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背心的背后：精英治国的现状与民主共和理念的撕扯

出于环保的考虑，法国政府于去年决定提升燃油税，并以此税金补贴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按理说这是许多国家都采用过的政策，但是，这项政策在法国却演变成了我们称之为“黄背心运动”的蔓延全国的抗议运动。黄背心本来是法国人在修车时身上会穿的带反光条的背心，在这场运动中也被愤怒的法国车主们选择来作为运动的标志。从去年十一月初的近三十万人参加的第一场抗议以来，“黄背心运动”已经进入了第十一周，虽然有明显的降温迹象，但是似乎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调侃一句法国人就是喜欢上街闹革命是许多国人对这场遥远的示威的反应，但是为什么这一个看似平常的燃油税加征就引爆了法国社会呢？其实这反映出的是法国社会更深层次的撕裂，是逐渐出现的共和国的精英和人民之间沟通的障碍。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次运动，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法国的精英主义传统和其现在面临的问题。

法国独特的精英治国传统

“在巴黎将会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共和国各处怀有技能的公民都将在这里接受各行各业最出色的教授的教导，学习教书育人的技能。”

共和历三年（1794年），法国公共教育部发布政府令，正式在巴黎成立高等师范学院，成为当时共和国的第一所“大学校”（Grande école）。此后的两百年来，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巴黎高等商学院以及高等经济商业学院为代表的法国大学校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成为了共和国的一部分。从这六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掌控法国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领导人。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自从戴高乐在1958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来，法国总共经历了八位总统。除了戴高乐自身出身行伍，毕业于军校之外，包括现任总统马克龙在内的其他七任总统全部来自上文提到的六所学校。不论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都是法兰西共和国精英教育系统的产物。而最近的研究更是发现，法国CAC40股票指数统计的全法前40大企业的领导人中，有80%都来自巴黎高师、巴黎理工或巴黎高商这三所“大学校”中的一所。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曾在他的著作中将这些“大学校”的毕业生称作“国家的贵族阶级”（La Noblesse d’État）。而从十一月开始在法国一发不可收拾的“黄背心”运动的核心诉求就是希望马克龙和他代表的这一精英阶层不要继续忽视底层民众的声音。法兰西共和国的精英主义似乎走到了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

以大革命为契机，在专制旧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却发展出了如此独一无二的对精英主义的青睐，这是由法国本身的历史决定的。从启蒙运动开始，共和国和精英主义这两个看似无法兼容的理念就逐渐在法国生根发芽并共同茁壮成长的，最终在法国形成了精英和民众之间特殊的关系。

大革命和共和国的新精英们

“大学校”并不是共和国和革命党人的新创造，精英主义一直流淌在法国社会的血液中。路易十四在1679年成立了炮兵官兵学院，是为法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冠名“学院”的学校。此后在十八世纪，波旁王朝的路易们接连建立了五所皇家军事学院，为法兰西王国的军队训练军事人才。这些军事学院成为日后共和国建立的涵盖各行各业的“大学校”体系的雏形。即使除开代表着专制皇权的波旁王室，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的思想家们也普遍表达出对精英主义的推崇。包括狄德罗、孟德斯鸠以及伏尔泰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都表达了对于古罗马或古希腊式的全民平等抽签治理国家的“民主”制度的担忧。

在狄德罗撰写的《百科全书》中，他亲自撰写了“贵族制”这一词条

“贵族制是一种统治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少数的出身高贵的人和智者掌管政府事务…所有就政治这一话题撰写过著作的作者们都认为贵族制是所有政治形态中最值得推崇的。”在狄德罗看来，即便是当时如热那亚或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共和国，实际上也采用的是贵族制。孟德斯鸠更是君主立宪制的强烈支持者。而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思想家们想要的只不过是一个理性的，有能力的，有智慧的精英阶级。

伏尔泰就在他的著作《风俗论》中就批评当时欧洲普遍被无能的国王，贵族和教士阶层垄断的统治阶级。他将当时的中国赞美为世界上最理性的文明，而在这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中，伏尔泰最为推崇的就是中国当时的教育系统以及考试系统。在他看来，这一套教育系统确保了帝国的官员饱读古典哲学和智慧，并可以将这一理性的光芒带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因此，承接启蒙思想的法国大革命在摧毁了旧制度，废除了贵族阶层后的要务就是要选拔新的精英来来管理法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校们作为培养共和国精英的场所应运而生。和文章开始提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一同在共和历三年建立的共和国第一批大学校还包括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国家工艺技术学院以及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一年之后的共和历四年（1795年），又有包括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海军学院、航海学院等等其他七所大学校被建立，使得大学校总数达到十一所。就如同这些学校的名字所展示的那样，共和国的政府给它们划定了专精的领域，它们的任务就是为共和国政府输送各自所在领域的最优秀人才。

