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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如何从小渔村变成魔都？每一条道路都蕴含着往事

2019-03-01 19: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租界以上海为最大，而马路亦以上海为最多，且最讲究。沪上市面之盛，半皆由马路之便也。”

——《上海市自治志》,1896年刊于《申报》

◎今日上海：马路为骨骼，里弄为血肉

观察城市，道路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作为市政的一部分，城市道路的数量和长度极大程度显示城市的发展状况。如今的上海，辖16区，面积超过6300平方千米，是一座“超级城市”。今人可能难以想象，几百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小渔村。

1291年，元朝批准设立上海县，是上海建县之始。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之后，以城外城形式的不断扩张，改革开放之后，又划入大片土地归属上海。道路，正是上海历史最忠实的见证者。

这是今天上海的所有道路：

整个上海市区，由黄浦江分隔，分为浦东和浦西。可以看出，路网最密的地方都集中于黄浦江沿岸，而浦西又较浦东更为稠密。

这一块正是主城区所在之处，坐落着上海最核心的七个区（黄浦、静安、徐汇、普陀、长宁、虹口、杨浦），因此又被称为“中心七区”。相比之下，广大的“郊区”，路网则稀疏许多。

接着，按照道路的长短，赋予颜色。颜色越红，则道路越短；颜色越紫，道路越长。一般来说，城市中集聚的短路，多数意味着社区、巷弄等。如果一个区域只有很长的道路，则很可能缺乏烟火气。

着色之后，中心七区显现的更加明显。大量的短路分布在浦西地带，连接成片，指向上海真正的繁华所在。

将视线聚焦于“中心七区”，再次分析道路长短。可以发现，短路又最最集中于沿江的腹地，以及浦江北岸的个别区域。大量的弄堂和小社区，构筑出了一幅奇特的地理景观，也指示着其中埋藏的历史轨迹。同时，外环高速再次切割了中心城区，外环之内的这一块腹地，正是“上海中的上海”——狭义的“老上海”所在。而成都北路和延安高架，又组成了一组十字形的路网，将老上海切割成四个象限、多样生态。

此外，道路的连接方式也十分有趣。如果将路的汇合处当作一个节点，我们可以分析出节点的枢纽程度。同样，颜色越红，代表枢纽性质越强，四通八达；颜色越紫，则枢纽性质越弱，比较封闭。围绕老县城四周的区域像黄浦区和静安区，交通相对更为发达。

在对节点着色之后，隐隐已能看出路网如何互相勾连，而道路又如何作为城市的骨骼存在。

最后，再将节点的颜色赋予道路，纵贯城区的高架路和环线（橙色道路）立刻显现，它们将中心城区再度分割成几块。而之前分析过的“短路聚集区”，在此也显得较为封闭（呈现蓝紫色）。

道路数据，让我们得以最宏观的检视这座城市，分辨它的经络、凝视它的历史。

而要研究上海路网的形成轨迹，近代时期的开埠、以及租界的设立，就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环。

◎租界风云：七条马路开启的“国中之国”

位于黄浦江下游的外滩，是英国人最早登陆的地方。签订《南京条约》的次年，英国首任驻沪领事抵达上海约定开埠，盖章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封建被撬开一个口子，打上殖民的烙印。此后，十里洋场渐兴。

租界始于1845年与英国签署的《一八四五年上海土地章程》，在百年内不断扩张，并成为“国中之国”，它独立于中国行政体系之外，是耻辱的象征，被迫植入西方城市管理理念和制度，却又意外开启现代城市之路，为上海成为国际都市埋下伏笔。

最初租界南端为洋泾浜，是近代上海进入闹市的通航河道，也是华洋分居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分界，1849年法租界成立后，又成为英法租界的分界河。1915年，洋泾浜填平为路。改革开放之后，又建成“延安路高架桥”。由一条河，变成一条路，又成为一条高架路，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更映照一部城市的发展史。

1854年，英租界将“码头道路委员会”改组为“工部局”，成为租界市政权威机构，公共租界成立后，原则上确定以中国省名为南北纵向马路名称，如四川路、江西路等；以中国省以下地名为东西横向马路路名，如苏州路、南京路等。

铺设中的马路与中国农民（1900年）

时值今日，上海的道路命名依然保留了工部局这一特色。根据OpenStreetMap的数据，除去无名称的道路和巷弄，上海中心城区共有1555条道路。经统计，这些道路中，以“省”命名的有55条，以“城市”命名的有233条。“省”连东西，“市”贯南北，上海的街道摊开，俨然成为一张清晰的中国地图。

