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为什么说纪录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编者按：当地时间2月24日夜，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宣布，最佳纪录长片颁给《徒手攀岩》​​​​，该片导演之一的伊丽莎白·柴·瓦沙瑞莉得奖感言：“这部电影献给所有相信不可能的人。”

在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男女主屡屡引爆舆论话题的时候，“最佳纪录片”奖项对于国内观众来说却仍小众而陌生。

这其中自然有发行渠道和市场的原因：即使是每年最好的一批纪录片，往往也仅能通过一些知名度并不高的电影节被发掘，进入北美、欧洲大城市独立电影院、或网络平台如NetFlix与HBO上映。不同于好莱坞电影，有一套成熟的国内引进体系，这些优秀纪录片极少有机会跟国内观众见面。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因素则是，国内观众对于纪录片这一影像形式的接触，与当下美国与西方所推崇的纪录片形式仍然有着不小的区别：试想一下，提到“纪录片”我们可能更多地想起《大国崛起》、《舌尖上的中国》这类含有大量历史文化信息的主题式、旁白叙述式影像。然而在各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受追捧的，却更多是一种观察、记录式的，以人物、故事为驱动的纪录片。

近年来，诸如《二十二》、《四个春天》这样的优秀国产纪录片已经逐渐采用了更多口述史和观察视角来记录真实生活，也让国内观众看到纪录片的更多可能性，进而培养了更多纪录片受众。

在这样的发展中，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五部提名作品，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当下的纪录片都提供了怎样的可能性。五部入围影片，《黑尔郡的日和夜》、《恐怖分子的孩子》、《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以下简称《RBG》）、《滑板少年》和《徒手攀岩》，呈现出五种极其多样的纪录片创作形式和选题，但在叙事上又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可以说，今年被称为“奥斯卡纪录片大年”，当之无愧。

作为一名纪录片专业学生，我在几个不同场合、地点观看了这五部影片，见到其中数位导演和主创、并有所交流。我想，值得为这五部精彩的纪录片做一个梳理和总结，作出我自己的简单评价。

《徒手攀岩》讲述的是著名的无保护攀岩大师亚历克斯·霍诺德挑战美国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著名的“酋长岩”的故事。故事虽是关于亚历克斯·霍诺德的惊险挑战，但其实隐含着双线叙事：一条线是霍诺德在最终挑战这块垂直落差超过900米的巨大岩体之前，长时间的训练准备工作，以及过程中对爱情、亲情的许多讨论；另一条线则是摄制组本身对最终拍摄的筹备工作——可能没有什么纪录片对摄影有如此高的要求，摄影师们需要挂着绳索吊在峭壁上，并设计好一整套拍摄点位，以求达到最佳拍摄效果的同时，不影响到霍诺德的挑战。

从叙事上来说，因为观众很容易判断最终的挑战是成功的，使得前期所有的准备都不过有些故弄玄虚地增加紧张感。故事上唯一令人真正惊诧的是霍诺德的第一次挑战——一切就绪、众志成城之时，他却在攀登了不到200米时感到“状态不佳”，决定放弃。这一情节给全片增加了转折和巨大紧张感。

这部电影的真正亮点却在于摄影本身。本片的导演和摄影师金国威（Jimmy Chin）是《国家地理》的摄影师，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的探险摄影师之一。正因他丰富的经验和摄影调控，我们得以看到霍诺德在训练以及最后挑战之时非常细腻的影像。发力的手指节、脸上的青筋、越过一个危险区域后的爽朗笑容，都被这部纪录片所精确捕捉。

但是摄影的优异却免不了全片围绕着“拍摄极限纪录片”而产生的伦理博弈：如果霍诺德最终挑战失败，等待他的必然是万丈深渊和死亡命运。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目睹并拍摄这一切的摄制组，该怎么证明自己的拍摄不是影响到霍诺德并造成他的悲剧的最大因素？影片的很大一部分便是围绕着这种伦理讨论展开，但最终金国威和霍诺德两人决定不顾一切，记录真实。

我们可以看到，在霍诺德进行最终挑战之时，本片设置了两组摄影师，一组拍摄霍诺德，一组拍摄摄影师。每当霍诺德经过危险地段，直接拍摄他的摄影师都禁不住捂住眼、背过身，不想亲眼见证有可能发生的悲剧。总的来说，这样的呈现是很公正而伦理的。

但即使这样，这部影片也并未逃脱观影人的激烈批评，甚至我的另一位纪录片教授表示这部电影“就不应该拍”，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拍摄者可以对被摄者的生命负责。

或许，这场伦理讨论的答案需要观众自己去思考、判断。

“简单、复杂而又充满革命性，”这是《洛杉矶时报》为《黑尔郡》做出的评价。黑尔郡坐落在美国最穷的州之一——阿拉巴马州的中部，人口几乎全部由黑人组成，经济基本由农业，尤其是当地特产的鲶鱼构成。导演Ramell Ross并非职业电影人，因为结束了一个失败的篮球生涯，而来到当地学校里当篮球教练，摄影也是他的爱好之一。他在这里生活的几年中拿起相机、对准了在黑尔郡生活的这群人们。

