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悲欢，人的强韧，就在满山佛面背后

“不得不承认，关于云冈石窟，我们所知甚少”，蒯乐昊在《云冈》中写道，云冈石窟是神秘的，它和它的历史被一次次遗忘，却又被工匠一次次想起。

到今天，我们与云冈石窟的故事已经一千五百年了。在开窟之前，北魏王朝对佛教的态度摇摆不定，甚至有过灭佛运动，可见，云冈石窟与我们的相见是不容易的。但云冈石窟的故事不止于诞生，它的存世，更是一千五百年的一代代工匠、保护者和学者的心血。而它也早已不止于石头的艺术，而是“人的工程”和“人的信仰”。

本文摘选自《云冈》，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佛道之争

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 45 座，附属石窟 209 个，大小造像 59000 余尊，规制极为宏大，开一时风气之先。但关于云冈石窟， 历代文献记载极为稀少，这是因为云冈本身的砂岩质地， 导致石刻铭记不易保存。

不得不承认，关于云冈石窟，我们所知甚少。

南北朝时期的郦道元（约 470—527），任东荆州刺史，曾到平城（北魏中期都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游历。在他的《水经 注》中， 留有对云冈石窟的描写：“凿石开山， 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成为历代云冈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名句。我们的故事就要从这里讲起。

公元 4 世纪，西晋覆灭，中原战乱频仍，生民流散严重，劳动力紧缺，因此，四分五裂的割据政权，把掳掠人口、财富、牲畜作为增强实力的重要手段。《魏书》里密密麻麻都是类似的数据。《魏书 ·太祖纪》中记载，仅天兴元年（398年），陆陆续续往京师迁徙的就有“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 工伎巧十万余口”，“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

对于这些向内迁徙的新移民，政策也给予支持。北魏道武帝拓跋珪（371—409）下令，分田发牛，既给劳动资料，又给劳动工具，“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

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窥见新政权的决心。正是那一年的七月， 北魏正式迁都平城，“始营宫室， 建宗庙，立社稷”，希望在这里建立永久性的都城。建立帝都这样的大型国家基建工程必然需要海量工匠，迁徙而来的数以万计的“百工伎巧”大有用武之地，而他们也成为未来平城石窟寺营建的劳动人才储备。

从天兴元年道武帝迁都平城，到太和十八年（494 年）孝文帝拓跋宏（467—499）迁都洛阳， 平城作为北魏国都的时间长达九十六年。在这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平城既是中国北方的政治 中心，也是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历任北魏皇帝不但让大量的劳动技术人口迁移至平城，也致力于网罗才学之士。

道武帝之孙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对待佛教的态度颇为摇摆。

《集古今佛道论衡》中描述，太武帝执政之初对佛教治国相当向往，“每引高德沙门，与谈玄理。于四月八日（佛诞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散花礼敬，笃敬兼至”。尚未攻下北凉的时候，太武帝就曾以兵力相威胁，希望能得到北凉的高僧昙无谶。但也正是这位太武帝，后来下令诛杀和尚， 毁灭佛像，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灭佛运动。古代中国共有三 次灭佛运动，史称“三武灭佛”，北魏太武帝就是其中一“武”。

拓跋焘身边有一位重要的智囊崔浩（381—450）—他辅佐北魏历经三帝，可称“三代国师”。崔浩出身北方大族清河崔氏，家中历代为官，崔浩本人才艺通博，智谋过人，时常自比 为张良。道武帝、明元帝两朝，崔浩都受到重用。因他文辞和书法出众，道武帝时常命他跟随左右。

道武帝长年服用寒食散，晚年的他可能已出现神经中毒的症状，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左右官员常常因为微小的过失就被治罪乃至杀头。百官为了保命，对这个暴跳如雷的皇帝能躲则躲。崔浩当时年轻，只是个负责文书工作的著作郎，在官僚都懒政以避祸的情况下，“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道武帝倒也有温情脉脉的时候，他甚至叫人给崔浩送粥，以示关怀。当时的满朝文武中，崔宏、崔浩父子以忠直著称，几乎唯有他俩没遭过皇帝的罪责。

