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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写作是写作者的身份证|花城文学课第11讲实录
原创 花城 花城
花城出版社、花城文学院以及《花城》杂志、《随笔》杂志在2024年共同推出“花城文学课”,在《花城》杂志官方视频号“花城文学课”同步直播,线上线下相结合,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和市民读者参与,目前已邀请陈晓明、彭玉平、张莉、孟繁华、葛剑雄、六神磊磊、黄灯、陶东风、徐则臣、刘文飞、何平、叶兆言、黄天骥等名家学者开展13讲,逐渐成为花城文学院的特色系列活动。
2024年10月18日,“花城文学课”第11讲邀请学者何平来到花城文学院,开展题为“写作是写作者的身份证”的讲座,由《花城》前主编朱燕玲女士担任主持。
以下为讲座实录。
花城文学课第11讲
今天文学课的题目是“写作是写作者的身份证”,当决定来做这个交流时,我就在想,总要讲一个大家在当下比较关注的话题。这个题目,关心的是近些年出版界很重要的板块,即所谓的“素人写作”。我们暂且先使用这个概念。至于说对于“素人写作”有何评价,在讲座结束之后,我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
何平这个题目,同时来自于我在《北京文学评论》创刊号主持的一个栏目,叫“现场与立场”,这个栏目的第一期也正关于“素人写作”。
我倾向于为“素人写作”这个话题预设一个背景: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在这个阶段,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思想文化、媒介技术的转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文学生活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今天对于所谓“素人写作”的讨论并不局限于这些作家,更要讨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的文学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
01
全民写作时代来临
网络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乘坐网约车、点外卖咖啡都离不开网络技术的支撑。对于文学生活而言,网络技术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与写作,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写作者。这不是一个奇怪的话题,每个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写作者,但是在没有网络支持、尤其是没有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做支持的背景之下,很多写作是很难公开发表和发布的。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社会中极个别的、少数的人的作品能够公开发表和传播。绝大部分人的写作,可能仅限于在中小学阶段写作文并且由老师充当读者。如果这篇作文写得好一点,老师会当成范文来朗读。这可能是很多朋友在记忆中都有过的经历,即写了一篇好的作文被老师在课堂上读了。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大部分写作者能够在公众面前发表的写作,可能就是在班上被老师读了一段的作文。
还有一些写作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被传播,比如信件,阅读彼此的信件也属于传播、发表作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们有记日记的习惯,这当然也是写作。所以全民写作时代的来临,建立在新的技术支持之下。所谓的“全民写作时代”不只是“写”,“写作”还得能够被发表、被传播、被阅读、得到反馈。所以这里所说的“全民写作时代”是加限定的——这是从写到发表、作品发表过程中还能及时得到评价的全民写作时代。
这种“全民写作”的实践每天都在发生。
比如今天到场的《随笔》杂志前主编秦颖老师是一位观鸟爱好者,他早上在朋友圈里面把他拍到的照片跟大家分享与交流;发到朋友圈后,他感觉到只是发照片不能够把这件事交代清楚,就要在九宫格图片上写一段话,这段话严格意义来说就是一篇短散文。在这个时候,他点击发送,这样一个完整的有文字、有图片的媒体编辑工作完成了,他点了发送以后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就能够看到。我相信在座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发送一个朋友圈之后,过一会就要看一下有没有人点赞、有没有人评价。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全民写作过程,也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在传统出版行业中,作品要经过编辑接收稿件、审稿、出版的过程。在全民写作时代,这个过程可以由你(写作者)独自完成,你可以借住美颜技术的支持,发送之后,还能实时看到有人点赞、有人评价。
我们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讨论所谓的“素人写作”,也就是说,写作在今天变成了每个人都在做、也能够做的一种行为或者交际方式。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所说的“写作”意味着从写作、编辑、发表、传播到阅读、反馈整个流程,而不是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在加锁日记本里进行的写作。不只是写出来,而是生产和传播的环节全部能实现的全民写作意义上的写作。
当然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至少在人类文明史上,在网络时代到来之前,所有的写作,严格意义来说都是社会群体中少数人的行为。暂且不提古典时代写作者通过他们小的交际圈所实现的写作环境。到了现代以来,人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就是通过文学的方式与社会群体之间发生关系。
在这个背景下期刊、报纸、出版图书,都只是成为了一个公共交流的空间,虽然他们的设定是与社会群体、社会公众之间发生关系、交流,但从严格意义来说,写作行为都是属于少数人的。换而言之,如果我们用极端的方式来表述,写作其实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从“五四”新文学时期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开始,甚至从晚清有了现在的报刊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到移动终端出现之前,写作一直都垄断在少数人手中。在我们谈论网络时代之前,需要明确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写作是属于少部分人的,这一小部分人才能被称为作家。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讲某某人“从××到了诗人”,为什么会有“从某某到某某”这个说法,是因为写作是属于少数人的行为。当你从某一个身份过渡到写作者身份时,有点类似于现在大众喜闻乐见的逆袭故事。
如果没有我说的写作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今天大众传媒所宣扬的从快递员、保姆等各种各样劳动者的职业转变为写作者的故事就无法成立。
在网络时代之前,不仅写作是少数人的事情,阅读、评价、包括文学教育共同形成了一个很小的文学圈。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讲,“五四”新文学,除了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之外,还建立起来一个文学圈子——这个文学圈子有作家、评论家、编辑、出版人、大学里面的教授,再加上读者。如今传统纸媒行业基本还在延续这种方式,但是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写作绝对不是只属于少数人的事业。这种文学圈现在只是个人的一种“假想”。
当我们谈论文学出圈的时候,文学其实早已经出圈了,进入网络时代后、想让文学不出圈是不可能的。
02
素人写作的现状与特点
我们可以继续明确讨论的范围。
首先要看的是《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我在B站写诗》,这是一本由哔哩哔哩网友的诗歌集结而成的诗集,这显然是网络时代全民写作才有的景观。
《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 B站网友《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中收录了124名诗人的诗歌,他们是从两万多个诗歌写作者里选出来的,换言之,这本诗集背后是两万多个诗人,没有全民写作背景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写作景观。
刚才我们只是谈论发布或写作、出版、传播这些行为,现在我们来讨论全民写作时代的写作样貌。
这个诗集里面收录的是什么样的诗歌呢?我们一起来看。
春天和秋天相爱了
它们缠绵在一起
青蛙和蝉虫便开始嫉妒地诽谤
——《夏天》/ @有山先生
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和有山先生的身份(B站UP主,原名李沛然,2020年5月开始在哔哩哔哩弹幕网发布文学创作视频)有直接关系。
如果直接看这首诗歌,你在心里面盘算一下马上就能够写出来内容类似这样的诗歌、就能够发朋友圈。这就回应了我刚才所说的,今天是全民写作的时代,写作的技术难度降低了。
当然很多传统刊物很可能是不会发这首诗歌的,但是直接在B站上面发,受众群体可能比传统刊物还要大。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的写作样貌?
