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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第安保留地见闻录：能放下的与绝不放手的
文 | 吴一凡
图 | 吴一凡，Library of Congress
能放下的与绝不放手的
皮马人（Pima）和马里科帕人（Maricopa）一同生活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的印第安希拉河保留区（Gila River Reservation）和盐河保留区（Salt River Reservation）里。
希拉河在保留区已经干涸，每当皮马人说起这片土地上的过往，总要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土地也有河流。”
皮马人自称Akimel O’otham，“大河之民”，他们是这里真正的原住民。1840年代，马里科帕人从东部移居至此，他们本是尤马人（Yuma）的一支，内斗失利被沿科罗拉多河驱逐，皮马人慷慨地接纳了他们。
皮马人沿河而居，村子散落在河谷中，他们的祖先霍霍刚人（Huhugam）是天才的水利工程师，不仅依靠希拉河和盐河的滋养，还用木头和石器建造了500英里长、10英尺深、30英尺宽的运河，把领土中的一些小型沟渠连起来，灌溉着成千上万亩农田，从地理上看，这条运河甚至成功的让水往上流了20英里。每个村子齐心协力，维护一部分河道，把沙漠变成了良田。
1150到1450年是霍霍刚人的鼎盛期，有5到6万人口，建有大型公共、宗教场所。1450年后，他们突然放弃了这一切，消失了。考古学家在亚利桑那多地发现霍霍刚人的遗址，但他们到底为何突然消亡仍然是迷，有研究认为是当时为时过长的干旱和来自阿帕奇部落的威胁双重压力所致，但皮马人不接受这个说法，他们认为自己就是霍霍刚人的后代，“人不会凭空消失，祖先占据着我们的灵魂。”生活在盐河保留区的Blessing给出的回答不带丝毫迟疑。
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印第安赌博管理法案》，使传统印第安部落有资格运营赌场，皮马人和马里科帕人是受益者。
今天的希拉河保留区和盐河保留区似乎和现代社会没太大不同，完全是发达地区的样子，只有赌场、酒店、餐厅里的原住民物品陈设透露出大地的归属。我在位于希拉河保留区里的高档餐厅Sivik见到了保留区新闻负责人、皮马人June Shorthair，“在和原住民交流前，一切看上去确实如此，”听到我的观感后她说，“一旦深入保留区，和我们打上交道，你就会感受到我们独特的运作方式。”
刚一见面，Shorthair就做了长长的包括自己的世界观、梦想和对未来期许的自我介绍，然后问我是否可以“介绍下你自己”：“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被问得有些措手不及，她解释这是皮马人认识新朋友的惯常方式，答案能让彼此了解对方真正来自何方、到底是谁。
Shorthair懂得如何跟我这样的外来者交流，“懂得现代社会的语言”，这不表示她已经被同化，她仍然有自己的土地和羊群，“我有300头羊，知道每一头的名字，从小就数过它们太多遍了。”
“我们是可以在两个世界中游走的人，懂得选择，明白哪些可以放下，哪些不能。”她说，“牛羊、土地和河流属于后者。”
皮马人和马里科帕人或许天性如此。历史上传教士试图让原住民改信罗马天主教，也带来了新的农作物、牛、马、绵羊、山羊以及新技术，皮马人和马里科帕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些新事物，在不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今天，他们绝大多数的发展都在高速路旁展开，保留区腹地依然完全是“可以放羊”的处女地，而且“我们有自己的法律，实现了自主，由部落理事会中的17名成员确保族人在发展和保护传统之间保持平衡”。
皮马人和马里科帕人的族群中，最多的是30岁以下的人群，可见未来充满希望。1990年代开始，酒店等经济活动在这里发展起来，赌场带来了更多工作机会，挣来的钱也回流到部落中。“我们用第一笔收入建起传统墓园。现在大多数收益用于健康和教育事业。我们鼓励孩子们了解外来世界，也确保他们学习自己的语言。”Shorthair 说。
