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知道的明史，与你不知道的世界格局变化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朝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改革，它把大明从财政泥潭中解救出来，使得已经日薄西山的明朝重新振奋，延寿了60多年，并在明末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但有一件事你肯定不知道：这两件事之所以能够成功，与当时的世界大势分不开，而最终明朝依然走向衰败，也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有关：

第一，大航海时代的展开，明朝社会加入世界贸易大循环；第二，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制造业中心吸引了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是，全球化让世界变得如连通器一般：一处水位高则处处水位高，一处水位低则处处水位低。因为全球化繁荣而获得的收益，也会因为全球化的退潮而失去。

这个观点来自于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张笑宇的书《世界之中》。

张笑宇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宽资本产业研究顾问、腾讯腾云智库成员。关注政治哲学、政治史以及技术、商贸、产业与社会关系等主题。

下文选编自《世界之中》：

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有几个处在全球化关键环节上的帝国都出现了各种政治危机。例如，在全球白银循环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西班牙人，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自16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卷入各种地缘政治冲突。比如，原属哈布斯堡王朝的荷兰地区因为信奉新教，与虔诚的天主教徒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发生冲突。当地起义不绝，导致腓力二世的军费激增。从1571年到1580年，尽管王室收入因为西属美洲的铸币税增长了一倍（以西班牙货币单位计，五年财政收入从390万杜卡特增加到800万杜卡特），但由于战争花钱太多，国王还是不得不于1575年宣布破产。

荷兰信奉新教，西班牙信奉天主教，宗教战争本来就是一场敌方不死不休的矛盾。要命的是，荷兰人“海上马车夫”这个称号不是白叫的。在那个年代，这批船上人在航海家、商人、海军和海盗之间是可以自由切换身份的，所以“海上马车夫”也有獠牙。自西班牙与荷兰开战以来，荷兰人就利用航海优势对西班牙的航路进行了封锁。其中对东亚白银贸易影响最大的是对两个港口的封锁：一个是果阿，一个是马六甲。这两个港口恰好一个通往印度，一个通往中国，都是当时劳动力最廉价、产品最丰富的地方，因而也是白银最大的流向地。

尽管这些战场远离欧洲和亚洲的文明中心，是毫无疑问的边缘地带，但是可不要小瞧这些航路贸易的重要性。当时东西洋之间贸易利润十分丰厚，到了一艘船的货物足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的程度。例如，1603年，荷兰船长雅各布·范·黑姆斯克尔克虏获了一艘葡萄牙货船卡特琳娜号，其商品价值220万荷兰盾，相当于当时英格兰一年的财政收入。

1628年，荷兰船长皮特·海因虏获了四艘西班牙大帆船，货物价值达到了惊人的1150万荷兰盾，五倍于卡特琳娜号的收获。此船的收入为荷兰军队提供了八个月的军费，让他们赢得了一场重要战争。海因归国之后，被荷兰人视为民族英雄。这些案例说明的是，西班牙帝国因宗教原因在欧洲掀起的战争，却在他们事先未曾预料的地方，也就是南亚和东南亚，打击了贸易线路，因而也就打击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不是唯一起火的地方，第二重打击来自日本幕府。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亚的存在感其实很强，他们带来的白银和武器，引起了许多地方政权的兴趣，日本各地的大名也不例外。然而，当时日本主政的德川幕府对此感到十分紧张，害怕大名通过海外贸易积累巨量的财富和兵力，挑战幕府霸权。因此，从17世纪开始，日本幕府开始以传教为由，限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与日本展开贸易，此即著名的“锁国政策”。“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当时整个东亚的白银贸易。

而对于大明王朝来说，还存在着第三重打击，也就是经济规律本身的涨消。我们前面介绍过，东亚白银贸易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的白银短缺。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开采当然缓解了这个问题，但是日本和欧洲商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是做善事的，而是为了赚钱。在中国最缺乏白银的时代，最赚钱的生意还不是直接拿白银换瓷器和丝绸，而是直接拿白银换黄金。相对于白银在元代的大量流失，中国保留的黄金相对多一些，这就形成了一个套利空间：商人们把海外的白银运进中国，换成黄金，再到别的地方卖出去。

比如，隆庆二年（1568），中国的金银兑换比是1︰6，西班牙的金银兑换比则超过1︰12。也就是说，如果有办法从西班牙带白银到中国，换成黄金带回去，利润就能达到100%。但是，随着套利生意规模的扩大，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高银价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到天启七年（1627）以后，中国的金银兑换比已经涨到1︰10到1︰13，而西班牙的比例则在1︰13到1︰15之间。套利空间缩小，白银流入中国的势头就衰减了。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规律的双重打击下，东亚白银贸易的规模在17世纪上半叶开始大规模下跌。17世纪20年代，运往马尼拉的白银从23吨下降到18吨，到17世纪40年代则下降到10吨左右。

以上因素，使得大明王朝在张居正时代享受到的全球化红利不复存在了。大明王朝晚期，其金银兑换比上涨到了与西班牙接近的地步，这个数字不代表白银短缺得到了满足。因为白银循环的过程就像婚礼上的香槟塔一样，水必须先灌满上层的杯子，才会流向下层。

当外贸水流充足的时候，最先从外贸中挣到银子的一批人就是海盗与外贸商，其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国内商人，然后是受益于白银输入的政府机关，最后才是被减轻了束缚的老百姓。然而，当外贸的流水被从源头上关闭了，最先遭遇货币短缺的，反而是老百姓。崇祯十一年（1638），一千枚（一贯）铜钱能兑换0.9两银子，到清顺治三年（1646）就只能兑换0.17两了。

