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贤：回顾胡适和徐志摩怎样谈白话诗

徐志摩和胡适成挚友是他1922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的事。他次年六月第一次在胡适日记上出现，胡适当时自北大休假独身在南方，说朱经农带了徐的信来。不久徐回浙江奔祖母的丧，约胡适等一行人到斜桥观潮，胡适携了和他在杭州同居不久的曹诚英同去。十月胡适到上海一趟，常和徐与郭沫若论诗。继而徐和朱经农跟胡适回杭州玩了十天，与曹诚英一起泛舟，游西溪，看日出。率真的徐志摩带出了胡适童稚的一面。胡适写道他们有一晚到了平湖秋月，“人都睡了。我们抬出一张桌子，我和志摩躺在上面，我的头枕在他身上，月亮正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我们唱诗高谈，到夜深始归。”过了数天，徐请他父亲到杭州和胡适相会。他们一起离杭州之前，曹诚英借了人家的厨房，以女主人姿态做徽州菜给徐与朱经农吃。

胡适日记上说他读了徐新近写的《天宁寺闻礼忏声》非常高兴：“志摩与我在山上时曾讨论诗的原理，我主张‘明白’、‘有力’为主要条件；志摩不尽以为然。他主张massively 是一个要件，但他当时实不能自申其说，不能使我心服。十二日我在上海沧州旅馆时，他带了一首《灰色的人生》来，我读了大赞叹，说‘志摩寻着了自己了！’……志摩对于诗的见解甚高，学力也好，但他一年来的作品，与他的天才学力，殊不相称……此次 《天宁寺》一诗，他说也是因为我赞叹《灰色的人生》，他才决定采用这种自由奔放的体裁与音节……英美诗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但《女神》以后，他的诗渐呈‘江郎才尽’的现状。余人的成绩更不用说了。我很希望志摩在这一方面做一员先锋大将。”

胡适认识徐志摩，离他开始倡导文学革命还不到十年，而这运动的争论核心是能不能用白话文做诗。据他《逼上梁山》一文说，他和赵元任1915年讨论中国文字为何难教，就认定了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梅光迪路过康奈尔大学时力驳胡适此观点，愈驳愈激烈，胡适便提出中国文学必须革命。次年任鸿隽与友人在康奈尔附近的湖上摇船，遇风浪船翻了大家湿了衣服，作了一首四言诗寄给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院的胡适，用了几个“死”字，引发胡适去信批评；而在哈佛的梅光迪则替任鸿隽抱不平，给胡适写信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任鸿隽写道：“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笔战数月下来，胡适厘清了自己对白话文学的想法，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革刍议》。

胡适于1923年初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说近来白话短篇小说已很有成绩，鲁迅屡有佳作；散文很进步，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戏剧和长篇小说成绩最坏，因仍没有人尝试。对新诗是这样评估的：“白话诗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诗体初解放时工具还不伏手，技术还不精熟，故还免不了过渡时代的缺点。但最近两年的新诗，无论是有韵诗，是无韵诗，或是新兴的‘短诗’，都很有许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预测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

此前胡适对个别诗人的白话诗评论相当苛刻：“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沈尹默初作的新诗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能偶容纳在新诗里，固然也是好事……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但是读起来自然有很好的声调。”（《谈新诗》，1919）对于自己，胡适说：“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在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嫉羡。”（《尝试集》四版自序, 1922) 然而他觉得那些少年诗人的作品并不成熟：“（汪）静之是少年诗人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又是未免有些稚气，又是未免太露……”（《蕙的风》序，1922）“康白情……受旧诗的影响不多，故中毒也不深……尝试的时代工具不能运用自如，不免带点矜持的意味……山哪， 岚哪／云哪，霞哪……竟成了新诗的滥调了。有些诗陷入‘记账式的例举’……（俞平伯） 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表现力薄弱，有些偏加上哲学调子的话，画蛇添足。平伯最长于描写，但偏喜欢说理……Robert Burns并不提倡民众文学，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不是‘理智化’的诗人做得出的。”（《评新诗集》，1922）