皮马-马里科帕人绝非“需要抢救”的部族，但能有今天并不容易。他们不论谈论什么话题总能不知不觉说起历史，对过去了如指掌，就像对未来成竹在胸。“1848年，加州淘金热吸引了成千上万人横越美洲去实现发财梦，亚利桑那南部皮马-马里科帕人的土地是必经路之一。”Shorthair讲起这段历史。
1849到1851年间，约6万疯狂的淘金者走到这里时已不成人形，饥饿、脱水、伤痕累累，不少人甚至濒死。他们受到东边的阿帕奇部落和西边的尤马部落狙击。皮马-马里科帕人友善、和平，完全接纳了这些可怜人，给他们丰富的食物，这里丰富的农产包括小麦、玉米、豆类、南瓜、西瓜、西葫芦等等。
1854年，亚利桑那南部正式成为美国领土。1859年希拉河建立美国第一个印第安保留区，有37.2万英亩。然而，1870-1880年代，一些淘金者在希拉河上游定居下来，建起边疆城镇，建水坝改变了河道，最终完全切断了皮马-马里科帕人的水源，造成绝大多数农田被毁。
“前不久我孙子还问我，当初为什么要帮助这些以恶报恩的人？”Shorthair笑着说，“他已经问了很多次，但我答不上来，只能说，我们就是那样友善、乐意帮助他人的人啊。”
1880-1920年代，皮马-马里科帕人发生严重饥荒，美国政府发放罐头等加工食品，突然的饮食变化让肥胖、1型糖尿病人数飙升，直到今天健康问题依然是对他们极大的挑战。
当时保留区里基本没有工作机会，原住民又失去了赖以生存和交易的农作物，很快陷入贫困。不仅如此，他们还失去了基于河流、农耕的文化、仪式诸多传统，酗酒问题随之而来。这是皮马-马里科帕人漫长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然而我们是坚韧的部族，”Shorthair继续说，“熬过数年后，情况终于在1930年代好转。1928年美国政府完成了在希拉河上游的柯立芝水坝（Coolidge），这项工程中包括把一条运河和水管引进保留区，让我们得以恢复一部分农业。这是我们爬出贫困漫长征程的第一步。男人们开始到保留区外寻找工作，小型经济也慢慢在保留区出现。汽车的出现让亚利桑那南部不再遥远，外来世界来到这里。学校、医院、新的房屋也建了起来。”
水坝带来的水依然不足以让皮马-马里科帕人真正重建农耕传统，他们开始了漫长的争夺水源之路。河流是他们“决不能失去的东西，是身份证明”。原住民直到1988年才真正夺回希拉河水源权。“去年我们庆祝了30周年，”Shorthair说，“我们计划建立可以灌溉14.6万英亩土地的新灌溉系统，试图再次听到祖先们听到过的激流之声。”
被皮马人拐走的亚瓦帕男孩
对于邻居亚瓦帕人（Yavapai）来说，皮马人是强盗。
亚瓦帕人的麦克道尔堡垒保留区（Fort McDowell Reservation）就在凤凰城以东15英里。今天，亚瓦帕人仅剩900人，生活在保留区的大约有600名。他们都津津乐道于一个名叫Wassaja的生活在19世纪末的人，他是族人的英雄，“是唯一站在我们和灾难之间、可以力挽狂澜、让我们留在这里的人。”
麦克道尔堡垒保留区的长者Raphael向我讲述了Wassaja的故事：
“他生于1866年，当时我们不仅生活在美军的威胁中，危机还来自临近部落皮马人。美军的到来加剧了两个部落间的冲突，我们得争夺仅有的资源。”
1871年10月，Wassaja5岁，他们一家在铁山（Iron Mountain）附近扎营。皮马人突袭了他们的营地，劫走包括Wassaja和他姐妹在内的13个孩子。皮马人带着Wassaja来到边陲城市Adamsville，那里是希拉河上游，由淘金者组成的城市。意大利摄影师Carlo Gentile当时也在城中，他受亚利桑那印第安人和壮阔的自然景观吸引到这里采风、拍摄。他看到一副担惊受怕样子的Wassaja，就把身上所有的钱——30个银币都给了两个试图出售他的皮马战士。
Gentile正式收养了Wassaja，给他洗礼，并取名Carlo Montezuma。两人带着照相设备周游亚利桑那，Wassaja给Gentile打下手，帮忙冲照片。记录那个时期的照片极少，Gentile的作品非常珍贵。（我还在Gentile的摄影馆藏中找到了他拍摄的拐走Wassaja的皮马战士。）
离开了保留区的Wassaja也避开了这里的血腥和暴力。
1872年，美国政府宣布亚利桑那地区所有不入住保留区的原住民都被视为敌对分子。12月，二百多个不愿生活到保留区的亚瓦帕人在盐河峡谷（Salt River Canyon）的一处山洞中扎营躲避美军，士兵们花了好几周寻找他们但一无所获。一天，洞里的酋长要一个男孩出去寻找附近的族人，但是他被抓住了，被迫说出山洞的位置。美军把山洞包围后直接朝里开枪。他们声称这是一场战争，但就是屠杀。之后亚瓦帕人口持续降低，直至灭绝边缘。这个山洞被称为尸骨洞（Skeleton Cave）。
