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培公侧影

古语云“文如其人”，然而每当我将这句话与章培公联系在一起时，却总感到不那么靠谱。

章先生应该算一个反差比较大的人。他的学生中有很多我的好友，他的好友中也有我的忘年交，如黄永年先生；从他们的言谈中，以及其他人一些描写章先生的文章中，我感觉章先生很容易亲近；然而现实生活中，章先生本人的表现却有点让我望而生畏。

在九十年代，前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我接触章先生的机会实在不能算少。那时史地所与古籍所这两个在复旦可以比穷的单位都在文科楼八楼，史地所居东，而古籍所偏西。到办公室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两个单位的先生们在楼道里出没。其中当然少不了章先生的身影。八楼只有一个盥洗台，位于大楼走道的东头，古籍所的同事但凡要正式地洗点什么东西，都要走完长约四十余米的过道，从史地所办公室门口巡视一番。章先生偶尔也会过来，例如洗洗茶具之类。而仅有的一部电梯，位于楼道中间的阳面，正对着史地所会议室，由于运行速度奇慢，每次下楼都要在楼道里等候良久。那个位置，也就成为我那十多年当中见到章先生次数最多的场所。

章先生等电梯的姿势非常奇特。一般人等电梯时总归轻松随意，而章先生的样子很严肃。记忆中，他除了偶尔一两次穿着家居服，经常穿一套簇新的藏青色西服，手上拎一个纸袋，默默地伫立在电梯口。那个身影，庄严肃穆，远远一看令人油然而生敬畏之心。章先生不苟言笑，行动厚重迟缓，说话也慢条斯理的，音质低沉浑厚，以至于让我在好长时间里都误以为他是一个拙于言辞、缺乏生活情趣的人。 

后来读他的文章，却得到一个截然相反的印象。

一九九九年春夏之交，我买到章先生新出的《灾枣集》。当时我正撰写拙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二零零零年出版），除了在专业方面隔三岔五地感到头疼，还经常为文章学层面的问题而苦恼。我本科和硕士都是在湖南师大地理系念的。理科的环境，老师们对文章的要求是简单直接，有科学性。这个要求当然很不容易达到。而历史地理的文章除了要有科学性，还有一定的人文性。这就必须在讲究文章技术的同时，再讲究一些艺术性。而这方面，老师当然是不教的——但凡能教得会的学生，让他自己捉摸捉摸也就会了；自己捉摸不会的学生，一般来说教也没有用。于是乎，这方面的修为基本上只好各安天命。

那时候鹿鸣书店还在国权路政肃路口南端不远，附小西侧墙外的马路边。我在那里看到章先生的《灾枣集》，随手一翻，大呼过瘾。于是买了一册，花两天时间细细地把它给读完了。

在文章中，我看到一个跟现实生活中印象完全不同的章先生。思维锐利，言语轻灵，活脱脱一个武功高强的游侠，“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我自己在遣词造句时碰到的种种烦恼，在他的文字中荡然无存。一尘不染，各种好。激动之余，我想，何不请他在书上签名留念呢？于是壮起胆子，带着书就找到他办公室去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章先生热情地把我迎进他的办公室，要我坐下，还张罗着要给我泡茶。他的办公室有点乱，书架上每一层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茶罐。我他看动作并不十分灵便的样子，自然不好意思要麻烦他泡茶。于是站着，把书从包里掏出来，说明来意。为了掩饰平时不上门，一来就求他签字的唐突，我说平常见他很严肃，感觉像古人所谓正人君子，令人一望而生敬畏心，云云。

谁知他对我这番恭维毫不领情，他竟然觉得他自己很容易接近。当时谈蓓芳老师正好在一旁，也帮着他说话，说章先生性格很随和。好吧，这话题就不谈了。我赶紧把书递给章先生，想请他快点签好字走人。以后碰到问题要请教了再说。

章先生却不肯签字。他一边说着推辞的话，一边从口袋里掏。良久，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钱包。又良久，从中寻出一张皱皱巴巴的汇款单，要我看。他说，这本集子里的文章给人改过了，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意见；稿费单给他汇来很久了，他准备把款项退回去。所以这字他就不签了。