老百姓一银难求，然而一条鞭法的规定又是交税必须交白银。当年利民便民的措施，莫名其妙地给民众挖了坑。世间已无张居正。这一次没有位高者理顺治理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百年一遇的改革家来给大明王朝续命了。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记录了官府强征白银导致民众家破人亡的惨状。他说，自古以来，即使像禹汤这样的盛世，也难避免老百姓在饥荒年份卖妻鬻儿。然而，像我大明这样丰收年份老百姓也被迫卖掉妻子孩子的，则真是唐宋以来所未曾有的。

顾炎武说自己走过关中岐下这些地方，年岁是好的，粮食是丰收的，然而官府来征粮的时候，卖老婆孩子的村民竟然形成了集市一样的规模，“谓之人市”。原因是什么呢？——“有谷而无银！”银子短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外贸的商船不来了！

张居正厉行改革的举措，遇上了白银循环的终结，竟然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这恐怕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当然，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竟然有人认为，隆庆开关造成的大量白银内流，是大明最后亡国的原因之一。且不说市场经济的大潮到底能不能挡住，如果不开关大明会是什么下场，难道“洪武体制”本身就是正义的吗？难道大明把老百姓当农奴一样画地为牢，让他们世世代代为军为匠为民为灶就是正义的，就不会灭亡吗？正所谓宁在一思进，莫在一思停。古往今来，没有哪个国家不经受外界环境的变化和突发的挑战。如果不反思一个政权为什么只能保守“祖宗之法”，做不到应变有方、进退有据，反倒怪外贸的输入，那可真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了。

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崇祯元年（1628），高迎祥反；三年（1630），张献忠反；四年（1631），李自成反。八年（1635），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过天星、九条龙等十三家首领会于荥阳，同年高迎祥攻破明中都凤阳。十四年（1641）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十七年（1644），张献忠破重庆、成都，李自成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于景山。

辉煌灿烂的大明，号称全球“白银地窖”的大明，结局竟是如此惨淡。当然，白银循环连接的另外一个主角，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白银循环的衰落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收入下降。在16世纪的最后五年里，西班牙王室平均年收入2640万杜卡特，但是到1620年，腓力二世的儿子腓力三世在位的最后一年，王室年收入竟然萎缩到40万杜卡特，而当时与荷兰的战争仍在持续，每年要花费400万左右杜卡特。腓力四世即位后，王室在1625年宣布破产，两年后再度宣布破产。到这时，很多银行家已经完全不想把钱借给日不落帝国的国王了。

财政破产的直接结果就是司机因为没油，已经开不动车了。不仅荷兰这台车出了问题，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这两台后花园里的车也熄火了。17世纪40年代，以上两个地区先后发生叛乱，而为了扑灭家门口的灾难，国王不得不在1648年跟荷兰等其他交战国签订和约，八十年战争结束。战后，荷兰获得独立，瑞典获得大量赔偿金，法国获得大片领土，只有哈布斯堡王朝满盘皆输，从兴盛走向衰落。

从17世纪全球化退潮的角度看，白银循环的衰落竟使东西方两大帝国同时崩溃，而这两大帝国的精英对此又全无认知。无怪乎有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果视野天生受到局限，不能跳出一国一社会之外，真正站在太空高度俯瞰地球，那么即便是再聪慧的头脑、再高级的政治家，所思所想也不过是南辕北辙，不可能真正直面一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那场“脱钩”，所有人都是无意为之，所有人都是无心受过。

大明王朝自加入全球化开始，就突破了原先“洪武体制”的束缚，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它是16世纪全球贸易的生产中心、全球白银资本的流入地，但这一切成就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缺点：大明精英并不知道自己的成功来自何方。

这在古代社会其实是常态。各个古代文明的精英，视野都被局限于自己所处的一方小天地中；中国人迷醉于四书五经，希腊人迷醉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其对于古代帝国的成败原因经常是全然不知的。张居正不知道自己的改革有赖于美洲探索，腓力二世也不知道自己的国库稳定有赖于东亚政治局势的稳定，自然之理，四海皆同。

既然不知道自己的成功源自何处，那么自然也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失败源自何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西班牙学者对帝国的崩溃扼腕长叹，但是我知道，确实有很多中国文人对大明的崩溃感到惋惜。然而这些文人的传统框架能够帮他们真正认识到问题所在吗？他们理解的儒家之道、忠君爱国、修身齐家，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钥匙吗？

答案是不能。

大明王朝虽然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也是白银的流入地，但是大明朝的这个全球制造中心，恰恰是劳动力极端廉价的市场竞争结果。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任何人承受剥削的程度都是有底线的。当你无底线地压榨其劳力换取白银时，他是会造反的。而如果你看不到自己的成就是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前提之上，还硬是要通过征收白银来强化帝国解决问题的制度，那么起义爆发、政权崩溃和倒退回低信任社会，可能就在一瞬间。

反过来，哈布斯堡王朝尽管是新航路的开辟者，然而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负担太重，皇帝同样看不到自己的强盛是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前提之上，帝国的失败和解体，其实也就在一瞬间。

因此，许多表面上的指标——GDP、经济总量、产值——未必能够真正指示一个社会到底是真的强大还是外强中干。一个社会从脆弱迈向坚强的真正标志，不应该是这些表面的数字，而应该是另外一个关键问题：现代的诞生。

当然，这并非本书深入探讨的主题。不过，这还依然是本书反复强调过的主题。如果阅读中国历史的人缺乏世界视野，那么，他们连历史上的中国自己为何成功、为何失败都难以真正理解。

因果不明，何以以史为鉴？

《世界之中》

张笑宇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北京贝贝特

原标题：《你所知道的明史，与你不知道的世界格局变化｜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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