Wassaja的父母在皮马人的突袭中幸存下来，但为失去孩子而心碎，他们向美军投降，搬进了保留区。Wassaja的母亲听说孩子还活着，就请求美军让她去寻子，但被拒绝，她没有放弃，骑马走出保留区时被从背后一枪射杀。
Gentile和Wassaja在亚利桑那游历几个月后来到芝加哥，想在东部大城市中卖掉照片。在这里定居的时光让Wassaja有机会去上学、交朋友，他喜欢学校。Gentile有出色的摄影技术，却没人买他的照片。他无法负担Wassaja的学费，就向教会救助，后者为孩子找了一个寄养家庭。
新家为Wassaja找来家庭教师帮他补习，那里的另外五个孩子也都和他称兄道弟。1880年，14岁的Wassaja就被伊利诺伊大学录取了，主修化学，童年时期为摄影师洗照片的经历让他对化学有点基础。Wassaja学业非常出色，班上同学不多，全是白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印第安人，对他非常友善。
Wassaja在学校里演讲，讲述印第安人在白人到来前的故事，还有他们在几乎没有胜算的情况下保卫家园的勇气。他也为校报写稿，加入学生辩论团，非常有主见，不怕提出反对意见，赢得了同学们的认同、赞誉、尊重。
1884年毕业后他到芝加哥医学院学医，开始致力于“促进印第安人进步”的事业，呼吁印第安人放弃传统生活方式。他想通过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告诉世人，印第安人完全可以获得成功。1889年毕业时，他是美国第一批印第安医生之一。
史密森尼学会人类学家Cesare Marino的看法是：“他为自己身为印第安人而骄傲，但他认为这只是一个身份，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印第安人应该丢下自己编织的毛毯，走进主流社会。”
Wassaja融入了白人社会，但此时印第安人和白人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卡斯特和坐牛打响了小大角战役（Battle of Little Bighorn），然而这场印第安人的胜利确是他们惨败的开始。此后15年，印第安人继续被驱赶和杀害。白人一直把印第安人描述为野蛮人，直到1890年伤膝河大屠杀后，人们才开始反思这些宣传，偿试把他们教化为文明人、基督徒，成为和白人一样的市民。政府决定换一个方式解决“印第安问题”。1879年，他们在宾夕法尼亚的卡莱尔（Carlisle）建立了第一所印第安寄宿制学校，受Richard Pratt将军直接管理。这是一场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化大屠杀，但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一件正确的事。
“Wassaja是我们亚瓦帕人，但他在那个时期非常认同寄宿制学校的理念，认为受教育、融入白人社会是印第安人发展的关键。”Raphael说，“Wassaja给Pratt写信，告知自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两人也成了一生挚友。”在Pratt的鼓励下，Wassaja向印第安办公室申请工作，就在伤膝河大屠杀一年后，他到了达科他，成为当地寄宿制学校的校医。
这段经历让他的人生再次出现拐点，他看到那里的腐败、官僚主义，根本没人在意印第安人。当时保留区的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而且只有保留区保持贫困状态，印第安办公室才有理由继续存在。Wassaja一次又一次写信要求更多食物和医疗用品，全都被无视。三年后，他受够了。Pratt让Wassaja到卡莱尔印第安学校做校医，和橄榄球队一同出征。
1900年1月，卡莱尔印第安寄宿制学校的橄榄球队乘火车穿过美国西南部，他们将应战全美最好的大学球队。这些人身材健硕、一头短发、一身西式服装，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代表着印第安人的未来。
火车抵达亚利桑那时，Wassaja和家人团聚了。尽管他离开了很久，族人并没有忘记这个孩子。再次看到弗尔德河（Verde River）和四峰山（Four Peaks），他被沙漠美景震撼的同时也知道这里已是一片创伤。他的表弟Mike Burns向他讲述了尸骨洞大屠杀，Burns就是当年那个被美军抓住不得不出卖自己家人的男孩，他亲眼目睹了家人被害。他带Wassaja来到洞穴，石壁上的血迹依然清晰可见。Wassaja崩溃了。
