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坐火车，在九十年代就是一趟苦旅

文/石中火

上世纪90年代，给我记忆最多的是坐火车，车轮的铿锵声伴随着那些年少岁月流逝不返。因为旅行，因为求学，因为工作，离家远行，东奔西走，南来北往。那时的人们也是以火车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因为方便，因为快捷，因为安全，因为火车票价没有飞机那么昂贵，是物质条件尚不那么优越的人们出远门最适当的选择。

我和那个年代的人们一样喜欢坐火车。火车让人感到安全，稳定。飞机飞在天上，轮船航行在大海，周围空空荡荡，无边无际，触不到实体。而火车行驶在大地上，让地母厚重的怀抱托着举着，无论穿山越岭，还是一马平川，都有坚实的依靠。火车经过之处，皆是人烟稠密的城市和乡村，一个个灯火不息的车站连着，路上无穷的信号灯，电线杆，标志牌，经常的会车，让车，上客，下客，车厢里也总是拥挤嘈杂，充满人间烟火，永远不会让你感到孤独寂寞。不过，在那个年代，坐火车的旅行是艰苦的，尤其长途旅行，一点儿也不舒服。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呆上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吃喝拉撒睡全得在简陋和局促中解决，旅途生活的单调无聊，挖空心思找一点消遣来打发时间，怎么会舒服呢？

更早的火车我没有坐过，我最早一次坐火车是80年代，小学四年级的寒假，跟家人从贵阳到上海探亲。那时是内燃机车，经过湖南有一段路用的还是蒸汽机车，我也算见识了这正宗“火”车头的老祖宗最后的风采：烟尘滚滚，水蒸气混合着煤粉铺天盖地，遮蔽了全车。不能开窗，开窗就要吃煤灰。车厢的拥挤，座椅的破旧，饮食的不便，空气的污浊，厕所的肮脏，都不必说了。更揪心的是慢。慢到什么程度？山区坡度大，上坡时让人感觉可以跳下车摘个西瓜再上来。不停的临时停车，晚点是家常便饭。我那次去上海，足足晚点了10个小时，铁老大给了初次出门的我一个狠狠的下马威。

我第二次坐火车已是1992年，我去南京上大学，那时贵阳到南京没有直通的火车，须到上海转车。走的还是80年代的路线，途经贵州、湖南、江西、浙江，从西南边陲来到东海之滨，横穿了大半个中国。从山区，到丘陵，再到广袤的平原；过大江，过大河，从许多历史名城经过。我在这条繁忙的铁路上来往了四年，每个站名烂熟于心。旅途中见识了许多有趣的人，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那些相逢的缘分，惜别的感情，难以一言说尽。

进入90年代，火车的速度快了。喷射煤烟的蒸汽机车永远不见了，内燃机车也在九十年代中期逐渐的淘汰，为电力机车取代，嗖嗖掠过的一根根电线杆成了车窗外面固定的风景。铁路大规模改造，提速，修建复线，单行改了双行，会车让车少了，临时停车少了，火车快了，越来越快了，让旅客可以多享受旅行的乐趣，少受误点的烦恼。不过，坐火车还是苦旅。车厢还是挤，座椅还是旧，饮食还是坏，厕所还是脏。尤其是春运时，严重超员的火车车厢，硬座车厢，那简直是梦魇。挤到什么程度？挤到上天入地的程度：经常是座椅底下睡着个人，行李架上也睡着个人，人们充分利用了车厢的空间，把这张火车票的价值尽量发挥。更有随遇而安的旅客在厕所里搭窝，入厕之前要先请他挪一挪尊驾。不怕臭吗？反正那时车厢的味道也比厕所好不了许多。为了不上厕所，两天两夜可以不吃不喝。

坐过春运的火车，你才知道人对艰苦生活的忍耐力，和挤火车的本领。那时火车到站不能开窗，一开窗，站台上便会伸进来一根扁担，然后顺着这根藤儿好像摘西瓜似的一溜爬上来几个到十几个身强力壮的老乡，把原本塞得满满的车厢塞得更满。当铁道游击队的不止是农民兄弟。有一回开车铃响，火车已在滑动，窗边的旅客以为天下大吉，想透透气。结果刚打开窗，一个黑色皮包便像手榴弹一样“嗖”地飞进，把茶几上旅客刚吃一半的盒饭砸翻在地。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一个头戴皮帽身穿皮衣生意人模样的旅客已经敏捷地钻进了车窗，踩着他用皮包炸弹开辟的道路跳到地板上，对朝他怒目而视的旅客道声“包涵”，从从容容地赔了盒饭钱，自己找位置去了。这位旅客到站太晚，车门已关，见开着一扇车窗，便果断地扒窗。想想他为了不误车冒着生命危险，别人也不好生气了。春运坐火车的旅客有学生，有民工，有做生意的，有出差的，有工作在外地回家探亲的，各各归心似箭，行事鲁莽，不顾后果也是难免的。

我自己就有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那是1993年放寒假，我第一次从南京回贵阳，不知春运的厉害没有跟老乡结伴，逞能一个人走，险些滞留在他乡。那时大学生回家都是在学校订的半价火车票，铁路局优先照顾学生，不愁没票，至多没有座位，车上挤一点，年纪轻忍忍就过去了。而我的车票要在上海转签，比别的同学多了一道手续和风险。那天在上海我第一次见识春运的场面：火车站人山人海，签票口排长龙，几天内去贵阳的票都完了，连站票都没有。怎么办呢？我仔细研究列车时刻表，找到了一个办法：我签不到去贵阳的票，但是签得到去株洲的票，株洲是湖南的枢纽站，东西和南北铁路交汇点，我可以先坐到株洲，再从株洲站坐北京南下的火车回贵阳，两趟车一前一后，相差五个多小时。这个办法很冒险，万一在株洲坐不上北京车，前不挨村，后不挨店，就麻烦了，但当时除此别无他法。不管怎么样，先到湖南也是好的，好歹离家只剩下一半的路程，到那里再想办法，总比在上海干等强。

