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吴家玮教授｜钱致榕：我和校长的一段终生难忘的共事经验

原创 钱致榕 活字文化

香港科技大学（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于3月2日逝世，享年87岁。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长于香港，18岁赴美留学，取得物理学博士后，先后在西北大学、伊利诺大学、加州圣迭戈任教，45岁时出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大学校长。50岁时他应邀成为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推进了香港于科技与教育方面的发展。

吴家玮（1937-2025）

港科大建校三十载始终位列名校的秘密，源于三年（1988—1991）建成的奇迹故事。创校副校长钱致榕在其首部作品《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中，回顾了三十年前参与建成香港科技大学的亲身经历。他提到，创校的第一年，很多人在世界各地为港科大努力，但教授中只有他和吴家玮两人在香港。

吴家玮校长与钱致榕约定，两人采取内外分工制。校长“主外”，负责校外一切工作：校董、企业界、社会、当局、媒体等，最重要的是募款。副校长“主内”，负责校内的教研工作的规划管理工作。三年建校刻不容缓，“这样分工帮助很大，我们可以各忙各的，不过我们几乎天天都通电话，时刻都在交换意见、订立原则”，钱致榕回忆道。

创校期间，港科大内发生了很多让人难忘的事。钱致榕表示，“作为校长和副校长，最重要的工作是尽快对大学的未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因为我们需要这个理念来凝聚一大群同人，规划创校的工作，这一点我和吴家玮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共事经验”。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中的段落，纪念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

1991年港科大开学日，钱致榕在五层楼高的“马会大堂”为科大首届七百名学生做开学讲话，也是最后一次和他们谈话。希望他们体会创校团队的苦心（图源：《敢为天下先》）

吴家玮教授在港科大1993年的首届毕业典礼中致辞

钱致榕｜文

本文节选自《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一个温馨的经验

我参与香港科大的创立是很偶然的，这要从我和吴家玮的渊源开始说起。

我和吴家玮早年成长背景很不一样，但是后来却变成默契极深的合作伙伴。他1937年生于上海，“二战”后去香港，在有名的培正中学毕业后，去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小而精的文理学院乔治城学院念物理，然后在圣路易市的华盛顿大学获得理论物理博士，专攻多体物理理论。我在1939年抗战重庆大轰炸时，生在大后方的四川，经历战火，战后去台北，在有名的师大附中完成中学教育，在台湾大学完成大学教育，学工(电机)两年，再转物理。毕业后服兵役，在重炮兵团里当了一年少尉军官，然后去耶鲁大学念完博士，专攻高能物理实验。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从事物理研究的华人不过一百来人，大部分是从台湾去的，都是我在台大的先后同学，也有少数是从香港去的。每年1月、5月，美国物理学会在纽约和华盛顿开年会时，各领域的教授、研究生都会去，华人更是如此，因为不只可以听到各领域的最新发展，还可以和华人朋友会面，家玮和我虽然领域不同，但就这么认得了。那时见面，谈的不是物理就是中国。回头看，当时参会的那些人后来都是各大名校的教授。

1988年钱致榕在西欧研究中心研究Z粒子的L3高能物理实验，证实只有三种中微子，把标准模型理论推进一大步。后来建校工作加速，就缺席了两年。很多创校同人都做了类似的调整。

1966年，我从耶鲁博士毕业，开车载着一家三口和全部家当从新英格兰的纽黑文横穿美洲大陆，去洛杉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开始我的教书生涯。途中特别拐了一下弯去圣路易市看望家玮一家，然后继续西行到洛杉矶。不久他也开车拉了个拖斗，带着一家五口到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开始他的教书生涯。以后几年，我们和在南加州教物理的另外几人(浦大邦、刘全生、沈庆春等)常常周末带了孩子，聚在一起野餐，谈物理，谈中国。这群人后来都分别为国内的大学做了很多事情。

那时正值内地“文*”热潮，没法做什么事。已经在美执教多年的物理学家沈君山和林多樑等人，常常回台湾教书，他们和当时的台湾中华书局联络好，编辑一套科普丛书，作者放弃稿费，中华书局答应把书价压低到一张电影票的价钱，目标是惠及中学生和中学老师们。他们两人带头写了两本，家玮跃跃欲试，提议和我合写一本。后来我们觉得功力不够，很难写好，所以决定翻译一本书。很快他找到那时门德尔森(K.Mendelssohn)刚出版的《低温物理：绝对零点之探究》(The Quest for Absolute Zero)展开了我们第一次愉快的合作。

