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笔记｜为了学区，我在悉尼负重买了三套房

文 | 张肃纯

编辑 | 刘成硕

去北京南边1万公里买房

2014年5月，北京的最后一丝春寒，在雾霾的摧压之下被驱散。这个城市，如我过去九年所熟知的那样，又一次在本应明媚怡人的季节里，一秒入夏。

地铁四号线里，挤满了晚归的通勤族。刚刚出站，我便接到了男友从悉尼打来的电话。

“房子我选好了，你看看怎么样。”男友把公寓的户型图发给我，还附上了几张效果图。

那是一栋五层高的小型公寓楼，红色的砖墙被绿树环绕。楼里只有一部电梯，可容纳大约26户；顶层是两套复式公寓，地下两层是车库和储物间——典型的澳式低密度住宅设计。

二层，面北，南半球最佳的采光朝向。两房两卫一书房一阳台，总面积90平米。澳洲公寓论套卖，不算平米价格，没有均摊面积；统一装修，标配基本厨具和家电；一个停车位，一个储物间。总价格57万澳元。

我下意识地用这个数字乘以五——澳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从2008年开始就稳步下降，但近300万人民币，对我这个毕业不久、月入九千的北漂来说，仍然是天文数字。

“我对悉尼的房价没概念，你觉得好就买吧。”在我的认知里，“北京房价”就像是一个参照物，可以去比拟任何高不可攀的东西。而在悉尼，像我男友这样的普通上班族，依靠工资收入，也有能力贷款买房。

回到三环边上15平米大的出租屋。隔壁同学的小音箱里，反复放着阿黛尔的新歌；不久，另一位邻居回来，踢了高跟鞋开始做夜宵。我躺在逼仄的单人床上，睁着眼睛发呆。“失眠症”从我读研二开始就挥之不去。

几天后，男友发来一封邮件，是澳洲的房屋买卖合同。密密麻麻的英文，只有那一排阿拉伯数字最为扎眼。末尾有男友的签名。

辞职、退租，捐衣服、卖书，处理社保、户口、档案、银行卡。紧锣密鼓地做好了出国前的一切准备，我在10月下旬抵达悉尼。

男友住在中国城边上的一栋高层公寓里，这也是我初达澳洲的落脚点。

“新房子还没好，我们先凑和住这儿吧。”他把屋子收拾得无比规整。

“比我在北京住的地儿好多了。”除了偶尔出没的澳洲小强，我对这个独立的小公寓很是满意。

“我约好了律师，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给新房合同补个签字。”还在国内的时候，男友就跟我解释过，因为人在海外，当时业主的名字只能写他一个；现在我来了悉尼，就可以把我的名字加上。

在悉尼买公寓楼花，需要先付房价的10%才能交换合同，等房屋交割的时候再交一个10%，就可以拿钥匙入住，剩下的80%去银行贷款。从悉尼大学毕业后，男友去伦敦挣了几年英镑，略有积蓄，便自己交了这笔首付；而我在北京那些年，勉强能养活自己，至于存款是一点都没有的。

“这笔钱不能让你一个人出。要不我问我爸妈借一些吧？”说这话的时候，我其实很心虚。工薪阶层的父母，能供我读到硕士毕业又资助我出国已经不易，我开不了口要买房的钱。

“不用了，跟你恋爱的时候我就开始存钱了，都办好了，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去。”男友一向踏实稳重，为了让我来澳洲，他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起去见律师。房屋买卖的合同，在悉尼必须有专业的房产律师介入，在开发商和买家之间进行交涉。验明身份之后，律师拿出了几份文件，让我一一签字。

走出律师事务所，澳洲十月的阳光洒在脸上，碧蓝的天空无限高远。南半球的春天已经到来。我便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离北京一万公里的城市，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啃到“学区房”这条萝卜

Carlingford是悉尼西北的一个区，距离市中心不到20公里。我们的新房子便买在这儿。

第一次来这个区，我立刻理解了“土澳”这个称谓的由来。市中心以外，悉尼很多地区都是“乡下”——火车线覆盖不到，公交车仅有一两班，出租车更是不见踪影。人少树多，房屋低矮，商业稀疏，走几里地也看不见一个便利店。