因为这种写作景观对于传统出版行业而言这就是一种挑战:写作者与读者、整个传播流程,跟现在所建立起来的报刊出版制度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当然,现在出版这本书并不是必要的,从传播的角度来讲,这一本书的社会覆盖面绝对没有这些诗歌一开始在B站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大。从传播影响力的角度,这本书是可以不转换成纸媒的。
但这本书为什么会出版?因为出版商、出版人看到了这本书在纸媒出版可能会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接下来要看的是小红书一位诗歌博主的诗歌创作。
我一个人吃饭
读书、坐车、看病
没有人认识我
真好
我刚到这座新城市就学会了隐身的魔法
——《一个人》/ @隔花人
《星期六晚我们去散步吧》/ 隔花人假如说我们这里一节写作课,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写作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发表没有多少难度,只要是遵纪守法的写作行为,发表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当传统的期刊和出版还有严格的审美与准入制度时,网络上审美准入制度基本上已经取消掉了。
你没有理由沮丧
为了你是秋日
彷惶
你也没有理由骄矜
为了你是春天
把头仰
秋色不如春光美
春光也不比秋色强
—— 作者?/《自爱》
上面这首诗,我有意将作者去掉了,但可以发现这首诗歌和前面的诗歌基本上属于一个路数,这首诗歌是谁的?是广东诗人汪国真的诗歌。
这首诗歌和前面的诗歌,从审美的调性来说几乎是无差的。我觉得,汪国真如果在今天的时代,他肯定会在小红书和B站上写,纸媒或许只是他小红书和B站衍生的产品。
知道你要去很远的地方,
但是一定记得回头看看我。
就算我不在你的视线里,
也请偶尔转过身,
说不定带着你呼吸的空气,
会漂洋过海,会横跨星空,
会被季节轮换时带起的风,
一直吹到我身边。
我的嗅觉很好。
——?/《让我留在你身边》
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是谁的诗歌?不说作者,你们肯定认为就是前面那些博主,其实这也是汪国真的一首诗歌。
夜里散散步,
捡拾落下的松果,
思念远方的朋友,
回想生命的种种美好经验,
这平淡无奇的生活,
自有一种清明、深刻和远大呀!
——?/《生活中美好的鱼》
这是谁的诗呢?跟前面的风格也差不多。
这是我将林清玄的一篇散文断句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明显看到90年代至今文学教育的成果。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开始读汪国真,后来读《读者》《青年文摘》,读林清玄、读刘墉,后来读报纸上小情小调的小散文,后来读张嘉佳、读大冰。
在这个时候可以发现衍生出了无数“小汪国真”、“小林清玄”、“小大冰”、“小张嘉佳”——这样的全民写作时代的写作者。如果不说这是林清玄写的、不说是张嘉佳写的、不说是汪国真写的,你肯定认为这是前面那本书摘下来的,所以我在这里打了问号。
接下来要看这本诗集和前面两本诗集一样,其中的作品都是来自互联网。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单读主编这是快手上的一本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现在比较有影响力。
当我在豆瓣浏览这些诗集的词条时,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B站诗歌集《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的推荐人,是大家熟悉的余秀华、西川等知名诗人。
《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豆瓣简介页面当发表在B站的诗歌刊登在纸媒的时候,所列的推荐人不是@有山先生——那个在B站上有影响力的UP主,而是依照传统纸媒规则寻找的“名家”,如余秀华、西川、项飙、刘擎。
B站写作者与为其进行文学传播的推荐者,从严格意义来讲,是属于两个文化圈层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当诗歌从“网络发表”向“纸媒发表”转变时,规则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到哪一座山唱哪一首歌”,纸媒上的读者对象就不是B站那一部分人了。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豆瓣词条页面《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这本书中共收录了200首诗歌,邀请了阿乙、胡桑、邓安庆、贾行家推荐。这些推荐人同样是有影响力的编辑、作家、社会学家等。
由此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文学可以在网络上面成为一个圈层,按照网络上的流通法则传播。但这个B站上面的诗歌要从2万多首里选择收录100首变成纸媒出版的时候,又需要遵循另外一种法则。
当然,网络平台内部的诗歌水准也是有差别的,比如诗人李松山的这首诗歌《给吉尔伯特》,完全达到了传统纸质刊物的发表水准,但作者首先选择发表在快手平台上。
《给吉尔伯特》/ 李松山
1
他每天在野外放羊。
他洞悉刺猬和水鹮的习性。
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
他必须团成刺球对抗平庸的时间。
或者,在暴风雨来之前,
紧紧抓住鼓满风的树冠。
2
悲伤让你醒目,
在上野美智子病逝后。
在匹兹堡,在旧金山。
落日还是那轮落日,
雨珠依旧逗留在阔叶植物上,
你打捞的那枚水桶中的月亮,
像一道疤痕,在你的诗节里。
他合上书,像那只水鹮收起翅膀。
3
“贫穷不是一笔财富”。
你将大部分时间投注于山林,
在褐色的石头上,
开凿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
他在李楼的草滩捡起一块顽石
观摩水花,以及它的前世。
在今天所谓全民写作的时代里,写作者是拥有选择权的,我们刚才比较了B站、小红书和快手三个平台的诗歌,就会发现诗歌审美的等级是不同的。
