,就回答;没有口径的问题,就不要现场回答。发言人“念稿”是正常做法,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也大都念稿。

外交部发言人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担任。从发言人制度建立至今34年(到2017年)来,30位发言人虽然各有特点,但是都遵守发言人制度的严密机制和严格纪律,都坚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把握和宣介中国外交政策的能力和水平。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所面临的国内外舆论环境更加复杂,媒体和民众关注问题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对发言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上升,发言人表态的底气更足,可以发挥的空间也相应增多。在继承外交部发言人制度优良传统和做法的基础上,现在发言人自己研拟口径的比例大大增加,语言更加生动,现场发挥更多。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各界认识和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平台。

钱其琛是拟定口径的典范

钱其琛对拟定口径工作非常重视,对如何提高口径质量作过多次指示。譬如,1992年,我在随从时任部长钱其琛出访时,他对口径工作讲了几点意见。大意是:外交部的表态口径,对都对,但有两个毛病:一是回应问题的方法不够巧妙;二是老重复那几句话,要有新的说法。答问不能太长,要短一点,口语化一点,不要太死板。

钱其琛是编写口径、对外表态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新闻司做过两次业务讲座,汇报学习钱其琛部长两会记者会准备答问口径和现场答问的体会,现仅举几例。

例一,关于中国同意韩国记者采访两会是出于什么考虑的问题,口径的初稿是“我们欢迎外国记者按我有关规定来华采访两会活动”。钱其琛将其改为“我们欢迎韩国记者按我有关规定来华采访两会”。显然,初稿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钱其琛的回答针对问题,直截了当。钱其琛利用答问的机会,表明我们愿意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立场。中韩于当年(1992年)8月建立外交关系。口径一般应该针对问题,提高口径的针对性。

例二,关于我对台湾直选问题的口径,钱其琛将“我们不承认台湾选举所谓的‘总统’有合法性”,改为“我们不认为台湾选举所谓的‘总统’有合法性”。原稿中的“不承认”包含的意思是,可能是合法的,但是我们不承认。而“不认为”则表示选举的总统本身没有合法性。发言人必须加强语言学习,体会语言的细微含义、相近语言之间的差异,字斟句酌,准确选择用词,准确表达要表达的意思。

例三,关于中国颁布《领海及毗连区法》是否会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原口径是“中国颁布《领海法》是重申中国的一贯立场,不会影响中日关系”。钱其琛改为“中国颁布《领海及毗连区法》明确规定钓鱼岛属于中国,是重申中国的一贯立场,不应影响中日关系”。原口径未提钓鱼岛,而实质问题是钓鱼岛的归属问题。钱其琛利用答问机会,重申钓鱼岛属于中国的立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至于中国颁布《领海及毗连区法》是否会影响中日关系,不是中方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任何双边关系的发展都取决于双方,而不是一方。说“不会”,有点主观臆断;而“不应”则意味着中日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但这不是中国的愿望。如果日本借此在两国关系上做文章,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只改一字,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

例四,关于台湾“重返联合国”的问题,原口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它能加入联合国吗?台湾一部分人妄图挤入联合国实现其分裂国家的目的,这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钱其琛将其改为“1971年联合国大会以2/3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决议。台湾有人妄图重返联合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口径是经常使用的老口径,完全正确,但总重复老口径,缺乏影响力。钱其琛引用历史事实,援引具有法律效力的联合国决议,更有说服力。将“不可能得逞的”改为“不可能实现的”,语言更平和,更容易被外国记者接受。

例五,关于美国、英国、法国在安理会提出制裁利比亚的决议问题,原口径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制裁措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钱其琛改为“我们不赞成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对利比亚进行制裁,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经钱其琛修改过的口径,表态更加明确。

例六,关于台湾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问题,原口径是:“GATT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在该国际组织中,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府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早已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后,我们不反对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单独关贸区加入该组织。”钱其琛删掉了前面一段,只用了最后一句,口径更加简明扼要。

例七,关于西方国家有人借中国国防费用增长宣传中国威胁论问题,钱其琛在答问时列举了关于中国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中国与美国、日本的人均军费比较,国防预算比较及物价因素等大量数据,说明“中国军费水平是很低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用于防御的”。对外表态,摆事实讲道理,可以增强说服力。

上述钱其琛修改口径的范例,显示了对拟定口径的一些基本要求。从钱其琛对口径的修改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关于如何拟定口径和如何对外表态的知识。他修改口径的文本,是极好的教材。

王毅部长在2013年12月12日举行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的一段讲话,对外交部发言人工作作了很好的总结:

今年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建立30周年。“三十而立”,经过30年探索努力,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善,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和中国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30年来,共产生了27位外交部发言人。他们所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有各自的独特风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忠诚、使命、奉献。他们从心底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热爱所从事的事业。在发言人的岗位上,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尊严,持之以恒地诠释中国外交的理念、方针和政策,积极致力于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我愿借此机会向27位发言人致敬!

跨越而立之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希望并相信,外交部发言人将继续发出和平发展的声音,传递合作共赢的理念,播撒友谊信任的种子。

原刊于《纵横》2017年第8期,责任编辑:杨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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