“这些学校每年招收的学生应该和各个对应行业的需求人数相等，他们从入学的那一刻起，就将专注于在各自所在的领域为国家服务。”

这是当时公共教育委员会的成员福尔克洛瓦在他提交给国民议会的报告中给大学校的功能做的定义。大学校的这一功能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在漫长的岁月里为法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治国理政的精英。自从第一共和国之后，不论是波旁王朝的复辟政权，或是拿破仑三世建立的第二帝国都没有停止建设大学校系统的努力。到今天，全法共有超过两百所大学校。法国政府内部诸如通信、路桥、国防、财政、最高行政法院及审计法院等等重要部门的高阶公务员则几乎只招收各领域内最顶尖的大学校的毕业生。

精英阶级的固化及“贵族”化

以国家的力量建立的大学校体系在近两百年以来为法国的各行各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的精英人才。大学校严苛的入学考试以及学校内部紧张的学习环境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的都是万里挑一的优秀人才。这些出身平民的人才在大革命后迅速替代了传统上的唯血缘论的贵族阶层和皇亲国戚们，成为法国在十九世纪大放异彩的强大助力之一。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后，本应是为了共和国选拔最优秀人才的大学校系统逐渐成了法国精英阶层完成自我延续的场所。换句话说，本来应该是选拔人才，不论出身，只看才干，促进下层有识之士完成阶级上浮的大学校们，成了上层保持垄断资源和维护阶级固化的手段 。这也是为什么，皮埃尔·布迪厄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中将这一阶层称作“国家的贵族”。

布迪厄在其著作的第一章“贵族阶层的产生”中就清晰地阐释了这一系统工作的原理：所有想要进入大学校学习的学生都必须先在高中毕业后进入俗称“预科”（Prépas）的大学校预科班学习两年。在这些预科班中，学生们就会根据自身选择的科目被分到不同的班级中。布迪厄将这一过程称作是“将拥有相似社会及学术背景的青少年隔离在分开的空间中”。他认为，这种人为的“选择性的隔离”最终创造出的是一个有高度统一性的内部认可度极高群体。同时通过“校友会”这一组织使得这一统一性可以在之后继续延续。这样的群体生活同样使得这些预科班的学生天然就和其他“非预科班学生”之间产生了心理上的分割。在这些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大学校预科班和大学校们成为了法国的“贵族制造机”。

即便是在最极端的政党中，人们也可以发现这一套精英系统的影子。典型的例子就是极右翼政党国民集会（旧称国民阵线）的前副党首菲立波（Florian Philippot）。虽然他是一个极右翼民粹政党的成员，但是拥有巴黎高等商学院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的他同样也是大学校系统的毕业生，也是精英系统的一员。这一和大学校的创立背离的现状也导致了法国内部精英群体与普通民众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矛盾。

这一逐渐僵化的系统在本世纪初受到了法国舆论多方面的批评，许多著名的法国大学校也都采取了使自己招收的学生背景更为多元化的措施。但是从现阶段来看，这一措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法国不平等观察中心在去年五月份发表的教育不平等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大学校中依旧严重缺乏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学生，完全无法正确反映法国的阶层构成。

结语

和第五共和国所有前任总统一样，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出身顶尖的大学院。就在他的任上，“黄背心”运动爆发了。这个由法国底层民众自发发起的运动，自从十一月开始以来已经延续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从运动的一开始，参与者们就打出了对抗精英的口号。马克龙作为法国精英体系的代表者，承受了整个社会对于这套僵化的体制的愤怒。法国舆论普遍注意到了这次“黄背心”运动和以往的民众示威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对整个旧有体制的拒绝与抛弃。没有政党组织，没有工会参与，基层法国人自己组织起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法国革命历史学家玛蒂尔达·拉赫尔在《世界报》的专访中就指出，此次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现状有一个相似点，那就是国家的精英不再能兑现他们对底层做出的保护的许诺。随着法国经济长期的低迷，国家正在从基层乡村慢慢撤离。许多乡镇基层的公共服务都在逐渐退化萎缩。曾经对国王和贵族不满的法国人发动了大革命，现在对国家精英不满的底层民众发起了“黄背心”运动。两者之间当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其背后折射出的法国精英社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毕竟怎样让人民接受精英们的政策以及精英们的想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考验一个精英阶层构成的政府到底执政能力如何的重要考题。精英主义不一定不好，但是处在精英主义中的精英们要必须一致保持自己的水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