在悉尼，没车就等于没脚，去哪里都不方便。我们从中央车站坐火车，半小时后换到另一条线上。这条线一小时才一班车，终点站就是Carlingford；到站后，乘客稀稀落落地下车。站台末端，铺设的铁轨戛然而止，一张铁丝网上写着“禁止跨越”的警示语。听说政府本来计划将这一站与隔壁大站Epping连接起来，因为附近居民反对，修了一半就搁置了。

步行了十几分钟，我们到了Carlingford Road，这条长3.3公里的路横贯东西，两边都是别墅，房号从1号排到247号。我们买的楼花，就在这条街上第一栋推倒别墅重建的公寓楼里。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悉尼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矬子”——摩天大楼仅限于CBD，商业区与住宅区泾渭分明。低矮的红顶独立屋（house) 是通用民宅，高密度的公寓楼（unit）是少数建筑。随着移民的涌入，住宅出现缺口，政府便重新规划了一些区的土地性质（re-zoning），使得原本的独栋别墅可以改建成公寓，引发了一波公寓建设的热潮。

很快，在我们这栋公寓楼开工之后，Carlingford Road的前后左右都开始大兴土木，几百座别墅地块被开发商高价买走，一栋栋五层小公寓拔地而起。

“这是悉尼最好的一个学区”，男友说：“附近有好几所全州排名靠前的公立小学和中学，以后孩子上学就不用愁了。”与住哪儿读哪儿的Aussie（澳洲本地人）相比，华人移民们极其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在经济上却往往无力承担私立学校的费用，因而顶级公校成为理想选择。买房，是中国人的执念；买学区房，更是中产家庭的宿命。即使到了悠闲低压的澳洲，“学区房”都是悬在辛勤如驴子的中产面前，那条轻易啃不到的萝卜。

2015年夏天，我们在悉尼登记结婚，人生大事尘埃落定。秋天，我们收到了律师发来的房屋交割通知。按照标准程序，我们找了房产经纪人，安排了几家银行做估价。估价取决于市场，不管合同买卖价是多少，贷款额最多只能到估价的80%。

我还没有拿到澳洲永久居民身份，不能工作、没有收入，贷款便由老公一个人申请和偿还。那时，老公的年薪只有8万刀，在全悉尼属于中等水平。好在我们没有孩子和债务，家庭经济结构简单，澳洲联邦银行（CBA）便批准了贷款，每个月需要连本带利还2200刀的房贷，总共30年付清。

在交了第二个10%的房款以及1万多刀的印花税之后，我们这个年轻的家庭几乎没有了任何积蓄。所幸，澳洲政府为了鼓励人民买房出台了一项福利政策，给首次置业者每家1万刀的现金补助。律师帮我们申请了这笔钱，我们自己又添了4千，买了辆二手汽车代步。

拿到新房钥匙之后，老公特意让我来开门，给我这个新婚妻子一点点家的仪式感。新房就像快捷旅店一样简洁：白墙、白砖、白柜子、灰地毯，统一配备的银色厨具和家电。不需要像国内一样买了毛坯房再装修，新房体现了澳洲人的“简单不讲究”，几乎可以拎包入住。

买了洗衣机、冰箱、微波炉和电视机，家电就齐全了。接着，我们去宜家买了家具，又连续当了几个周末的安装工，把板材和螺丝钉变成了沙发、床和柜子。墙上的几个大相框里，挂着我们在悉尼各处拍的婚纱照。门口的小地毯上，写着“Welcome Home”——朴素的新家就这样布置好了。

搭上火车，投资西北荒地

搬进新房的第二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虽然每个季度都能领到政府发的不到两千刀的育儿补贴，老公一个人养活全家、还房贷，也是有些辛苦。一拿到新签证，我便立刻开始找工作。