李松山是一个放羊的,就是所谓的“素人”,他不是我们传统理解中的哲学作家——可以坐在自己家的书房里面、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书架。传统作家都是坐在书房里面,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书架;今天的写作者可能就在田间地头。
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纸媒平台,审美等级是存在差别的。与传统纸媒不同的是,网络平台聚集起来的这些诗歌,不依靠编辑个人的趣味,而是读者之间自然形成的一种圈层。这首诗歌虽然是出现在网络上面,但质量跟纸媒上面的诗歌是没有区别的。
我特地找到《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在豆瓣的评分,这本从2万多位诗人的作品中遴选作品编汇而成的诗歌集,按道理在豆瓣这个图书重要阵地上面应该有一定影响力,但它在豆瓣的评分只有6.7,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在B站上拥有广泛读者并且有广大诗人群体参与创作的这本书,只有272个人参与评价。评分固然重要。但是参评人数更重要,它是检验一本书在图书市场上读者状况的重要指标。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B站上面这么多的人在疯狂的写诗,当这本书通过纸媒呈现时,分数很低、评价的人数也不高。
《星期六我们去散步吧》豆瓣词条页面《星期六晚我们去散步吧》是个人署名的作品,虽然评分也不高,6.7分,但其评价有4000多条。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豆瓣词条页面《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这本快手上的诗集评分达到8.2,但评价的人也是272。这个评分显然跟读者的构成有很大的关系,这就不详细展开讲了。
刚才的例子说明,如今一个无名利的写作者要找到自己的读者,与过去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路径。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写作者在全民写作时代要面对的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图书的出版被归拢在所谓“素人写作”的标签之下。标签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就意味着选择,就意味着归类。我这个是不完全统计,目前这样的一些写作者都标有一个标签,即所谓的“素人写作”。什么是“素人写作”?这是我们讨论到最后会得出的结论。



《球园》《浮木》《我本芬芳》《芝麻豆子茶》/杨本芬
以上这些作品出自作家杨本芬。她可能是“素人写作”群体中年龄最高的,被出版机构选择之前,她的作品一开始是被她的女儿张红张贴在天涯论坛上面的。换句话来说,这个作家在出版之前几乎没有在纸媒——也就是杂志和图书——上出版和发表的经历。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微尘》/ 陈年喜近几年影响很大的“素人”诗人陈年喜,情况比较特殊。他分别在2019年出版了诗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在2020年出版了《微尘》。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前他是有一些作品发表的,我们却说这样的作家是“素人”作家。那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人?
当时他的写作已经在网络上、在博客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刘丽朵曾经写过一篇谈陈年喜的论文,谈论陈年喜在网络平台上面发表的诗歌。
2016年刘丽朵发现陈年喜的时候,陈年喜几乎或者根本就没有被出版界注意,这个时候他已经写出了“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的句子。
2019年之后出版《活着就是冲天一喊》《微尘》,陈年喜的诗歌很多都是在2019年完成的。
当我们将陈年喜这样的作家称为“素人写作者”时,是完全不尊重上个世纪末以来的网络这条线索与我们时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换而言之,当我们说他是“素人写作”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个不“素人”的作家。
因为陈年喜的诗歌在2019年正式出版之前已完全达到期刊的发表水平,他在网络上是成熟的作家,已经是很优秀的诗人。这说明纸媒和网络之间存在隔膜、信息严格的不对等,以至于2019年出版陈年喜这个成熟作家的成熟作品时,还要将其命名为“素人写作”,其实陈年喜当时已经很不“素人”了。
《久别重逢》/范雨素范雨素影响也很大,她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我是范雨素》发表在“正午故事”公众号。
在广州讲这个问题就很合适。从某种程度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东是中国传媒最活跃的区域。2014年传媒形式发生了变化后,广州很多媒体人都开始运营发表“非虚构”内容的公众号。
当然了,当时运营“非虚构”的公众号不只有广州的媒体人,但现在影响最大的“真实故事计划”蕾蕾就是广东媒体人出身。
范雨素也出现在以非虚构文学为主的“正午故事”公众号上,我们后来也称范雨素为“素人”作家,但事实上,范雨素在成为现在大众传媒和出版界命名的“素人”作家之前,就已经在网络上面写出了爆款。


《赶时间的人》《低处飞行》《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王记兵这是诗人王计兵的作品(“外卖诗人”)。王计兵在正式出版纸质诗集并得到“素人作家”的称号前,也有很长时间的网络写作经历。
换言之,当作家有纸质作品出版的时候,我们才承认其写作。同时,他们只有在网络上面积累够相当的能量,才能进入纸媒出版的视野。