从他具体的评语可看出，胡适理想中的白话诗必须摆脱旧诗的格律，不一定押韵，句子可以长短不一，但读起来必须抑扬顿挫自然动听；既不能矜持，又不能太露；最忌滥调，记账式的列举或太理智化；最好能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这何谈容易！然而徐志摩有几首白话诗达到了胡适的理想！

有趣的是胡适称赞徐志摩把白话诗解放了，次年却请徐志摩替他编的词选写序。徐回信说：“你编一本词选正合式，你有你的fine taste 与 critical insight……但你要我做序，我希望你不是开玩笑。我不懂得词。我不会做词。我背不得词谱，连小令和短调子都办不了。我疑心我的耳朵是粗鲁的……但那玲珑玉，玉玲珑，后庭前庭的劲儿我可没有得耐心……词的魔力我也狠觉得，所以我不狠敢看。你说词的好处是1）影像之清明，2）音节之调谐，3）字句之省俭；我以为词的特点是他的obvious prettiness, which is at once a virtue and a vice……sort of acrobatic art in literature……你以为可当新诗的灵药……做医生的应该谨慎些才是。”

胡适是喜爱旧诗词的，虽提倡白话诗，要证明用白话也能写出好诗，对旧诗词却仍恋恋不舍。原来徐志摩之所以没有受旧诗词“中毒”，没写缠过足的白话诗，是因他根本不会做旧诗词；对他来说词往往是炫人耳目的把戏。他刻意远离词，害怕沉溺在奇巧纤丽的词藻里自己作诗会矫揉造作起来。

此后徐志摩和胡适一同办新月书局和《新月》月刊，这里就不必赘言了。

徐志摩1931年尾逝世。那一年，他到北大教英文，和陈梦家等创办《诗刊》季刊，又在北平女子大学兼职。陆小曼不愿离开上海，他只好北平上海两头跑，在北平时借住在胡适家。胡适三月的日记有这么一则：“晚上与志摩谈。他拿T. S. Eliot的一本诗集给我读，我读了几首……丝毫不懂得，并且不觉得是诗。志摩又拿Joyce 等人的东西给我看，我更不懂。又看了E. E. Cummings的 is5，连志摩也承认不很懂得了……志摩说，这些新诗人有些经验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平常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作品。我想，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特殊经验，到底他们不曾把他们的经验写出来。志摩例举现代名人之推许T. S. Eliot，终不能教我心服。我对他说：‘不要忘了，小脚可以受一千年的人们的赞美，八股可以笼罩五百年的士大夫的心思！’”

《诗刊》创刊号登载了徐志摩一首非常长的诗，长达四百行，题为“爱的灵感”，是献给胡适的，前言道：“下面这些诗行好歹是他撩拨出来的，正如这十年来大多数的诗行好歹是他拨出来的！”胡适读了，在日记上淡淡地称这是徐志摩的一篇杰作，他用笔校改了数处。

此诗从头到尾是一个人讲话，第一句是“不妨事了，你先坐着吧”,自嘲的口气令人想起Robert Browning 的“My Last Duchess”。那首诗里的公爵请客人坐下，听他介绍墙上油画中他已逝的前妻；此诗却是一个女人临终对离异的情人告白。她说：

