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家谈 | 傅才武：中华文化的长江文明底色（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党的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四次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2020年11月在江苏南京强调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2023年10月在江西南昌再次强调要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艺精品。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长江技术经济学会特邀武汉大学傅才武教授以“中华文化的长江文明底色”为主题，对长江稻作文化和黄河粟（麦）作文化进行总结并分析两大亚文化圈之间的差异。此次内容将分为上、下两部分进行交流。

特邀嘉宾

兼任中宣部《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起草专家，文化部“十三五”“十四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委员会专家，文旅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政府第八届咨询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和国家科技重点研发课题主持人。

近年来发表有关文化政策、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领域的论文100余篇。编撰有《文化市场演进与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近代中国国家文化体制的起源、演进与定型》等著作10余部。获教育部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优秀成果奖10余项，获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文化产业20年学术贡献奖”，2016年获评“武汉大学第七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超级“两河文明”。长江稻作文化与黄河粟（麦）作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体中的两大亚文化区，也建构了民族最深沉的集体记忆。长江稻作经济和黄河粟（麦）作经济的属性与特征，经过数千年的浸润，全面融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日常生活方式和国家软实力竞争格局之中，造就了东亚大陆独特的“江河互济”的空间结构和南北耦合的文化形态。长江稻作文化和黄河粟（麦）作文化两大亚文化圈之间的差异，支撑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部大循环，持续地推进东亚农耕文明形态达到人类社会的极高水准，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

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从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促进文化利用的国家战略高度，明确要求“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2023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昌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深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对新时代长江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站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文明相比较的角度，探寻中华文明起源流变的轨迹，讨论大河文明与中华民族繁衍之关系，追寻中华文化五千年传承不辍的内在原因。

长江建构中华稻作文明的基础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后世称之为大河文明。这些大河流域大都地处北纬30°人类文明生发线附近，光照充足。再加上河流的冲刷，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合作物生长，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农耕文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两河流域、印度恒河流域是麦作文明发源地，而中国长江流域则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并对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在世界稻作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被誉为“世界稻作之源” 。在经历了“印度起源”“东南亚起源”“阿萨姆—云南起源”等不同主张之后，随着近年来考古证据的增加，初步奠定了长江流域作为世界稻作文明起源的地位。目前，全国考古发现早于8000年的水稻农业遗址共有16处，除了广东的牛栏洞遗址和河南的贾湖遗址外，其余14处遗址全部位于长江流域。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古老的三个水稻遗址，即江西省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湖南省道县的玉蟾岩遗址、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尤其是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发现，将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历史推到10000年前，这里不仅出土了水稻，还发现了古老的稻田，考古学家评价城头山为“城池之母，稻作之源”。

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华夏民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也是长江流域为人类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在当今世界，水稻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广（全世界水稻种植面积约15500万公顷）、产量最高、养育人口最多（全世界大约50%人的主粮）的粮食之一。但追溯其源头，1万年前中华先民从野生稻培养出来的水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农业革命”，让原始先民们获得了稳定和丰富的生活资料，从整体上改变了原始先民采集和渔猎经济形态，从而实现了文明的一大飞跃。《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浪潮”

稻作文明形塑了中华文化的空间形态

01

水稻的经济性特征，支撑了华夏民族大规模人口繁衍，维持了中华文化的持续性

按照植物合成的全部有机物质被用于孕育种子的比例计算经济系数，水稻达到了0.5，小麦、玉米为0.35，大豆为0.2，而未经驯化的野草籽粒经济系数甚至不到0.1。经历万年驯化，易于采收、颗粒饱满的水稻，十分符合人类社会的经济性原则，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主粮，维持华夏民族万年以来的人口繁衍。

相比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自古雨量就偏少，能够抗旱、早熟、耐贫瘠的粟米，因为能够在年降水量300毫米的地方顽强生长，成为早期华夏先民的主粮，被誉为“百谷之长”。但其产量较低，且耕种面积受到黄河流域特别是黄土高原生态条件的制约。松散的黄土虽然易于耕作，却很容易出现水土流失。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曾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人口增加，大量的森林草原地带被开垦成农田，黄土高原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土地的人口承载量下降。隋唐时期，关中平原上的粮食产量已经无力支撑长安城里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大量从南方江淮地区调粮，经黄河运抵洛阳。隋唐之后，因为国家赋税主要来源于长江中下游，漕运就与国运相关，江南粮食和赋税已成为唐朝的“国命”之所在。隋唐以来，王朝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则受到连通长江与淮河、黄河三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的深刻影响。

据葛剑雄、袁祖亮等学者考证，从夏王朝到春秋末1500年间，华夏族群的人口大体维持在1000万-1300万人之间，战国末期大概达到3000万人；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人口已达5900多万。但自西汉以后到明朝前期，中国人口始终在5000万上下浮动。明朝的人口6000万始终没有突破7000万，一旦上升到五六千万的时候便停滞下来。只是到了清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规模在保持和稳定了1600年的基础上，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乾隆初年，人口达到1亿，乾隆末年增长到3亿，鸦片战争时期增长到4亿。

这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粮食供养能力是一大关键因素。跃上5000万台阶，长江流域的开发和水稻技术的提升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跃上1亿人口大关，有学者认为是与明清时期大江南北蕃薯的广泛引种和普及推广有关。江南水稻的单产要高于小麦，南方稻作还发展出一年两熟。正因为有了长江流域的水稻的供养能力，才弥补黄河流域小米和小麦人口承载力的不足。但要把长江流域的粮食运到黄河流域，还需要开凿一条连通南北的大运河。因此，隋炀帝开始修建从洛阳到杭州的大运河，贯穿了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元朝定都北京，开启了京杭大运河的时代。绵延千年的运河，不仅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让大半个中国沐浴在大运河的滋养中，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古时期中国的文化结构。

02

稻作农业所培育的社会组织性，造就了中国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态

稻作农业不仅是经济行为，同时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稻作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到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第一

漫天星斗式的聚居地、多样的文化形态

水稻的种植受地形、降水、光热等自然环境约束，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以及可以聚集水源的地形，同时还需要集体作业来修筑不漏水的田埂、便利的注水和排水系统等（如良渚遗址的超级人工水利工程），这迫使长江流域早期社会人口既相对分散，但又小规模聚集。这样的居住和生产模式导致了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像漫天星斗，分散但各放异彩，形成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时也造就了长江流域地区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例如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云南元阳梯田等，构成了古老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记忆”。

第二

农业经济的发达支撑了农耕区稳定的社会系统

由于水稻特殊的耕种体系，让农人可以以年为周期在同一块水田中重复耕作，不必像旱地作业一样需要轮荒，因此水稻作业的社会相比旱地来说也更加稳定；且精耕细作的水稻相较早期“靠天吃饭”的旱地作物更加高产，这也催生了水稻种植地区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有较好的改进和发展，养成了水稻种植区人们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水准，例如长江流域的玉雕文化、漆器、丝织等等。由于水稻种植对水的需求，导致水稻种植区的人们更早也更方便食用水中鱼虾、贝类，鱼米之乡的生活环境造就了长江流域人们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膳食结构，较为均衡的营养支撑了中华民族的智力发展。

第三

田园牧歌式的精神世界

经济生产活动借助于艺术的、文学的和宗教的通道转变为华夏族群的审美范式，建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例如，稻米在中国文化体系就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汉字中有 133个字以“米”为偏旁。华夏族群的词典里更是有“五谷丰登”“救命稻草”等一系列描写谷物的成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围绕着一圈谷穗。

下一期将继续交流“长江稻作文化与黄河粟（麦）作文化的差异与互补”，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