《我在北京送快递》《我比世界晚熟》《生活在低处》/胡安焉这里列举的是现在影响也很大的胡安焉的作品,在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递》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小众作家,知道的人不多。
其实,早在2014年,胡安焉就已经在黑蓝论坛出版的一本集子上面发表过这些小说。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说胡安焉是一个“素人”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现在依然被包装成“素人”作家的顶流作家。将胡安焉认定为“素人”作家、仅仅是因为他从事了19种普通劳动者的职业,这是我们稍后要谈论的问题。
《去有花的地方》/ 陈慧陈慧这本《去有花的地方》是最近出版的,她也被叫作“菜场”作家,她确实在菜市场里面推一个小车售卖日用品。
《青芥人生》/王柳云王柳云(被称为“清洁工画家”,白天做清洁工、晚上作画。她始终介意人们用她的职业、户籍身份来形容她,希望掌握自我叙述权。)做过农民和服务员。
《海浪将我拥起》/ 韩仕梅韩仕梅(因在快手写诗而走红,被称为“田埂上的写诗者”)是农民。
《我在白沙做馒头》/另一只猫《我在白沙做馒头》,这书名一看就知道作者是一个在小店里做馒头的人。
《我的母亲做保洁》/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是跟保洁员相关的。
《我在上海开出租》/黑桃黑桃(写作者,“U盘式生存”手艺人,曾从事过杂志编辑、小店店主、政府临时工、出租车司机等多种职业)的《我在上海开出租》。
《村庄的大地》/ 李世伟《村庄的大地》,作者李世伟的职业是保安。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为这些作家赋予所谓的“素人写作”称号,并不是因为这些创作者是没有任何写作经历的“素人”,而是因为他们不属于某一个群体。
大众传媒和出版人称这些写作者为“素人”——除了杨本芬女士是年龄大了在家里做家务——其他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即他们都是劳动者,都从事着跟高技术、高知识没有关系的工作。
从2021年到2024年,《第一财经》彭晓玲做了一系列有关素人写作的报道。她从2021年就开始关注陈年喜、王计兵、陈慧等所谓素人。可以发现,在彭晓玲的报道中,这些诗人和作家全部都有前缀。如《农民工诗人:作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外卖诗人”王计兵:诗歌就像我生命空地的一场大雪》《“菜场作家”陈慧:那个骑摩托车进货的女人太彪悍了!》等。如果按照这种模式,现在很多纸质刊物的目录要重新设计,需要在作者姓名前面标注写作者的职业身份。
03
“素人写作”标签背后的问题
大众传媒和出版人称他们为“素人”作家,究竟是因为什么?并不是因为在发现这些作家之前,他们刚刚起步写作,于是称其为“素人”作家,只是因为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
我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谈论这些作家是“素人写作”的时候,其实内置了一种社会阶层的歧视,就是认为这些人不应该成为作家。
所以无论是出于大众传媒的噱头,还是出于出版变现,大众传媒和出版人在所有普通劳动者写作者的名字之前都加上了他的职业身份前缀。
很少看到一个白领、一个大学老师的前缀,在报道的时候更不可能在前面加一个“教授诗人”、“教授小说家”的头衔,但当写作者是普通劳动者的时候,前面就会标注前缀。
当然,我个人对于彭晓玲这样的报道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这种标注也可以认为它没有内置任何的不平等,在农民工、诗人这两种身份之间不存在不对等的东西,而是将两种身份做了一个平行的呈现。
但要注意,在今天大众传媒中,很多人并不是像彭晓玲这样以平行的方式把写作者这一身份标注出来的。我们现在看到最多的命名方式是什么?“从快递员到作家”、“从外卖员到××”,一旦从平行的呈现方式变成了“从××到××”的时候,内在的东西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大众传媒也好,出版人也好,甚至某些研究者也好,已经先天地认为,一个从事着普通职业的人成为一个写作者是一种阶层的跃升,这其实是完全有悖网络时代以来因技术而形成的写作和阅读的平权。
网络时代全民写作以后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写作者可以在B站上写作、在快手上写作、在小红书上写作。严格来讲,从掌握文学资源方面,这些写作者跟余华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所以这样一个“从××到××”的命名方式,不仅刻意标注着写作者普通劳动者身份的形式,里面还隐藏着“文学是属于少数人的事业”的观念。完全不尊重90年代网络时代、全民写作时代来临了以后技术所带来的平权。这种平权并不是指原来那种精英文学群体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达到的一种平权,写作平权时代的来临是由于技术。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技术,原来完全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许可以有一个答案。从1942年开始,我们就说文学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但是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究竟有多少呢?只有当新媒体、新技术到来时,我们才会发现技术带来了审美的平权。
媒体和出版人的观点都讲了,下面我引被认作“素人写作”头部作家的胡安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里被问到的一句话:“之前你说对于‘素人写作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思考,去年你出席的一些活动中,还是有不少是将你纳入这种分类。和其他的作者比如王计兵、范雨素等一起对话,如今你对于所谓的素人写作者有什么新的认识了吗?”
