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学传薪︱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

所谓“绝学”，指的是既面临失传危险、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又事关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学问。如果这些濒临断绝的学问真的失传，将使我们丢失大量古代中国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进而失去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能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不管是与国际接轨的深入程度，还是传承绝学的资源、能力，中国学界都有了长足进步。《上海书评》推出“绝学传薪”访谈系列，请四位在不同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学者，呈现他们的学术理解和学术成果。相信通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些或将成为“绝学”的学问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满语列为“critically endangered（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

满语曾是清代“国语”，但由于历史原因，满语口语目前只在极少部分地区得以留存，且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濒临消亡。另一方面，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形成了大量满文公文，成为后人解读清代历史的钥匙，满语文因此不同于一般“死语言”或“死文字”，在研究领域有独特的地位。

位于新疆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满语文的一块“飞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官兵移驻伊犁，组建“锡伯营”，是当时伊犁驻防八旗的劲旅之一。当地锡伯族人至今保留民族语言和风俗，其语言和满语基本相同，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在建国初期国内满文人才极度匮乏之时，锡伯族人维系了满语文的教育和传承。

吴元丰，1956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研究馆员，曾任一史馆满文处处长、副巡视员。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二十余部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致力于满文历史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及中琉关系史研究。

本文为访谈上篇，吴元丰研究馆员介绍了满语文从鼎盛至衰落到几乎消亡的过程。他以“母语”使用者的经验，谈论对满语现状的感受，并以文献工作者的眼光，观察档案中的满语发展脉络。

满语是怎样走向濒危的？它的发展、消亡有哪些关键的历史节点？

吴元丰：满族是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民族，在历史上建立过两个王朝政权：金朝和清朝。女真作为满族的先人建立金国，创制女真字；我虽不懂女真文，但语言学专家读出女真语单词时我完全能听懂，这说明，女真语和满语是非常相近的。

金朝灭亡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改用汉语文，一部分留在东北的仍然使用女真文。到了明朝后期，语言仍在使用，文字却逐渐失传，女真人改用了蒙古文或汉文。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作为建州女真的首领，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这时女真社会与明朝、蒙古的联系日益紧密，借用蒙古文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

从档案来看，努尔哈赤很可能既懂汉语又懂蒙古语。他是管理一方女真部落的明朝命官，常常进抚顺做贸易；另一方面，他生活的地区离蒙古也很近。最后，努尔哈赤命人借用蒙古文创制满文。

清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以后，满语文随着派驻全国各地的八旗兵丁而逐渐扩大使用区域。很多人一听八旗就以为是满族的，其实不然，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满洲八旗里也不全是满族人，还有蒙古族、锡伯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除京师八旗外，全国各地也得派驻防兵，携家带口，军民合一。

由此，满语从原来集中于东北一隅，到北京，再扩大到中原各地，因而语言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周边一些编入满洲八旗的民族如锡伯族、达斡尔族也开始学习满语。

早期清王朝更注重保留本民族特色，满汉文并用，甚至是有意识地强调本民族传统。中原地区汉族人口众多，在汪洋大海中抓牢自己的本色，对新政权来说很重要。皇太极自不必多言，到顺治仍是如此。顺治是一位过渡性的皇帝，他在位时清朝入关不久，面对这么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汉文化，心理上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档案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清军入关后是逐渐统一全国的，并非一蹴而就，一史馆藏有部分反映这个过程的档案，比如“内阁满文秘本档”，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军消灭李自成、张献忠义军余部，推翻在江南的南明政权，以及收复郑氏政权占据的台湾等情况。

但到康熙年间就不一样了。康熙这个人比较温和，在文化上极具包容性，且不只对汉文化包容，对西洋文化、蒙古文化都有很深的兴趣。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满文、汉文教育，在他治政之下清规戒律也比较少，满汉文化交流逐渐加深、扩大。

举例而言，康熙年间刊行的《大清全书》是清代最早的满汉词典，编者沈启亮就是个汉族人。而《康熙字典》更不用说，是非常有影响的一部汉文字典。康熙还组织以满文翻译汉文典籍，如《资治通鉴纲目》等等。实际上，顺治时期也有用满文翻译的汉文经典，比如《诗经》；但有不少名词性的词汇是音译，因为相较于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化，满语词汇相对贫乏。

康熙在位六十年，八旗兵驻扎各地的日子久了，军队下层接受汉文化也越来越多，因为生活中免不了同汉人接触和交流。这时清朝高层还没有注意到满语文面临的危机，在大量八旗兵中，尤其是中原地区的，语言上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雍正是一位严厉、勤勉的皇帝，档案中，他在奏折上的朱批文字比清朝任何一位皇帝都多。雍正四十多岁即位，真正建立了中央集权，创立了很多制度，为后来乾隆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乾隆时期，随着国力的全面强盛，满语发展也达到巅峰，并在乾隆中期以后走向下坡路。你所说的历史坐标，或者历史节点，这时就出现了。

一方面，乾隆朝在强调多样性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满语。

乾隆本人精通多种文字，包括满文、蒙古文、汉文、藏文；他的高层官员也大都通晓满汉双语。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满文译本四书五经、古典名著里的音译词汇，全部改成意译，创造了很多满语新词汇；甚至很多官印也要改，而且要通过钦定。