那是一本描述当年低温物理学家如何在实验室中排除万难接近绝对零度(零下273.15摄氏度)的故事，牵涉低温物理的理论和实验细节，内容接近家玮的本行。我在耶鲁念博士时，虽然专攻高能物理，但是出于好奇旁听了很多低温物理的学术报告。家玮是出色的理论家，我对实验比较熟悉。他的英文很好，下笔很快，可以立刻逐字翻译；我的中文较佳，习惯于先了解宏观问题再一段一段地翻译，以避免倒装句等英文式的中文。我们花了两年工余的时间完成了那本书的翻译工作。四十年后，有一次我访问台北的淡江大学，做了一场学术演讲。有一位年轻教授拿了一本当年我们翻译的书，要求我签名。他说他在中学时看到我们翻译的《低温物理：绝对零点之探究》，由于文字通畅易读，一口气读完，激起了他对物理的兴趣，那是一个温馨的经验。

到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经过十多年的停顿，大批的骨干学者亟须到国外进修。有一天家玮提议我们两个人成立“中国访问学者服务社”，还特别印了信笺，接受中科院和教育部的请求，为国内的学者在美国找到愿意资助并指导他们的有名教授，到美国进入资助者的实验室中，进修两年。由于我们两人共享对物理的热爱和对中国的关怀，我们默契极佳，一次电话就谈妥如何进行、如何分工，效率很高，很快各自帮助约一百位学者赴美进修。他接待的是中国科学院推荐的人，我接待的是从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参赞郭懿清那里不断送来的、教育部推荐的国内各大学的教授。学者们两年后回国，很多都成了他们在国内研究单位中推动科研的骨干。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当博士后时，家玮就主张华裔教授应积极参与美国大学行政工作，当系主任、院长、校长。当时我就感觉到，有朝一日，他想当校长。完成了博士后，他去芝加哥的西北大学执教。我去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很快，他就把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不久他当了系主任，开始了他的行政生涯。再过几年，他回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院长，就更加鼓励别人走同样的路。每当他看到有招聘系主任或院长的消息，就会打电话给我，劝我去应征。我喜欢自由生活，对行政没兴趣，不愿意麻烦。他说没关系，他一直保存一份我的履历，他会帮我把履历丢进去。说实话，那时我在霍普金斯教课，家里有三个孩子，每周出差三次到芝加哥和加州做实验，自由自在，每年暑假开车带全家带学生去斯坦福大学做实验，忙得不亦乐乎。行政工作会使我失去自由，所以我不感兴趣。在霍普金斯大学曾经有两次被推上院长候选人的名单，我觉得院长做不了多少事，却必须放弃科研生涯，所以都谢绝了。不过家玮总是觉得担任行政工作可以发挥个人更多的能力，做更多的贡献。果然，他累积了系主任、院长的资历，后来旧金山大学招募校长，这虽然不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他还是争取就任校长。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令人佩服。

向教育局争取六年科研设备费用

吴家玮教授阐述港科大的创校愿景

家玮很有远见，他在参加科大筹备委员会时，就开始找人为每个系写一个二十五字模型的教研计划。我上任后参考这二十五字，发展出每个系约二十五页的长期发展规划。在找人过程中，在院系一级的人选还没答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先请他帮忙设计这个院或系，设计系里应该有哪些重要领域，然后做出长期规划，每一个系都有一个六年的教学规划。从全校七百个人开始一直增长到七千人的规模，怎么成长？几个领域当中哪个先上？这样规划不是期待到最后才发展，而是两三年之内所有领域要发展起来，这是一个硬性规定。这个六年草案，就成了我们延聘系主任或院长的讨论大纲。等他们上任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完成他们的六年计划，在定案前，我们也邀请那方面的国际专家参与讨论。

《敢为天下先》

钱致榕 著 钟月岑 整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

活字文化 策划

2024年8月

未来的系主任立刻就问我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实验室？有什么样的设备？我的答案是，你告诉我要发展哪几个领域，会需要什么样的设备，校长负责去找钱。吴家玮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让我们去找教育局要钱。教育局的人那时候都担心我们会漫天喊价，我们解释说，我们不可能比别的学校要的钱多，钱多的话你们吃不消的。但我们能不能这样提要求？就拿香港大学最近十年给各个系购买仪器的费用总数为准。教育局说他们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多，但你们是要建研究型大学？我们说，是啊！可是我们一上来要很多钱的话，你们又不好过的，所以就把港大那十年的总数算出来，我们就以此为标准做计划。比如说是一亿美金的话，我就打一个一亿美金的报告给教育局，作为我们创校前六年的设备费用，你们要一次批准，然后分六年拨给我们，有了这个保证，我就可以开始统筹规划，有效地运用这笔经费。我就可以告诉招聘对象：两年之后请你来，你来的话我可以给你多少设备费用，钱都在这儿。有了这个六年规划，我们延聘的谈判就很务实，比较容易成功。

