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又极不平凡的盐，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

原创 鲍俊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盐是极为普通的，无非日常食用；盐又是极不平凡的，贯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

在人类历史上，盐是第一个大宗商品与财富象征，融入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角落。正是由于食盐的重要性，它代表了珍贵物品或非常有价值的事物，因此在古代食盐往往是被严格控制，并且是价格昂贵的稀缺商品，被称为“白色黄金”，也是王朝时代深度控制财赋税收的重要锚点。

从古埃及到中国，再到古罗马，盐的生产和使用对当地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盐业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与自然、生态与文明复杂互动的关系史。

01

中国古代盐业与海盐

中国是世界上盐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盐业生产历史悠久。盐乃五味之首，古称“百味之祖”“食肴之将”“国之大宝”“生气之源”等。同时，在历朝历代中，盐税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备受中央瞩目，由之而产生诸多的盐政法规、资源争夺、商贾传奇，甚至朝代更迭。

约在仰韶时期（前5000—前3000）中国古人已学会了煎煮海盐，而相传在山东渤海湾沿岸夙沙氏首先“煮海为盐”，开创华夏制盐历史的先河。

夏朝已有盐贡，全国划定为九州，并制定了九州贡法。九州百姓须定期向夏王朝上缴各地的特产。如《尚书·禹贡》记载，位于山东沿海的青州，食盐就是该地最为重要的贡物。商承夏制，食盐生产的规模和技术都超越了夏朝，商周时期渤海湾沿岸就有大规模的海盐生产活动。

西汉时期，全国范围的盐业生产分布格局基本成型，即西北池盐、西南井盐、东部与南部海盐。汉代朝廷在全国35处设有盐官，但整体上海盐地位不高。到唐代海盐产业快速发展，海盐产地明显增多，这是中国古代盐业生产重心的第一次大迁移，即从内陆盐产为主转移到海盐为主。

伴随古代中国经济重心东移南迁，唐宋以后海盐的快速发展，全国盐业重心出现第二次大迁移，即从北方渤海南岸、山东沿岸的海盐产区迁移到淮河以南的南方淮浙海盐产区，这是中国古代盐业发展史的重要转变。

宋以后，中国东部沿海开发加快，海盐产业逐渐规模化，盐税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元代设立盐运司，管理食盐生产和销售，制盐业成为官府垄断的手工业部门。全国共设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四川、广东、广海9处盐运司，分辖160多处盐场，其中两淮规模最大。

明清时期产盐地遍布全国，分布格局基本稳定。如《明史·食货志》概述了当时产盐区及生产方式，“盐所产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刮地得之。淮、浙之盐，熬波。川、滇之盐，汲井。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此其大较也”。明代宋应星对盐业分类总结为六类：“凡盐产最不一，海、池、井、土、崖、砂、石，略分六种”，并认为海盐生产占主要地位，“赤县之内海卤居十之八，而其二为井池土碱，或假人力，或由天造”。

清初战乱频繁，人口凋敝，盐业生产出现极大困难，出现了产盐灶丁减少、制盐设备损坏、承销盐商流散等问题。经过清代前期的整顿与恢复，到清代中叶，全国盐业生产达到历史顶峰，特别是沿海的淮盐生产，规模庞大。

自商周到明清，中国古代盐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以内陆的井盐、池盐为主，到唐宋以后转为以海盐为主，海盐经济在中国古代盐业中占据突出地位。

沿海地区制盐历史悠久，人类很早就懂得利用滩涂资源制盐。原始社会末期，沿海先民便开始“煮海为盐”。《说文解字》载：“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从山东渤海沿岸夙沙氏开始，我国“煮海为盐”的历史至少有四千多年了。

商周时期，渤海湾南岸以及山东沿海盐业生产规模更大。到春秋战国时期生产海盐的地区更普遍，齐、燕、楚的海盐生产都开始见于文献记载。《管子·地数》载：“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其中齐国的海盐业最发达，管子认为齐国是海洋之国，必须开发和垄断海洋资源才能富强，“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海洋盐业成为国家依赖的主要经济活动，“伐菹薪煮沸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价)必四十倍，君以四十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可见春秋齐国海盐生产规模已相当大，可供应梁、赵、宋、卫诸国。另外，位于东部滨海的吴国盐业也颇具规模。《史记·货殖列传》云：“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汉代海盐产地主要集中在以山东沿岸为中心的北方沿海地带，共设置18个盐官，大部分在淮河以北。长江口以南只有3处，山东沿岸共12处。唐宋以后，古代经济重心东移南迁，海盐经济快速发展。沿海逐渐形成了辽宁、长芦、山东、两淮（江苏淮南、淮北岸段）、两浙（上海与浙江沿海）、福建以及两广（广东、广西沿海）七大盐区。根据地理位置，又可以分为北方盐区（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淮北）、东部盐区（淮南、浙江）、南方盐区（福建、两广、海南），这些盐区所产海盐成为历代王朝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撑。

