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君王的官吏 | 战国变法下君王与官吏的新关系

（秦）石鼓文—而师鼓印文，中央美术学院藏

通常认为，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是为“春秋战国”时期，亦被后世概括为“五百年乱世”。然春秋与战国之分野，史家论断不一，虽界限略显模糊，但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则择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为断代之关键，以此划开春秋与战国之历史帷幕。此分界点的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标志着“战国七雄”中“三晋”的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亦宣告承载春秋时期最大姬姓诸侯国——晋国的彻底瓦解。“三家分晋”不仅是传统“封建制”走向“郡县制”的重要转折点，亦由此拉开了战国时期社会变革与制度革新的序幕。

魏国，“三家分晋”之一家。溯其源流，魏氏先祖毕万，乃春秋晋国之公族重臣，因辅佐晋献公拓土开疆功勋卓著，受封于魏（今山西芮城），遂以封邑为氏，改姬姓为魏姓。自此，魏氏一族在晋国政坛日渐崛起，至公元前453年，“三家”合力倾覆晋国权臣智氏，旋即瓜分晋国疆土。魏氏分割晋国最为膏腴的中部区域。然魏国早期所领“三晋”之领土，主要有四块疆域，皆由旧有封邑拓展而来，彼此犬牙交错，地缘结构支离破碎，约包括现时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当时它的河西之地紧靠黄河、崤山与秦国相邻，东以泗水与齐国和宋国相邻，西南与韩国、南面有鸿沟与楚国接壤，北面则有赵国。这也让魏国的权责不稳，战略极为不稳定，或成为变法的动力。

一、被撬动的团块

魏文侯任用李悝，率先在魏国推行变法，其变法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吴起、商鞅等人才也受到魏国变法的影响，他们之后分别前往楚国、秦国等地推行变法。 若综合考察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关键举措，可以发现，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强化君主权威是普遍追求的目标，其中，改革以军功爵位为核心的功绩主义的官僚人事权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

《说苑》记李悝痛斥“淫民”认为“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是国之大错，认为应该“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也就是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在于要让劳动的人得到粮食，让建立功勋的人获得俸禄，任用有才能的人，并且做到该奖赏时必定兑现，该惩罚时必定公正。

之后吴起变法则同样如是：

“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在楚悼王支持下推行变法，与李悝的做法极为相似，即削弱权贵大臣的显赫地位，裁汰无能不堪用的士大夫（这里的无能无用也有着对楚王无用的意思。）

商鞅也同如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史记》商鞅辅佐秦孝公推行变法，确立严明的法律制度：“禁奸本”（其中的“本”字即意味着斩断原先晋升的制度与人），严格依照二十军爵等级制实施奖赏，对违法犯罪者一律严惩不贷。

这些“人事权”的变革做法，从根本上推翻世卿和世禄所带给君王的桎梏。

以往西周、春秋的封建之制，层累而上。《礼记》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春秋左传》另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民（以下为奴）被士管辖，士服务大夫，大夫服务世卿，世卿服务君王。在几百年的分封绵延下，由于地理与血缘之间的关系，作为世卿的地方权力团块必然出现，且必然与君王为中心的的中央的行为出现碰撞，产生冲突。如《左传·昭公二年》载：“天子微，诸侯强大，……政由诸侯。”这里的诸侯国内也可以带入可想也会有许多世卿、大夫不由诸侯国主决定。而且由于世俸、世袭制度的产生，作为世卿大夫是有足够的安全退路，可以不实行君王的意志。

但当变法向着世卿、大夫的开刀，原先卿和卿所具有的权力及俸禄不再能够世袭，改成“及身而终”，旧制倾颓，《商君书·算地》有言：“使诸侯列国，莫得擅爵禄，予之在我，夺之亦在我。”往昔卿族所据之权柄与厚禄，不得世袭罔替，变“世及”为 “及身而止”，官吏任免与国家财政皆归君王一人之掌握。自此以降，君王可以直接统治所有层级，臣民悉为君主所役使，王权得以直达庶民之末梢，所谓《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为实际的现实。若逢世卿、大夫薨逝，则为君王洞开乾纲独断之隙，让君王可以按照喜好亲近任用“左右近习”，随其意愿擢贤任能，将心腹之人安插于旧有地方势力之罅隙，逐渐使其破溃，那么君王也进一步掌握未掌握的团块，这形成一种不断溃解稀释的过程。