从这时候起，他意识到血缘、家庭、传统至关重要，是未来的基石，从而逐渐成为印第安人权益的斗士，对亚瓦帕人保卫自己的土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在麦克道尔堡垒见到了Wassaja的后代Bernadine Burnette，“我们依然能够生活于此都是因为他。”她现在也是亚瓦帕人的首领，“他认为自己有帮助族人对抗外来世界的责任。”
1903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把亚瓦帕人祖先的40英亩土地划为他们的保留区，但随着凤凰城的扩张，开拓者渴望进入保留区，让政府把亚瓦帕人迁往盐河保留区。亚瓦帕长者向印第安办公室申诉，后者充耳不闻。他们求助了Wassaja。
当亚瓦帕人最需要英雄的时候，他真的成了那个人。
Wassaja为自己的族人奔走，一路来到华盛顿，所受的教育成了他捍卫族人的武器，在大学辩论团练就的本领在这里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知道怎么陈述自己的观点，也知道怎样适时威吓他人。开发者最终退缩了。“如果迁走，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还能重新来过，那太艰难了。”Burnette说。
在那以后，Wassaja又呼吁全美印第安人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实现自治。他为此奔走十年，成立了第一个由印第安人发起的组织Society of American Indians。一战期间印第安人还不是美国公民，没有选举权，他提出印第安人因此也不该被迫从军。
1923年，Wassaja得了肺结核，长居芝加哥的他决定最后一次前往家乡麦克道尔堡垒保留区，“他生病回来后，族人为他搭了一个传统茅草棚Wikap，我的祖母照料他、喂他草药。”Wassaja的另一位后代Martha Camacho回忆道。他最后一次带人来到尸骨洞，把50年前葬身于此的族人尸骨带到保留区墓地安葬。不久，他也长眠在这些族人的身边。
今天亚瓦帕人的收入很大一部分也来自保留区里的赌场，他们还有一个世界顶级的高尔夫球场，“我们最近做了一个app，让孩子们可以重新学习自己的语言。”Raphael骄傲地告诉我。他和几个族人敲着鼓，唱起了传统歌谣，他指着鼓说：“这就是个普通塑料桶，桶口缠上了牛皮。”传统乐器不是这样的，但他们“懂得抛开外在的，保留核心”。
新建的赌场预计今年底开业。和我们呆在一起的亚瓦帕孩童再过几年也将学会流利地运用亚瓦帕语了。
保留区赌场的希望和绝望
纳瓦霍人（Navajo）是美国人数最多的原住民部族，有30.6万人左右，大约一半生活在跨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犹他州的保留区里，其中高达75%的人仍依循着传统信仰。
对原住民来说，在保留区里开设赌场有利有弊；初衷是吸引外来客盈利，但如果客流大多数是原住民本身的话，就是另一回事了。
纳瓦霍人Geri带我拜访了她最喜欢的赌场Twin Arrows，位于保留区东南角，“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这里70%的客人都不是纳瓦霍、霍比（Hopi）或其他当地部落的人。”Geri说，“赌场就在亚利桑那主要高速I-40附近，距离弗拉格斯塔夫市（Flagstaff）只有50分钟车程，它不仅是座旅游城市，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所以赌客也是多种多样，有生活在附近的人，有游客，包括自驾穿越美国的人，从德州、加州甚至纽约开车来的，还有穿梭在这条高速上运送大型货物的卡车司机。”
我确实没看到几个原住民，面带倦容的卡车司机倒有不少，氛围和摩纳哥或拉斯维加斯不同，有一种别样的沉默，人们多少都拼上了仅有的运气，因而带点绝望气息，至少这里和盐河保护区里的Talking Stick赌场都是如此。