北宋苏颂《图经本草》中所载海盐图

自唐代以后，全国已形成海盐经济重心在两淮、两淮盐业重心在淮南的整体格局。江苏海岸地区很早就有制盐活动，盐业开发长期受到中央朝廷的重视。以废黄河为界，历史时期江苏海岸包括淮北、淮南两个盐区，统称为两淮盐区。西汉时期(前2世纪)在古射阳县（在今宝应县射阳湖镇）东部滨海地带设县，因遍地皆为煮盐亭场、运盐河道，故称盐渎县；东晋安帝义熙年间更名为盐城。宋代淮南包括海陵、利丰二监，管16个盐场。到明清时期，两淮盐区有23—30个盐场，分属淮南泰州、通州以及淮北海州三个分司，所产盐通称“淮盐”。清代两淮盐区产量占全国年产盐总量的33%，占盐课收入的40%—60%，其中淮南盐区盐产规模又占到两淮总数80%以上。

02

长江口盐业复杂多样的发展变迁图景

历史上长江口地区是一个扇形大三角洲区域，包括以扬州—镇江为顶点，北到第一代长江入海口北翼的海安，南到金山嘴之间的范围。长江口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的河海交汇地带，历史上这里有大片滩涂、草荡，独特的咸潮与淡水交混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丰富的盐业资源。人们在长江口南北两岸的滩涂地带发展制盐业，长江口成为全国重要产盐地带，形成了独特的河口海岸制盐文化，延续了两千多年。

河口海岸地区的海盐生产是古代盐业比较特殊的人类活动，其生态环境存在高动态性，人类制盐活动也长期处于动态变迁之中，其中包含的景观变化是了解该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方面。

长江三角洲北翼东濒黄海，南临长江，位于江海交汇之处。远古时代本是一片汪洋，在数千年“沧海桑田”的成陆过程中，古代通州沿岸形成了广阔的滩涂和丰富的荡草，加之气候温暖适宜，为滩涂制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宋史·食货志》谓江北淮盐之盛：“盖以斥卤弥望，可以供煎烹；芦苇阜繁，可以备燔燎。”

沧海桑田的历史变化为古代长江口北岸通州地区制盐业的产生、发展和兴盛，提供了广阔的滨海滩涂和丰富的草荡资源。这里的沿海滩涂和沙洲一般是坡度缓降，表面平坦光洁，海拔不高，潮汐可到，因而卤气易升，适宜于构筑亭场摊灰淋卤。千百年来，为历朝历代的“流人”“游民”和“灶户”“煎丁”提供了以盐为业的用武之地。汉唐以来，历宋元明清各代，通州沿岸滩涂、沙洲一直都是淮南重要的产盐区。

海盐生产以海水为基本原料，海水盐度高低对盐产量具有重要影响。古代长江口形势与今天存在较大差异，咸水控制的岸线较多，盐渍土广泛分布于南北岸诸沙洲及滩涂地带，为传统煎盐生产提供了重要的盐土资源。

滩涂演替引发土壤淡化、荡草分布变化，适宜制盐的位置也随之变化。随着长江口不断扩张，海边滩涂不断扩大，盐业资源的分布也随之变化。在涨潮时海水不及的近海滩涂上，经过整平压实，一般就是理想的制盐场地。同时，在大片滩涂中，到处生长着高秆芦苇、獐毛草和白茅草，还有盐蒿及矮秆等杂草，是取之不尽的天然煮盐燃料。但江海交汇的动态环境导致成盐岸线存在复杂的迁移变化，沙洲的淤涨侵蚀、土壤盐度的咸淡变化，推动长江口地区历代盐产地空间分布的持续变化。

长江口地区古代产盐地主要分布在北岸与南岸沙嘴或沙洲上，形成了北岸南通与南岸上海两个历史产盐区域，宋以后长期分属两淮与两浙盐区管理。

先秦到汉唐时期，长江口地区制盐中心以北岸为主，古盐场先后分布在海陵、如皋、通州一带。宋元时期长江口地区制盐中心转为南岸，分布在南汇、奉贤一带。明清时期又重新回到北岸。

明清时期长江口盐区分布示意图

总之，宋以后，长江口地区的江北属淮盐区，江南属浙盐区，是一个多政区、盐区的交接带。历史时期尽管一直有海盐生产，但由于长江口多变，且属于两淮与两浙两大盐区交界处，盐场分布变化十分复杂，特殊的地理位置，为长江口盐业发展带来了复杂性与特殊性。

盐业史本身不只是经济史，实际上也是生态史、环境史、制度史。盐业是长江口沿岸的基础产业，航运、棉纺织、农垦等行业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汉代以来，传统的食盐专卖制度下，长江口地区灶户、制盐、运销、课赋、缉私等要素变迁纷繁复杂，内容庞杂而彼此交织。特别是宋元以后，这里长期分属淮盐与浙盐区，盐区与政区隶属沿革复杂，加上地处河口海岸的沙洲滩地坍涨多变，咸淡水交混迁移变化，导致这里的古代盐业的产运销体制、生产关系等历经迭易，也呈现了复杂多样的发展变迁图景。