2017年初，孩子刚刚断奶。再次写简历的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快三年没有工作了。与其说“重返职场”，不如说是“从头开始”：我在悉尼职场毫无痕迹，在国内那引以为傲的学历和经验，在这里都水土不服。去几家白人公司面试，都因为缺乏本土工作经验而失败。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托朋友介绍华人公司，暂行过渡。

第一个给我offer的公司，是与我专业对口的媒体集团。年薪只有3.5万刀，悉尼合法工资的最低水平。做了一个月的活动策划，我天天都在“自我身价遭到贬低”与“初来乍到积累经验”的矛盾中度过。对于我们这样的年轻夫妻，“苦”是可以忍受的，“穷”却会把人逼疯。我再次托人引荐，终于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华人企业，找到了一份年薪7万刀的工作。

悉尼的房价，从2013年就开始抬头，到2016年已经呈现飞涨趋势。朋友圈里的房产中介，天天都在用“睡眠收入”来给大家洗脑。有现金的朋友们，也都在一套套的买房。具体数据不清楚，但每套房子每年的市场价，至少涨个5到7万是不成问题的，相当于我一年不吃不喝拿到的全部工资。

投资房产的心，开始蠢蠢欲动。我们已经有了一套自住房，如果还能再有一套投资房，那么以悉尼的租金水平，每个月收到的房租在偿还完自住房贷款的同时，还能余下个几百块，这样一来，跟许多华人“以房致富”的路子一样，我们也可以只付一套的房贷，却拥有多套出租房产。

是个好主意！但是没有现金，一切都是虚幻啊。房产经纪人说，市场好，房价一直在涨，你们可以去找银行重新做估价（Refinance）来套现买房，很多华人都是这么干的。他立刻给我们安排了三家大银行的估价师，重新来我家验房、估价。近几年，我家附近的公寓密密麻麻地建起来，各种商业和生活配套也紧跟其后，又有顶级公校的加持，没想到我们这套自住房的市场价，已经涨到了75万刀，比买的时候足足多了18万！

我们都高兴坏了，马不停蹄地选了估价最高的银行，重新以两个人的名义共同申请贷款。跑了几次银行，等了一个多月，新的户头开好了。多贷出的十几万，银行以现金形式打给了我们；总贷款数增加，月供比以前多了1千刀，刚刚好在我们承受力的区间。

钱拿到了，房子买哪里呢？悉尼街头到处都是卖房广告，朋友圈的中介近乎疯狂地推盘，但凡有现金的华人们都在伺机买房。悉尼往东是传统海滨富人区，我们这点钱，就算能交第一个10%，短期内也攒不够第二个；悉尼西北却在大力开发，政府发出了宏伟的铁路计划，又把牧场和别墅区改为公寓区，一时间铁路沿线的荒地，被各国资本的开发商圈走盖楼。

2017年6月，我们沿着西北铁路线，买了第二套房子。首次置业的机会已经用过了，但当时政府还有一项买房优惠政策，就是投资房在65万以下可以享受5千刀的现金补贴。用一位中介朋友的话说，政府为了鼓励人民买房可谓绞尽脑汁，而后知后觉的澳洲人觉得，房子只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他们幡然醒悟的时候，房价可能已经飙升到买不起了。几年下来，从亚洲涌入的海外资本，已经把平静的悉尼房市搅浑了。

三年前买的自住房，离市中心20公里，优质学区，57万；三年后买的投资房，离市中心35公里，荒野牧场，65万——我们已经错过了买房的最佳时期，但也算是搭上了房价上升的末班车。

交完首付，新的目标又明晰了：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交一笔1.5万的印花税，还要存6.5万在交房时付给开发商。仅靠我们二人的工资，勉强能够做到。

然而，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我们却无法掌控。

煮熟的鸭子，一定要追回来

拥有一套学区房，是我们夫妻内心最大的安稳。不料这份安稳没存多久，就在一次跟朋友偶尔的谈话中彻底破灭。

2018年初，一个刚刚搬到我家附近的朋友带着孩子来串门。提起上学，他们说已经在Carlingford Road东边的那排新建公寓楼里买了一套，可以去上全州排名第九的Epping Heights小学。