你让我说，/我只要你睁着眼，就这样，/叫哀怜与同情，不说爱……//在你我这最后，怕是吧，/一次的会面，许我放娇，/容许我完全占定了你……//我是个平常的人，/我不能盼望在人海里/值得你一转眼的注意……//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真奇怪，/心窝里的牢结是谁/给打上的？为什么打不开？……//前缘，/孽债，不知到底是什么？……//我不是盲目，我只是痴……//我可以，我是准备，到死/不露一句……//没有朋友，离背了家乡，/我投到那寂寞的荒城，/在老农中间学做老农，/穿着大布，脚登着草鞋，/栽青的桑，栽白的木棉，/在天不曾放亮时起身，/手搅着泥，头戴着炎阳，/我做工，满身浸透了汗，/一颗热心抵挡着劳倦……//你踞坐在荣名的顶巅，/有千万人迎着你鼓掌，/我，陪伴我有冷，有黑夜……//你奇怪吧，我有那能耐？/不可思量是爱的灵感！……//但我/总得感谢你，因为从你/我获得生命的意识和/在我内心光亮的点上……//你的“懂得”是我的快乐……//我方才/说过我怎样学农，怎样/到灾荒的魔窟中去伸/一支柔弱的奋斗的手，/我也说过我灵的安乐/对满天星斗不生内疚。/但我终究是人是软弱，/不久我的身体得了病，/风雨的毒浸入了纤微，/酿成了猖狂的热。我哥/将我从昏盲中带回家，/我奇怪那一次还不死，/也许因为还有一种罪/我必得在人间受。他们/叫我嫁人，我不能推托……//我做了/新娘，我还做了娘，虽则/天不许我的骨血存留……//我早准备死，/怀抱一个美丽的秘密，/将永恒的光明交付给/无涯的幽冥……

这首怪异的长诗向来没受多大关注，然而经胡适和他同父异母哥哥的妻妹曹诚英的恋情曝了光，我们若把它解释为深知内情的徐志摩代她倾说心声，或许不离谱。九十年代沈卫威替胡适作传，和他的外侄孙程法德联络上，据程法德的父亲说：曹诚英1923年和胡适发生关系后怀了孕，胡适想同江冬秀离婚而同她结婚，因江冬秀以母子同亡威胁而作罢。曹诚英有了孕这话是可信的，不然胡适1923年末频频和曹诚英的前夫胡冠英通信，次年初匆匆地到天津和在友人陪同下的胡冠英会面，又托徐志摩到杭州去找曹诚英，都难以理解。假定如此，胡适此时的情诗，包括1923年十二月的《秘魔崖月夜》(“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也都可对号入座。徐志摩写《爱的灵感》时，曹诚英已从杭州女师大转入国立东南大学读农科，缠过足的她毅然和男同学一起到田间操作；当时女子学农的不多，而诗中人明知自己和情人地位悬殊不亢不卑，非常倔强，和我们在胡适日记以及其他文献上认识的曹诚英相对应。据说胡冠英和曹诚英离婚，主因是她三年未孕，一向谨慎的胡适也许因此万万没想到她会怀孕。诗中提到她哥哥，曹诚英确实有位很爱护她的哥哥；她是否有第二次短暂的婚姻？徐志摩理应不必无中生有；至于胎儿是打了或是流产，则无从稽考。曹诚英1934年经胡适推荐到了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研究遗传育种，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农业教授，对改进马铃薯有贡献。读者若不知道此诗背后的“特殊经验”，读了也许有点莫名其妙。

徐志摩此时的处境，七月有两封信袒露无遗。他向张慰慈诉说:“我这一年也不知那来的晦气，母亲死还不算，老头子和老家闹得僵绝，乌烟瘴气谁都受罪。又犯了驿马命，南北奔波八次之多，钱花得九孔十穿，掩补都来不及。更难受的是小曼还跟我打架，我上海实在不能住，我请她北来她不肯……我想想她也有苦衷哪……我真有些回顾苍茫，悲观起来了……”他七月七日给林徽因的信说：“我回家累得直挺在床上，像死人——也不知哪来的累。适之在午饭时说笑话，我照例照规矩把笑放上嘴边，但那笑仿佛离嘴有半尺来远，脸上的皮肉像是经过风腊，再不能活动……忽然诗兴发作……得了一首，哲学家上来看见，端详了十多分钟，然后正色的说：‘It is one of your very best。’但哲学家关于美术作品只往往挑错的东西来夸，因此，我还不敢自信，现在抄了去请教女诗人，敬求指正！”附上的诗为《你去》：“你去，我也走，我们在此分手。你上那一条大道，你放心走……我站在此地望着你……我要认清你远去的身影……你不必为我忧虑；你走大路，我进这条小巷……再过去是一片荒野的凌乱……但你不必担心，我有的是胆……更何况照澈我的心底，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