教育局答应了，总督那儿也敲定了。家玮就说，我们光是这样做的话，其他学校一定会反对，我们要保护科大和教育局。他建议我们把计划送到港外去审查，外审可以免去学术副校长办公室的压力。评审人的选择要满足两个条件：内行和公正。评审人应该由教育局决定，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建议专家名单，比如说我建议二十位专家，供他们挑选五位，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护航作弊的可能。最后教育局选了五位专家到香港来评审。家玮行政经验丰富，他决定我们要针对五位评审委员的专业，找五位科大教员来准备我们的报告。但我们那时候的教员到任的只有两人，我们就在确定可能来的人选里挑选了五位，负责准备这个报告。这五个人的报告是中规中矩的，是有关十七个系需要的设备。最后评审委员们花了一个星期审查完毕。这个审查报告有几个要点：第一科大这些人有见解，他们的建议很有道理；第二他们提出设备的需求，是针对实际研究工作的，不是随便要的；唯一一点，就是他们所要的钱可能少了，真是要达到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标准的话，可能过几年还要再投钱进去。于是报告就批准了。有了这个保证，虽然经费相当于港大的水平，但是由于是一次性批准，我就能以学校的身份对外要供应商大打折扣，对内共同定下购买及使用规则，促进设备分享，大大提高每一件重大设备的使用效率，使一块钱的设备能发挥好几块钱的功用(见第三章)。同时我们可以完成科大每个系具体的发展计划，使每一个系能更快地聘到卓越的教授，有计划地发展学术。

默契合作、分工明确、彻底授权

钱致榕告别港科大，1992年2月21日全校创校教职员四十三人合办一个欢送餐会，邀请当时全校同人参加。校长吴家玮也出现在欢送会上，三年的日夜合作，感慨万千，他抱着我哭道:“你走后我怎么办?我一定不容许任何人忘掉你的功劳。请你三个月之内不要发表任何对科大的评论，好吗?”

作为校长和副校长，最重要的工作是尽快对大学的未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因为我们需要这个理念来凝聚一大群同人，规划创校的工作，这一点我和吴家玮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共事经验。虽然我们的成长环境非常不同，他在国家观念淡薄的香港长大，念完培正中学，到美国念大学，最后在华盛顿大学得到凝聚态理论物理博士。我在战火中的重庆启蒙，在有强烈家国情怀的台湾长大，在台北师大附中完成中学教育，台大四年，先念电机，再念物理，然后去耶鲁大学念完实验高能物理博士。但是在谈到办大学的理念时，我们却是惊人的相似。这种非常默契的奇妙经验，人生难得遇到。所以很快我们之间就有了共识，随着更多人的参与，这共识就不断地修正、扩大、成长成科大的共识。这种高度的共识和信赖，鼓励我克服万难放手一搏。当一个大学的教员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时，众志成城，无坚不摧，再难的事也变成可能了。当大学的一把手和二把手能心灵相通，合作无间，对周围的人就有感染作用，形成一种开诚布公、共同努力的建设性风气。

吴家玮和我有一点不同，我的行政经验是从不断组合、完成一连串大的国际高能物理实验工作中得到的，而他一开始教书就面向系主任、院长、校长的方向走，所以是美国高教系统的科班出身。我们在建校制度上都采取务实的态度，坚持办学理念，集中力量实现我们的理想，先上马再说，以后慢慢调，不浪费能量在无谓的争端上。

任命学术副校长时，吴家玮建议我们采取美国大学的管理制度，就是每个职位都有实责实权(那时英国高教已经遇到困难，经过多年的讨论后决定采用美国式治理制度)。校内的工作，分成三块：除了教务，行政总务之外，为了加强技术转移，专门设立一位副校长负责，三位副校长向校长负责。在此之外，凡是和教学科研有关的事务都由学术副校长负责，相当于美国大学的Provost，或叫常务副校长。吴家玮和我之间，采取内外分工制。他负责校外一切工作：校董、企业界、社会、当局、媒体等等。校内的教研工作的规划管理由我负责。我们经常联系沟通我们彼此的工作。这种相互信任的彻底授权，使得效率大大提高。这种职权的分工，为后来香港很多高校提供了新的模式。

学校分为四个学院，系主任和院长都有人事权、财权，他们各有聘任名额以及协调后的独立预算，向上一级负责。系主任负责按学校规则及规划延聘教员和设计系内研究设备，工作繁重。所以创系的系主任，常常需要牺牲一两年自己研究的时间，为年轻同事创造条件。这在我们延聘系主任时，成了一个重要的考虑和限制。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建立强壮、和谐的系，每一个系从头拟定十年发展计划，由学院协调院内各系的工作，这样当上层人事又变化时，院系还能顺利运转，这是所有比较成功的大学的经验和希望。

原标题：《悼念吴家玮教授｜钱致榕：我和校长的一段终生难忘的共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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