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越4000公里的教育接力

原创 卫雅琪 复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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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中到大学，复旦附中西藏班首届毕业生单增卓嘎慢慢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在内地求学时，她觉得留下“可能只是过好自己的人生”，但回到西藏，能将自己的所长发挥在更需要的地方。十余载过去，单增卓嘎依然平静地诉说着当初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这块地抚育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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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青年记者 卫雅琪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蒋奕铭 摄影

复旦青年记者 李一钒 编辑

发自上海、西藏

2021年，从昌都飞往成都中转的航班上，正准备读高中的土邓江白身旁，坐着一个同样来自西藏昌都的男孩。男孩看上去年纪很小，其实只比他小三级。后来的攀谈中，土邓江白了解到男孩此行是前往上海读初中西藏班，就读的学校恰巧是他曾经的初中母校。

三年前，土邓江白也和这个男孩一样，第一次离开高原熟悉的山和雪，来到父母老师口中“人生可能不一样”的地方读初中。三年后，他顺利升学，考入西藏班考生心中排名前三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西藏班继续高中学业。再次登上航班，像一个循环，他的身侧又有新一批学子走上了曾经的路。

他们叫这条路“去内地读书”。它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4年，为解决西藏人才紧缺、教育基础相对薄弱的问题，中共中央印发22号文件，决定在内地创建西藏学校和举办西藏班，开启内地为边疆民族地区大规模培养人才的先河。年底，教育部与原国家计委初步决定在上海、天津等16省市的中等以上城市举办西藏班，并于1985年起招生。

1985年6月，教育部规划了其中细节。在当时的文件规定中，西藏班的开办费和每年的经费由西藏自治区教育部门承担，包括新生入学装备、教学、医疗、每月助学金等各个方面，招生条件需要符合：藏族、小学毕业生、成绩合格、身体健康、能长期学习。

随后，西藏班的政策不断变革：1989年，首届内地西藏初中班学生毕业，西藏高中班陆续建立并不断扩招；2002年，部分内地重点高中招收散插生……也是在这一年，复旦附中开始承办内地西藏高中班。

渐渐地，在西藏一些学生眼中，这几乎成为一条“默认”的路：小学努力学习，争取小升初后前往内地读书，中考继续考入高中西藏班，再努力进入好的大学——用努力，为自己和西藏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这或许是一次叩问命运的机会，每一个关卡都考验着来者的毅力、勇气与智慧；但这同样也是一个有关托举的故事——为了故乡、边疆与下一代。

考到内地去

复旦附中2024届西藏班毕业生、复旦大学2024级新闻学院本科生土邓江白家在西藏昌都市。他是农牧民家的儿子，父母懂藏文，不怎么识汉字，虽然“以前上学比较少”，但就是觉得读书很重要。小学三年级，重视教育的父母将他送到拉萨市继续读书，由姑姑照料。

小学的土邓江白对西藏班政策所知甚少，但依稀能感觉到老师父母对此的重视。在普遍以玩为主的年纪，老师鼓励的话语常常是“考到内地去，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有的老师甚至将这场小升初考试与高考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渐渐的，土邓江白对“出去读书”有了期待。

在当时的小学班上，这几乎是一个人人都重视的目标。那时，土邓江白喜欢踢足球，学校有校队，有出去比赛的机会。他想和同样爱好足球的朋友一起参加，但家长们都持反对意见，认为会耽误学习。土邓江白最终没有加入校队，将心思扑在学习上，后来想起“稍微有点遗憾”。

努力学习考入在内地排名靠前的西藏班，“感觉是我们升学的一条路径，大家都在心里默认了”，复旦附中西藏班2023届毕业生、复旦大学2023级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生旦增贡吉说，她是拉萨人，比土邓江白早一年到内地上学，两个人的升学路径几乎重合。

西藏初中班招生对象通常包含两类户籍在藏的应届小学毕业生：世居两代及以上藏族及区内少数民族，和进藏干部职工子女。后者父母至少一方需在藏工作八年及以上，招生名额原则上70%为农牧民子女。名额具体分配到市，学生于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高中班的报名条件与初中相似，最近三年，西藏内高班的录取总人数维持在3500人左右。

2018年，土邓江白以昌都市状元的身份如愿进入上海市共康中学学习。他加入了校足球队，接受了更加系统的训练。那里也和父母老师所说的一样，有和以前不一样的师资力量，“尤其是数学和英语的基础”。他的汉语也逐渐流利，基本的语言运用不再成为问题。