如众周知，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时爱上了林徽因，决意和结发妻子离婚；怎知林徽因要接受父亲替她安排的婚姻，嫁给徐志摩恩师梁启超的儿子。徐志摩即把感情转陆小曼，把她想象成完美的伴侣，求胡适说服父亲让自己和离了婚的陆小曼成婚。不料婚后娇生惯养且多病的陆小曼不得公婆意，且染上鸦片瘾，加以徐家财力骤然衰退，两人便不断发生摩擦。徐志摩不是个善于压抑的人，对林徽因的爱意复萌；他和胡适同是情场失意人，此时却更像曹诚英，是默默苦恋而急需“爱的灵感”的一方。

相信胡适为曾替徐志摩追求陆小曼推风助浪是很内疚的。徐志摩十一月飞机失事身亡，他震惊悲恸之余写悼文，重点居然是替死者的第二次婚姻辩护，说：“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继而胡适写了一首诗，描述他怎样在书房含泪不忍推开徐志摩心爱的猫，连同一封写给徐志摩却未完成的信，交给《大公报》发表：“我读了《诗刊》第一期，心里很高兴……新诗前途乐观，因为《诗刊》的各人抱试验的态度，这正是我在十五年前幻想提倡的一点态度……梁实秋给你的信（创刊号），我读了颇有点意见……实秋说：‘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我当时希望——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胡适在文后附了几句：“收信的志摩已死去二十天了。我今天检看原稿，不忍再续下去了……”他赶紧发表此信，无非要强调徐志摩的“失败”并不能掩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可引用Matthew Arnold一句诗概括：“在两个世界间游晃，一个已死，另一个生不出来。”他们事事须自己摸索，包括怎样待人待己才合情合理，而文学是他们在这两个世界间一起研讨航线的工具之一。徐志摩之死，对胡适来说，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文坛爱将，更痛失一个同舟共济的伙伴。

没有白话文学，也许就没有五四运动。年轻人能够用现代的语言表达思想和感情，促使他们一下子摆脱了许多旧时文人惯有的思维与习气，加强了对自己感知的信心，新思想才得以迅速地蔓延；即便是鲁迅，也是改用白话写小说才触动到广大读者的。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周年，回顾白话文学的发展，我私下认为，当下白话诗大放光明的领域恐怕不在白纸黑字上，而在流行歌曲中。我们若做个调查，问现在最出色的诗人有哪几位，一般读者恐怕连一个都指不出来；可是问最出色的歌手是哪一些，都会举出两三位，中外皆然。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Bob Dylan，就是承认现在最有成就的诗人，不少在流行歌手的行列中；他们捕捉了自己——甚至于一整代人——的感触，融入歌里。当然，有些流行歌曲的词并不重要，靠旋律和节奏引人入胜，但一般来说，歌中的语言是很关键的。诗词有优劣，流行歌曲也有优劣，传世的宋词不正是那时候流行歌曲的词吗？当下的流行歌曲虽然很少先有谱再填词，但音乐的格式催使作词的人（往往就是歌手）用精炼的文字，动人的意象，表达思想感情；而词赋以音乐性后，便易于传诵，这不就是传统词谱的功用吗？替流行歌曲作词最大的制约是必须大众化，不能用晦涩的字或太难懂的比喻，更不能任意像《爱的灵感》那样写“特殊经验”，然而曲高和寡自古以来就是文人作诗文的一个考虑。

胡适鼓励徐志摩研读宋词，是因他领悟到新诗和宋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也许并没意识到刚刚兴起的留声机所播放的“时代曲”，与新诗和宋词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他另一位好友赵元任在这方面就比胡适更先进，兴致勃勃地为胡适的白话诗谱曲，也为徐志摩的《海韵》谱曲。刘半农写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经赵元任谱曲后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