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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中西智慧何为？——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2024年学术年会召开

曹家慧（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2024-12-21 14:42

2024年12月8日，由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以下简称“比较研究会”）主办，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承办的“‘AI时代与中西智慧’：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2024年学术年会”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顺利举行。沪上从事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20余位学者参会。

开幕式由比较研究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刘梁剑教授主持。比较研究会会长、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教授致辞，并就本届年会主题做出阐释。童教授提出了AI时代中西智慧应当何为的问题，他从东西方不同的智慧传统出发，辨析了以“惊奇”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和以“忧患”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指出当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亟需人类共同体的合作，充分发挥不种智慧传统的共同作用。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吕培明在致辞中感谢全体与会者的亲临到访，结合会议主题介绍了同济大学“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的“三化融合”改革及进展，并祝本次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本次会议分为两场主题论坛。第一场主题论坛由复旦大学才清华副教授主持。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大学王天恩教授以“中西智慧的AI时代整全”为题发言。他指出，“智慧”是在信息较少的条件下在无限的可能性空间中对对象的深刻理解。要实现这点，需要以哲学的方式对具体事物进行最高层次的整体观照。中西哲学关于整体观照的具体机制各有特点。西方哲学体现为面向外部自然世界即物能对象的研究，通过将整体分解成部分，分析对象的内部结构，从而对其进行解释，由此发展出严密逻辑基础上的概念思辨和观念体系，构成对外部物能世界认识的整体观照机制。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以日常人伦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人是以生物体为载体的信息体。与物能不同，信息是涌现的，不可逆、不可还原。人的意识是涌现出来的信息体，无法仅仅通过分析其内部结构得到解释，需要通过诠释其外部行为得到理解，由此中国哲学发展出了经验思辨的方式，由经验思辨构造的观念体系可以进行整体体悟。无论西方哲学的概念思辨还是中国哲学的经验思辨，都体现为质性的整体观照，而AI时代大数据的规模整全性体现出一种量化的整体观照。AI时代只有把量化的整体观照与质性的整体观照相结合，才能构成哲学整体观照的完整形态，使中西智慧在AI时代得以整全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的发言题为“伴侣机器人：一个儒家的辩护”。他从儒家角度为“伴侣机器人”的设计、开发、使用提供一种新的辩护。。针对机器人带来的社会冲击和未来的人机关系问题，他以儒家思想资源为探讨伴侣机器人的出现及其对人类亲密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了理论尝试。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德安博（Paul J. D’Ambrosio）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关于仪式与人工智能的功能：批判技术话语中的某种傲慢”（On the Functions of Rituals and AI: A Critique of Hubris in Technology Discourse）。他就目前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的几种观点提出质疑。第一种观点将人工智能技术描述为“因果模型”，认为AI具有基于理论模型进行创造或运作的主体性和能力；第二种观点倾向于认为AI能够“看到”意图、思想、感情或其他私密性的关切，好像AI真的“关心”个体本身；第三种观点关乎“人工智能伦理”，认为伦理会以某种方式被编程到算法中；第四种观点认为结果的产生可以被控制，因而要求人工智能具有更多的“透明性”。他反对以上观点，并提出AI运行方式和“仪式”具有相关性的观点，认为二者都是根据发现和促进某种关系模式或相关性来运作的。首先，人工智能能够在输入的大量数据中发现诸多模式，而这些模式通常无法以因果思维来解释，甚至不能被算法本身“理解”，但在实践中考虑它们却是有效的，或者是有意义的。其次，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相关性”而不是“概率”来进行预测。仪式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发挥作用。面对世界的不可知和不可预测性，算法和仪式都以相似的方式来试图达到可知性和可控性。再次。在面对“人”的问题时，它们通常同处理其它事物基本相似——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并不“关心”个体本身的想法和感受，比如算法依赖的是绘制特定的“简图”（profile），它对人的解读通过数据点来理解的。当收集到的信息绘制在一起时，它们通常只是一张特定的“简图”。因此，新闻、医疗、招聘、约会等个性化广告推送时，“简图”驱动着一切。德安博强调，在讨论人工智能基于算法的技术时，我们应该采取更谦逊的姿态。同时，由于人工智能的功能运用与仪式或有相似，我们也可以借助于对仪式的思考以便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