胡安焉完全不认同媒体贴在他身上的“素人写作”的标签,他不领情。
在2024年的苏州书展上,胡安焉做了一场活动,当以“从××到××”为其命名时,用的不是传媒和出版宣发里“从快递员到作家”的表述,而是“从文艺青年到职业作家”。这种微妙的变化意味着胡安焉自身审美的进步。
当对胡安焉的定义是从快递员到一个作家的时候,其中内置的观念是无视网络时代写作平权,也暴露出了部分知识人自大;但是当胡安焉将自己定义成从文艺青年到职业作家时,其实是承认了普通写作者成为专业作家的写作难度。
胡安焉说:“黑蓝论坛是我写作的启蒙地,我今天的写作意识,是对待写作的精英式态度。”这个是胡安焉接受公开采访时明确提到的,他对写作是一种精英态度。这意味着,他在文学的维度下,将素人作家与现在我们所谈论的那些作家隐隐分为两伙人。他自己大概是属于精英的那一群人,而非纯素人。
04
如何理解“素人写作”
讲了这么多,究竟何为“素人”?
在引出这个重要结论之前,我先简单做一个总结。
首先,我简单描述了B站、快手、小红书三个平台的写作生态,我们会发现这些平台现在集聚了巨大的写作能量;继而,我指出这样的一种写作与传统的精英写作有着巨大的差异,我用了汪国真、林清玄等作家作品作为我论述的线索。得出了一个结论:全民写作不可能带来全民普遍的审美抬升,在全民写作时代,文学的边界扩大了、进而带来审美的下沉。
就像我2017年曾经在文章第一段里说过一段极端的话:连网络文学都是文学,《故事会》为什么不是文学?文学的边界已经无边的扩大了(何平《网络文学就是网络文学》,原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6期)。在今天的网络平台上,坐在下面的听众朋友马上就能写出大量足以发表的诗歌,这是我们呈现的第一个背景,即今天的文学时代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
我讲的第二个方面,是“素人写作”这个标签背后存在的问题。在今天的图书行业中,有这样的一群被出版人、一群写作者,被大众传媒标签贴上了“素人”的标签,我们要提取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问题。
现在,我们终于要讨论,如何理解“素人写作”。
首先要理解“素”这个字。
网络时代获取资讯采取的是与传统时代不同的方式。如果在传统时代,想了解这个字,肯定要去找一本《辞海》或者《现代词语辞典》。今天,在手机微信公众号一检索,就能看到一个微信公众号——“每日解字”。当然了,如果它解释得不对,并不是我的责任。我已经标注了知识产权,出了错也是它的责任。(笑)
我抽取了几条和“素”相关的解释:
“素也者,五色之质也。”——《管子·水也》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论语》
也就是说,“素”是所有东西的基础的。
然而,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素人”的时候,是没有我们前面所描述的这些含义的。我们内置了一种价值,即普通劳动者的写作就是素人写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素人写作者往往一边从事某一种职业——而且这种职业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职业——一边在从事写作。我不认同这种判断。
这些写作者得到读者的认同,仅仅是因为大众传媒和出版宣发的蛊惑吗?我们今天的大众传媒和出版的宣发蛊惑的不只这些人,贴标签的也不只这些作家。为什么唯独这些被归类为“素人写作”的写作者在读者群、在市场引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应呢?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劳动者身份,这些素人写作者的作品中还存在什么共同点?他们的写作中是否存在一种可以被归类为“素人写作”的特质?
实际上,这个“素”的东西跟他写作经历的长短完全没有关系、跟他所从事的职业身份完全没有关系,只跟他的写作态度有关系、跟他写作过程中间面对世界这种方式有关系、跟他最后的文本呈现有关系。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写作往往是以一种真实非虚构的方式呈现,这跟“素”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更倾向于这样描述“素人写作”中的“素”:它是一种本质的东西,一种本性的东西,一种诚恳的东西,一种面对自己真实世界、真实内心和真实生活的东西。
当我们不断反思、讨论“素人写作”这一标签,最后会发现,他们除了被乱贴标签外,在创作层面反而是最真诚的,他们是以真诚赢得读者的写作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最该检讨的恰恰是那些“非素人”的文学创作。
这里引用2015年《正午故事》中的一段编者语:
“何为素人?我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我用这句话概括,我觉得很好,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的世界是同一个故事的万千版本,这就是回应我所说的今天是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什么人的故事是一个素人的故事,什么人的故事是一个伪饰的故事,是一个矫情的故事,是一个装腔作势的故事,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是所以挣扎与成功,财富与梦想,我们试图抵御这种单一,复活被遗忘和磨灭的故事,赋予普通人尊严,留下变化的中国痕迹。”
这是我当时在《北京文学评论》创刊号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写作者是写作者的身份证姓名”。我想可以作为对《正午故事》这段话的回应。
当我们每个人都在审美的世界里面拿一张身份证时,这些写作者可能要在身份证上面标注出农民工、保洁员、快递员、送外卖的。
然而,当我们提出“写作者是写作者的身份证”的概念时,我们明确地知道。这些“素人写作者”是用自己的职业养活自己。哪怕他们从事的是低微的劳动,也不需要以自身职业的低微去抬高写作,而是用写作填充甚至丰盈他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在今天的中国,每一个写作者,写下的都是“同一个故事的万千版本”。
最后要补充一句,我们要警惕今天以主语“我”来叙述的故事可能存在的虚假性。不是所有以第一人称“我”叙述的故事都是“素人写作”,“素人写作”只是在“我”的故事中的一部分,他们符合刚才所说的“复活那些被俘获和抹灭的故事,赋予普通人尊严,留下变幻中国痕迹”的标准。
今天很多自媒体公众号在“我”的主语之下改造它的谓语、它的宾语。“我”叙述的故事是被改造、被装饰的非素人的故事。很多自媒体公众号上面以“我”来叙述的故事,作者都会在文章后面不起眼的地方的标注一个写手的名字。在今天我们恰恰要警惕那样以“我”为主语来叙述的“我”所谓的故事里面的非素人性,它不诚恳、不真实、不本质、不本性、远离心灵、远离真实世界。当然了,我们更需要警惕的是两种现在流行的叙事,第一种是卖惨故事,第二种是所谓的励志故事。
互动与对谈:何平 · 朱燕玲 · 观众
何平与朱燕玲朱燕玲:在全民写作的时代,“素人写作”这个现象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何平老师针对这个话题给我们分享了一些精彩的案例,也做了很详细的解读、分析。何平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堂非常生动的一课。
我和何平老师有过多年的合作,2017年-2022年我们一起在《花城》杂志开设“花城关注”这个栏目,关注当下中国文学的写作现场,涵盖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戏剧及诗歌等体裁,关注影视、故乡书写、科幻、摇滚、小镇、青年写作等文学热点,推出了一系列作家的新作,如万玛才旦、默音、双雪涛、笛安、班宇、王占黑、郭爽、淡豹、孙频、阿乙、张惠雯、韩松落、路内,也挖掘了一大批跨界写作者,如何袜皮、慢先生、万能青年旅店、五条人……不断拓展文学边界,播报来自文学现场最前沿的声音。
《花城关注》书影这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当年我们有很多深谈、讨论,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聆听过何平老师的课,今天也很受教。
下面我们进入现场互动环节,请现场、线上观众提问。
现场观众:我写了差不多两本书,但是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发表,或者应该到哪里投稿?
