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一）

原创 陈建功 花城

2025伊始，《花城》以冬青为引，书写蓬勃之象。

插画/郑梓程

“中国叙事”栏目推出陈建功长篇非虚构《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陈建功以个人视角切入时代叙事，为看似遥远宏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许多亲历者才能写出的精微细节，穿插着对旧京世俗及文化性格的探索与呈现。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记录个人经历的成长史与心灵史，更是对于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时代浪潮的书写与回望。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

陈建功

《花城》2025年01期

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在我们干净的时候，倒无须关注，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是人皆赐爱的。

—— 一部文学名著里的人物告白

力群《春夜》 套色版画 1962年

“屎盆子”又被扣到头上

1973年仲夏某一天，江宁跑到我宿舍来告诉我，王群栋派六队的副段长曾国志去了山西，说是要调查陈建功参与“李榆生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我问他何以得知。他说他是为了一件什么事，到矿办去开介绍信，从前一张介绍信的存根中无意中发现的。

那会儿单位开的介绍信，总会留下半张纸的存根，把介绍信要开的内容——介绍什么人、前往何处、所办事由等，照录一遍，留以备查。江宁填写自己要开的介绍信时，恰恰发现前面那张介绍信的存根，赶紧跑过来，给我透个风儿。

王群栋从与王大溪的无意闲扯中得知“李榆生蹲了县大狱”，又看了几天“通信集”，他当然怀疑这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好在副段长曾国志不会害我。他是淳朴宽厚的人，历来都是心平气和，从不与人为难的。但王群栋派他去，他能不去？

一周以后，我又在工段里遇见了曾国志。他一如既往地友善，当然不会提起跑山西外调的事。可他超乎寻常的热情证明了外调的结果：我还不是“阶级敌人”。

人大附中井冈山的头头儿李榆生一群人去山西汾阳插队后，我和洪胜倒是借着两个月的倒休，去汾阳玩了过几天。用洪胜的话来说：“陪你来山西，纯粹是陪你搞对象来了。”

那时我正和在山西插队的女友热恋，拉上洪胜做伴，倒不是需要掩人耳目。用洪胜的话来说，哥们儿嘛，搞个对象都是“两肋插刀”的事。

当然，我们也抽了一天的空儿，到了李榆生他们插队的那个村子。

晁楣《黑土草原》版画 36cmx26.7cm 1960年

有朋自远方来，李榆生们当然是高兴的。在“知青点”请我们吃的是饸饹面，应该是那年月乡村里待客的最高规格了。还展示了他们的精神风貌——由李榆生主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很认真地演了一个群口词，朗诵了几首诗，唱了几支革命歌曲。我们当然也跟着鼓掌，喊口号。乡亲们却似乎已是见怪不怪了，端着碗的、拿着馍的，零零乱乱围在四周。事后我对洪胜说，李榆生这小子，还没过足当“学生领袖”的瘾呢！

我们离开汾阳不久，李榆生就被抓进了县大狱。

除了在李榆生主持演出时跟着拍过几下巴掌，我真的没和那所谓“反革命集团”有啥“勾结”。至于那本“通信集”，属于另一群知青探求者，和李榆生也沾不上边。李榆生也挺够意思，据说他在狱里曾被提审，见过王群栋派去的曾国志，一口咬定他的事和我毫无关系。

再在北京见到他时，已经是1984年了。他告诉我，他在县大狱里蹲了8年（可能被提前获释）。他说他已经被平反了，病退回京，被分配在海淀区人防，挖防空洞。

他已经没有了滔滔不绝的风采，每说一句话，都磕磕绊绊的，双手还在不停地颤抖。与跟他一起插队人提起，他们说，8年的大狱，已经把他关傻了。

当时只是觉得悲凉，没法儿深聊，也没有深想。那时还没有人喊“青春无悔”，大家都无语着。一代人，面对着新的开始，还得先寻找自己生存的位置。

一脸大胡子的王志远，是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的学者，活跃在宗教界，也活跃在文学界。李榆生最终投奔了王志远当主编的《佛教文化》编辑部。又过了几年，听说他当了《佛教文化》编辑部主任。最近遇见一位刚见过李榆生的朋友，说他又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我说，这消息好，人缓过来了，总得有点精气神儿。

