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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评论|韩春蕊:《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公正而非客观

2025-04-26 12: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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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纪录片海报(图片源自互联网)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是当今美国纪录片大师、“直接电影”的领军人物,他一生中创作了近五十部纪录片,形成了怀斯曼式“无解说、无配乐、无引导”的真实影像纪录片风格。《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后称《图书馆》)拍摄于2017年,这部纪录片入围了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了第52届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最佳纪录片。同年,怀斯曼导演获得了第89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形象重塑:作为公共机构的图书馆

怀斯曼纪录电影的重要风格之一是聚焦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各种公共机构,“用镜头解剖各种机构与人的关系并展示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观”。从他1967年拍摄的第一部有关波士顿提提卡精神病院的纪录片《提提卡失序叙事》、到之后的《高中》《动物园》等,他很少将镜头对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普通人去追溯他们的生活,而是选择了一个个公共机构作为自己的拍摄对象。怀斯曼本人是这样表达他对公共机构的看法的:“公共机构具有有界性,在这里人们可以展现出更好的状态”。在《图书馆》中,怀斯曼用镜头语言清晰地划出图书馆和其他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图书馆的一大特点在于它有规则,比如说,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宠物不得入内、图书馆内不得大声喧哗等等。这些规则使图书馆之中的人受到一种无形的约束,他们的言行举止必须和这座场馆本身相适应。怀斯曼在影片中时不时穿插一些图书馆之外的景象,观众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车辆,看到在街心公园乘凉的市民,还可以看到躺在长椅上的流浪汉,但是这些行为反而更加向观众强调图书馆作为公共机构的整体性。观众可以意识到,无论人们在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中如何表现,一旦他们进入图书馆,他们的行为也就不再是个体化的选择,而自动受到公共规则的影响。同样,镜头对准的也不仅仅是无生命的建筑或者书籍,而是这座图书馆的所有参与者和他们行为的总和。

在大众视域下,图书馆最为常见的形象是一种提供文化服务的设施,更为直接的说,图书馆总是和“书”相连。藏书丰富是图书馆宣传中的一大亮点,2019年播出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有一集拍摄了中国的图书馆,但是其基本立场还是期望唤醒大众对于读书的兴趣。与众不同的是,怀斯曼在这部纪录片中提供了看待图书馆的另一种视角:图书馆的公共政治功能。

在《图书馆》中,许多片段都和政治隐隐相关。图书馆管理层在讨论图书馆的发展方向时,会格外关注这一改革的政治效益。这一点不难理解,影片中提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资金来源既有政府资助也有私人投资,图书馆管理者必须同时对两方面负责。管理层会将图书馆的运营发展和纽约整体的城市规划相联系,当他们想要扩大图书馆的服务面时,引用卡内基的名言“让每一个街区都能看到图书馆”作为依据,以此来在政治层面强化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有利性。另外,公共图书馆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宣传场所。怀斯曼在纪录片中呈现了许多场演讲,演讲的主题涵盖了从无神论到纽约犹太族群史,从南方右派对自由劳力的诡辩到对黑奴史的回顾等种种议题,从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政治倾向性。最后,图书馆还是普通市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场所。纪录片中有一个段落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发布会中向市民阐释图书馆意向采取的新措施,他们必须向市民解释这一措施的好处,以此来征求更为广泛的支持乃至后续的投资。