康熙曾敕修《御制清文鉴》，是一部纯满语词典，以满语注解满语，当时满语词汇还十分有限，许多新出现的满语词汇还没有规范和普及。而到了乾隆朝，敕修《御制增订清文鉴》，是一部满汉合璧辞典，规范和收录了大量的满语新词汇。

总之，乾隆时期的满文发展达到了顶峰。有些语言学家批评乾隆的措施武断，但我认为他的做法整体上对满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

然而，负面效果也产生了。由于乾隆对满语言使用的严格规定，这门本来容易学的语言，变得不好学了。满文作为一种拼音文字，过去拼写有一定的随意性，但乾隆必须要求规范化、标准化书写。他敕撰《钦定清汉对音字式》，规范人名、地名书写，统一满汉文对译标准。

再加上满族人对汉文化的崇尚等原因，满语在乾隆中期就转向衰落。

对于这个判断，档案中也有依据。雍正十一年（1733）档案记载，在直隶保定府雄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雄安，考核了五十名八旗驻兵，满洲兵不会说满语，只有锡伯兵还会说满语。（“经臣考核雄县五十名驻兵，步箭善射者无，次劣各半……除锡伯披甲外，均不会满洲语。”《镶黄满洲旗副都统保明满文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满语由鼎盛转向式微，乾隆帝自己应该也看到了危机。后来他开始强调“国语骑射”，“国语”就是满语。这种强调，也从反面证明满语此时已经在走下坡路。

乾隆以后更是如此，从档案文书中可以看到，满文书写越来越不规范——过去对于哪些奏折该写满文、哪些该写汉文有明确的规定，后来就逐渐混淆了。满文更多地应用于八旗、宫廷事务等礼节性方面书写，而涉及到内容比较复杂的文书时，基本上就用汉文书写了。

到了光绪年间，人人都发现这个问题了。这时期官方编了许多满语教学书、对话书，八旗里开始强调满语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旗人、满族人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更加速了满语的消逝。直到现在，还能说满语的满族人就只剩下黑龙江省三家子村、五家子村的几位老人了。

您曾提到，新疆“锡伯营”官兵后裔至今能说满语，甚至早在雍正、乾隆年间，满洲兵丁就已经开始不会母语，而锡伯官兵还能讲满语。能否谈谈锡伯语与满语、锡伯族与满族之间的渊源？

吴元丰：我是锡伯族人，常常被问及锡伯族源流，所以我也关注这一问题。根据现有史料，锡伯族发源于东北，祖先是东胡——拓拔鲜卑部，从大兴安岭地区沿河流逐渐向南迁徙。到明末清初，集中居住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开始接受蒙古语，同时也开始接触满语了。从地图上看，锡伯族人生活的地区，夹在蒙古族和满族两大居住区域之间，必然会接受这两大民族的文化。康熙年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派人到尼布楚同俄罗斯谈判，因为“与俄罗斯相议时，皆用蒙古通事”，需要会蒙古语的人，就下令挑选锡伯人做翻译，因为他们既懂蒙古语，也懂满语。

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清政府为加强东北驻防，将锡伯族改编入满洲上三旗，分驻于齐齐哈尔、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三城。编入满洲八旗后，锡伯族人大体上脱离了原先跟蒙古族人混居的生活环境，接受清政府的直接统治，披甲当差，驻守边疆，开垦种田，直至清朝灭亡。

在语言方面，锡伯族人开始在官方设立的学校，系统地学习标准的满文、汉文，尤其是满文，而逐渐放弃了蒙古语文。据清代东北地方志记载，早先锡伯族人说的话“非清非蒙”，也就是说，既不是满语，也不是蒙古语。这说明他们原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渐渐消亡，满语成为通用语言。

事实上不唯锡伯族，清代其他少数民族也学习了标准满语，如达斡尔、赫哲等民族。民国时期居住在呼伦贝尔地区的达斡尔族仍然用满文书写信件和公文；1979年我到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调查时，当地还有一些老人懂满文，至2011年我再次到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时，只剩下一位老人会说满语、又能看懂满文。

此后锡伯族的居住区又有几次大变化。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99-1701）间，锡伯族官兵被迁至盛京（今沈阳）、京城（今北京）等地驻防；时至今日，沈阳还保留有锡伯族家庙以及几万锡伯族人口。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从盛京及其所属各城抽调一千零二十名锡伯官兵，连同家眷一起迁往新疆伊犁驻防，编为伊犁锡伯营。新疆锡伯官兵后裔普遍使用满文，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满文稍加改革后作为本民族的文字使用，一直保留至今。

这就是锡伯族历史变迁的大致脉络：兴起于东北，一路向南迁移，到辽宁，进北京，一个世纪后又有一部分迁往新疆。我从锡伯族家谱上看到的姓名也印证了这一点：早期锡伯族人多以蒙古语命名，编入满洲八旗后越来越多以满语命名，到清中叶，东北地区首先出现了汉语名字，而新疆地区锡伯族家谱出现汉名比东北地区晚五十年到七十年左右。