于是，穿插在这片破败的、看上去毫无生机的土地影像中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瞬间：球馆里练习运球、汗水滴了一地的青年人；家里绕着客厅跑了一圈又一圈的小朋友；厨房里做着炸鲶鱼的家庭主妇；草地上无所事事嬉笑打闹的中年男人们。这一系列平凡的瞬间都纯粹因为“黑尔郡”这个地方被连接起来。而导演本人则没有对影片加以任何的叙事技巧、甚至没有突出其中任何一个主要人物——看完影片，我甚至想不起任何一个人物的名字，或者任何一个连续性的故事情节。

但也许这就是导演的初衷：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时间似乎是永恒的，欢笑与泪水将无限循环。《黑尔郡》作为纪录片呈现出这样一种暗示：如果这部电影放在十年前或十年后来拍，我们看到的影像可能仍然十分类似。这也便成为一种新的叙事，即这片土地似乎会永远这么贫穷下去，但这里的人们也会永远乐观地生活下去。

这也是影片中穿插的许多实验性的影像片段所昭示的：影片中有许多快进过的，乃至断断续续的日出日落景象、车子转过一条街道进入另一条街道的景象，以及焚烧垃圾产生的浓烟遮住天空的景象。这些景象本身并不具有含义，甚至也说不上是多么精美，但却准确地勾勒出日复一日的生活与时间的流驶。

由于叙事语言本身的革命性，这部电影其实并未真正深入探讨种族冲突或贫穷的问题。平淡而富有诗意，让它能够入围奥斯卡，但也必然让它很难获得最后的大奖。

本片导演塔拉勒·德尔基是叙利亚人，但成年后即移居欧洲。自从2011年叙利亚动乱发生以来，他便回到故土，记录枪林弹雨和恐怖主义盛行的家乡发生的故事。《恐怖分子的孩子》便是他与创建了Al-Nusra（努斯拉）激进团体的一位“恐怖分子”Abu Osama一家生活了两年半所记录下的故事。

在这样一个真正的浸入观察式故事中，观众几乎感觉不到拍摄者的存在，而被眼前一幕幕反常理的、暴力的场景所吞噬：Abu十二岁的孩子和兄弟一起虐杀了一只小鸟，把它的头扭断后冷冷地说了一句“老爸你当年对那个人就是这样做的”；兄弟一起自制炸药，在荒芜的沙地上接连爆炸，他们发出令人讶异的笑声；父亲出门寻找地雷，失足踩上，“嘭”地一声，便失去了一条腿；孩子们前一秒还趴在父亲床边为父亲的残疾而痛哭流涕，却在接受父亲“这是上帝的旨意”的安慰后加入童子军，提着冲锋枪，眼中射出仇恨的光芒。

这一切叙事都存在在文明世界以外、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中，但导演用他不加判断的审视眼光告诉你，这一切都是绝对的真实。这种深藏内心的对暴力的信仰，让人比看到虚构的恐怖片还产生多出几倍的颤栗。影片的叙事几乎按照时间顺序，并不多用剪辑技巧，而只是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接续起来。这种简单的处理让我们看到恐怖分子的孩子们是怎样成长，也为他们的未来感到深深地担忧。

但是《恐怖分子的孩子》同样也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真实的边界在哪里？绝对的、甚至刺痛人的真实，是纪录片导演的最终追求么？我在华盛顿举办的“双重曝光”电影节最早看到这部影片，导演在场。在观影后的问答环节，有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律师观众愤怒地提问导演，为什么要用很多简单粗暴而不加阐释的镜头去“丑化”叙利亚，为什么不进行更多的思考而让观众去理解这些暴力背后的背景和动机？

导演并未、也很难进行回应。记录真实，也许就是他自认的最高信条。也正因为“真实”带来的争议，纪录片能够成为一个承载公共讨论的媒介。

《滑板少年》的导演刘冰是一名美国长大的华裔、来访我们学院时的那种沉静和谦卑让人敬佩。这部影片采取的叙事方法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即用一种艺术的、积极的媒介，如滑板，去承载背后故事中的种种沉重和不堪。2017年入围圣丹斯电影节的纪录片《社团》（Step），和美国纪录片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纪录片之一《篮球梦》（Hoop Dreams）都是这样的叙事设定。

《滑板少年》以一组灵动、甚至绚丽的滑板片段开头，板上的几位少年个个消瘦，却无比天真和阳光——这几个少年正是刘冰本人和他的少时好友Zach和Kerie。然而这段引人入胜的滑板片段过去不久，我们便发现这几位少年通过滑板真正寻求的是对各自生活的逃离：在他们青少年的成长中，不同程度地遭受了家庭暴力的影响，各自的种族（刘冰是华裔、Kerie则是黑人）以及他们居住的罗克福德小镇不景气的经济，也使得让他们常常显示出脆弱和抑郁的一面。

