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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观点 | 特朗普现象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衰退

2019-02-27 13:5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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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常说“自由国际主义”是主导美国20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其一方面植根于美国的传统与价值,另一方面随着美国霸权的延伸,这种理念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出,成为国际秩序重要的准则之一。然而,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所出现的“怪象”,无论是“保守主义”的回归,还是新一波“民粹主义”的兴起,抑或是特朗普异军突起地当上美国新一任总统。我们都不禁想问:自由国际主义是否已经走向衰落?甚至会走向终结?
“自由国际主义“的历史内涵

“自由国际主义”的首创者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二战前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修正发展了该理论,并根据自由国际思想,重构了国际秩序。

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强国,应抛弃传统欧洲的结盟方式,即“均势”,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即“自由主义”,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重建国际秩序。这就要求开放国际市场、自由贸易;在国家内部实行民主和人权;以及在国际安全领域实施国际合作、实现国际安全。而这三点又是相互关联,互相存进。

第二,美国应该放弃孤立主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甚至“领导”世界,以促进国际主义的建立与维护。

由此可见,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原则与国际主义外交相结合的产物,故称为“自由国际主义”。

这一套思想原则主导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塑造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美国正是将自由国际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拖垮了苏联。冷战后,其继续产生影响,促使小布什时期形成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

自由国际主义取得的成就与遭受的重挫

自由国际主义曾取得若干重要成就:

第一,西式“民主国家”增加,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第二,世界经济繁荣,新兴市场发展,二战后不仅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而且还涌现出诸如中国、印度等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

第三,暴力减少,虽然局部战争不时发生,但世界整体长期维持和平,没有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如约翰·加迪斯提出的“长和平”说。

但是,进入21世纪,自由国际主义的成就引起了美国的骄傲与自满。自从9·11事件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自由国际主义开始盛极而衰,逐渐遭遇重大挫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输出西式“民主”战略的失败及西式“民主”化浪潮的消退。如武力输出西式“民主”的方式,给中东地区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混乱。而某些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又重新转向威权主义,以土耳其和匈牙利为例;

第二,大国合作机制的失灵和地缘政治的兴起;

第三,全球化进程对美国经济与安全的损害,如经济危机、资本外流、工作岗位流失、非法移民、恐怖主义传播等等。

总而言之,自由国际主义的挫败既源于三个因素:

一是单极时代美国力量的傲慢,及其所导致的美国权力滥用和过度扩张;

二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民主劣势”和“威权优势”;

三是与自由国际主义自身的内在困境有关。

自由国际主义“失灵”与特朗普的上台

因此,自由国际主义的挫败就为特朗普的上台提供了基础。其表现有:

一方面,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削弱了美国向海外输出民主的能力和意愿;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的兴起,导致美国国内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瓦解,越来越多民众不认可向海外输出民主。相对应地,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又削弱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即“美国例外论”。

这在外交领域的直接后果,是特朗普担任总统后抛弃自由国际主义,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主要变现为:

第一,经济上,从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

第二,在安全领域,更加强调加强美国自身的军力而不是国际安全合作,奉行“杰克逊民族主义”;

第三,对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不感兴趣,其政策由促进民主转变为“维护既有民主的成功”;

第四,对继续扮演“世界领导”角色三心二意,放弃部分领导责任,和试图减轻领导负担,并在全球治理方面实行单边主义,如退出《巴黎协定》。

自由国际主义何去何从?

对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未来,王立新教授认为,由于国际主义深深植根于美国的传统和价值观,体现了美国独特的外交风格,与美国国家特性紧密相联系。多数美国人都赞同这一基本理念,只是在其将付出何种代价上有所分歧。一旦美国国内问题得以解决,时机成熟后,自由国际主义便会东山再起,继续成为美国主流外交思想,甚至再度主导美国外交事务。

而在此次工作坊的讨论中,不同的学者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王希教授,以及国际关系学院达巍教授,都疑惑自由国际主义的退潮和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是否只是一个反常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刁大明副教授认为,虽然自由国际主义不会消亡,但在不同时期,“自由国际主义”的面貌是由很大不同的,因此其下次再次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时会以一个怎么样的版本出现,仍是充满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则同意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论断,即“美国从国际主义向孤立主义撤退未必全是一件坏事”,但由于国内政治和国际因素的制约,美国即使有意,也可能无从真正从自由国际主义中退缩,特朗普的政策更像是对美国政策目标与国家能力之间距离的调试,实际上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延伸阅读】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于2018年4月12日正式成立。研究院以开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智库建设和对外交流工作为核心使命,通过举办天下论坛、博雅工作坊、新芽沙龙等学术活动,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就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学术关注问题和文化社会问题等展开深入研讨。学术活动面向校内外师生开放。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立新教授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雅工作坊第七工作间“特朗普现象与重新认识美国”上的发言,由研究院公共知识传播团队“燕南园66”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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