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企业家、资本家，谁主科创之沉浮？

在《科技创新之路，只靠科学家还不够？｜研究报告》中我们提到，当代科创工作离不开科学家、企业家、资本家三者的共同努力。那么，三者之中，究竟由谁来主导科创之沉浮？

工业文明以来，牛顿、爱因斯坦这两尊科学“大神”身体力行地证明了理论的伟力。我们今天的宇宙观、时空观都建构在牛顿力学三定律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之上，除非基础理论取得根本性突破，不然任谁都无法与这二位的科创贡献比肩。

然则，“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在农耕文明及之前，哪有什么理论先导、实践跟上，都是直观的实践推动着理论演化。人类早期的动植物驯化、工具制造与改进都是从与大自然的密切互动中总结而得，人类从采集野生稻发展至“火耕水耨”，而后发明曲辕犁、探索水田整地技术，乃至掌握人工选育品种，无不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直到工业文明，科学理论的作用陡然上升。牛顿力学以前，测量与观测相对简单、直接。而到爱因斯坦与量子力学阶段，人类研究的问题要么太宏观、要么太微观，离生活越来越远。

比如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本来是薛定谔用来诘难哥本哈根“量子叠加”的思想实验，结果反而确证了“既死又生”这样的状态的确存在，完全背离了人对世界的直观感受。唯有靠高精尖仪器，方能观测、提炼出新的规律，科学家将最先诠释个中玄妙，因而主导着工业文明下的科创项目。

如今，科技文明又走回了“实践先于理论”的发展阶段。在没有科学伟人横空出世的背景下，人类进入到科技文明时代，技术将如水银泻地般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在海量的社会实践中“淘洗”至最佳状态，企业家大概率是该阶段科创最主要的载体！

进入科技文明，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全社会搞科技、科学。就像物理学界内部打趣的：“发现新超导材料的第一定律是，远离理论物理学家。”未来看，科创将调动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稀释科学理论家的作用。而能否调动人民“在市场投票”（花钱），将成为技术应用降本增效、去伪存真的不二标尺。

进一步而言，科学理论家让渡出的真空，也将由伟大企业家来填补，而判别伟大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多维优化集成能力。与那种老板就是首席技术顾问的极客企业不同，科技文明时代不对企业家的单项突破能力做很高的要求，他甚至可以在任一领域都不出色！

但他要像刘邦那样，即便运筹帷幄不如张良、镇国抚民不如萧何、临阵应敌不如韩信，但能用此三杰，足矣。就此来看，“执科创牛耳者”大概率是复式化的科创企业家，一身包揽“三结合”，融企业家的工程管理、科学家的技术储备、资本家的敏锐嗅觉于一身。

当然，单有复式化还不够，企业家尚需优质的“兵”“将”辅佐。如今，中国高校正与科技园区、工业园区渐行渐近，直至“军校”“兵营”融为一体。

近年中国仿效“斯坦福—硅谷”模式，尽可能缩短研发、生产与校园的距离，催生出张江人工智能岛、苏州纳米技术国家大学科技园等一批全链条科技创新生态载体，园内企业雇员接受合作高校教育、获得学位，高校也将直接按企业家需求定向培养实操人才。

“兵法军纪”（利益协调机制）也将跟进优化，如更多地以参股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当年斯坦福慷慨地以5万美元将PageRank算法的使用权卖给谷歌，此外要了近200万股，后来谷歌一上市，斯坦福大学分批抛售股票、赚得盆满钵满。但若斯坦福一开始“狮子大开口”，那世上恐怕不会有谷歌，而斯坦福也将与这泼天富贵失之交臂。

队伍强大了，“索敌能力”（抓需求）也要跟上。名将李广的悲剧正在于：不是打不过，而是一出塞就迷路。而霍去病“封狼居胥”，靠的就是强大的战场感知、对敌人动向的把握。伟大企业家都有这种本领，当年乔布斯创造出智能手机这个需求，不是凭空的，正是建立在对人欲第一性（如懒惰）的把握上，市场因之成为他的不败之地。

作为“三结合”中承上启下的“中流砥柱”，企业家也需要“科技狂热”生态的哺育。其实美国也不是人人都爱科创，索罗斯、巴菲特之流，对探索太空、定居火星之类的事没有多大兴趣。而马斯克、贝索斯等商业太空探索者则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美苏太空竞赛白热化的阶段，“人类企图染指群星”的梦想暗暗烙印在这一代孩童心中，这正是国家工程与特殊时代自然烘托出的文化氛围，而人终将为年少不可得之物执着一生。

与其感叹中国为什么出不了马斯克，不如更多地重视科普教育、营造“科技友好”型社会，尤其要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科幻的热情与狂想，而非坐视其溺于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