何平:投稿和发表对于写作者来说已经不是最大的难题。但是,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与自己写作是两回事。如果要成为一个职业作家养活自己,那么肯定要把写作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一个不同的审美板块。如果将写作看作一种爱好,那么网络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充分的平台,可以用于写作、用于读者交际。我刚才举了B站、快手、小红书的例子,当然还有另外的方式。如果你觉得上这些平台太麻烦,不想把你的东西完全敞开在公众世界的时候,完全可以去注册一个微信公众号,在你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把你自己想写的东西、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我认为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发表在朋友圈里。
说到底,在新媒体时代,写作发表的方式很多。
不过,写作是一回事,你要把你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是第一步的工作,即首先你要成为一个写作者,成为一个会写的人、能写的人,成为一个能够把自己内心世界表达出来的人。当这个步骤完成以后,发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想要以匿名的方式把东西发表出来,你可以选择网络平台,在纸媒里也完全可以以笔名的方式发表出来,当然这取决于你的写作达到了怎样的水平。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全民写作时代不意味着所有的写作都是同样的审美水平。无论写作者自身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当他作为一个写作的人,那就是与其他人完全平等的。一个写作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肯定是要经过审美的检验的,这里面存在着审美的等级。写出来的一些作品可以在怎样的平台、在怎样的媒介上面发表,涉及到了媒介的特征,也涉及到了每个媒介各自的审美标准。
所以写作是第一步,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像写日记一样写下来,如果不写,后面的一切都谈不上。当有了完整的作品,再把它交给愿意看的人去看,然后再看在什么样的平台和媒介上面甚至交给怎样的出版人去发表。
朱燕玲朱燕玲:关于“如何开始写作”这个问题,何平老师给了很详细的指导。身处新媒体时代,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平权。在写作这个行为上,希望大家能够从写开始,不写就什么都没有。
现场观众:我是一名写作者,在网络平台连载小说。我的一部小说已经连载了90万字,另一部却遭封禁。我想问网络平台对于文艺作品的审查标准到底是怎样的?
何平: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是由主管部门监管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还是做一个简单的交流。
你刚才说已经在平台上面写了90万字,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写作者,但所谓的写作平权并不意味着所有写的东西都可以公开的发布,这里面有些是涉及到国家的法律、政策,有些是涉及到了你的趣味标准。网络只是带来了多种可能性,但它的限度还在,并不因为网络的出现,所有的限度就没有了。
当我们在谈网络上全民写作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幻觉,如果不涉及到盈利,你的写作只是满足于自己精神的愉悦,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写作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但是如果你需要你的写作被更多的人看到,如果你要通过写作成为一种职业——我认为就像有一份教书的职业,写作也是一种职业——在网络上要将写作自己日常职业的时候,网络上的写作是受算法控制的。因为资本运转的逻辑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流量给谁,给怎样的作品,很多的时候不只是审美说了算,这里面有一个资本和审美之间微妙的平衡。
一个写作平台选择什么样的作品给它更好的位置、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肯定与传统纸媒不一样。2万多首诗歌在B站上面发布,给什么样的作品很好的推荐位,这里面肯定有资本的逻辑,有它的算法逻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去表达自己,另一方面这种表达其实受到很多东西的制约,比如国家的政策、法律,资本的逻辑,审美的标准,平台的趣味、倾向等。
作为写作者,你要清楚你从事的是怎样的一种写作,你能写怎样的一种作品,这一点需要有自己基本的判断。
现场观众:我现在是素人写作者,之前写散文、书评,现在想尝试一些新的题材、想开始写小说。想问您一个问题,素人写作者如何完成向传统作家的转换呢?
何平:您问的是,如何将写作从散文转换到另外一种文体上。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和毕飞宇在南京鼓楼区图书馆一起做的一场活动,当时也有学生提到一个问题:如何使我有一种好的审美鉴赏能力?
