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 | 评沈松平编著教材《方志发展史》（修订本）

原创 张世民 方志上海

2024年第四期《上海地方志》

本文作者：张世民，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

原文刊于《上海地方志》2024年第四期（责任编辑 陈畅），“方志上海”公号推文略有修改。

如需转载烦请联系作者本人。

《上海地方志》杂志是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公开出版学术性季刊，旨在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促进地方志学科建设，搭建地方志研究交流平台，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为扩大社会影响力，从2020年7月30日起，“方志上海”微信公众号定期推出一篇《上海地方志》已刊发文章，主题涉及志书、年鉴、地方史、方志文献等方面，其中不乏著名专家和学者倾力之作，供大家借鉴交流。欢迎大家留言提出办刊建议，期待大家向《上海地方志》投稿，投稿邮箱shdfz@shtong.gov.cn。

沈松平博士编著的教材《方志发展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初版于2013年，2024年9月作为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十四五”重点立项建设教材，修订再版。《方志发展史》是高校方志学本科专业（方向）入门教材，初版出版后，在国内高校方志学教学中认可度颇高，在宁波大学、北京联合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怀化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历史学本科专业或学校公共选修课中使用，广受好评。此次修订再版，堪称是方志学学科建设所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涉及方志发展史学科定位、学术范畴等一系列具体问题。

一、关于“方志发展史”的学科定位

我国地方志肇源，若从周秦时代算起，业已有三千多年了。地方志著述定型化，若从两宋算起，也有千余年。地方志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之树上的一朵奇葩，尽管被纳入史部地理类范畴，但其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交融发展，其记人与记地内在互动，由来已久。千百年来，中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著述成果和由此作育的著述人才，也都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在这一著述思潮赓续不绝、不断创新过程中，方志史、方志学史、方志发展史的出现也层出不穷。有的以序跋形式，有的以论著形式，也有的在研究史学史的同时旁及于此，总之，与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互动不辍。与此同时，章学诚《文史通义》代表中国传统历史学框架中方志学理论最高成就，其所提出的设立志科、志属史学、志分三书（志、掌故、文征）等学术观点，都被清末民国以来各级政府接受、采纳，因而章学诚被近代史学家梁启超称为方志学创立者。而方志学作为近代哲学社会科学之林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其学科概念于1924年由梁启超正式提出，迄今也有整整一百年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两轮修志蓬勃发展，方志史、方志学史和方志发展史的出版，也涌现一批值得注意的学术研究成果。如当代史学家、方志学家来新夏《方志学概论》、黄苇等《方志学》、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林衍经《方志学综论》、吕志毅《方志学史》、刘纬毅等《中国方志史》等，都是有较大影响的涉史著述。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沈松平《方志发展史》属于第一部站在发展视角来认识我国地方志源流演变的专业教材，此次修订，共分9章，除绪论介绍方志定义、功能、类别、目录及其与年鉴之关系、旧志整理与学科建设外，依次为方志的起源和方志定型前的雏形方志、宋元明清历代方志、章学诚和方志学、民国方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方志编修概况等，方志发展历史的分期和特点分析，成为该书的核心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方志史、方志学史，均存在一个传统地方志起源、发展、繁荣和向现代方志转型的问题，而其语义根本，在于“发展”二字。所谓发展史，即是对一种事物或一组事物发展历史轨迹进行研究和总结的学科。方志作为一种文献性著述，其出现由来已久，且发展脉络分明，完全可以作为一种事业、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和总结。其总结杠杆，包括方志事业、方志人物、方志著述以及与此有关一些话题。“方志发展史”，揆其要义，就是要探讨方志事业起源、发展、演变和现状，同时要对其不同历史时期特点进行分析和比较，以探究其发展规律和趋势。沈松平编著《方志发展史》（修订本）（以下简称沈著），涉及方志定义与范畴、分类与分期，也涉及到方志事业肇源、流变和转型，尤其是重点铺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方志编修概况，通古贯今，且在教材形式上，采取平面媒体和数字媒介相结合方式，注重学习目标设定、思政融合点设计和课后思考与拓展阅读，其容量之大、方式之新和表达之活，都是可圈可点的。

