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春天》：贵州城镇的文艺春天

《四个春天》的故事从鸡鸣狗吠中开始，随着陆爸爸熏好新一年的腊肉香肠，陆妈妈跟电视里的费翔唱《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缓缓进入。

这一年，游子归来过春节了，陆爸爸在一旁笑着，看陆妈妈和好朋友余姨妈唱起了快乐的山歌：

“春来桃花满树开，

一叶小舟荡波来。

今天同观那西湖景，

笑在眉毛喜在怀。

人无艺术身不贵，

不会娱乐是蠢材。”

如歌所唱，陆爸爸和陆妈妈都爱好艺术，是会娱乐、懂生活的聪明人，妥善安排好工作与家庭，也能在空闲时间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栽花种树、行山跑步、养蜂练字，处处闪现日常的光彩，其中，留给观众最深印象的无疑是音乐。

在《四个春天》中，陆家总被音乐围绕。陆妈妈爱唱歌，做着针线要唱应景的花灯：“妹呀，在的房呀中的绣呀罗裙呀。”一家子吃着饭要热闹，先来一首《青年友谊圆舞曲》，“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再来一首劝酒歌：“一杯我的美呀酒，听见花儿开咯咿，进那门来咿呀。手提我的情意壶子，今天花儿开咯咿，罚呀酒三杯。”上山打野菜要唱山歌指导：“打菜莫打那边坡，那边打菜不满箩。”春天里郊游兴致好，也要来一首《花儿与少年》：“春天里么到了这，迎春花儿开，迎春花儿开……”陆爸爸会二十多种乐器，中式传统乐器笛、箫、二胡等自然不在话下，还自己上山砍竹子做箫笛，拿废弃的腰鼓做二胡。小提琴、吉他、键盘一类西洋乐器，陆爸爸也能来上几下。技艺不精，却乐于尝试。走廊上持箫吹一首《红河谷》；在黄昏的屋顶，拉一曲舒曼的《梦幻曲》，均自在动人。

陆爸爸和陆妈妈的琴瑟和鸣，作为《四个春天》理想化的一面，令观众颇为感动。陆妈妈性格豪爽，开朗热情，又是远近闻名的山歌能手，常年身处热闹之中，唱歌是她的特长，也是她的所爱，是她精彩生活的灵魂所在，重要性无需赘言。而对于陆爸爸，按陆庆屹的话说，“不和过多的人来往”，“音乐是他唯一的精神出口”。通过陆爸爸对音乐的痴迷，我们得以看到一名贵州城镇教师、知识分子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而他独自制作乐器，演奏、品味音乐，虽是乐趣所在，却间接表现出某种孤独。在形而上的层面，他没有同行者，就像陆庆屹说的：“也许我妈是他唯一的知己。”因为他们这种丰盈雅致的日子，并不算是贵州城镇的常态，甚至可以称作异数。

事实上，陆庆屹所说的“学校老师闲暇时喜欢聚会吹牛抽烟喝酒打麻将”，才是真正能够代表贵州城镇的大众文化。最主流的麻将，最受诟病。陆庆屹的哥哥陆庆松在他最新的公众号文章里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很欣慰父母的娱乐没有选择“铺天盖地盛行的麻将”。前几年，贵州某县调来一位来自发达省份的县委书记，才来几周，就被县城中浓郁的麻将文化所震惊。为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懒散作风，该书记很快就下了一纸“全面禁麻”的政令。那段时间，听说人们都在思考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不打麻将干什么？”

麻将文化，包括吹牛抽烟喝酒等等享乐文化，并不仅仅存在于贵州，但是在贵州县乡尤为普遍，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长久以来交通的不便、经济的落后而带来的文化生活的匮乏。的确，这些年进城的浪潮，让年轻人们村里乡里的往县城去，县城的往省城去，省城的留在省城，或往更大的城市去，老人离世，传承中断，很多地方文化难以为继。但在贵州的很多地区，山歌还在唱着，一些民俗传统还在发挥着作用。只是追求城市流行的年轻人多半对这些古旧玩意没有兴趣，他们更愿意看演唱会、话剧或球赛。而如陆爸爸，对民间文化如山歌、花灯戏感兴趣，但对于小提琴这一类西洋艺术也感兴趣，在没有剧院、音乐厅的城镇，便无法获得满足。缺乏硬件条件，亦没有意识进行相关的教育和培养，只能在过时的传统与碎片的“舶来物”中游移，终究无法形成整体的文化氛围。

当然，远走的年轻人会返乡，带来城市的新鲜事物。也会有民间群体、非政府组织加入，参与到当地的文化建设之中。但不论是如陆庆屹姐弟这一类在大城市中完成了自我二次教育、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故乡陌生人的远游者，还是纯然的异地来客，都很难真正了解地方传统，激活当地文化资源；而他们带来的新的文化样式，又很难进入在地者，了解他们的文化需求，投入与收获的错位是常有的事。政府本来是最应该发挥作用的，但束缚于政绩工程、多方利益，最终也很难真正着眼于文化本身。于是可见，即便是县城新开了一家家KTV、电影院，广场舞持续风靡，依然无法触动麻将的霸主江湖。