当时毕飞宇教授说,你回去先把散文写半年,诗歌写半年,小说写半年,每种写半年了以后,你不一定会成为一个诗人、小说家,但你慢慢就知道了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
我曾经有很长时间的诗歌写作经历,中学里就开始写诗,为什么我没有成为一个诗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一个很糟糕的诗人,但并不是因为我写的好,这个时候自己是有觉悟的。我也写过小说。
当你问我能不能写小说,我无法告诉你有一条路、两条路、三条路,你沿着这个路线走,就可以从报告文学一下子就走到小说那条路。写作不像是在城市里走路、从这个地方到花城编辑部,在地图上一点就可以知道哪个路是最近的路线、哪个路花费最少的时间,不是这样的。写作的事情只有你去写了才知道。你现在决定不只写散文,要去写小说,觉得小说能考验自己文学的能力。那么你首先要做的是去写一部10万字的小说,然后就会慢慢有一些领悟。在两种文体对比之下,你渐渐就能分辨出哪一种让你更舒服。如果你在写小说时根本就没有一种文体的舒服感,就要思考你能不能做这样文体的转换。当然我也认为散文和小说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
刚才线上也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怎样成为一个作家?这个问题我是反复讲的。中国古语讲临渊羡鱼,不如回去先把网织起来,你回去做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最后文学会分成很多的图谱。虽然我写了很多诗歌,但是都没有拿出来发表过,我有自知之明,我这样的写作顶多算是愉情,自己让自己快乐,就跟看电视、去咖啡馆喝咖啡是一样的东西。
既然有写小说的想法,不如去写几篇小说看一下,一方面感受自己的舒服程度,另一方面写了几篇以后渐渐就知道自己的写作水准了。在写作过程中,也要去读一些小说,看看人家怎么写的,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
当然很多作家是读过创意写作课程的,但是这个作家是不是创意写作课程培养出来的,我们需要考虑。创意写作可以培养写作文的人、但不一定能培养出作家来。对于创意写作这个学科,我们不要有一种误解,认为创意写作就是培养个体的作家,这个学科肯定不能承担这一功能。所谓的作家都由大学的创意写作来培养,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需要承认,确实有许多职业需要创意写作,需要从业者掌握一部分文体的写作能力,这部分能力的培养是可以通过大学教育来实现的。
但是像作家这样的写作者,是不可能完全由大学里面的创意写作去培养的。我没有否定“创意写作”存在的合理性,它是作为职业教育的一个专业而存在。在今天这个迫切需要写作人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当然需要创意写作。文学史上的作家有些是读过创意写作的,包括现在欧美很多作家都有创意写作的教育背景,但他们成为一个有独立个性的作家不一定是由大学的创意写作培养出来的,我对此持保留态度。
朱燕玲:说到写诗歌,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大家都感觉到你的评论文字特别的灵动,不掉书袋,诗意飞扬又很犀利,我觉得是不是跟你年轻时候的诗歌训练有关系?因为我知道你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写诗,和有一些诗友保持了几十年的联系。对写作者来说诗歌训练是不是很有必要?
何平:我中学时写了三年诗歌,大学时写了四年。1998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师范学校工作,又有一位资深的批评家老师跟我说,你什么东西都写,不如也写评论试试看。那次毕飞宇活动我也开玩笑说,我花了7年时间证明我不能写诗歌,花了2年时间证明我不能写小说。我当时还开玩笑说,实在不行还能够去写评论嘛!那些写废掉的文体,还是能发挥作用的。当它作为一首完整的诗歌、作为一个诗人它可能不成立,但是这部分的内容,可能会使我的文学评论有了另外的一些东西。
我讲话用的全部是方言。每次在本科班上课的时候,都要事先说明,上课不要纠正我的发音问题。如果一直纠结这个问题的话,你上课就听不了东西。一次听不懂,听三次就能听懂了。有一个评论家曾经这样讲:何平的这个批评里面是有那种方言,我们一般人认为方言写作只属于小说诗歌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人说评论还可以有方言那种味道。我认为这种东西就是我与生俱来的,我的语言表述方式成为了我评论的写作方式。我的评论里面有很多与小说、诗歌类似的构词方法,省略、倒装等成分。
朱燕玲:其实是因为你做了多种文体的训练,所以你的批评文字能颠覆大家对一般批评的刻板印象。
何平:如果从“五四”新文学的背景来看,文学批评就不仅仅是发表在传媒期刊上的论文。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学术论文——比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都是可以当文学作品来读的。在那个时期,不要说文学批评、就连学术论文都是有修辞的。有它的语言风貌、腔调、文学性的部分。只是到了现在,原本自由的文学批评才被加上了诸多规矩。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自我奴役的文学批评能否“文体”?》(原载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讨论写作者在文学批评里成使用论文腔的风气,文学批评变得“论文化”“不自由”,“我们今天正在失去自由自在,澎湃着生命力的文学批评”。感谢花城,在做“花城关注”的时候让我发表了十几万字的自由写作。
朱燕玲:在做“花城关注”栏目期间,每一次读你写的前言都是一种享受。鲁迅文学奖这样评价你的评论集《批评的返场》,“体现了介入与实践的品格,拓展了文学与文化与社会的对话空间。”我觉得今天这堂课以及何平老师对读者们问题的解答,都进一步阐释了何平老师批评的风格和品质。
线上观众:当今读者读什么书都深受读书博主推荐的影响,请两位老师谈谈读书博主对于大众阅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改变?