在方志发展问题上，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就历史分期而言，沈著具有历史贯通性，较好地揭橥方志、方志学发展、演变和现状

编著者逐一绍述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贡献。一方面，列举先秦时期出现“方志”一词的历史源流，强调一源论和多源论的学术差异。他认为“方志之名，始见于《周官》，显然是没有疑义的。从方志的性质看，古代各诸侯国史本应是我国地方志的大源。”但因文献散轶，无法确证。倒是“两汉之地记及《华阳国志》《越绝书》或《吴越春秋》，那已经是雏形的方志了。”至于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方志发端、隋唐图经编修概况，均属于定型前地方志。宋代方志发展和定型，元代开始一统志、通志的纂修，明代由官方统一制定志书体例，且类型日多，观念迭新；清代趋于繁荣而受制，体例走向完备统一，且涌现撰著派和纂辑派对垒；清末重视乡土志，将地方志纳入国民教育范畴。在此基础上，编著者探究了中国传统方志实践经久不绝的原因，强调政府重视和积极干预，元明清历代一统志编修推动，中国历史学发展，方志功用变化和地方文人、学者浓厚乡土情结及积极参与，来自政府经费保障和条件保障等。这是对封建时代传统方志发展轨迹的描述和分析。另一方面，作者以更加绵密的梳理和更加认真的态度，分析研究近代共和体制建立后，中华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方志编修概况。涉及民国时期政府推动和著述成果，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方志编修臻于科学化，修志理念臻于民主化，且方志编修理论空前活跃；来自近代社会科学群落的专家修志蔚然成风，特别是黄炎培、黎锦熙、陈训正、张其昀等修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名学者，其开拓性贡献值得肯定。而最值得注意的是，编著者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方志编修的具体分期，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志编修序幕的揭橥，到改革开放以来两轮省、市、县三级志书普遍编修和领域拓宽，既涉及方志事业历史演变轨迹，又昭示当代修志发展趋势和规律。

（二）就发展史内涵而言，编著者概括方志性质、定义、范畴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并提炼出地方志若干基本特征

对于地方志属性和特点的概括，历来有不同提法，诸如地方性、时代性、系统性、资料性、科学性，又如区域性、文献性、记述性、社会性、科学性等等，而沈著概括的“五性”，分别是地方性、时限性、资料性、叙述性和官修性，其中地方性或区域性是同一层次，文献性或资料性、时代性或时限性、叙述性或记述性也都是同一层次，较大区别在于科学性和官修性差异。传统方志有传统学科分类，将方志纳入广义历史学范畴中的地理类，是传统方志学基本特点；而近代地方志出现历史性转型，逐渐演变为与传统历史学、地理学分庭抗礼的一门相对独立的方志学科，关键在于其科学分类差异而不在于官修、绅修或私修的差异。所以沈著也注意到官修性的学术争议。不过，作为一种学术观点，编著者注意到隋代以降地方志编修的官方支持，以及当代地方志行政属性，其实也为其方志发展史探索找到了一个认知线索。

（三）就方志发展体系而言，究应站在地方志事业角度还是站在地方志著述角度来认识，也是值得推敲的问题

地方志事业发展体系，大抵有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等“五位一体”，五个方面有其内在关联性，但又有所不同。地方志编修体系属于方志基础环节。质量保障、工作保障属于监管行为，属于方志运行环节。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属于方志应用环节。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系统，属于方志学自身发展。上述基础环节、运作环节和应用环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自身建设，构成以整个方志学事业、著述和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完整的方志学话语体系。沈著中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可以考虑将方志学同管理学门类现有的一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并列为管理学的一级学科，甚至可以将方志学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并为一个一级学科”，这一观点有其相应针对性。就方志著述或方志文献而言，方志著述接近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方志编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档案编研，尽管并非完全如此；但就完整意义上的方志事业而言，其学术话语空间恐怕更宽广一些，话语层次也更繁复一些。笔者认为，就当代地方志事业发展和业态更新而言，尽管它脱胎于历史学、地理学、档案学、社会学等等不同学科，但有其相对独立性和话语空间广阔性，并非这些具体学科所能完全笼括。这也正是方志学赓续不绝、方兴未艾的根本原因。

