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出土文献记载不一样，该信哪个？

1976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了定本《战国纵横家书》，后附了参与整理工作的马雍、唐兰、杨宽三位先生的文章。谈及了如下内容：

《战国纵横家书》27篇中有14篇记录了一个自称为“秦”“臣秦”的人，这个人就是“苏秦”，其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286年，约14年时间。很有可能，这是司马迁没有见过的史料。

不少人据此推论：苏秦的活动时间远远晚于张仪，二人并不生活在同一时代。这彻底推翻了《史记》中关于苏秦和张仪种种合纵连横故事的记载，《史记》错了！

果真如此吗？下面，我们用数字罗列，做一个头脑风暴。

《战国纵横家书》的“三个理由”

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定篇名时，没有参照一般性原则，如第一篇“自赵献书燕王曰……”，按一般整理惯例，当为《自赵献书燕王章》，而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加了“苏秦”二字，变成《苏秦自赵献书燕王章》，后面十三章均如此。之所以这样做，整理者中的马雍、唐兰两位先生对此有充足的理由：

1. 帛书中的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章文内有自称“秦”“臣秦”者，对应了苏秦的名字，表明主人公就是苏秦。

2. 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件木牍上的“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字样表明该墓的下葬年代早于司马迁及刘向，二者之前的史料比后来成书的《史记》《战国策》更有可信度。

3. 《战国纵横家书》27篇中的前14篇在时间和事件的经过上前后逻辑自洽一致。

尽管《战国纵横家书》中有若干篇章对应人的人物在《史记》和《战国策》中被记录为“苏代”，但整合考虑以上理由，整理者未予采信。

站在《史记》的立场：“三点确定”和“一点不确定”

支持《史记》记载的三点确定：

1. 整体内容可靠：太多文献可以交叉印证，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通行本《史记》虽不一定是司马迁的原本，但秦汉以前之事，未为时人曲意篡改的可信度是有的。

2. 身份加持：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离战国很近，他太史令的身份，能见到的战国史料比今天见到的多得多。

3. 观点系同时代主流：将苏秦、张仪放在同一时期，是汉初的主流看法。陆贾、淮南王刘安都在其著作中将“苏秦、张仪”并举；刘向也在《战国策》书录中明确指出苏秦与张仪同时。

一点不确定：

无法排除的误辨可能。

司马迁在文本上进行取舍处理，过程未知。根据《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苏氏三兄弟的事迹经过司马迁人为取舍与整理，虽其本意是想辨正，而实际存在误辨的可能。

据《战国纵横家书》判断《史记》为误？“三个风险”

三个风险：

1. 根据逻辑自洽判断真伪，存在风险。汉初校勘整理文献的水平很高，经整理后，文献内部的人物、事件逻辑等均可达高度自洽，以至于历代学者根本无法分辨。而《史记》其实也做到了内部逻辑上的自洽。

2. 作为一个传抄本的“新史料”，不能武断认为司马迁没有见过。对于司马迁来说，他是否见到了该帛书母本的其他传抄本，我们无法确知。也许他见过，只是分析后认为这些记载不属于“可颇采者”，或“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者，故不予相信而弃用。

3. 一个小细节，帛书二十七章部分篇章，对于人物的记述存在自相矛盾，给完美论证蒙上瑕疵。

《史记》和《战国纵横家书》各执一词？ 用《战国策》来做侧面论证是否可行？ “两个问题”和“一个判断”

《战国策》的内容可信与否，需要考虑其版本流传的两个问题：

1. 内容可能不全：今本《战国策》的源头是曾巩整理的本子，但曾巩自称“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的《战国策》三十三卷，种种迹象表明并不是刘向原本。自北宋孙元忠、南宋姚宏起至今日，都发现了有不少曾巩本未收录的佚文。

2. 修改增补痕迹过多：今本《战国策》内部有大量苏秦事迹在时间、人物前后不一，书内的记载前后矛盾。这些龃龉之处，极可能是后人增补时添加的。曾巩整理后的《战国策》，哪些是刘向原本二十二残卷中的内容，哪些是他寻访后添加的内容，已经不可考。

据此我们只能判断：单就《战国策》的版本流传与文本处理，本质上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苏秦的活动轨迹。西汉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专门提到了苏秦张仪连横合纵，明确指出苏秦与张仪同时。作为一个校书官，同一部书内苏秦事迹前后龃龉的可能性不大。

不是结论的结论

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新史料内容可靠性的情况下，我们仍认为，司马迁的判断要比今人的判断更可靠，毕竟他所见史料要比今天多得多，但这只是一个让步假设。

史实的判断，往往十分复杂，新资料仍会出现，绝大多数情况并不会有牢不可破的定论。大概这就是我们要保持好奇心，带着质疑精神，不断探索下去的动力吧。

* 本文据“谭木声精读《史记》线下对谈活动——朱本军&谭木声：揭开张仪苏秦的真面目”对谈原文改写。

原标题：《《史记》与出土文献记载不一样，该信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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