这份专宠和倚重，到了明元帝拓跋嗣（392—423）执政期间更加突出。此时崔浩已经不仅仅是皇帝身边的文化官员，更是军情国事及重大政策的参与者和谋划者。加上崔浩精通天象和阴阳术数，为帝王预卜吉凶屡次应验，所以深受信任。作为皇帝的重要智囊，崔浩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明元帝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每次郊祀天地时，崔氏父子都可以乘坐轩轺车，规格待遇之高，令时人羡慕不已。太武帝拓跋焘当时是皇长子，他之所以能被立为储君， 也是崔浩向明元帝进言献策的。

拓跋焘即位后，上层官员忌恨排挤崔浩，太武帝碍于众议， 只好让崔浩赋闲回家， 但每遇重大军情事务，还是向崔浩请教。崔浩也不含糊，屡次力排众议，精准判断时机，辅佐太武帝在战争中接连获得胜利。崔浩曾预言，太武帝能攻克胡夏、蠕蠕 （柔然）这两支强敌，后来果然应验。战争除掉了太武帝的心腹 大患，不但化解了来自北方和关中地区的军事威胁，也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北魏国力因此大大增强。

根据《魏书》记载，崔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容貌清俊，皮肤如女子般白皙纤细，是玉树临风的斯文美男子。但太武帝曾当着军队的面， 大声称赞崔浩说：“汝曹视此人，尫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们这些当兵的瞧瞧，别看这人瘦了吧唧， 拉不得弓，举不动矛，但他胸中见识胜过装甲雄兵。我起初有出征打仗的心思，左思右想就是下不了决心，后来能一路打胜仗，全靠这个人指导我，我才有了今天！

其时崔浩已经重新回到北魏的权力中心，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太延五年（439 年），同样在崔浩的辅佐下，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了北凉，将北凉宗族和官吏民众三万户迁到平城， 其中僧徒据说就有数千人。北凉以佛教治国，高僧众多，北凉 僧团被延请到平城，成为权力的座上宾。高僧玄高成为北魏太 子拓跋晃（428—451）的门师，高僧慧崇成为尚书韩万徳的门 师，北凉太傅张潭的门师高僧昙曜也受到了太子晃的礼重。

崔浩本人亲近道教，研究过秦汉时期巫师方士的谶纬之 术，擅长天文历算，也会扶乩，能以天道之名为帝王指点经纬。短暂居闲在家的日子里，崔浩一度打算修炼服食养性之术，便拜了天师道道人寇谦之为师。

北凉僧团到了平城之后，崔浩见太子等身居高位者都以僧人为师，太武帝也想效仿北凉以佛教治国，便多次上疏，向太武帝推荐道教，并举荐寇谦之。太武帝一开始没当回事，崔浩一再陈其利害，太武帝最终同意派人祭嵩岳，宣布崇拜天师道。

当时的北魏太子拓跋晃身任监国，每次父亲太武帝离开首都平城，便由他代为理政，可以说已是大权在握的“未来帝王实习生”。

拓跋晃笃信佛教， 抵达平城的北凉僧团争取到了高层的支持，开始在平城兴建佛寺。崔浩意识到，太子未来一旦即位，在僧人门师的影响下，一定会采用佛教治国。这不仅事关崔浩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地位，也关乎他心心念念的文脉传承。崔氏是世家大族，本是北方的知识精英，崔浩虽在异族政权为官， 对“改蛮夷入华夏”还是有执念的。他希望使鲜卑入汉礼，用儒家文化传统规范少数民族政权，以承圣人之业，而不是去营造一个犍陀罗式的、政教合一的佛礼国家。

在崔浩心目中，佛教非我华夏，乃是外来宗教，佛陀系统里的各路神仙，也都属 于“胡神”。

出于这种担忧，崔浩频频对太武帝施加影响，他和寇谦之力劝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一个典型的道教年号。寇谦之还上奏，请太武帝登道坛、受符箓，建静轮天宫，与天神交接。看在崔浩的分儿上，太武帝一一照办。