何平: 读书也好,写作也好,如果只相信推荐,那这个书还是不要读了,读书怎么可能相信推荐呢?作为老师,我从来不跟学生推荐书,因为阅读也好,写作也好,都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行为。现在大学里公共图书馆全部开架,你把这种阅读当成在书架上面的漫步,就像在公园里、两水之间、一条道路中间散步,然后在书架上面看哪一本书题目顺眼,就把它拿下来看。你把它拿下来看,肯定是因为它长的好看,设计的好看,也有可能是书名吸引了你,可能是作者吸引了你。但如果是所谓的博主向你推荐,你把这个书翻开来,从第一页看,这种推荐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你看的时候,如果站着看了10分钟还能看的下去,就可以把这本书拿回去看。反复地在书架边上看,如果边上没有图书馆,到书店随地看。
你以这个作家为例,那么多作家,这个作家看的下去了以后,就把他其他的书再找过来看,你把他的书都看完了以后,跟这个作家相关或者跟这个作家风格不一致的书都拿过来看,到最后慢慢就形成了一个你可以去看的书类。
我看电影、看书是不看豆瓣推荐的。我们已经习惯看电影、看书之前去豆瓣看分数,但这个分数真的可靠吗?识别一本书、一部电影的好与坏,还是要靠自己。
所谓博主推荐,包括一些付费知识,很多时候只是一门生意。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效果。
在学校里面那么多老师都在教你,你到最后却没有形成一个自我教育,这可能都是有问题的。你如果信了所谓博主的推荐,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今天他说这个好,明天又说这个好,今天你觉得这个好,明天你觉得这个好。
就像刚才说的写作一样,阅读也是从你自己去读开始。去公共图书馆、去书店寻找能够与你相遇的那一本书、你能够读得进去的那一本书,从这本书开始读起。
这是我大致的说法,说的都比较虚空,但是实在没有办法,因为第一我不相信推荐,第二我也从不推荐。我唯一的推荐就是,推荐学生每年到图书馆里面去翻书。那么多的书,难道找不到一本你能够停下来看10分钟的吗?如果不能找到一本读了10分钟之后你还想读下去、愿意待在宿舍里读的书,那你的阅读肯定有点问题。有点什么问题呢?老师的启蒙教育没搞好,要重新回去补课。
线上观众:现在文学呈现的方式是多样化和非传统化的,它会对传统的评价体系和读者的阅读体系有怎样的影响?
何平:肯定有变化。我刚才讲到B站上面的诗歌,打一个比方,我加了问号让你们看,你们一下子就看出它的谱系是哪里来的。我昨天开玩笑讲,有一段时间中学语文教学文章阅读特别喜欢拿林清玄和刘墉作为现代文学来读,我觉得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卓有成效。因为B站上面出现了这么多“小林清玄”、“小刘墉”,诗歌创作这么繁荣。写这样的东西,如果出于自己日常生活满足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硬说这个东西很高级就不合适,审美肯定是有层级的、有不同的。对评价体系当然有影响,因为“五四”新文学时期所确定的文学边界,跟我们今天确定的文学边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确实是老年人,我是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以下会提到一些作家,网络上的朋友,如果对你们的偶像有冒犯,在此统一道歉。我们这一代所形成的共识、文学教养就是,汪国真的诗歌真不行。
今天,网络带来了技术的平权,写作的平权。也同样带来了读者身份的转变。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只要拥有一个移动集成网络的设备——当然前提是完成了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便拥有了一个移动的阅读工具。手机也好,IPAD也好,电脑也好,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产品,今天读者已经变成用户了。
所有的资本到最后要从各种角度去服务用户,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作品的可能,跟前面讲的问题是一样的,即写作者是平等的。我特别烦谈论一个写作者的职业身份,只要从事写作,所有的写作者都是平等的。作为阅读者、用户当然也拥有各种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的纸媒时代,很多人是不可能接触到那么丰富的产品,现在那么多的产品扑面而来,当然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要注意的是,每个人在阅读也好,在审美的角度也好,是很容易往下走的,我不能讲“堕落”。比如躺在沙发刷刷抖音,这个当然很舒服了,你要去读字的东西,说老实话你要去读林清玄可能都比刷抖音都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写作者跟阅读者作为社会上的人是平等的,但消费的文学产品是有等级的,这就回答了问题中所提到的评价体系了。
文学的边界扩大了,但里面的层次区分更多了。原来可能只有高雅的、通俗的、精英的、大众的,原来的分割是很粗放的,现在这个分层很厉害,可以分出几百个、一千个层次出来,形成无数的阅读的圈层。原来产品分类是很粗糙的,这就是你所说的评价体系。今天当然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挑战了。怎样去面对审美分层这么复杂的情况?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怎样应对?这个评价体系目前应该在摸索中,在生长中。
大家不要认为作为大学的文学老师就天天在家里面读鲁迅、莎士比亚、《荷马史诗》、《离骚》。我有一段时间也读了大量的网络文学,因为不读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也就没有发言权,也不知道它在审美的分区上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回到刚才的问题,你读多了以后,你当然知道。我记得俞晓群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欧美的出版物里有大量的消闲的无聊的产品,是为了满足全球这么多人的阅读需求。人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会遇到坏人、会吃到坏的东西,到了审美产品、文学产品的时候怎么就不会遇到一个多元化的呈现呢?就像你在这个社会中受了骗,下次才会不受骗,当然我们希望整个社会都是好的审美产品,社会也没有骗人的人,也没有坏人,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所以在审美的分区中你可能会读到各个分区的作品,并逐渐形成你的口味。你会选择符合自己趣味的东西,可能某些时候也会越来越挑剔。

原标题:《何平:写作是写作者的身份证|花城文学课第11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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