二、关于“方志发展史”的七组学术范畴

方志学脱胎于历史学、地理学、档案学、社会学等等不同学科，因而有其相应学术范畴和学术话题。在我看来，当代方志学的学术框架，大抵涵盖八个方面：（一）方志哲学，又叫方志学概论；（二）方志编纂学，又叫方志总纂学；（三）方志审定学，又叫方志批评学；（四）志鉴管理学；（五）史志文献学；（六）年鉴编辑学；（七）志鉴应用学；（八）志鉴发展史。沈著无疑属于当代方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尽管沈著资料来源和研究举隅，宋元时期较多集中于历史上江南地区（这跟宋元之际江南文风鼎盛有关），而且表述上相对简洁，较少开展历史比较分析，涉及方志学人也是履历式介绍偏多，而学理式比较相对较少，但值得注意的是，沈著相当熟练地引介一些方志学学术范畴，并将其纳入整个方志发展史学术研究过程，可圈可点。

笔者试列举方志发展史上七组学术范畴予以探讨：

（一）地理视角和历史视角的辩证关系

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历史、地理往往不易分清。就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而言，地理学属于广义历史学核心分支，而方志又属于地理学具体分支，简而言之，方志学也是广义历史学一个具体分支。所以方志历史属性和地理属性兼而有之。但是在西化的近代学科分类中，历史学和地理学截然分开，而原来的方志学又从地理学内部分蘖出来，重新回归且冠以历史学分支范畴。但是近代语境下历史学早已狭隘化，所以带有鲜明中国传统特色的地方志，其学科地位就显得相当尴尬。在民国以来近代学术语境中，地方志著述的科学化要求方志学的学科化，而方志学的学科化也反馈于地方志编修实践，由此在著述体例上，从传统著述体裁向西化章节体转变、从完全资料排比向现代方志著述转变、从立足于官方资治向近代民生需要转型等等，都意味着地方志事业全面拓展和方志学的学科化转型。在这种新的学科语境下，重新阐释章学诚“志为史体”，且认识到其局限性，同时强调地方志历史属性、地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等等，就将成为我们探讨方志发展史的学术范畴之一。

（二）人物记载和人物褒贬的辩证关系

地方志定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记地向记人、记地兼容发展，这也是两宋地方志著述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涉及人物视角，主要就是对于官师人物、科举人物、隐逸人物、女性人物等不同类型记载。对于官师人物的记载，就涉及一个褒贬观念和褒贬方式的问题。自从孔子撰《春秋》时运用语词褒贬的笔法写史以后，史志著述褒贬笔法就成为一个重要学术语范。沈著论及历代方志著述，尤其是定型后方志中记载官师人物，都会涉及问题人物褒贬评价。除康海《武功县志》具有直接褒贬的勇气而外，其他地方志著述大都有褒无贬，或者采取明褒暗贬的著述手法。秉笔直书的勇气、大公无私的精神和明哲保身的做法，或者曲意回护的做法，都不但影响评价历史人物的具体手法，而且也牵扯到历史著述、方志著述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在这里，中国传统的避讳哲学根深蒂固，在现代语范下仍然有提出讨论的必要性。历史上，涉及隐逸人物牵扯到朝政是否清明、是否人尽其才的问题；涉及科举人物，牵扯到一个地方的学校教育、文化发展和人才辈出的问题。涉及女性／性别人物，这一命题自古有之，西汉史学家刘向所著《列女传》，体现作者重视女性／性别人物的先进思想立场，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女性节烈现象与当时道德话语体系直接相关，记载女性人物大都成为此类道德标签和道德悲剧，所以明清时期地方志书中相关记载越繁越细，说明著作者封建思想观念越顽固、越僵化。当时大多数志书皆有此类封建道德观念，而明代康海在所撰《康氏家谱》中悉数写下家族中女性人物（当时一般族谱只写儿媳不写闺女，康海则有所不同），吕籹肯定了女中尧舜的特殊作用（他在所撰写嘉靖《高陵县志》中答问：“节妇亦人物乎？曰：男子不如妇人者多矣。昔有贤后，人且以女中尧舜目之也。”），堪称跨代亮识。如何对待女性节烈人物，如何认定女性／性别人物历史地位？因此成为衡量一位地方志撰写人思想是否僵固、是否具有性别启蒙观念的重要标志。至于肇始于班固的古今人表，有的志书予以继承，将历史人物予以分等，有的志书则摒弃了这一做法，或者师其意而变其法，推陈出新，也都是人物褒贬手法的具体调整。