“也有当地原住民来赌，但不多，其他赌场就完全相反，在新墨西哥州盖洛普市（Gallup）纳瓦霍保留区的赌场里，原住民的比例高达90%甚至更高，因为所处的位置。”Geri毫不避讳，“赌场对好赌之徒永远是个问题，赌已是天性了，不论是亚利桑那还是新墨西哥或是纽约、加州，总有人沦陷其中。赌场造成的社会问题到哪都一样。在弗拉格斯塔夫市和周边地区，除了车程50分钟的Twin Arrows外，还有车程40分钟的Cliff Castle赌场，这里的人了解赌场是怎么回事。生活在保留区里的原住民收入本来就很低，一年也就两三万美金，不会全都赌完，他们是非常低级别的玩家。”
Twin Arrows赌场为原住民提供了工作机会，利润也用于医疗包括牙科这些过去很难接触到的设施。但赌场赚到的钱对维护保留区来说还远远不够，“保留区60%的地方依然没有自来水和电，取暖靠烧柴，而且不通道路，全靠生活在附近的原住民维护土路，冬天碰上大雪可能被困在家里好几天。”Geri小时候就是这样生活的，现在她在弗拉格斯塔夫市安家，有不错的收入，为多个原住民权益组织工作。
成长在土地制成的夹缝中
“我是在纪念碑谷附近的Black Mesa保留区长大的，小时候用水全靠肩挑，去水源地就要开车10-20英里，”Geri对童年的记忆依然历历在目，“如果找到的第一口井没有水就得继续前进，直到找到为止。有的人家只有一只桶，所以水非常珍贵，只用来食用、炊煮和清洗餐具。食物都是自己种的谷物、豆类、西瓜和羊。保留区里也没有杂货店，我们不可能说，‘嘿，我去买个苹果吃。’”
尽管贫困是由于缺乏水、电和基础设施造成的，但生活在保留区里的纳瓦霍人对这样的情况非常满意。Geri说：“我理解不愿‘发展’的长者们的想法，我们不认为自己生活艰难，我小时候也如此，在家里、保留区里非常有安全感，也觉得很快乐。家人爱我、支持我，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年长的人知道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收获快乐。印第安人是生存高手，而且外面世界的繁杂让人难以接受。我们只想平静地和大地母亲一起过自己的日子。”
Black Mesa保留区曾经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没有基础设施的问题，这里还是纳瓦霍人和霍比人的争议之地，Geri一家就是亲历者。“1974年我12岁，我生活的那片保留区突然成了霍比人的土地，纳瓦霍人、霍比人和美国政府之间达成协议，更改了保留区的划分，我被告知我的家乡不再是我的家乡，这里成了其他部落的地盘，最终导致上千户纳瓦霍家庭重新安置，我也在那时候来到弗拉格斯塔夫市，成为一个城市纳瓦霍人的。”
争夺的原因是，这块土地下有一大片煤矿，拉斯维加斯、加州和另外五个州所用的煤全出自这里。所有原住民部落都得想办法挣钱，纳瓦霍人靠赌场，霍比人有了矿。
事实上，根据英国原住民保护组织Culture Survival的分析，纳瓦霍人和霍比人的土地冲突至少要追溯到180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当时双方在土地划分问题上签订的协议没能缓解争执，白人的西进使人口持续增长的纳瓦霍人向霍比人的土地大面积扩张，过农耕生活的霍比人不得不搬往山巅，丧失了山下的大部分土地。
美国政府在1882年划定霍比保留区，但纳瓦霍人并不在意这些法定边界线，他们人口增长、羊群数目变大，依然需要更多土地，因而步步紧逼，霍比人继续退却，直到只剩下几个山头。
1958年，霍比人忍无可忍，把纳瓦霍人告上法庭，要求归还被侵占的土地，在最终判决中只赢回一小部分，大部分变为双方共有。之所以如此判决，很大原因是法庭认为纳瓦霍人和霍比人有许多相似的文化传统，就像白人曾经认为所有印第安人都一样。
“但事实上霍比人从来没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过日子的是纳瓦霍人。人们争抢的是土地之下的东西，生活本身并不重要。”Geri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所有人都必须离开，但我祖父母和曾祖辈不愿走，被称为‘抵抗者’。最终霍比部落给了他们土地使用权，让他们在那里度过余生。所以我现在依然有长辈生活在那里，但我只能去拜访或是和他们一起度过一个夏季，不能永远生活在那儿。我祖父母还养着牲畜，我得常回去给他们搭把手。他们没水没电没暖气，但生活愉快，这样的日子让他们觉得平静。”
印第安寄宿制学校与越战
Geri的英语和纳瓦霍语一样流利，但她并非大多数。“我很幸运，可以在两个世界里都过得自在。刚到弗拉格斯塔夫市时，我不会说英语，父母就让我去私立学校学，按照我的节奏、习惯慢慢来，一切都转换得非常好。语言没有障碍后，才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公立学校三年级读书。我的母语永远是纳瓦霍语，但我这一代甚至是上一代，有太多族人都已经不会讲纳瓦霍语了。