这些道路最初的命名看似毫无规律，实则使用的省市（县）名主要是英美势力所及的长江流域地名，从南京路到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注：五马路可能出现了广州和广东的混淆，英文的“canton 兼有两者之意”），无一不是强迫中国清政府开放的通商口岸。

例如，南京路作为英国人向上海纵深推进的第一条路，其命名灵感来源于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也是从这个条约开始，英国人获得在华五口通商自由，获得建立居留地的特权。如此贴上中国标签的命名法，是“入乡随俗”，也是“鸠占鹊巢”。

1900年的南京路

此后，人们习惯将南京路称作“大马路”，这里也成为上海最早的商业街。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聚集于此。还有老凤祥、亨达利、张小泉等数以百计的特色店。

向南排布的几条路，则依次是二马到七马路。二马路（今九江路）以银行业为最盛，曾被称为“东方华尔街”。三马路（汉口路），是著名的“报业街”，坐落着《申报》等报馆，实为新思想之萌发地。四马路（今福州路）曾经有着上百家出版机构及文化用品商店，素有“文化街”的雅称。五马路（今广东路）则一度是戏院、茶馆、青楼业聚集的中心。六马路（今北海路）曾为上海的第二跑马道，旁边则为供富人娱乐的跑马场。七马路最初只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1915年被填平，并着两岸原有的小马路一起，修建成为了全上海最宽阔的马路。

1926年，上海外滩及七条马路附近的地价

七条马路建成了，更多的道路修筑了，工厂拔地而起，商店琳琅满目，卖报小童东奔西走，跑马场洋人如织。电影海报，印有上海佳媛的日历，开张大吉的花篮，大减价的横幅......这个时期的上海，像被注入鸦片一般，满眼兴奋，脚下似有无数条路，琅琅闯闯向前急奔。

在这个野蛮生长的租界里，满是冒险家的乐园，疯狂的金钱游戏和纸醉金迷的夜夜歌舞。留声机里周璇的四季调子从春数到冬，挑的是好景致，讲的都是好故事，殊不知，这座自荒滩成长起来的新城，霓虹仅是它的皮囊，战争可以摧毁皮囊，但资本依旧维系着筋骨。

日渐繁华的外滩（1933年）

在这一区域，外商企业与日俱增，尤其是早期的金融、进出口类企业，更是密集的扎堆在七条马路及外滩周围。各国资本竞相追逐，上海滩日益熙熙攘攘。

根据现存资料显示，1843-1949年，上海共计出现过35个国籍2748家洋商企业。早期登陆上海的，仅有几家“吃螃蟹”的英商。随着国门大开，外资在1860年代后纷至沓来，形成小高潮。这一时期，英国资本占据绝对主力。及至1900年后，美资开始发力，增长迅速，尤其在1920年代盛极一时。到1930年代，俄资、日资大量进入。抗战全面爆发后，其他国家相继撤出，唯日本势力急剧扩张。此后，尽管国民政府努力招商引资，外资小有回暖，但已不复当年盛况。

从总量上看，日资、英资最多，俄（包括苏联）、美次之，而较早进入中国的法德，势力却并不强。可以说，一战后日资的快速涌入，改变了原本的列强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被日军控制，这部分后被称为“公共租界日本区”，人称“日租界”。大马路到七马路的租界核心地带，也出现了诸多日本商贾及居留者。

1941年的租界区，沿江出现了更多的日本人居住地

事实上，外商势力的增减，也间接反映了侵略者们在华利益的较量。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长达三十余年，直到1943年，日本为做出跟中国“友好”的姿态，把租界“交还”给汪伪政府，而美国因太平洋战争同中国处于同一阵营，英美也表示将租界交还中国，尽管此时租界并不被英美所掌控，而所谓交还，也不过一种争取国际舆论的表态。无论如何，租界名义上又回到中国人手中，而真正被中国人管理，则是1945年日本战败。

◎租界风云：黄浦路-老上海的“东交民巷”

除了大量的外商企业，各国也纷纷设立领事馆，主要集中在黄浦路一带，便于管理当地侨民事务和对华事务处理。借助天然的地理优势，且进出县城方便，外国列强纷纷割地为据，试图在对华利益上分得一碗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