作为早已消亡的人文景观，长江口地区两千多年的人类盐作史，是该地区人与自然互动、文化多样性与独特性的具体反映。长江口地区长期是政区与盐区交界地带和江海交汇地带，古代盐业史是长江三角洲历史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上海市与江苏省、浙江省历史文化交汇的重要表现，对盐业史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历史文化、江南地区沿海开发的历史面貌的认识，对理解长江口地区历史人文的演变、中国古代盐作文明的区域多样性与差异性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口盐业简史

鲍俊林 著

关春巧 责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4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鲍俊林，安徽枞阳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海洋地理专委会委员。主要从事区域环境变迁、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项目，以及上海市教委科创计划重大项目。在Climatic Change，Land Use Policy及《地理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气候变化与江苏海岸的历史适应研究》《15-20世纪江苏海岸盐作地理与人地关系变迁》等，获评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历史地理青年论著奖。

序言

葛剑雄

前两年盐业部门公布了一项数据：我国供应的食盐，海盐只占5%，其他主要是岩盐。这出乎不少人的常识概念，因为他们一直认为，既然中国东南面临大海，有18000千米的海岸线和那么多海岛，自然应该以供应海盐为主。其实他们混淆了一个概念：资源所在地不等于就是产地，产地也不等于行销地或消费地。

食盐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在市场经济中也是一种商品。既然是商品，就得讲究价格和利润。商品的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不同时期、不同生产力条件、不同社会制度，同一时期不同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下，食盐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都可能不同，甚至有悬殊的差异。

就以海盐而言，理论上海水都含盐，都能用于产盐，实际却不是那么简单。海水自然形成盐结晶又能为人所获取的情况很少，绝大多数是人类利用海水生产的。要选择海水浓度高且容易汲取、拦蓄、蒸发的地方，还得考虑阳光、风力的条件。一般要选合适的海湾、滩涂，建成盐田。用卤水煮盐时，还得有多种制盐工具，需要消耗大量燃料，又得计算燃料的来源和价格，这些都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

人均食盐消费量基本上是一个常数，产区的产量与消费区、消费量有相对稳定的关系。产量超过了消费量会造成供过于求，导致滞销和价格下降；反之则会供不应求和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产销区间的调整或重新组合。从产区到销区的物流成本必定要计入食盐的销售价格，在交通运输手段原始落后的前提下，产区离销售区不能太远。如果在合理的物流范围内没有足够多的消费人口，即使自然条件合适，也不可能产生产地。如果原有的消费人口减少或迁离，又会导致原有产地的萎缩或终结。

交通运输路线和手段的改变导致物流成本的变化，如水运与陆运、人力和机械、路线的改变，直接影响到产地和产量的变化，大幅度的变化最终会改变产销的基本关系和格局。在只靠人背马驮的条件下，物流成本往往远超生产成本，导致很多交通不便的山区的盐价更为昂贵。通了公路、铁路之后，物流成本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低的岩盐完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输送，成了商品食盐的主体。

历史上滨海与河口地区是重要产盐地，但难免受到潮汐和海洋灾害的影响，为了防灾抗灾，就需要修筑堤塘坝闸和相关设施，还要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或突击性的修复加固。这与食盐生产往往不能兼顾，造成对盐产地的直接影响，如占据或毁坏了原有盐田，影响或截断了海水来源，或者影响了海水的盐度。为了就近取土，有时不得不毁坏已有盐田。对芦苇和荒草的需求，导致保留或扩大滩涂的需求，直接影响到盐田的范围。

当同样的芦苇荒草滩涂的土地产值超过盐产值时，废盐田复滩涂就是必然的选择。当本地产盐价失去竞争力时，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成为有效措施。近代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林牧副业的进步使沿海滩涂荒地有了多种更合理有效的利用方式，于是开发利用已久的盐田陆续被改造为农田、牧地、林草地、工业用地、生态保留地，也有些盐田成了聚落或休闲空间。

此外，明清以来盐引制度的变化，官府专卖制度和行销区的变迁，对私盐取缔与打击的力度，跨区域贸易对食盐生产和运销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社会和人文因素，也都影响着盐业的兴衰演变，有时比自然因素的作用更大、更剧烈。

所以，一个区域内盐业的兴衰历史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复杂互动的产物，是当地人群的生活、生产、生存方式与所在空间的各种自然因素长期作用和调适的结果。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既是一部产业史，也是一部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生态史；既是对历史地理的复原，也是对生态地理的重构。

鲍俊林的《长江口盐业简史》以长江口——长江三角洲的前缘，即长江与东海的交汇地带——为论述范围，分析了该区域的盐业兴衰过程，揭示了长江口盐史在全国盐史变迁上的共性，以及它具有的地方特殊性。这一范围自然环境错综复杂、人类活动强烈频繁、生态系统敏感脆弱，特别是近代上海这个中国和远东人口最多、生产力最大的工商城市和口岸的崛起，形成最重要的社会和人文因素，对长江口盐史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这只是一部简史，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我认为，此书体现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基础和水平，达到了预定目标，是一项符合我期许的成果。

原标题：《普通又极不平凡的盐，贯穿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