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研合力，科学监测分析服务消费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总额”）124671亿元，同比增长4.6%，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0%。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对消费支出增长贡献率达63%，人均服务性消费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为46.1%。服务消费占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近“半壁江山”。

如何测算和评估服务消费？2023年8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增加发布服务零售额数据指标，但目前只发布增速，无总量规模，也缺少细分类别，相关测算方法仍在修正完善过程中。

4月17日和22日，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分别采访了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统计学院副教授朱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伯超，了解服务消费统计难点，厘清服务消费相关概念，探究科学测算服务消费的可能性。

服务消费统计难在哪

第一，服务消费多为非刚需，不确定性高，浮动大。“服务消费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可支配收入提升到一定水平之后，在刚需之外，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或满足情绪价值所产生的消费。”张伯超举例说，食物消费中刚需的消费占很大比例，剩下围绕着刚需上下浮动。但服务消费很多非刚需，意味着刚需消费占比少，甚至不可预测。“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更强，反而凸显了要对它进行科学统计、高频统计、精准统计的必要性。”张伯超说。

第二，服务消费新兴业态多，传统统计方法不适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服务零售额主要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教育、卫生、体育、娱乐等领域服务活动的零售额。“新兴服务业以及服务业的新形态，如直播打赏、知识付费、跑腿代购、共享办公等，没有完全被纳入统计体系，当下也缺乏针对性的统计办法。”张伯超表示。

第三，服务业限额以下企业总量大，但基层数据质量不佳。从服务业的企业规模来看，当前服务业主体多为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底，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服务业占比89%。“如果规模较小的话，它可能不具备上报的积极性，即使上报，数据也可能不是特别准确。”张伯超说。朱莉也表示，限额以下服务业企业采用抽样调查方式，调查频率为季度。除了批零住餐业将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纳入调查库之外，其他服务业企业只有法人单位才进入调查库。这就导致数据收集时效性还不够，且存在小部分漏统的情况。

第四，统计周期难以追赶市场主体存活周期。朱莉表示，在现行统计制度下，当年统计的限额以下调查单位库通常提前一年确定，新注册单位（特别是限额以下）无法动态实时进入调查库。这可能导致很多新开业生活服务业商户的销售数据不易及时被统计所捕捉。以餐饮为例，第三方调查显示，餐饮商户的平均寿命不到1.5年，美团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三分之一以上的餐饮消费由开业一年以内的商户贡献。

厘清现有四个统计指标定义

当前，反映服务消费的统计指标有四个：社零总额、服务零售额、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GDP核算中的最终消费，它们在统计范围、发布频率、数据颗粒度等方面有很大区别。但总的来说，社零总额与服务零售额的统计是从供给端出发，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GDP核算中的最终消费的统计是从需求端出发。

从统计范围来看，社零总额统计的是当地所有的实物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反映的是零售市场的总规模和各个地区的分布。但是购买消费品的对象不仅是居民，还有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团体，反映的是全社会的消费品零售市场趋势变化。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则只有居民消费，不包含社会集团的消费，与社零总额和服务零售额相比，还包含了虚拟消费（如农民自产农产品的农副产品、自有住房的消费等）。GDP核算中的“最终消费支出”是最全面的指标，不仅包括城乡居民消费支出，还包括政府消费支出、公费医疗支出、金融中介服务虚拟支出和、自有住房服务虚拟支出等非货币消费。但是，社零总额还包含了对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等非政府单位的商品零售额和售给政府单位的交通工具和电讯产品，最终消费支出中不包括这些内容。

从发布频率来看，社零总额、服务零售额月度更新，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季度更新、GDP核算中的最终消费为季年度更新。“社零数据比较详细，频率较高，很能反映经济景气状况，所以受到的关注度也比较高。”朱莉表示，“但社零反映的是零售，并不等同于消费，社零不是一个消费的概念。”

从数据颗粒度来看，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统计了八类消费，从中可以看出居民的消费结构。服务零售额仅公布累计增速数值，未公布细分类别的服务消费变动情况，尚不能判断服务消费结构的变化特点，特别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服务消费走势。

数据收集渠道有哪些

据了解，统计局作为官方统计机构，其公布的数据需要全面、科学、权威、有公信力，除此之外，还需要遵循国际统一标准和规则，这样得到的数据与其他国家才有可比性。因而统计局有一套自己的测算方法，且建立了企业名录库，数据均来自统计局官方口径。“如果直接使用大数据作为官方统计入口的话，可能不太合适。”朱莉表示。

大数据尤其是企业产生的大数据，无法被纳入官方统计，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数据不够全面。“比如美团等平台企业也有服务消费大数据，但它不够全面，特别是数字化渗透不高的生活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领域，沉淀在平台上的数据往往仅是实际消费的一小部分。因此，因此通过大数据监测服务消费的动态变化，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朱莉表示，“没有哪个第三方的数据是全面的，从统计的科学性来说，只有抽样框是全的，从里面抽取数据进行推断，这才是合理的。”

二是数据质量评估难度大。当下，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统计数据的来源有了极大的拓展，但其规范性和价值密度较低，使得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评估难度较大，部分数据存在质量参差不齐、虚假信息混入等问题，数据质量评估缺乏统一标准。“当前政府统计也会利用大数据作为常规统计调查的补充，在人口动态监测、经济景区指数等方面应用较广泛，但目前大数据无法代替传统的政府统计，特别是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只能反映大体概况，无法满足科学、完备、准确、可比、一致等统计质量评价标准。当前统计部门无法直接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来发布统计指标，如果统计局收集的数据不是从自己的口子，而是从其他口子出来，全流程不可控不可追溯，权威性就没那么高。”朱莉说。

三是数据敏感。企业的原始数据很难提供给官方统计部门，这些数据在法律授权和质量控制上较为复杂，且包含个人信息和商业机密等敏感数据，当前数据共享技术还不够成熟，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

服务消费监测和分析需要政企研合力

统计是个巨大的工程，如果仅由官方统计部门来做，则需要付出非常高的公共资源成本，虽然企业产生的大数据很难纳入官方统计口径，但却有很大的研究价值，需要政企研合力。

《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优化服务消费市场统计监测方法，健全统计监测制度。加强服务消费数据收集和分析预测，做好服务零售额统计工作。拓展统计监测数据来源，加大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研究机构合作力度，探索构建适合的应用模型。

如何合力？张伯超建议，首先，技术赋能，比如将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等用到统计体系中，让统计变得更加动态灵活，实现高频统计。“统计出来的结果，对于反向指导经济社会活动，包括政策制定，具有现实意义。”其次，平台协作，对于新兴服务业的统计，可联合龙头平台企业，发挥平台影响力，探索基于新型数字服务业态的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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