“那我们两家的学校都是Top 10了。”我笑着说。

“你们这个位置，不是应该上后面的Carlingford Public吗？怎么会是Top 10呢？”朋友很认真地说：“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查过了，最近这个区人口太多，好学校已经爆满了，所以今年教育部重新划了学区，你快查查吧！”

我赶紧打开手机查学区地图。原来，我家所在的地址，已经被全州第二的公立小学Carlingford West划出去了！现在我们就近入学的Carlingford Public，在全州排名170，仅仅是个中游学校！

我又朝东查了查，排名第六的Epping West，距离我家不到1500米，学区范围已经缩小到附近两条街之内了。我们的房子，巧妙地避开了附近所有高排名的小学。

真是晴天霹雳！我如临大敌地打电话问中介、找朋友，得到的答案就是，人口涨得太快，教育部对学区是一年一划，住得离学校稍微远一点，尤其是公寓楼，极其容易被划出去。现在只能接受这个结果，重新买一套学区房。

“再买一套”，这四个字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煮熟的鸭子，竟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飞了。

买学区房，又一次成为了我们家庭奋斗的主题。上网查了一天，公寓贵，少量的别墅更贵。而我们不久前才把现金花在了西北那套投资房的首付上，根本没有实力再买一套。

这个时候，悉尼房价已经从抛物线的最高值开始下跌。很快我们就发现，“抛物线”不足以形容这种跌势，应该用的词语是“雪崩”。

第一时间找房产经纪人，想重新做估价，看能不能再次套现。几天后收到电话，估价竟然比去年还低两万。

“现在不仅是估价的问题，还有银行贷款政策收紧的问题。” 房产经纪人说：“像你们这个区，因为新公寓数量暴增，有些银行已经不再放贷款了，就算批准也贷不到80%。你们得准备更多的现金。”

估价套现失败，我立刻找了一个中介朋友，问她手上有没有好学区的盘。她很快介绍了一个高层公寓，三房要卖到116万，三个月后交房。也即是说，三个月之内我必须准备好至少20%的首付，这是将近25万刀的现金啊！我请她帮我多找几家银行，听说有的民间贷款机构能有办法贷到90%。

几天后朋友回电，说只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但只能贷70%；还有一家基金公司可以贷90%，但条件极其严苛，需要花掉8万左右保证金且不予退还。”作为朋友，我不建议你买这套房子，就算你们勉强买下，以后的生活品质一定会受影响。”

“要不转变思路，买个旧房子吧？有老人小孩，两房已经不够住了，我们干脆一步到位买个三房，我也喜欢住独栋。”我边浏览卖房网站，边跟老公说。

挑来挑去，发现一套在Carlingford West边上400米的二手别墅等着拍卖。我们立刻约了中介去看房。这套房子上下两层，三个卧室，空间很大。里面的印度租客正在辅导儿子做数学题。

“要不是孩子想换北区的学校，需要钱买新房，业主也舍不得卖这套。”中介滔滔不绝地说着。这套房子附近都是别墅群，除了学校什么都没有。买菜得开车10分钟，火车得先坐公车才能转。

125万。由于是别墅，不仅需要先交10%的首付，六周之内就要完成交割，随后就要交印花税。这意味着我们在一个多月内要准备30多万刀的现金，不像楼花一样可以慢慢存。这套房子是那条街近五年放出的唯一一套物业，买家很多，我们还需要参与拍卖，才有机会买到。

最终，我们没有出价。看了几套旧别墅，我们被市场狠狠教育了一番：在我们这个学区，没有30万现金，什么样的房子都买不到。

绝处逢生，负重拿下第三套房

不能放弃。我默默发誓，一定要买到学区房。那段时间，我三天两头就提一个想法，已经顾不上靠谱不靠谱了。

“悉尼的学区不只我们这一块，要不再往远一点去看看？”我提出了一个思路。

恰好有个朋友也想买学区房，我们商量了一下，可以合资在往西更远的Hornsby区买个旧别墅，推倒重新盖成两个联排别墅，这样下来每人大约90万就够了。老公很快咨询了几家设计建筑公司，发现实际需要花费的资金，很可能远高于我们的预算以及市场报价，整个施工过程不可控的因素太多。一言以蔽之：我们做不了。