尤其是重用如李悝、吴起、商鞅这样的低级（或者外籍）的士族大夫来推行变法时，恩威荣辱均维系于君王，更容易被收买以及掌握，并且与原先的集团并无关联，尤其需要承担风险，被推上前台时，这样的位卑权重的官吏会向着君王不断靠近。

韩非子对这样的君臣关系尤其谈到：

“是以言陈之曰，必有策籍。结智者事发而验，结能者功见而谋成败。成败有征，赏罚随之。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记录过往出谋划策的言论，等事情发生后，君主要加以检验；贡献能力的人，等功效表现出来后，君主要对成败进行分析。成败经过核实，随之进行奖赏或惩罚。事情成功了，君主就收取他们的功劳；谋划失败了，臣下就承担其中的罪责。（《韩非子·八经》）

（秦）石鼓文—作原鼓印文，中央美术学院藏

那么这种改变牵动着三点变化：

1.世卿大夫独立性消失，君主权力加强：随着分封制的瓦解，世卿大夫的封地逐渐被收回，其独立性也随之消失。君主得以更自由地支配资源，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也由间接的托管关系（分封）转变为直接的隶属关系。这客观上需要大量“新中间层”来管理和统治，为官僚阶层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2.低级士族身份单一化，职能凸显：为了防止新的世袭世卿大夫出现，原先被统合的权力需要被切割。低级士族的身份也日益单一化，其职能更加明确，“职”的概念日益凸显。

3.世袭血缘失效，官爵细分，可上可下：随着世袭血缘关系的失效，官与爵职不再是世袭的特权，而是需要通过功绩（或者与君王的远近）来获得，“位”的重要性上升。

二、士的身份性质变化

人事变革牵动着原先春秋时期“士”阶层化身成为“官僚阶层”的变化。各国被清理出局的原有的士、大夫、世卿被君王提拔的官吏所代替。同样，战国时期随着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的范围和强度都超过了春秋时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各国君主开始建立更加庞大的直系官僚群体，并随着战争的进行，各国对于物资和兵员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这使得君王更需要避免原先分封贵族的桎梏，让直系的官吏来执行其意志，驱使民众，成为君王—官吏—民众的新三级结构。

如果同观学派来源，却可以发现三人均与儒学的“子夏学派”有着千丝联系。

《韩诗外传》记“魏成子食禄千钟，什一在内，九在外，以聘约天下之士。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师友之。”孔子的弟子子夏出仕于魏，并后举荐与魏文侯。《史记·魏世家》记:“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而子夏所在的西河也形成西河学宫，成为当时天下学术之中心，门下弟子众多，其中西河学宫走出的李悝、吴起，以及游学于西河学宫的商鞅，在处理国家的人事权力上，也贯通着子夏的看法。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凡奸者，行久而成积，积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杀，故明主蚤绝之。”今田常之为乱，有渐⻅矣，而君不诛。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子夏以《春秋》所载臣弑君、子弑父的频繁发生为例，指出此类祸乱并非一朝一夕之祸，而是长期积累，渐变而成。“《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乱臣贼子往往暗中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便发动叛乱。故明智之君主须及早洞察并铲除奸恶萌芽，防微杜渐。要驾驭小人，清除积久成习的“奸恶”，稳定天下，就需要对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人和事及早发现并予以制止。如果进一步询问如何解决，制止这些“不法之事”？那很可能引向一种讨论，那就是君王需要拥有完全忠属于君王的官吏，这便是上文的削改“人事组织权”。如果才能保护君王。那么这种完全直属于君王，可完全被掌握的官吏，就成为战国时期君王的重要冲动。而诸子亦洞悉此势，帮助君主消除隐患明辨忠奸，稳定上下秩序，又让这群官吏知道礼仪（被礼仪所规制），拥有良善，拥有“忠心”的德行，是故“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让这些官吏成为“君子”是一种思考的进路。

至战国末期，各国君王尤其是秦王对于治下的封建桎梏多以打散，建设一个稳定的官吏队伍、如何变得更“如臂挥指”，已经形成要求甚至是体制惯性。接续对荀子的阅读。荀子对于乱世的思考从“性恶论”始至于“天下之善”进路里面，君王的意志到普通的民众之间需要一个中间环节或枢纽来连接，而这个连接在荀子看来，不应是一位普通官吏，而应是发挥作用的特殊群体—— “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