1973年国务院教科组对满语的情况做过调查，报告中说：“除新疆锡伯族还在用以外，满文已成死文字。”满语文在其他地区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在新疆地区的锡伯族人中流传至今，您能否具体谈谈这段历史？

吴元丰：锡伯族人作为清朝的国防军携眷迁驻新疆，我常说我们是“老兵团”，在保卫边疆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把语言、文化传播到那里，并且传承下来。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经过多年努力、刚刚统一新疆天山南北不久，为加强西北边疆防务，巩固统一局面，乾隆皇帝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派八旗官兵携家带口地迁过去，戍边屯垦，固守疆土。

比锡伯官兵早去的，有张家口外的察哈尔蒙古官兵和黑龙江的达斡尔、鄂温克官兵，而比锡伯官兵晚去的有甘肃凉州、庄浪、宁夏、陕西西安、河北承德的满洲官兵，以及陕西、甘肃的绿营官兵，由这些官兵组建了几个驻防军营。

驻在新疆的“锡伯营”是伊犁驻防八旗的组成部分，是军政合一的组织，人口相对集中和独立，不与外人通婚，与迁驻前在辽宁地区相对分散的状态截然不同。此外，伊犁“地处极边，形势四塞”，“锡伯营”驻防地在伊犁河南岸一带，北边是河，南边到东边都是山，地理环境相对闭塞，为留存语言创造了条件。

当时迁去的几个少数民族情况也不同。我比较过档案中的人口资料，从辽宁抽调的锡伯官兵以年轻力壮者为主，从盛京到伊犁跋涉行进一年多时间，路上就生下了数百个小孩。而且他们是从各驻防点精选出来的正规八旗兵，又在辽河流域生活已久，比较顺利地适应了伊犁河流域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其他民族的情况参差不齐，有些是青壮年比较少，有些是纯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即使是作为正规八旗兵的满族人，由于长期驻防在内地省份已失去农牧业生产技能，对新环境的适应相对缓慢一些。

所以，这支西迁的锡伯族人，本身是精兵强将，过去以后从军事到经济各方面都相对发达。特别在文化上，“锡伯营”的八个牛录都建立了学校，有完善的教学系统。他们的满汉双语教育保守估计也从光绪年间就开始了。直到现在，伊犁锡伯族聚居地学校仍保持着汉语和锡伯语双语教学的传统，而且每个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对孩子的教育，以培养出有文化的人才为荣。

为何没有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

吴元丰：辛亥革命在伊犁地区几乎与内地同步发生。当时新疆的首府是伊犁惠远城，驻有以满洲兵组成的“旧满营”和锡伯兵组成的“新满营”（光绪初年从伊犁河南岸锡伯营抽调的兵丁）。起义的新军很快攻占了“旧满营”，而“新满营”的锡伯官兵与新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停火谈判，最后达成协议，锡伯官兵撤回到伊犁河南岸。民国政府成立后，仍保留“锡伯营”八旗的建制，继续履行戍边屯垦的使命，保持相对独立性，对外接触相对少一些，因而得以保留原有的教学传统和自己的语言文字。

但是，锡伯族人逐渐感到应该有自己的文字。这时锡伯族去新疆已经将近两个世纪，在其语言中吸收了不少周边维吾尔、哈萨克、蒙古、俄罗斯等民族的语言，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新词汇，传统的满文已不太适应。

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锡伯族知识分子中懂俄文的人不少，还翻译过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有人就提出用拉丁文记锡伯语，易学易懂。有人不同意，认为应该继续用满文，但要进行改造。一段时间的讨论以后，1947年锡伯族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达成共识，在过去使用的满文基础上，适当根据当下使用语言的特点和需求做一些增删，改造成现在的锡伯文。

语言是变化发展的，这几十年间又有了许多新词汇。我现在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年轻人开玩笑说，我讲的是清代的语言！这也许是因为长期从事满文档案工作，不知不觉吸收了一些清代书面语。反过来讲，现在老家年轻人讲的锡伯语，与我1975年离开老家到北京时候的语言比较，也有了不少变化。我曾走访过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黑河地区五家子村的满族老人，他们说的满语我完全能听懂，而我讲的话他们听起来有困难，而且有些词汇根本听不懂，可见目前新疆锡伯族讲的语言已有自己的特点了。

满语虽然几近失传，但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例如金启孮先生曾指出，《红楼梦》的语言就有过渡时期的特殊味道，带有“满语式汉语”的残留，并受到满语词的影响。能否请您谈谈满语留在汉语中的痕迹？

吴元丰：满语和汉语互相都有影响。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郝时远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其中提到：“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体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普通话的前身北京官话，上溯元明，推广于清代。普通话的标准音采集点，是以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62%的承德滦平县。”满语对现代北京话的形成非常关键，这是肯定的。

但我不是语言学家，不能从语言学的角度回答你。不过，生活里有些词汇让我自然而然地感受到这种影响。比如北京的一种名食，叫“沙琪玛”（满语sacime），这个词是典型的满语，在满语中意思是“剁着做的”。语言是发展着的，各种文化交汇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形成了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