“算了吧，还是看公寓楼花吧，还能给个几年时间存钱。”又一轮的折腾之后，我们不得不放弃独栋别墅，哪怕是二手房。

“人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我不是药神》里的这句台词，就是那时候我们的真实处境。

“老公，要不我们把现在住的这套卖了吧？”卖房虽然是下策，也比无计可施的强。

“我们这套不能卖，虽然不在最好的小学里，但比很多区的学校都好多了，周边配套又齐全，一定非常好租。另外中学也是很好的，卖了太亏。”

2018年6月，悉尼的房子已经卖不动了。在遏止房价的呼声中，政府终于不堪压力，出台提高近一倍的印花税政策限制海外买家；银行贷款政策同时收紧，投资者几乎销声匿迹。

“要不就上后面那家？其实也不差。”老公试探性地问我。

“排名170，你愿意去？我从小到大就没上过排名前十以外的学校，我的孩子难道还不如我？”我继续说道：“我朋友都是给孩子上私校，咱们难道无能到连好的公校都不能给孩子？”

“私校的各种费用一年五六万，提前三年就要面试和排队。你觉得咱家能负担起吗？”老公问我。

当然负担不起。但就这样算了吗？像我们这种奋斗了多年才来到澳洲的第一代移民，没有经济资本，上好学校就是让孩子有更好未来的唯一选择。

“要不把西北那套投资房卖了？”打听了一圈，现在不仅找不到买家，价格比买的时候还低好几万，此外已经付给政府的一万多刀的印花税，不给退。

“要不……咱们借钱吧？你小姨不是在新加坡做生意吗？她肯定有钱借我们的。”我终于拉下脸说出了这番话。开口借钱，在我和老公接受的教育中是最难启齿的事情。

“就算借到，150多万的人民币，以我们的工资，一年存不下3万刀，你多少年才能还得完？” 老公觉得我病急乱投医。

沮丧，怨自己，怨老公，甚至怨父母不是大款。那段时间，我仿佛魔怔了一样。看着可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我岂能容忍因为自己的无能，让她从起点上就活得平庸？可是没钱，总不能去抢银行吧？绝境，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一筹莫展之时，一套新的公寓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华人区Epping的火车站旁边，一套澳洲顶级开发商的三栋高层公寓开售。附近商业配套一应俱全，离又一所Top 10的公立小学Epping Public仅300米之遥。

我们去看了销售展厅。房子很满意，只是价格仿佛一点儿也没受到房市的影响。高22层的公寓楼，每层六户，只有一套三房，且多数好的楼层已经卖出去了。高一层贵一万，斟酌之后，我们选了15楼：120平米，三房两卫两车位，东北朝向，市区景观，木地板，澳洲顶级家电配置。

156万。

比我们这几个月以来看的任何一套都贵。首付15.6万，15个月后交7.7万印花税，五年交房。另一个10%我们还有时间存，但第一个10%，算上我们目前所有的积蓄，还差七八万。

离开售楼处，回家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老公握了握我的手说，他来想办法。

老公和孩子爷爷打了很长的一个电话。两个星期之后，他通过外汇公司给我们转了10万澳元。我忽然想到，十几年前，孩子爷爷在国内投资过一个加油站，近几年老板要收回这个生意，在分红上出现了分歧，他们几个股东一直在打官司追欠款。我问老公，是不是官司打赢了，欠款追回来了。老公说，你不用操心，这笔钱我们先拿着用吧。

我知道一向争气孝顺的老公心里是什么滋味，也明白公婆为了我们，一定想尽了办法。我们并没有给父母什么，反而在成家之后依然要寻求他们的帮助，真是万般愧疚。

无论如何，2018年7月，我们的第三套房子——一套名副其实的学区房，在曲曲折折之后，终于买到了。

勒紧裤腰带，我们租房吧

买房容易供房难。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两人要存够第二个10%和印花税，还要想办法还掉公婆的钱。不仅如此，更大的问题是：这套楼花要在五年后的2023年才交割，而我的孩子在2021年就要去上小学了。