（三）撰著视角和纂辑视角的辩证关系

沈著论及清代方志学走向成熟，方志总纂出现两种不同学风时，有意区别历史与地理、撰著与纂辑、义理与考据、旧与新等等不同概念的相应内涵。并且指出：“方志传统旧派，或称纂辑派、考据派、地理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戴震、孙星衍、洪亮吉、李文藻、傅王露等人”，认为该派把方志看作“地理书”，尤重地理沿革；而“方志新派，或称撰著派、文献派、历史派，章学诚无疑是这一派的旗帜，其他代表人物还有鲁一同、蒋湘南、焦循、李兆洛等”，认为这一派思想源于浙东学派，其特点在于“无一语不出于己”，较之前者“无一语不出于人”，显然有较大差异。当今地方志著述属于资料书还是科学文献、科学著述的争议，其实也蕴含着这一问题的内在学理。尽管在笔者看来，撰著派与纂辑派、义理派和考据派的矛盾和争议，早在明代社会就已经出现，正德《武功县志》、正德《朝邑县志》等“关中八志”的记述特点，也包含了对于义理、辞章等学风的强调，而清代考据派学者对明代义理派著述的思想反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代变化；从很大意义上说，章学诚重新钩沉的义理派学风，其实是对考据派学风在一个较高层次上的再反拨、再梳理，是“否定的否定”，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同一时代的学派对垒。

（四）体例创新和体例守成的辩证关系

地方志著述体例变化，是衡量地方志发展演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两宋以降地方志书定型化，归根结底，是著述体例规范化和标准化。不过，当时地方志体例，不外乎纲目体（如《嘉定赤城志》《嘉庆凤台县志》）、平列门目体（如《吴郡志》、雍正《宁波府志》）、三宝体（万历《湖州府志》）或四宝体（嘉靖《陕西通志》）、三书体（乾隆《永清县志》）、编年体（康熙《平乡县志》）、纪传体（如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书典体（延祐《四明志》）、简志体（如正德《武功县志》、正德《朝邑县志》）等；近代以来，则出现章节体、年鉴体等新的著述体例。后两者均属于西方国家舶来品，而且在当代地方志著述中蔚成大国。当代地方志著述以章节体为主（大部分两轮新修志书均属此一体裁），兼及有系统的条目体（如两轮《西安市志》及其影响下的区县志），这不但是体裁的更新，也意味着著述体完全取代纂辑体，从而成为当代地方志在体例上的主流范式。探讨历代地方志书体例创新，认识因循中变化和变化中继承，也就成为判定地方志体例发展规律的一种学术视角。

（五）尚简志风和尚繁志风的辩证关系

志书繁简问题，当然是相对而言的。明代康海正德《武功县志》、韩邦靖正德《朝邑县志》篇幅较小，堪称是有代表性的简派志书。而清代康熙《平乡县志》、乾隆《永清县志》等，则是相对意义上的繁派志书。志书字数多寡，当然与资料挖掘深度和广度有关，一般意义上的繁志信息量大而简志便于阅读，两者之间辩证关系需要重新钩沉。相对而言，志书篇目大纲繁琐了，层次感强了，其所记载内容便臻于深细；大纲简明了，设目层次减少了，平面叙述就会有所精简，这也是志书繁简变化规律所在。章学诚《文史通义》云：“文人不当修志。”并举例说：“康氏（海）、韩氏（邦靖）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学，又欲求异于人，故其为书，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犹存时人修志规模，故以志法绳之，疵缪百出。”尽管笔者不尽赞同此说，但他所提出的这一学术观点，确实彰显近代文史体裁严重分化的事实。就章学诚而言，肯定志书内容繁夥而反对过于尚简，也是清代方志界风气使然。