太子晃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建造静轮天宫旷日持久，劳民伤财，崔浩则反告太子晃谋反，有不臣之心。在崔浩的影响下，太武帝下诏令全国上下禁止私养僧人和金银工匠， 否则满门抄斩。太平真君五年（444 年），太子的门师玄高、尚书的门师慧崇都被抓捕并处死，太子都无法出手相救。

几年后， 年仅二十四岁的太子拓跋晃于东宫一命呜呼，有人说他死于忧虑，有人说他被暗杀，总之，都是非正常死亡。

太武灭佛

战火频仍，大兴土木，刑罚严苛，这些都大大激化了北魏的社会矛盾。太平真君六年（445 年），关中农民盖吴在杏城（今 陕西黄陵西南）起义造反，太武帝亲自讨伐，崔浩随征。

《魏 书 · 释老志》记载，平定队伍途经长安的时候， 在一座寺中休憩，结果在僧房里意外发现了大量弓矢等兵器，这正戳中了皇 帝的痛点。太武帝大怒，认为沙门蓄武干政，一定是跟盖吴勾 结通谋。再一细查，寺中还有密室行淫。这恰好给崔浩提供了 口实，他马上请求太武帝下诏诛杀长安的和尚，砍烧佛像。

几个月后，太武帝再次下诏，号令在全国范围内灭佛 ：“自今以 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太武帝的灭佛诏书中，他直斥自东汉明帝梦到佛后，佛教盛行，造成了“政教不行，礼义大坏” 的现象。

东汉“明帝梦佛”，可以说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源头。

明帝刘庄（28—75），光武帝刘秀之子，是汉代难得的中兴之君。按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东汉永平中，刘庄夜宿宫中，忽然 梦见身材高大、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而来，醒后他百思不得其 解，就召集群臣齐来占一占此梦。众臣之中， 傅毅学识渊博，恭 敬答道：我听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您梦见的应该就是佛吧。明帝听了，深以为然。当时中原与西域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明帝就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寻访佛法， 这两位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为求佛法远行西域的人。

蔡愔和秦景不辱使命，一路风餐露宿。这场“西游记”，虽然没有真正抵达西天，但他们行至大月氏贵霜时，在那里遇见 了两位天竺高僧，一位名叫竺法兰，另一位是迦叶摩腾。相谈 之下，蔡愔和秦景对两位僧人的学识觉悟大为佩服，便邀他们 一同回汉地传法，“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洛邑（洛阳的古称）。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据传，竺法兰与摩腾还合译出了中国最早的汉译佛经《四十二 章经》。这便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

明帝见白马驮着佛经、佛像、佛子一路东来，非常高兴， 于是在洛阳兴建了中原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永平求法”标 志着佛教由官方正式引入中国，落地生根，白马寺也因此被认 为是中国佛教的“祖庭”和发源地。虽然梁启超等近代史学家对“明帝梦佛”“汉明求法”多次辨伪，但不可否认，在古代中国，这就是世所公认的佛教起源。

为何太武帝的灭佛诏要专门提及东汉“明帝梦佛”以来“政教不行，礼义大坏”呢？

这恰恰反映了这次灭佛运动的真正诉求：务在斩草除根，要从源头上彻底否定佛教入华夏的合理性。

这不只是简简单单、一时一世的权力斗争。从明帝梦佛，到太 武灭佛，佛教在中国传播已有将近四百年的历史，源深流远， 所以崔浩坚持要在全国范围内捣毁佛像，僧人无论老幼， 一律 坑杀，都是为了彻底“去此历代之伪物”。从这些言辞细节中， 甚至可以推测，灭佛诏极有可能就是崔浩直接起草的。

纪录片《云冈石窟》

佛教传入之前，中原本土的所谓“政教”，那当然是“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的儒家；所谓“礼义”，亦当是孔圣人倡导的三纲五常。