▲土邓江白（前排左一）初中时与同学合影/图源：土邓江白

当时的土邓江白对未来还没有非常清晰的设想，更多是“走一步看一步”。中考填报志愿时，他写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第八十中学——这是两所在学生心中最好的高中西藏班。前者在口口相传的语料中，往往被描述为“像大学一样”。土邓江白不知道自己最终能走到哪里，但他朦胧感觉，考上复旦附中，意味着与考入不错的大学又更接近了一步。

在夏季，拥有相似目标的学生们再次走入考场，努力成为3500个学生中的一分子。

适应与改进

复旦附中被长满掌状梧桐叶的国权路一分为二，学生叫它们“383”和“384”。383号是教学的地方，从操场眺望能看到复旦大学正大体育馆，384号则是学生吃住的地方。

▲复旦附中航拍/图源：蒋奕铭

刚来复旦附中时，旦增贡吉有明显的落差，她需要慢慢学会接受自己“不如初中那样好的事实”。新学期刚开始，她明显感到理科学习困难，压力隐隐悬在头上。

这并非个人感受。2021年，复旦附中一项教育成果报告指出，与来自沿海地区的学生相比，西藏内高班学生的基础比较薄弱，尤其是高一，在文化、生活环境、语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少挑战。

努力适应学习节奏是每个西藏班学生在复旦附中的第一课。2002年，复旦附中西藏班招收了第一批西藏内高班学生，共13人。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单增卓嘎是就是其中之一。

一进校，单增卓嘎和其他十二名藏族同学就被随机分配进各个平行班。尽管她初中就在内地西藏班就读，但那时周围的同学都是藏族，课下大家都会用藏语交流——这是她第一次进入这样全新的语言环境。

单增卓嘎初中才开始学习英语，教材上是韩梅梅和李雷，但在复旦附中，这两个互相说着“Hello”的人物形象一下子变成了牛津英语，“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面对班上的汉族学生，她说藏语的习惯还没有改过来，偶尔会陷入“语言混乱”。

出于知识储备、学习方法的不同，“高一高二都在追赶阶段”，单增卓嘎回忆，进入高三，她才慢慢进入学习状态。也因此，分散在不同班级的13个学生建立了革命战友般的友谊，在学校和老师的帮助下努力适应、追赶进度，也常常集体讨论解决问题。即使在23年后的今天，他们有时还会联系。

也是在这23年间，像在跷跷板中寻找最优平衡点那样，西藏班的教学方式慢慢调整着。与此同时，管理模式也在改进。2016年，上海市珠峰中学高中部副主任许波在论文《上海西藏高中班管理模式的演变》中，回忆了其中的改变。2002年是上海西藏高中班开办之年，那时上海西藏高中班按照中考成绩完全散插。随着扩招带来的新问题，2010年后，各个学校陆续改革培养模式——复旦附中就自2012年起实行“大部分集中编班，个别插班”的管理模式。

现在，复旦附中西藏班每届人数稳定在43人左右，学生在进校时集中编班，同时根据学习情况可以通过申请进入平行班散插学习。2023届学生因疫情原因拥有一次期中转出的机会。选择转出的学生需在考试后提出申请，经由教务处评估成绩后决定。

旦增贡吉的同学、复旦大学2023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本科生邬林枫在进入复旦附中时就意识到了自己英语与平行班的差距。她的父亲是在西藏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军人，考入西藏班后，英语成为她不敢在第一学期期中就转入平行班的原因。那段时间她几乎把时间都花在了英语上，“除了学数学就是学英语”，下午答疑时间也专门找英语老师“开小灶”。

得益于西藏班相对细致、基础的教学方式与自己的努力，她的英语成绩慢慢提高。经过半学期的缓冲，高一期末考试后，邬林枫顺利转入了门对门的平行班十二班，也能跟上班级的教学进度。在准备转出前，她对十二班已经熟悉的朋友们预告自己的到来：“我马上要到你们班读书了，你们准备好欢迎我！”

师生，家人

复旦附中民族教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夏浔每年会负责组织西藏班的迎新工作。对这群远道而来的学生，他的第一印象是胆怯、紧张、不太敢表达自己。“每次我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笑嘻嘻地低着头，不敢打招呼，好像我很凶似的”。

让学生们平和融入并非易事。复旦附中民族教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朱旻峰教过五届西藏班的数学，在他的经验中，除非极其优秀的小孩，西藏班学生在刚入校时与平行班学生还是有些差距。

作为班主任，早在2023届西藏班开学前，朱旻峰就已经对着照片将学生挨个认全。在邬林枫眼中，朱旻峰是一个严肃又和蔼的老师，有把“难题讲得很简单”的能力。他不跳步骤，每一个简单的数学步骤都清晰地列在黑板上，不论学生是什么层次，都能在课上听到一些东西。