“我父母那一代人失去传统文化是寄宿制学校造成的，当时仍有很多人被迫前往那种地方，被打、受罚、强迫你忘记所有传统文化，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只能讲英语。我父亲就被迫去了位于犹他州的寄宿学校。”
不过Geri认为寄宿制学校对父亲产生的创伤和影响要比越战小，“他会告诉我们一些战争中可怕的事，用来解释自己会无故暴怒的原因。到战场和去寄宿学校有许多相似之处——前往陌生的地方、和一群陌生人一起生活、有很严格的规章和教条，当然还有恐惧。参加越战对他们来说就像再经历一遍寄宿制学校，但更可怕。”
霍比人的伤痕
寄宿制学校留下的后遗症在霍比人身上要明显得多。我在前往霍比保留区前，向导James发来两个提示：进保留区前做好所有需要网络完成的事，区内没有信号；在霍比村内禁止拍照、摄像、记笔记、画插图等一切形式的记录，在特定人家获得许可后除外。
James是土生土长的霍比人，在亚利桑那大学完成计算机系的学业后重新回到保留区，希望可以建起传统保守的族人和外来世界的桥梁。他建了一条“霍比艺术之路”旅行路线，带旅行者进村看霍比人的手工艺，卖掉一些的话就能帮族人得到一些收入。
霍比保留区被纳瓦霍保留区包围着，有12个村，位于三个山头：1号山（First Mesa）、2号山（Second Mesa）和3号山（Third Mesa），海拔都在1800米左右。保留区西南是亚利桑那的最高峰汉弗莱斯峰（Humphreys Peak），也是霍比人的圣山，他们相信这里是至高神明Kachina的灵魂住所。
和James约定的碰头地点是“霍比人文化中心”，这里有几分古驿站的味道，有一家餐厅，完全美式，还有几间客房。
等待James时，我和文化中心的负责人Milland Lomakema Sr.攀谈起来，这位霍比老人一开口就让人感觉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他的语速很慢很慢，“你来得正是时候，”他说，“最近都是我们举行准备耕种仪式的时期。冬天我们要照料大地，这样它就会给我们丰收。每个村子的祈福仪式时间略有不同，等到祈福结束后，我们就该举行照料神祗Kachina的仪式了，接着是耕种仪式……” 霍比人的传统日历上排满了各种仪式，几乎就是以此来计算日子的，而且对他们来说，每个日常举动都是神圣仪式的一部分，不论是耕种、照料大地、跑步、炊煮还是祈雨。
许多人认为霍比人不让拍照也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每个举动的神圣性，就像“你不能闯进教堂随意拍摄正在祷告的人”。还有一种解释是“拍照是偷取了他们的灵魂”，但对为什么不能做笔记这件事仍然无解。
一见面我就向James求解，他说：“历史上，各种方式的记录都给霍比人带来很大伤害，最主要的原因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摄影师到霍比人的土地上来拍照，还有白人和印第安警察在这儿问东问西做了详尽的笔记，之后不久美军就来了，强迫不愿意送孩子去寄宿学校的人家交出小孩，他们甚至竖起两门大炮对着村子并朝天鸣炮，霍比人不得不接受和孩子分离。”
1986年这里有了霍比高中（Hopi High），在那之前霍比孩子还依然要去印第安寄宿制学校，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记忆依然鲜活。霍比人直到2018年5月才接受在保留区开赌场（但直到今天也没开建），也是因为不想和外界接触，对外来世界缺乏信任。
“族人对你的做法怎么看？”我忍不住问。
“拒绝正面冲突是霍比人的天性。当然有长者不认同我的做法，但他们选择闭口不谈，我也不会去打扰他们。我认为我们需要在保留传统和打开自己之间找到平衡，所以一有机会就向他们解释现在来拜访我们的不再是那些想抢夺土地或孩子的人了。这需要一个过程。”
尽管有人不认同，但据James介绍，他带外来者进村这项事业是经大多数霍比长者批准的，和他一起工作的族人向导也都由霍比人类学家Micah Loma'omvaya专门指导培训。“有不少霍比人已经意识到，向外人展现自己并没有坏处，销售手工艺品是他们的主要收入之一，我也不想让这里成为‘大峡谷’这样的景点，只不过是带上几个朋友，看一看自己的家，但请记得家有家规。”