在“天地君亲师”的严明排序之中，插入一个异邦的“佛”，位置还很靠前，崇佛之风弥漫朝野，僧人权力越来越大，这可不 是崔浩这样以继圣人之业为己任的文化精英所愿意看到的。所 以他才会将矛头直指“明帝梦佛”，希望正本清源，回归儒道正统。作为汉人知识贵族，他对汉地典籍、历史掌故，要比出身 拓跋鲜卑、性情孔武的太武帝熟悉得多，对于“胡教”“胡神” 向正统汉文化的渗透，他也比本身就是胡人的皇帝要痛心和排斥得多。

崔浩本人并非残忍嗜血之辈，相反，他是典型的儒家文士， 才智过人，有大抱负，而且非常孝顺。父亲崔宏病重，崔浩剪甲截发，每晚在庭院中仰祈北斗，为父请寿，只求以身代父， 叩头叩得满面流血，一年多都不停歇，直到崔宏逝世，尽节尽礼尽哀。如果不从精神层面上理解他，就无法说通，为什么这么一个孝子会在灭佛运动中变成一个心肠冷硬、对沙门佛子务求斩尽杀绝的暴吏。

灭佛诏中写道：“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可以想象，这既是崔浩劝服太武帝灭佛的哄抬之辞，也是崔浩自我确认的内心独白。

佛教自入中国以来，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总体来说相安无事， 争斗冲突并不激烈。太武帝的灭佛运动声势浩大，一时间，“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迫害之深，连道教天师 寇谦之都看不下去了。在崔浩的力荐下，寇谦之当时已是北魏 的“道人统”，即宗教总管。尽管如此，他反对灭佛，多次苦劝 崔浩未果，在气头上还曾对崔浩说，事情做绝，必被反噬，不 出数年，他就会受戮、被灭门！

果然，太平真君十一年（ 450 年），崔浩因“国史之狱”被夷灭五族。起因是崔浩接受太武帝委任，续修魏国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一定要据实记录，打算把这部历史留给皇室后代学 习。《国记》修毕，儒家史官耿忠直笔的执念上了脑，崔浩把 《国记》和自己注的《五经》刻在石碑上， 斥巨资在天坛之东建 了一座碑林。《国记》倒确实是秉笔直书， 把鲜卑拓跋氏很多见不得人的往事毫无避讳地刻在石头上张扬了出去，所谓“暴扬国恶”，这就彻底惹怒了太武帝及所有的鲜卑贵族，也给崔浩带来了杀身之祸。

史学大家陈寅恪曾撰《崔浩与寇谦之》 一文。他认为崔浩本人并没有夷夏之见，他的死也不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从 《国记》一节，也可以看出崔浩的精神底色。他对佛教的抵制，与其说是佛道之争，倒不如说是佛教和儒学在早期的碰撞和较量。

《北史》中记载崔浩被囚在木笼中送去刑场， 几十个军士朝 他头上撒尿，刑伤腌煞，“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 戮辱，未有如浩者”。七十岁的崔浩一路痛号，死状很惨，清河 崔氏及其族亲、姻亲悉数灭门。崔浩一死，“太平真君”年号立 刻被废，改元“正平”。

崔浩死后，太武帝反思自己的灭佛行为，表示“颇悔之”。他对刑网过密有悔意，对错疑太子亦有悔意，怎奈一错再错， 留给他的时间也不多了。

正平二年（452 年），四十五岁的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所杀，宗爱随后亦被杀。太子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440—465）即位， 改年号为“兴安”，是为文成帝。

文成帝登基不久便下诏，复启佛教，流亡僧人可以返回平城。

在太武帝灭佛时，北凉僧团已有不少僧人殉道，其余隐匿的僧人此时纷纷现身，传道复教，高僧师贤取代寇谦之担任宗教总管“道人统”。而云冈石窟的开窟第一人，佛教在汉地复兴的关键人物—昙曜，也即将正式登场。

本文摘编自

《云冈》

作者: 蒯乐昊

出版社: 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品方: 浦睿文化

副标题: 人和石窟的1500年

出版年: 2024-10

编辑 | 自由意志

配图 | 书中原图

主编 | 魏冰心

原标题：《人的悲欢，人的强韧，就在满山佛面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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