我不知道刘冰是怎样拥有了这种勇气，使得他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常驻于芝加哥的优秀摄影师数年后，决定回到成长的小镇。他找到他少年的伙伴们，记录下他们过去十年的生活：Zach年少时放荡不堪、不满父亲离家出走，让女友年纪轻轻就怀上孩子却一走了之，之后找到新女友决定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Zeire找到了新的滑板伙伴，却怎么也无法忘怀过去几年作为黑人随时会遭遇的体制性歧视，他做着最平凡的工作，希望在社会中获得最基本的尊严。

当然，还有刘冰自己。在影片进入到高潮部分时，场景突然变黑、安静下来。接着，刘冰打开了摄像机，镜头里，是他的母亲和他自己。他决定和母亲敞开心扉、回顾白人继父对他们二人施加暴力的种种往事。这一段叙事节奏极其缓慢，他的母亲数次落泪。而他，蹙眉凝神，接受了这一切、自我消解了这一切。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问题类纪录片，往往强调两点：一是社会问题调查的严肃性，即对所摄的社会问题的处理要客观公正、乃至严肃而黑暗；二是拍摄者的观察性，即最大程度地让拍摄者/导演不存在于最终的影片中，以一个完全旁观的视角呈现故事。

然而《滑板少年》完全打破了这两点：它用拍摄者和被摄者极深的亲密关系、和拍摄者主动揭露自己生命伤痕的方式，成就了一部极其丰满真挚的回忆录。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刘冰选择了坦然面对、记录。他用甚至更加美丽动人的一组滑板片段为故事作结，与伤痕告别。这甚至已经超出了纪录片叙事技巧的范畴。

我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阿廖沙说的那句话，即使是一个大体不幸的人生，仍然值得祝福。过往的伤痕都让它过去吧，我们仍可以记录每一段真实的当下，来为未来祝福。

如果最终刘冰能成功夺奥，我不会惊讶。但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抛去他是华裔的亲切视角，真正看到这部纪录片的优秀之处。

《RBG》的两位导演，一位是我纪录片项目的直系老师，另一位也是学院内的老师。把自己的老师拍摄的纪录片放在最有可能夺奥的第一位，这里面自然有一点“以后可以沾光”的私心。但我认为，做出这样选择的更多的原因，则是这部《RBG》无论从人物话题度、社会问题敏感度还是叙事完成度上，都是以奥斯卡的标准来看几乎无可挑剔的作品。

从人物角度来看，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的金斯伯格是影片的主角。本是身居高位并远离大众文化的她，几年前因为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种种风姿而迅速地成为了文化偶像。各种关于她的文学作品、乃至流行文化产品，让她成为了当代女性主义中“切格瓦拉”似的人物。

从社会问题上看，金斯伯格的整个职业生涯从五十年代开始，几乎贯穿了美国女性对自身地位和权益发声的整个历史进程。而她本人更是用法律的武器引领了这个进程。在女权主义迎来新一波高潮的当下，她的故事是极具议题性的。

从叙事完成度上看，影片从金斯伯格的青少年时代讲起，在两个小时内以极其平稳的叙事节奏讲述了她人生七十余载的各个重要节点。这其中大部分节点甚至代表了美国法律史上的重大时刻。同时，影片还穿插了诸如爱情线和当下的“健身线”等诸多轻松愉悦的线性叙事。甚至，影片中许多动画的运用都成为了导演老师特意在纪录片课上用来分析拆解的材料。不得不说，两位导演作为多年的新闻从业者，在叙事技巧方面可以算是炉火纯青。

对于这种成熟的叙事技巧，有一点创作上的秘密值得分享：由于金斯伯格本人身居高位、事务繁忙，她在影片拍摄的初期曾经多次拒绝导演的拍摄请求。于是两位导演从与她有关的人物开始一个一个走访、拍摄，一圈一圈地接近圆心中间的金斯伯格。在最终金斯伯格终于同意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接受采访之前，整个纪录片的叙事框架已经搭好、剪辑几乎已经完成，只需要用她的采访来“填空”。对于时间十分紧迫的采访，导演们便是这样充分地准备好了他们需要获取的内容、问出最恰到好处的问题，水到渠成。不得不说，这令《RBG》成为了一部在纪录片工业流程上创造了新标准的影片。

至于这种极度工整的制作是否少了些许纪录片作为当下记录的趣味性，也许需要观众自行定夺。但至少，奥斯卡作为“学院奖”，定是十分青睐这种新闻学院教授出品的学院式作品。

丰富多元而具有启示性，这便是我对奥斯卡最终入围的五部纪录片的总体评价，了解它们，能够让我们不光体验一部部精彩的故事，更看到当今最优秀的纪录片在怎样讲故事、在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纪录片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也许通过奥斯卡纪录片奖这一个小小的契机，我们可以更加认识到纪录片的价值，人性和影像结合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