霍比人Iva Honyestewa为我们打开了家门，她的家在2号山头，是一个银饰手工艺品商店和保留区里唯一的杂货铺。说是商铺，其实除了一排货柜，完全是普通人家的样子，Iva也不是每天开店，营业时间是“除仪式时间外”。
杂货铺的屋后还有另一间屋子，那里既储藏过冬农作物，也是Iva制作传统薄饼Piki的地方。Piki的作法是，先在烧热的炉子上涂一层羊脑和油的混合物，再一层层摊上豆泥待它成型，两张薄饼卷在一起就是一个Piki，空口吃起来又脆又香。霍比人的吃法是把它撕碎后泡在羊蝎子和豆类一起煮成的汤里。
Piki是霍比人在仪式上吃的食物，“我喜欢在这里做Piki，安静、没人打扰，让我有时间思考。过去两周我天天都在做Piki，”Iva 告诉我，“我们之前举行了准备耕种仪式，我儿子今年也获得了加入的资格。”
Iva是霍比自治政府的成员，也有出色的编织手艺，出自其手的霍比篮子是收藏级别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编织，”Iva说，“我在编织前向族中长者寻求许可，他们问我，你编织的目的是什么？我过了好一阵才意识到自己的答案，告诉他们：看看我们的世界所发生的令人绝望的变化，族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团结如家人一样了，我希望通过编织把大家重新绑到一起。”
已故的霍比长者Thomas Banyacya Sr.和Iva有相同的担忧，他曾告诫自己的族人：“不要再做错事，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变得美好、干净。当你歌唱、舞蹈，好雨就会降临，草木、花朵生长，动物、鸟儿也会快乐。这个世界上或许还有许多好人，我们净化这片土地、大海、河流、湖泊，让生活重新变好。加入歌唱、祈祷、禁食、冥想的原住民吧，让从前的世界回到身边。”
霍比长者们为Iva举行了“入行”仪式。判断霍比女人的编织手艺是否出色，关键看织物中是否有缝隙，编得越紧越好，“我每拉紧一根线，就想着这是系紧一位族人。而且我改变了传统编织纹样，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我的做法，但是有德高望重的长者站在了我这一边，每只篮子完成后，她们都会举行特殊仪式。”
Iva的亲切热情不能代表所有霍比人，James带我进入他们最古老的村子Oraivi（有时也写作Oraibi）时，完全是另一番体验。
霍比文化是世界上现有最古老的文化之一，Oraivi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了。村子的一边已是废墟，地上散落着破碎的陶片。“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要捡它们，”James说，“更不能把它带回家，你不知道自己带回去的是什么，它从前的主人会来找你。”
霍比人的创世神话里提到，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问地球守护者Maasaw自己是否可以生活于此。守护者答应了，给了他们一袋种子、一个水瓢和一根种植棒，并解释说，这个世界的生活会很艰难，但是他给予的生活方式将让霍比人拥有长寿、美好的一生。时至今日，生活在Oraivi村里的150位霍比人依然不用自来水和电，“不用自来水，因为祖先告诉我们，不要开凿大地母亲，运用已经浮出地面的，地下的东西不属于我们，是属于之前的世界的；不用电是因为祖先说穿过家园的东西会带来不好的东西，也就是现在人说的电线杆会带来辐射。——简单的生活才会长久。当我们在田地里种下些什么时，这些农作物就成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自身的一部分。长辈们教导我们，首先照看自己的孩子、家人。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爱村子里的孩子，也爱田地里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强盛。”
我们到访时，户户家门紧闭，只有两位老人拿着自己的画作和雕刻从屋里走出来，问“是否愿意看看”。他们一点都不强求，没人买就拿着作品回去屋里。
两条瘦狗在村子里彼此撕咬着四处奔跑，见了人就往身上跳，讨吃的，一点不怕生。“小心你的手指，”James提醒我，“它们实在饿坏了。”——这才是不怕生的原因。