看他说话时态度、语速一如平常，没有丝毫的愤懑之色，我可能不自觉地有一些疑惑挂在脸上，谈老师也帮着作了一些解释。我只好怏怏地扫兴而归。

之后不久，我又找了一本他的《洪昇年谱》，跑过去找他签字。这一次他无多话说，提起笔就帮我签了。我很得意地对他说，这是初版初刷本。他幽幽地感慨一句：当年出版社高估国人的阅读兴趣，给这样的一本学术书印了一个如今看起来简直是天文数字的册数。这句话让我既沮丧又庆幸：得亏找他签了个名，要不然这本书就没那么稀罕了。

那些年我的专业兴趣先是在两湖的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稍后又重拾佛教地理，与章先生的治学范围有点远。搬到光华楼以后，稍稍做一点文学地理，可是已经不容易看到他了。印象最深的与他相关的一件事，便是在二零一一年六月赴台的前一日，到古籍所会议室去给他献花。当时广宏兄在，相对怆然。

尽管跟章先生的直接交往只有那么有限的一点点，但印象中却总觉得他并不遥远。即使在他离开后的这七年里，恍惚中也不觉得他已经远行。每每诵读他的文章，脑海里便浮现出那个熟悉的身影。

一九九七年冬，读到他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所撰的后记。他先引用蒋天枢先生一九七九年为该书所写的《题识》：“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十周年，余亦老矣。”而后感慨道：“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十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当初看到这句话时，惕然心惊：章先生才六十出头，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吗？现在回想起来，他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地苍老过。他留在我们这一辈人心目中的形象，永远都是一幅沉着稳健的中年人的样子。

最近读他的《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二年版），对其中一篇《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的文章大感惊讶。该文初刊于《中国文化》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完全是一篇够得上在文学地理学术史上大书一笔的文章。该文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存在于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地区差别，特别是南北地区的差别，我认为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并且阐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果忽略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确切地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的全貌及其发展过程，也难以究明宋代以后文学发展缓慢的原因。”尽管只说了两个方面，已然把文学地理研究的学术价值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

章先生以《诗经》和《楚辞》为例，加以对比分析。他首先抓住的是这两部作品在思想、精神上的差异。他提出：“《诗经》和《楚辞》在思想上的最大不同，是在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上”。在《楚辞》中，“诗人傲然把自己凌驾于公众之上”，而返观《诗经》，“《离骚》等作品里的那种以个人与社会相抗衡的精神在他们诗篇里是不会出现的”。由此他认为，“以《诗经》为代表的文学强调集体，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则比较注重个人。”

中国文学地理的研究，虽然早在百余年前就出现了刘师培的名文《南北文学不同论》（一九零五），之后又有不少相关的论述；但形成一股潮流，其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很多人都注意到一九八六年金克木发表在《读书》第四期的《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认为该文对文学界产生了很深的刺激，堪称文学地理研究热潮的风起青萍之末。相关的具体研究，则多推重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零）中“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章，认为该书带动了文学地理学的发展。章先生的上述文章，一九八九年初就已经刊布，可以说在这一领域其实是开风气之先的。

文学地理的潮流兴起以后，一些学者提出一个宏伟的目标，想把文学地理建成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与文学史相抗衡的二级学科。其思考理据是，时间固然是文学的一个基本属性，空间也是一个与之相对称的基本属性；既然文学史可以成为一个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又有何不可？这个说法成立与否固然别是一是非，关键是，提出这种主张的学者却似乎并没有能够把文学地理的学术意义阐释到一个足够的高度。只是说文学地理研究涉及到文学要素的空间分布、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然则这些东西干文学何事？——章先生不玩文学地理之类的概念，却一语将文学地理的学术意义提升到“确切地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的全貌及其发展过程”。这，恐怕不能不认为他对于文学地理的学科理论有高屋建瓴的建设之功。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文学地理的研究离不开文学和地理两方面的滋养。历来一些研究文学地理的学者，都主张文学地理的研究要以文学为本位，可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却往往只是采取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套路，将一些文学要素如作家籍贯分布等加以统计分析。显而易见，这样得出的结论虽然与文学有关，却只能停留在文学外围。并不是对文学内容的地域差异的研究，不可能深入到文学的核心。也不可能实现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理想。章先生这篇文章并不标榜文学地理，它是一篇本色当行的文学史研究。其中援引一些历史人文地理的差异，用以说明文学层面的问题。水乳交融地实现了文学和地理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堪称文学地理研究的成功范例。

（本文题为《培公侧影——兼述章培恒先生对中国文学地理研究的贡献》，刊于《薪火学刊》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