所以某种程度上，陆爸爸疏离的音乐自我是一种环境的产物，因对生活的期待与现实背离，而选择远离，退回到自己的一方天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很难抗拒当下享乐的快感和刺激，但凡对自我有一丝怀疑，便很容易被环境影响和改变。但陆爸爸内心坚定而平和，始终努力投入生活，又与生活本身保持审美距离。对他来说，音乐不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思考，是面向自我的深省，探索精神和能量的边界。不希求理解，或交流的回报。也因此，陆庆屹说陆爸爸：“虽然每样乐器的演奏水平都不高，但为此陶醉。这样一个沉醉在精神世界里的人，他和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陆庆屹有一位发小，叫老帅，初中毕业后没有和同龄人一起外出打工，而是留在家里种地，因为这样就有很多空闲时间看书。后来，他开了一间修理铺，窗台上还放着已被翻得很软的唐诗宋词。在陆庆屹看来，老帅对文学的爱并不是小城文艺人的情怀，他有天赋、有积累、有见地，是可称为腹中有料的人。

陆庆屹曾参加过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在KTV，他被室内声浪所震，走到门口的沙发上抽烟。两位同学看到他，问他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说没有，随便想想。问想什么，我说想未来。他们扑哧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你们没有，我有。他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天鹏腿一软，扶着我肩膀说，你啊，还是考虑做我们独山最好的导演算了。我说拭目以待。他俩顺着我的话，好好，拭目以待。说着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像搀着病人似的，推门进去说，走走走，唱歌去。”

和陆庆屹在KTV那晚一样，老帅也曾经尝试跟朋友提起他的“文学梦”。结果是《四个春天》电影完成了，获了奖。陆庆屹当时被同学们当作病人呓语的话，变成了一种励志，成功的预言。而老帅的梦依然是梦，“大家都以为是玩笑，嘻嘻哈哈不当回事，后来索性不再提了”。

陆庆屹的同学和老帅的朋友如出一辙的反应，或许正是城镇文化匮乏的一种表征。在过于务实的生活之中，人们的精神时间轴很短，难以看到历史的价值，对未来展开想象，也很难真正接受既定生活模式之外的其他可能。只有和陆庆屹这样，离开了乡野狭隘，打开了世界的人在一起，老帅才“第一次跟人说了这么多内心话”。老帅说：“在独山活了几十年，很寂寞。”

老帅和陆爸爸很像，都有一片自己的精神净土，为身边的环境所不容，老帅是文学，陆爸爸是音乐。然而不同的是，陆爸爸却从未说过“寂寞”，相反，他自足于他微渺的幸福，对人生毫无怨言。究其缘由，大概是生活在贵州城镇的陆爸爸以及他所代表的老一辈人与老帅和他代表的年轻一辈的价值分歧。

陆庆屹、老帅这一代追求的是自由，追求的是自己人生的独特价值。陆家三姐弟自幼离家，为学业和事业打拼，尤其是10岁半即上了中央民族大学预科的哥哥陆庆松，算是范例。而老帅有梦，想要实现，便不能只是如陆爸爸的音乐一样，只面对自我写作。他渴望突破，却受到桎梏；期待被认可，却不能被理解，所以会出现与周围环境的紧张感。城镇的生活脱离深厚的土壤，又只是城市亦步亦趋的效仿者，与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外部世界存在某种鸿沟。这种鸿沟促使能出走的青年人不断出走，不能出走的成为孤岛，又不断加深着断裂。

而陆爸爸这一代追求的是责任。陆妈妈曾转述过陆爸爸对一生的总结：“我的儿女都是很优秀的，我的妻子又漂亮，如果能有个孙子赶快抱，那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此生足矣。”在陆爸爸的观念中，儿女、妻子是最重要的，他所追求的生命意义是作为父亲、作为丈夫的责任，他对于生活的期待和安排是家庭至上，个人至下的。所以他钟爱音乐，却不奢望成为音乐家，只是让乐器们成为日常的调剂，一种美妙而有力的精神力量。他不喜欢周边的环境，却不与其对抗。他可以不受它的干扰，但也不会让他的选择干扰身边的人。他的音乐契合着他的人生，他的生活方式与他的古典价值是自洽的。

或许这也是陆爸爸陆妈妈、他们的艺术生活以及《四个春天》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地方。陆庆屹以儿子、弟弟的身份拍摄，镜头语言细腻、真实而温情。陆爸爸陆妈妈以父母的身份入镜，自然、放松又坦诚。令人安心之处，不仅是山高水长、鸟语花香的野趣，或风移影动、云卷云舒的适意；更是陆氏父母始终如一的价值观和生活——不是完美的净土，有生老病死，也有无法抵御的原始悲伤。但是它温厚，坚韧，展现出朴素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

这样的家庭并非孤例，也并非横空出世，它植根于特定的土壤，孕育于特定的社会和时代之中。所以尽管陆庆屹将《四个春天》定义为献给父母的礼物，这部电影却远不仅是一部家庭影片。他直面生与死、常与变、离家与还乡的断裂；用艺术的方式，将历史与当下联系，将城市与城镇联系，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联系，将他这一代与父母这一代联系，又通过电影放映，与观众、与现实发生联系。记录和呈现固然是重要的，但陆庆屹对多重联系的发现和理解令《四个春天》更添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