James站到一处废墟高处讲述Oraivi漫长的历史，后来我从一张老照片上看到，两个世纪前他脚下的废墟还是片漂亮的建筑群。我们站在那里眺望，试图看透时间、创伤和未来，我发现不远处有霍比人推开门来——一看到我们就又退了回去，关上大门。后来又有另一位也是同样反应。
“他们不欢迎我们来吗？”我问James。
“霍比人安静腼腆，不喜欢正面相迎。”这是我得到的回答。
离开村子时，村口有个孩子独自拿着木棍戏耍，“在玩什么呀？”我问。“枪。”他头也没抬，毫无语气地回答，令人不寒而栗。
2015年，美国记者John Butler也曾到这里采访，霍比人告诉他的是，“这个村子对外人是无法解释的，祖先告诉我们，要遵循霍比人的方式生活。”
他费劲心思采访到了村民。在村子里严禁以任何方式记录，一个名叫Clinton的霍比年轻男人就在村外的土路边用极为缓慢的语速，告诉Butler自己曾离家出走，最终又回到家园，再不离开。他的父亲也是越南老兵，“我父亲把战争带回了家，那是场我永远都无法理解的白人的战争，他对我们异常严格，我实在受不了就离家出走了，去看看外面世界的生活。我到城里读了大学，但发现那里的速度太快了，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失去语言、生活方式，也越来越迷茫，不知自己的归属到底在哪里。我明白，找回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回家。”
“你的意思是说和土地重新联系到一起？”Butler问，但Clinton的回应是：“并不存在重新，联系一直都在。”
不论是完全拒绝现代发展的Oraivi村民，还是已经想向世界打开自己的霍比人，都遵从相同的法则：
尊重是首要的，尊重彼此、尊重生命、尊重母亲，只有这样大地才会给予人们好的生活，不然它将把我们吞噬；用一生的时间通过祈祷获得力量和智慧，参透日常和灵性生活；绝不打破自然法则；共同协作、彼此互利、信守承诺；主动帮助他人不求回报；照料有需要的人、事、物，即便无人知道自己的付出；把族人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懂得实现梦想光靠祈祷是不够的，还要全情投入付出，直到达到目标；深谙造物主已经给予了一切生命体所需之物，人类完全可以获得快乐、健康、自给自足的一生；参加集体劳作，为族人付出才是得到至高成就感和满足感的方式。
部落联合
Donovan尽管是个纳瓦霍人，但他谁都认识。他带我参加了在凤凰城举行的亚利桑那印第安庆典（Arizona Indian Festival）。与其说他是策划，不如说他是联络人，呼朋唤友找来各个部族。“这场庆典的意义在于，我们多半选择让部落中的年轻一代展现自己，让他们跳起传统舞蹈、制作传统工艺等等。”庆典现场是一个大草坪，不华丽，四处可见穿着传统服装的原住民孩子，“有许多事我们不会和外来者分享，因此他们容易认为部落就要消失了，传统要抢救。我们确实有自己的难处，但年轻人重拾传统、学习语言，转变来得不早，却也为时未晚。”Donovan显得很骄傲。
部落间的隔阂在这里消失了，“其实我们早就联手了，过去彼此间的争斗在现在面临的许多困境面前都不值一提，”Donovan不再谈论今天的困境，他乐于看到希望，而且在庆典现场，这确实是个主旋律。
Donovan大学毕业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到世界各地出差、旅行，“离开自己的土地家园前，我根本不知道焦虑是什么，现在对我来说，走向世界的方式是把世界带到这里。”他成立了自己的旅行公司，带游客看看原住民眼中的广袤美西及其意义。
总有一开始不怎么接受游客的原住民长者，“他们有时不理解这些外来者，以为他们想要成为纳瓦霍人，我解释并非如此，他们只是在寻找什么，”Donovan谈起自己游走在传统世界和现代社会之间得来的见解，“有许多现代人在自己的信仰体系中找不到有关心灵的直接答案，可能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总能有许多种解读吧，所以想到原住民这里找到答案，找到和万物的联系。我们的信仰很直接，不需要所谓的解释。”
“我无法代表其他部族的人说话，但我认为纳瓦霍人的信仰系统更像佛教，我们和飞鸟一起祈祷，为众生祈祷。我们还有个说法叫：纳瓦霍时间。这并不是所谓的印第安人总是迟到，而是时机成熟，该发生的才会发生。”
正如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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