上海师范大学张永超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存在论革命：人工智能神话与人性论悲歌——兼与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商榷”。首先就本体论的存在论而言，反思性人工智能要突破奇点，包括人工智能驾驶与大数据等，从碳基生命到硅基生命，涉及人工智能具备意识之后的危机。无论是超级人工智能，还是反思性人工智能，它们可能引发新的技术危机，如文明的重新野蛮化。技术的进步或许不再是对人类文明的促进，而是形成新的技术专制，社会关系恶化为“强权即真理”。对此，我们可以有各种预防措施，通过一些基本法则的制定，使人工智能机器人不会伤害人类。第二是AI对心灵的塑造，一种丧失反抗意识的体制化的心灵，其导致的后果可能是形成新的装置技术的专制技术与权力资本的合谋。面对AI对人类存在的影响，我们需要重新寻找人类努力的方向，包括回归真实人类的未来之路。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曹家慧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音乐语言的共情之思”的报告，探讨人工智能音乐专场音乐会与虚拟数字人的全息演唱会等时下社会热点现象。她认为，音乐语言除了具备日常语言的“表意”功能与语言艺术的“表音”之外，还有其自身的“表情”功能，继而在创作、表演与鉴赏过程中，表现出传统与AI音乐的巨大反差。在人机共情方面，无论是2023年北京春晚，虚拟数字人邓丽君与王心凌、韩雪同台献唱，还是2024年上海静安体育中心，洛天依与龚琳娜携手演绎，人机共情或许并非遥不可及，AI音乐都能够带来情感增强。报告的最后部分讨论了AI音乐应当如何应对算法歧视的问题。

第二场主题研讨由上海师范大学蔡志栋副教授主持。原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施炎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AI时代哲学的使命与担当”。他指出，思考和探讨AI科技与中西智慧（文化思想）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哲学学人必须面对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发表了三点看法和建议。施教授联系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背景，提出应在何种意义上认知和理解“AI时代”的内涵实质，或者说如何在哲学上对这一说法做些鉴定和说明。目前主要是从科学革命和技术工具层面上确定为一项时代的标志，还不能作为当代时代精神的基本的或主要的标志，故不必过于悲观的担忧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对人类的控制甚至替代。其次，提出要在哲学上思考当代时代的定性定位问题，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合理界定作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阶段标志的“文明时代”与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技术时代”，并正确规范和处理两者之间主次和统承关系。马克思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论断启示人们要善于从特定社会形态精神文明和文化价值导向的深层，认知和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内涵特质，给出一个时代精神之精华的解读，由此为我们理解和定位“AI时代”奠定基础。施教授归纳哲学上思考的“AI时代”问题，既是当前的挑战性问题，也是上世纪中叶以来的老问题，其实质还是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人文与科技、科技伦理与技术工具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教授以“解放的契机抑或枷锁的迭代”为题做了报告。他从AI时代的迷狂和忧思为引子进行切入，分别就人性的原罪、技术进步的二律背反、AI的藏镜人与影舞者、枷锁的迭代与升级，以及解放的契机与希望五个方面展开。首先人性的原罪：“小小石头磨过”与“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就唯物史观视野下的工具而言，毛泽东的《贺新郎·读史》这首诗，表达的正是原初的技术进步和人类的进步与灾难之间的关系。在《庄子》处也有同样的表述，中国传统就是以道称义，还是以器称义，人性的自我称义就是原罪。然而，技术进步是社会变革的火车头，它不仅是火车头，也是奴役的理性化。不仅如此，它还牵涉到技术在谁的手里，是民族国家、资本还是人民？同时，枷锁的迭代与升级，是资本收割人民的隐匿化的体现。从强制劳动到丧失劳动，再到自由劳动，AI减少了诸多强制性的劳动，将许多劳动交给了人工智能，增加学习的机会与空间，使自由劳动逐渐成为可能。而且，技术的制度性安置与制度性控制是事实存在的，因为有壁垒的技术与无壁垒的技术。因此虚心的人有福了，而且君子有终。

同济大学哲学系朱义禄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君子文化研究的近况”。朱教授结合自身的研究经历，围绕理想人格，尤其是君子问题展开论述。孔子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这也是自己一直在践行之事。AI时代如何做因应时势的君子，儒家理想人格可以为数智时代带来哪些改益，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郭美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他者的意义：以孟子和庄子的比较为中心”，对AI进行了关联性思考。他认为，哲学思考总是要应对时代变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等发展带来的压力而更深入地展开自身。在AI勃兴的情形下，哲学关心的主题依然是如何“切近而在”或“切己而在”的问题。在某种逸出自己的新技术力量的压力面前，哲学思考恰好可以相应地敞开自身的未知面向，让前所未有的可能性绽放出来。因此，哲学之思不必惊惧于AI的发展，反倒是在敞开自身的未知可能性的同时，依旧可以而且必须捍卫自身独立而自足的意义。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刘松青副教授报告了“焉为君子：在人不知与不愠之间”。他从四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是关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理解和解读，二是知与不知间：何愠之有？三是不愠何以称得上君子？四是关于这句话的消极理解和积极理解。他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语义分析，融合中西思想智慧进行哲学运思。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王骏围绕“心性与理解：路德与阳明的哲学对话”，对中西文化比较提出自己的思考。他分析了诠释学和人工智能二者在理解之间的差异问题，并以路德与阳明为例，探讨了心性与理解的关系问题，认为心性乃是理解之前提，但是二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有所不同，路德强调通过信仰（一种直接的确信的内在力量）上帝实现理解，王阳明强调通过“正心诚意”“致良知”的方式实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