“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和办法，让他们在三年里能快速成长。”朱旻峰说。

在复旦附中，帮助西藏班学生补齐进度自有一套体系。首先是教学。西藏班的平日课堂采取“分层”辅导——从高一到高二，数学和英语考试为单独命题，考试难度逐次提升，追赶平行班。学校还会在周末额外安排西藏班学生单独补课一次，平行班学生也可以申请旁听。在综合素质的培养上，学校会利用周末、假期时间开设艺体课，教会学生一项乐器、舞蹈或者运动。

在教学之外，学生们常形容老师“像家长一样”：每次生病住院生活老师和班主任都在；统一发水果时，老师会仔细统计每个人的喜好；寒假无法回家，就组织集体活动；藏历新年与春节重合时，大家大年三十一起吃年夜饭，初一互相拜年，不重合时，学校也会在藏历新年举办专属活动。生活被细密的关系填满。最后，比起师生，他们更像是家人。

▲2022年旦增贡吉（左三）和西藏班同学在复旦附中过藏历新年/图源：朱旻峰

同样的，西藏班也在积极融入学校。根据要求，西藏班实行“两混一共”，即按照情况逐步落实混班教学、混合住宿、共同就餐。西藏班近乎一半的课程都与平行班一起上，夏浔常常鼓励学生在规定答疑时间内向所有老师请教，无论是不是本班教师。“在学校，所有的老师都是一视同仁的。”

作为学校的一份子，上海学生拥有的教师家访，西藏班学生也有。从2010年起，每年暑假，学校会组织老师前往西藏家访——在高一和高二学生放假的七月，由七八位老师护送八十多个同学乘火车返藏。

4000多公里的距离，超过40小时的火车路程，克服着高原反应，许多老师甚至是首次踏足高海拔地区。绿皮火车穿过高山与河流，这是学生走过的路。夏浔曾在一届走访了32家学生，走过乡镇也到过村庄。“我们和家长沟通，第一是建立了家校的联系，第二是让学生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关心和家里是一样的。”夏浔说。

在西藏，一个学生的家访可能就要花费一整天时间，但老师们仍然要去，“因为对学生来说，他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记住，老师去过他家，”朱旻峰说，“去过，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朱旻峰在西藏家访/图源：朱旻峰

“不一样的人生”

来上海六年，土邓江白有时觉得自己验证了老师当时的那句话：“去了内地以后，你的发展前景就会不一样。”

他偶尔会想象自己没能来到内地读书的生活轨迹：他可能会不服管教变得叛逆；家住的社区人员混杂，他可能会成为其中一员；他也可能不会考上复旦大学——中途有太多变数，一切都可能是另一副模样。

但在现在的时间线中，土邓江白确实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他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找到了对人文学科的兴趣，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继续探索社会科学。同时，长期独自求学的经历需要他主导自己的生活和学业，他因此变得独立、自觉。

土邓江白在高中继续弥补着儿时的遗憾。他在体育专项中重新选择了足球，加入校队，除了每周两节足球课，还额外参加周末的足球训练。那段时间也成为他足球生涯中技术进步飞快的时期，“不管理论还是其他技术方面都进步挺大”。他也和学校足球教练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收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后，老师欣然表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找他”。2024年复旦大学“院系杯”本科生组，土邓江白所在的新闻学院足球队以1:0的成绩击败数学系，拿到季军。

▲土邓江白（前排右一）所在足球队/图源：复旦大学足球协会公众号

有学者从专业研究角度关注西藏班的教育效果。在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许丽英及其课题组对内地西藏班教学成果的研究中，650位内地西藏班的学生填写了问卷，其中97%以上的学生在内地上学感受到快乐、自豪等情绪，“训练自立能力”“开阔眼界，促进交流”是学生们对这项政策常有的评价。

高中的努力在大学逐渐得到回报。单增卓嘎在复旦百年之际进入医学院学习，她几乎感受不到与其他同学的差距，很快融入大学的氛围中。回看曾经带来许多挑战的求学经历，她仍然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她接触到更多优秀上海同学的学习方法，那些追赶的经历是快速生长的土壤，于她，这样的平台是人生重要的内驱力。

插班后，邬林枫说，自己通过同辈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比如她从来没出过国，但可以从同学口中了解其他国家的见闻。班级中前沿的讨论与观念曾让邬林枫“受到很大冲击”，她能感受到自己慢慢被这些思想的碰撞改变。