（六）会通视角和断代视角的辩证关系

历代地方志总是赓续不绝，对同一政区而言，采取怎样衔接办法本身就值得讨论。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衔接办法，就容易出现会通性志书；而划定一个历史时期，或者某一历史时期历史阶段，就只能编写断限性志书。古人有云：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尽然。要完整记载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完整历史，当然要在这个王朝或政权被更替之后来撰写。汉唐时期，开始隔代修史；而涉及地记、图经，大多当代为之。宋元明清时期，也是隔代修史、当代修志，但其著史、修志是否活跃，却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立场密切相关。史书涉及褒贬评价，而志书大都只褒不贬，两者意识形态属性不同，其当代属性也就有所悬殊。民国时期，部分省份完成会通志撰写，有的则仅写下断限志，这也与变化中历史环境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大都属于会通志，而第二轮三级志书则以断限志为主、通纪志为次，也与这一时期社会环境和著述理念有关。在这里，究竟采用会通志还是断限志，也是处理续修地方志问题的一个基本学术语范。

（七）修志理论和修志实践的辩证关系

地方志理论建设与社会实践既有密切关联，又有现实差异。研究方志发展史，就要站在方志编修实践的角度来认识问题，所有认识结论都要经得起社会实践的切实检验。就方志编纂而言，修志观念理应系统化，有裨于方志编纂和资源利用，但也有不少属于书斋论列，经不起实践检验。有鉴于此，方志纂修者理论化和方志理论实践化，也就成为研究和探索方志发展史的重要渠道和学术进境。沈著既有编修方志的实践分析，又注意与当代修志理论界互动交流，两者双向奔赴和异曲同工，蔚成了我们认识地方志发展历程的学术语范。

三、余论

综上所述，沈松平编著的教材《方志发展史》（修订本），其分析视角、用语风格和著述方式，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尤其是在普通本科高校专业教材设计方面，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课程总体学习目标，提炼了思政课程的知识融合点，同时又详细设计了课后思考与拓展阅读，这就大大深化这一学科知识面和可读性，让读者将平面阅读和课堂授课相结合，将语义内涵和重点解读相结合，将课程学习和知识拓展相结合，因而显得立体感强、可读性强、条理性强和重点性强。从顶层设计上看，沈著不但足以屹立于当代方志学学科之林，而且必将在普通高等院校教学、科研和地方志编修实践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看到，“方志发展史”作为当代方志学学术话语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草创未久，其话语体系仍在不断探索中，所以沈著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值得商榷或探讨的问题，有待改正。一是教材应容纳八方观点，但该教材在个别阐述中对现有各方观点有遗漏现象。如教材中说，从隋代开始有官修方志，这也是目前方志界普遍认可观点，但也有学者经过考证，提出不同看法，认定“从方志产生的社会条件、从方志内容与材料来源来分析，最初的方志就是出于官修。先官修，后私修，而始终以官修为主流，这就是我国方志的发展实际”，作者对这一不同观点在书中未予指出或标注，是为憾事。二是在对历代名志点评中，该教材本着突出从方志体例变化出发选择点评旧志的原则，对各朝代新出现的志书体例往往优先点评，并不完全按照志书成书时间先后排列。即便如此，对其他志书点评还是应参考纂修成志的时间来决定先后次序，故第五章《明代方志》中万历《绍兴府志》列在正德《武功县志》、正德《朝邑县志》之前，第六章《清代方志》中乾隆《汾州府志》列在嘉庆《广西通志》之后，前后次序安排上有欠考虑。至于正德《武功县志》、正德《朝邑县志》尚简风格在明代中后期一度引领修志潮流的历史过程，作者既未关注，也就无从确认。《四库全书》馆臣和章学诚对两部县志不同评价，正是基于上述两志广泛社会影响力，其实是毫无疑义的。三是书中引用他人著述或学术观点，本着遵守出版物著作权的法权精神，当然要严格校核，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处理，但是书中一些篇章集中引用同一部书，反复征引达数十处之多，仅仅是页码不同，就要重复介绍有关图书的全部信息，徒然占用大量页下篇幅，却不增加任何信息量。倘若采取互见法或承省法，适当省略一些重复引述，其效果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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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学术争鸣 | 评沈松平编著教材《方志发展史》（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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