那朋友说，他的一些观点我不同意。

我说，且不管啥观点，也不管咱同意不同意，难得的是，能从县大狱出来，还有精气神儿说说自己的看法，就不错。

或许正因为当年李榆生拒绝让我背锅，随后我便有些得意忘形，还真的“是祸躲不过”，没几天，我还是让王群栋给扣上了一顶“恶攻”的帽子。

“恶攻”，是“恶毒攻击”的简称。比如“恶毒攻击毛主席”“恶毒攻击社会主义”，那时都是“千刀万剐”之罪。若是我真的“恶毒攻击”倒也罢了，我不过在一次下了夜班之后，临钻被窝儿前，给同宿舍的工友小蓝朗读了几句诗而已。

那首诗，就是曹禺的《日出》里陈白露吃安眠药自杀前，站在那家豪华酒店包房的窗前念的——

太阳升起来了，

黑暗留在后面。

但太阳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睡了。

那阵子我正沉迷于读剧本，读完了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又读完了易卜生，正读曹禺上瘾。那本从矿图书馆“顺”出来的《曹禺剧作选》，我正读第二遍。那天下了夜班，铺好了被褥，站在宿舍窗前。大约是早晨7点钟吧，只见窗外山影，已被天光勾勒出曲线，朝霞渐渐从山那边洇显出来，可不正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丁立松《曙光初照》 水印木刻 1964年

少年时我有过表演话剧的经历。正上初二，班级里演出独幕话剧《刘文学》，我居然还演过那位少年英雄。再后来就是在语文老师王传业的指导下，朗诵《雷锋之歌》了。初中毕业后，我早已没有了表演的欲望。穿着秋衣秋裤的我，在钻被窝儿之前，居然能想起陈白露临死前的悲叹，实在是因为彼时彼景太贴切了。当然，我背那诗也有几分自嘲的戏谑，可谁能想到会被人认为是“恶攻”？

当即指出我涉嫌“恶攻”的，是同宿舍的邱会鑫，我们工段党支部的治保委员，平时我管他“老邱”“老邱”地叫着，其实他是我师傅辈儿的。当然这师傅在班组里并不那么被尊重，主要是说这家伙干活儿总爱“偷奸耍滑”。用我们副班长的说法：“你看这个邱会鑫，每次清渣都不拿锨，抢着去拿个小尖镐。清渣嘛，你拿小尖镐划拉什么？真卖力气，抄把铁锨好不好！”为此我还真留了个心眼儿，发现这邱师傅还真是处处偷懒。我倒从来没把这当回事儿，就和没把治保委员当回事儿一样。

谁料想我刚跟小蓝朗诵完了那几句，治保委员就提醒他说：“小蓝，别不把这些话当回事儿！”

小蓝一愣，问：“什么话？”

邱会鑫说：“什么叫‘太阳不是我们的’，什么意思？”

我这才明白自己犯了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这邱会鑫，你是成心把我往“恶攻”那道儿上推呀。

我说：“老邱，你说的这个我可承受不起，那是要枪毙的。”

邱会鑫说：“你敢说，你就得负责任。”

我说：“我背的是《日出》里的台词儿，我连想都没往那儿想！”

小蓝赔着笑脸，说：“算啦算啦，邱师傅，建功没那意思。”

邱会鑫说：“说没那意思就完了？我是提醒你警惕！”

小蓝继续赔着笑脸，连说：“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

多少年后小蓝告诉我，其实那会儿邱会鑫一张嘴，他就“明戏”了。宿舍搬家时把治保委员调到我们宿舍，就是有备而来——此前王群栋也找小蓝谈过话，让他“随时汇报”陈某人的出轨言行。小蓝当然不会做，但也不敢当面对党支书说“不”。

小蓝嘻嘻笑着告诉我，我也嘻嘻笑着回应他。我说这王群栋也够走心了，可惜没逮着我。

王琦《采煤》 19.3×29.2cm 木刻版画 1954年

钻被窝儿之前和治保委员吵的那几句，我倒也真没当回事儿，可治保委员肯定是要汇报的。第三天下夜班回来，就看到宿舍楼前贴满了“大字报”。虽说没点我的名字，那指向却是相当明确的，估计王群栋在早班和中班的班组里做过了动员。“大字报”的标题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绝没有好下场！”“毛主席就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还有什么“不读毛主席的书，净看搞破鞋的书”啦，什么“放着毛主席的书不读，净捧着大厚本的马恩列，等于说毛主席不如马恩列”啦，等等，都是这些“大字报”里说的。而“大字报”的落款都不是个人署名的，全是以各班组的名义。

