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息之地》柏林“擒熊”：扎根土地创作，彰显“上海出品”

作为上海电影集团“新人新作计划”孵化的重点项目，《生息之地》从剧本创投到国际获奖，全程彰显“上海出品”对艺术品质的坚守。影片的主创团队中，相当高的比例来自上海电影学院，而新一代的“学院派”们，也在用扎根土地的创作，深耕现实主义题材的时代表达。

刚刚闭幕不久的柏林电影节上，由上海电影集团第一出品的影片《生息之地》斩获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银熊奖。这是继2019年《地久天长》后，时隔六年华语电影再次问鼎世界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重磅奖项。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丹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盛赞《生息之地》在叙事上的高度，称它以微观视角与纪实美学实现了创作表达上的突破。

《生息之地》入围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生息之地》以199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乡村为背景，通过一名10岁少年的视角，描绘了河南商丘霸王台村一户普通农家的四季轮回。影片以纪实般的镜头语言，真实还原了春耕秋收、婚丧嫁娶等乡村生活场景，将中国农村的日常之美与人情伦理的温暖娓娓道来。片中大量使用河南方言对白，并由当地村民本色出演，以素人演员的质朴表演和长镜头调度，构建出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生息之地》获奖

柏林电影节评委会的颁奖词深情赞誉：“在时代变迁的浪潮面前，这部电影带我们走进一个跨越几代人的社区，见证他们的生活与世代相传的习俗。电影细腻而深刻地描绘了人们在乡村生活中的温暖与挣扎、光明与黑暗，以及彼此之间深深的牵绊，让观众始终沉浸其中，无法移开目光……”

作为上海电影集团“新人新作计划”孵化的重点项目，《生息之地》从剧本创投到国际获奖，全程彰显“上海出品”对艺术品质的坚守。影片的主创团队中，相当高的比例来自上海电影学院，而新一代的“学院派”们，也在用扎根土地的创作，深耕现实主义题材的时代表达。

据悉，拍摄《生息之地》时，剧组住在老乡家，演员是当地村民，连道具都是从村民仓库淘来的老物件。这种创作方式或许不够“工业化”，却让作品带着泥土的温度。

《生息之地》剧照

《生息之地》聚焦一个普通村庄的四季日常。春耕时扬起的尘土、葬礼上撕心裂肺的哭丧、孩童在麦垛间追逐的身影，这些细节让人仿佛置身90年代的豫东平原。素人演员的方言对白和略显笨拙的表演，反而让故事更接近生活的真实肌理。葬礼与婚礼的交叉剪辑、长镜头下老牛犁地的节奏，这些看似平淡的画面，藏着中国乡村特有的生命哲学。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丹看片后评价，“这是个典型的乡村故事，而且是一个从儿童成长的视角切入乡村社会肌理的故事。”他谈到，整部影片在叙事上具有很强的一种辨识度，呈现出一种双重性——既有正经历快速转型这一时代浪潮中对乡土伦理的恪守与变迁，又将这种叙事以个人化叙事的方式，嵌套在祖孙两代人的代际冲突中，延伸出人与乡土的关系，形成一种成长叙事，“让10岁男孩徐闯的个体成长，与乡村的集体变迁形成了一种互文，让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相得益彰。”

黄丹指出，相较于过往许多中国乡村题材电影惯有的用“符号化隐喻”指涉主旨并驱动叙事，《生息之地》返璞归真地完成了“去符号化”，而以“诗性隐喻”取而代之。“影片从叙事节奏到影调风格，都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整部电影并非是依赖某种奇观式的文化想象，也不是借助符号化的人物和场景，而是以丰富的情景细节和情动来驱动叙事，这样可以不动声色的拉观众入场，而非强化一种刻意用力的表达。”

影片中“拖拉机深陷土地”的诗性隐喻令黄丹印象深刻，“这其实是人类面对现代化转型时普遍的一种代际焦虑。”但影片没有刻意渲染悲情，而是通过“葬礼不悲、婚礼不喜”的克制表达，展现中国农民温良隐忍的民族生命力。

《生息之地》剧照

除了本身电影的故事和美学，影片的创作方法也质朴而充满匠心，甚至可以说，本身就是一场对土地虔诚的仪式。剧组在河南商丘酂城镇驻扎整年，拍摄与麦苗生长同步。摄制团队走遍30余个自然村，采集方言样本逾千条，复原出已消失二十年的木制农具。

早在两年前的创投阶段，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薛晓路就作为金鸡创投的评审对《生息之地》不吝赞美。她曾在点评环节表示，“这么多非职业演员都是你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地选出来，这太值得尊敬了。”当时她还以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的身份表示，“特别希望有机会请你来讲一次课，从编剧的角度、从演员的角度，如何把文字呈现出来，如何与演员沟通，这对于让电影学院的学生了解如何将一个个构思实现，是非常好的案例。”

青年影评人水怪在柏林第一时间看片后感叹，“真是振奋人心又让人肃然起敬的青年表达”。在水怪看来《生息之地》是一部“有着全新的、鲜有的视角，有着对中国农村历史深刻洞察力的野心之作”，“片中的婚丧嫁娶，生死相继若要去嫁接和类比城市中产的人生困顿，甚至是过于轻飘的。它当然也更不是所谓的风俗奇观，是非常罕见的由内生长出来的农村群像。”

黄丹谈到影片中“日常又史诗”的处理手法令他印象尤为深刻：“四季更迭的时间轴，将春耕秋收、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嵌入线性叙事，形成‘日常史诗’的独特审美。”“影片呈现出‘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厚重感。”

同时，黄丹特别提到该片的“当代性”，“《生息之地》的当代性，更多的体现在影片的书写观念和表达方式上。相较于过往许多中国乡村题材电影依赖用‘符号化隐喻’指涉主旨并驱动叙事，《生息之地》反而返璞归真的完成了‘去符号化’，而以‘诗性隐喻’取而代之。影片从叙事节奏到影调风格，都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整部电影并非依赖某种奇观式的文化想象，也不借助符号化的人物和场景，而是以丰富的情景细节和情动来驱动叙事，这样可以不动声色的拉观众入场，而非强化一种刻意用力的表达。”该片“既准确的描绘了乡土中国的文化肌理，同时也延伸出一种借由‘几代人社区的留存与流变’而形成的跨文化共鸣”。

此次，中国电影时隔多年再度摘得柏林电影的重要创作奖项，令业界振奋。“在当下全球影坛趋向奇观化与类型化的浪潮中，《生息之地》证明了创作的本质，即‘最本真的生活肌理，恰恰是最具穿透力的艺术语言’，这种创作姿态，或许也正是中国电影从‘文化输出’迈向‘文明对话’的关键转折。”

对于这部载誉归来的影片，黄丹也十分期待它能尽快与国内观众见面。“中国电影无论从市场属性还是文化属性，都需要这样沉得下来的电影来丰富我们的电影审美形态。一个生猛又细腻的袒露乡土社会的电影，并不止于乡土，而是会关照每个个体。我觉得《生息之地》是让中国观众的视线能够重回乡土、关照当下，也促使大家共同思考，对‘当今的中国如何讲述乡村’的回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