我的行李除了一个旅行包，还有四只板鸭，是我南京的亲戚送给我带回家的礼物，塑料布裹着捆成一捆，仍掩盖不住熏人的气味。说实话，我那副样子不太像个学生而像个民工，独自一人上路，真有几分凄惶。硬座车厢里挤死人，怕上厕所，一天一夜的旅途水米不进，真够熬的。第二天晚上，株洲到了。我本应该下车，突然心里升起一个念头：想多坐一站，坐到终点站长沙下车，在长沙坐北京回贵阳的火车。我早就把时刻表背熟，北京车正点到长沙比这趟车晚一个钟头，刚好赶得上。这样就不必冒着寒风在车站上多等好几个小时了。

正是这个临时的决定改变了我的命运。贵阳到上海是不过长沙的，在株洲就往东了。第一次来到湖南省的省会，我本该吟诵一首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纪念和这名城的初次相逢，却是没有那份闲情逸志了。深夜十点，站在黑暗的站台上，背着旅行包，提着四只板鸭，在寒风中等待北京来的火车。疲倦，饥饿，寒冷，孤独都在其次，挤不挤得上一个小时后开来的火车才是最焦心的。完全没有底，只能碰运气。从上海出发时没想太多，现在才感到了恐慌：我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如果今晚坐不上那趟火车，就要在长沙滞留。我在长沙不认识一个人，身上还剩30元钱，错过火车还要重新买票，食宿，路费怎么解决？全副行李只那四只板鸭还值点钱，真到那步田地，我恐怕必须设法卖掉它们，才能凑钱回家了。我后悔当初莽撞逞能，如果和老乡结伴，行事总得个商量照应，好过一个人孤立无援。但事已至此，只有硬撞到底了。

深夜站台上乘客寥寥。附近有一个年轻人在等车，我上去和他搭话，想结个伴，壮壮胆。他见我是学生，倒没有戒心，听说我的处境也很同情。这年轻人是湖南怀化的，也坐北京车回家。他在长沙有朋友，说如果我今晚坐不上回贵阳的火车，可以跟他去他朋友那里，明天再想法坐别的车走。有了这条后路，我心里定了些，而且我观察这个怀化大哥人很老成，也很朴实，留着两撇林子祥式的小胡子，可以信任。我们便一起等车。

火车正点来了。随着火车滑过站台，候车室里涌出一大群人，带着视死如归的气概向尚在高速移动的一节节车厢冲去。火车停稳了，车厢里早已挤满了人，连车门后面都是黑压压的人头。严重超载，不可能再上人了，乘警站在车门口，严令只下不上，阻止旅客强行登车，许多人就向窗户奔去。我绝望得快要哭了，本来我和怀化大哥在一起，人多一冲，怀化大哥已不知去向，或者挤上了车也不一定。那么我今晚长沙的住宿也泡汤了，难不成真要卖板鸭吗！

就在我万分焦急的时候，怀化大哥出现了，身后跟着一个列车员。原来他为我找到餐车服务员，告诉他我是学生，上不了车要滞留在长沙，请他照顾一下老乡，带我上餐车。列车员本来不干，怀化大哥向他说了很多好话，才同意。那天在长沙总共只有五个人上了车，都是托列车员的人情从餐车上的，我是最后一个。当我脖子上挂着四只板鸭爬上餐车，听见车门砰然关闭，心才落回了肚子里。而那位把上车机会让给了我的怀化大哥，我还来不及向他道一声谢，就已经消失在站台上滞留的众多旅客之中了。

回想起来，那一天我确实非常的险。如果没有怀化大哥帮助，我绝没本事找到列车员带我上车。我至今还常常想起那个朴实而老成的年轻人。人在旅途中，有时就是靠着这些萍水相逢的善良朋友解脱危难。你永远不会再看见他们，但你也永远不会将他们忘却。

九十年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十年，超负荷运转的铁路是经济活力的见证。满载着旅客的火车奔驰在广袤的国土上，带着人们的计划和梦想，思念与渴望，跨过万水千山，驶过隧洞桥梁。随着铁路的几次大提速，大改造，火车越来越快了，也越来越舒适了。车厢装上了中央空调，换了新式的座椅，饮食日益丰富，厕所也干净多了；全封闭的车窗不能开启，不必担心中途伸进来一根扁担，迟到的旅客飞身扒窗的矫健与勇敢永远成为了记忆。运力的增强，班次的增加，让春运的火车不再像过去那般拥挤，网络订票更解除了人们排队买票签票的苦恼。如今从贵阳到上海已建成新的高速铁路，每小时300多公里的子弹列车，把当年两天两夜的苦旅缩短为九个小时轻松愉快的旅行。

火车在提速，时代在进步，可是那些年伴随我南来北往的铿锵的车轮声依然如旧，常把我带回到早已流逝不返的青春岁月……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石中火，原名徐景皓，男，1974年生于贵阳，1992年考入南京大学物理学系，1997年毕业，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电子工程系，获工学硕士学位。此后在广东、北京、江苏等地求学、工作多年。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近百万字，主要有：长篇小说《劫界》《温泉》，中篇小说《双树》《灾害》《刺客列传之匕首与炸弹》，长篇人文地理散文集《云南日记》，散杂文集《死在君子之邦》《致波士顿友人的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