那时六队的宿舍已经搬到矿区东侧一座新盖的简易楼里。我的宿舍在二层，位于二层最北端。楼道是敞开式的，站在宿舍门外的走廊上，溜达几步，就能把贴在对面席棚上的“大字报”看得清清楚楚。

正看着，楼道另一端，“人贩子”卢群利走过来了。

他应该是刚刚下了早班，可他刚刚娶了媳妇，不住在工人宿舍。

显然他已经知道了“恶攻”故事，单刀直入地问我：“那首诗是你写的？”

诉说了原委，他说：“那剧本你有？”

我回宿舍找出《曹禺剧作选》，翻到那页给他看。

我相信，他随后就找王群栋替我说理去了。

又一天，王群栋找我谈话。

我看他脸上的肉耷拉着，不再是平日里那满脸堆笑的样子。

他说咱段的工人们听说了你那天下夜班之后念的诗，很气愤。

我“哦”了一声，心说扯淡，工人们和我好着呢，除了那个邱会鑫，我们班组谁也不会把我当“恶攻”。

他说：“这样吧，正好门头沟有个会，你去参加一下。”

是什么会我都没问，就说可以。

我以为又跟四年前一样，让我去领会什么精神，帮他写个辅导报告呢。

至少，当晚夜班下井后，可以干半截儿就出来睡觉，明天又混一天“公出”。

随后，班组里的工友们告诉我，让我去参加的，是门头沟地区的“宽严大会”。

得，我等于是高高兴兴地领了一个屎盆子，扣在了自己的脑袋上。

王琦《露天煤矿一瞥》 18×21.5cm 木刻版画 1954年

那个“宽严大会”的全名儿我已经记不住了，或应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示范大会”？这类大会的意思我是知道的，它来自1969年底工宣队进驻“六厂二校”以后总结出来的经验。那几年我时不时被找去写材料，学文件还是努力的。这“宽严大会”和“公审大会”“批斗大会”又有所不同，甚至具有某种戏剧性。“宽严大会”的基本程序是，当场宣布某某某等人，坦白自首，有从宽表现，当场释放。或也有几人，“帽子”拿到群众手里，暂不逮捕，以观后效云云。最后则是要当场揪出那“抗拒从严”的了，只听主持人一声断喝：“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只见早已埋伏在“阶级敌人”两侧的革命群众应声而起，把那某某某的两臂一架，揪上台去，宣布罪行，当场铐走……听说王群栋让我去开的是这会，我就明白他是在吓唬我了。但我知道，甭管是“宽”还是“严”，都轮不到我的头上。我的角色，也就只是跟着一群“惶惶不可终日”的“反革命”或者“疑似反革命”，坐到体育场里被人恩威并施，有些臊眉耷眼就是了。

大会是在门头沟新桥大街上的露天体育场召开的。入座以后发现，身旁没有我们工段认识的人，不仅不会被人架上去，连“恶攻”那事都不会有人知晓。于是，该握拳就握拳，该怒吼就怒吼，连那点儿臊眉耷眼都没有了。

几十年来我都在想，自己固然是去被人“吓唬”的，却也握拳喊叫，岂不也成了那施威的共谋？

巴金先生在《随想录》痛切地感叹，在“文化大革命”之类的运动中，他是被迫害者，却也是灾难的“共谋者”。

是的，或重或轻，或早或晚，或真诚由衷或勉为其难，我们都振臂吼叫过，甚至没有一个人有胆量不举起那只手。

我又何尝不是“共谋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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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梦迪

陈建功，1949年11月出生于广西北海，后移居北京。曾在矿山做工十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专业创作。后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陈建功曾为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作家出版社社长，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陈建功作品主要在小说、散文以及影视剧本领域。出版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丹凤眼》《找乐》《鬈毛》，散文集《我和父亲之间》《嬉笑歌哭》《从实招来》《率性蓬蒿》《岁月拾荒》等。其小说曾多次获得全国性重要小说奖，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越、捷、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编辑：王梦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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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设计：邢晓涵

原标题：《陈建功：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一） | 《花城》2025 · 1 · 中国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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