这段经历也帮助她提前适应了大学生活。在高中，她可以自主约束使用手机的时间。后来进入大学，一部手机对她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她可以放下手机做些更加专注的事情。

每逢劳动节、国庆节等长假，复旦附中民族教育办公室总会组织参访学习等实践活动，这也是西藏班教育体系的一环，在课本之外为学生们打开认识世界的窗户。但最让土邓江白印象深刻的是毕业旅行。那时高考刚刚结束，全班43人和两位生活老师一起前往江西婺源。

夏季的三清山很美，绿山高耸入云间。那是和西藏不一样的美，但土邓江白觉得很亲切，在内地看到山和雪总会这样，“感觉到家乡一样”。

▲拍摄毕业照前/图源：土邓江白

西藏，故乡

土邓江白有时会遗憾自己没能在高中再上藏语课，藏语是他期待在内地找到的归属，“不忘掉自己原本东西”的方式。“出去之后确实见多识广了，但是自己民族的文化会受到很大冲击”。

没能继续学习藏语并不仅仅是个人想法。2015年，“西藏青年作品”公众号记录了两位复旦附中西藏班高二学生的微小努力。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黑板上写下汉文和对应的藏文，再将藏文部分进行模糊处理，分享至朋友圈，号召身边的朋友们回忆藏语，用更简单的形式重拾这门语言。

西藏班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最开始，土邓江白能感受到身边人对于西藏“奇奇怪怪”的误解——比如“是不是骑马上学”——这些发问背后并无恶意，但仍让他觉得好笑。而在相处的过程中，一个更真实的西藏慢慢被沿海的人们了解，错误的印象被纠正。

一些藏族文化活动也受到老师与学生的喜爱。旦增贡吉会在藏韵美食节和同学一起穿藏服，介绍来自西藏的各式酸奶。美食节持续近一周，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在校园文化节的闭幕表演中，她也和同学们在舞台上跳了一段藏族舞蹈。

▲西藏班师生在复旦附中第34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上合影/图源：蒋奕铭

翻看西藏班的文件，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初衷与期望：促进各民族交往，为西藏建设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作为教育者，朱旻峰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可能我们无法直接对西藏作出贡献，但是好好培养孩子，让他们接触到更先进的教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希望通过教育，能让学生们将来像他一样关心民族地区的孩子。

在课堂上，班主任常常鞭策学生要成为西藏学子中的领头羊，要担当起一定的使命。类似的话语让学生们感受到一份责任的重量。旦增贡吉在大学期间参加了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援藏调研实践，研究援藏工作的发展。土邓江白会想起自己的家乡芒康县，这里是茶马古道进藏的第一站，有千年的古盐田，但是少有发展。尤其是看到家乡与拉萨、上海的差距后，他觉得未来可能需要做出一些贡献。这样的念头虽然偶然被现实的烦恼盖过，但他仍然想把它们放进未来的人生中，再好好想想。

2021年，复旦附中基础教育教学成果报告指出，学校已大学毕业的校友中95%以上选择回到西藏就业，职业涉及水利、建筑业、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

2010年，单增卓嘎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毕业，回到家乡拉萨，进入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高原病心血管内科，并于2017年前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攻读硕士研究生，目前在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从事高原医学研究。

▲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图源：侯名瑄

单增卓嘎的外婆因为高原病及心脏病去世，这也是她做医生的初衷。高原地区缺氧的复杂情况不仅对长期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居民产生影响，也会影响新增居民和“藏二代”的身体健康，很多人哪怕退休回到内地，生活质量也并不理想。单增卓嘎看到了临床的复杂情况，她希望通过努力，降低高原缺氧性心脏病等疾病带来的健康隐患，为高原人群的健康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让更多人“退休了也可以安享晚年。”

2024年暑假，复旦附中跟踪、访谈已毕业的西藏班校友，建立西藏校友联络处与校友档案，其中就有单增卓嘎。她的经历鼓舞了附中的老师们。夏浔说，他们欣喜于看到学校早期的培养对学生后来的发展有所帮助，尤其学生能够回到故乡，建设家园，“这也是一种传承的复旦精神”。

从高中到大学，单增卓嘎慢慢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在内地求学时，她觉得留下“可能只是过好自己的人生”，但回到西藏，能将自己的所长发挥在更需要的地方。十余载过去，单增卓嘎依然平静地诉说着当初的选择，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这块地抚育了我们”。

▲单增卓嘎在办公室工作/图源：蒋奕铭

视频封面 | 贾佳怡

微信编辑丨卫雅琪

审核丨张志强

原标题：《一场跨越4000公里的教育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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