咨询了学校，没有交割的房产不能作为在学区居住的凭证。朋友说，很多华人花钱买学区内的水电费账单作为地址证明，但我和老公一向本分胆小，这种暗度陈仓的办法，我们不敢用。其实，我们可以先在家后面排名170的那所学校上，等新房交割了再转学。但是我想让孩子一开始就在好学校呆着，免得二年级再转学跟不上，瞎折腾。那么，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租房。

掰着手指算了算，2020年6月必须报名且出具地址证明，那么2020年初必须签下租房合同。现在是2018年，我们还有一年半的准备时间。

不久之后，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家庭负担一点也没有减少。所幸，我和老公的薪水都涨了一次，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也用一套学区房解决了。经过这一番“缺钱”的洗礼，我也意识到，过日子就是辛勤的点滴，我们这个中产之家，不允许谁花里胡哨。

那就勒紧裤腰带吧。

本来计划在有第二个孩子之后换辆新车，如今看着我们这辆二手现代也不赖，随便剐蹭不心疼，换对儿轮胎还能再开几年。只是个代步工具，能用就行。一个名牌包，够孩子上一个学期的早托班了。一支迪奥口红，够孩子上十次游泳课。做一次美容，也够孩子上好几次音乐课了。忽然觉得不再买这些东西，仿佛反而赚到了。悉尼歌剧院的高级会员，立刻取消掉。以后看歌剧、听演唱会，就上YouTube吧，画质清楚，还能随手暂停。白天把充电宝拿去公司充满，晚上回来充手机、iPad和电脑。电费又涨了，在家随手关灯成为一条新规定。

除非特殊情况，不在外吃饭。我们买菜的地方，也从家对面的商场，变成了开车40分钟的蔬果批发市场——那里的价格比超市便宜五六倍。老公工作这几年一直在带饭，而我喜欢吃新鲜的，每天中午都去餐馆吃，还要顺手点个饮料。一个月下来，光是我的午饭钱就高达四五百刀，实在罪过。我马上买了个饭盒，开启带饭模式。

孩子长得快，新衣服能不买就不买，有几套换着穿就行了。绘本和玩具，一律去图书馆借。交那么高的个人所得税，怎能不享受一下公共福利？日常用品，能淘宝就淘宝——即使算上国际运费，在国内买也比在悉尼买便宜多了，何况悉尼的产品大都也是Made in China——怎么划算怎么来。一年一次回国，改为两年一次；一年两次全家出国游，改为一年一次境内游。

但是，孩子的兴趣班，我们一节不落地去；托儿所也是全区最好最贵的一所。两年前给孩子开的教育基金账户，每月200刀的储蓄雷打不动。全家三口的保险费，一分钱也不能少。逢年过节给父母的红包，也不能省。至于我和老公自己，消费欲望几乎为零。

节流以外，开源也很重要。我便开始在国内和悉尼找老朋友，问他们有没有活儿可以做。很快就找到了一份翻译的兼职，做了几个月，人民币薪资实在太低，换成澳元更是惨不忍睹。换了一份在悉尼的平面设计兼职，每周有300刀的收入，虽不固定，也聊胜于无。

老公在白人公司上班，加班费和差旅补助很高，他就经常主动报名，做这些老外们不愿意去做的辛苦工作。

“我总以为结了婚，就再也不用每个月等着工资过日子了，谁知道现在还要不断地算钱。”我用手指划着手机银行里的账单。

“花钱当然要有计划了”，老公说：“我们的儿子马上就出生了，以后也要教他们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爸妈能帮多少，这是命；人生还是要靠自己不是吗？”

我点点头，把刚收到的工资的30%，存进了我们只进不出的联名账户。

2019年，我们要养两个孩子，还要准备供三套房子。想到那一个个数字和付款截至日期，我“虱多不痒”地笑了。能有目标并为之奋斗，不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吗？更何况，我们这对而立之年的小夫妻的奋斗，都是为了孩子——孩子就是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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