当然,图书馆的文化和公共教育功能并不会因此被掩盖或者磨灭。在影片中,有一位发言者的话令人深省:“很多人认为,图书馆是一个存放书的地方,对我来说不是的,图书馆是关于那些想要获取知识的人的,这可以通过书籍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很多其他方式来实现,它主要是关于学习、关于终生学习、关于整个一代人的”。在纪录片中,观众可以看到图书馆提供的各种“其他方式”:图书馆可以是学龄前儿童启蒙的重要地点,纽约公共图书馆不仅仅提供供幼儿阅读的绘本,还会有志愿者对儿童进行照料、指导和作业讲解;图书馆也可以是高中生参访学习的目的地,会有专人接待前来学习的班级,并为他们讲解图书馆的某一个环节是如何运行的;图书馆还可以是学术论坛和讲座的举办地,自不必说在纪录片中出现的众多演讲,除此之外还有对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研讨会;图书馆也可以和音乐、电影、戏剧等多种文化形式直接相关,人们可以在图书馆中聆听弦乐四重奏或爵士乐。总的来说,公共图书馆绝不仅仅是书籍的堆放处,也不会只是学习、研究的场所,图书馆所面向的群体是丰富的、多元的,它承担了公共教育的重要职能。

真实影像:纪录片语言和创作手法

1. 无介入的拍摄手法

在业内,怀斯曼的纪录片以“真实影像”闻名,他的纪录片没有解说、没有配乐、没有文字解释、当然也没有采访。很多纪录片是在拍摄之前先确定拍摄主题,然后根据主题去“按图索骥”,只寻找自己需要的镜头。但是怀斯曼采取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拍摄思路,他从不去预设自己将会看到的内容,也不会提前确定好这部纪录片的主题,他只是带着摄像机去拍摄素材,将他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怀斯曼表示,他在拍摄过程中力求做到的是“公正”而非“客观”。

在《图书馆》中,怀斯曼延续了这一拍摄风格。观众能够明显感受到摄像机的在场,因为所有的镜头都是从第三视角出发的,没有电影中常见的视点镜头,或者说,就是拍摄者本人的视点镜头。同时,观众却感受不到摄像机对被拍摄者的影响,在很多纪录片中,导演需要对被拍摄者进行采访,或者与被拍摄对象进行沟通以达成拍摄的目的。但是在《图书馆》中,人们完全看不到摄像机加诸于被拍摄者的痕迹,没有人因为受到拍摄而表现出夸张或者不适的行为,他们仿佛把摄像机当作了监控摄像头,或者是人们更常说的“趴在墙上的苍蝇”,将摄像机的影响降到了最小。

画外音在纪录片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最典型的例子是1957年法国纪录片导演克里斯·马克的《西伯利亚来信》:他将一段完全相同的苏联工人劳作的场景反复播放了三遍,并配上不同的解说词。第一次解说是较为客观地描述苏联工人的劳作,第二次解说带有明显的颂扬意味,配上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等词语,第三次解说则具有明显的反苏倾向,将工人的劳动描述为“疲惫不堪”。这段横向蒙太奇的剪辑将视觉要素和听觉要素进行了巧妙地结合,至今为人称道,从中可以看出画外音之于纪录片的重要性,观众对于画面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说和配乐的引导。但是怀斯曼为了避免这种预设性的引导,选择完全剔除画外音,如果说《西伯利亚来信》是运用画外音和配乐的典范之作,那么怀斯曼则在这一点上站在了完完全全的反面。怀斯曼选择将影像的解释权完全交给观众,制作者除了剪辑之外不做任何干预。这种创作手法可以让观众更好地集中在影像的内容,并且主动思考每一个段落设置背后的意义,以此达到导演和观众之间的相对公平。

2. 组合段和非线性的剪辑手法

虽然怀斯曼极力避免了拍摄者对于纪录片的影响,但他绝不是将原始素材不加处理地交给观众。怀斯曼称自己的纪录片创作并不是发生在拍摄过程中,而是发生在剪辑过程中的。分析他的纪录片应当以段落为单位而非以镜头为单位。在《图书馆》中,怀斯曼使用了非常精巧的组合段的手法。这种手法在纪录片创作中并不少见。1976年,阿涅斯·阿瓦达拍摄了记录她所生活的街道的纪录片——《达格雷街风情》,她通过剪辑、按照时间顺序将相似的段落聚合在一起,首先拍每家店铺早上开门的场景、再拍摄居民在不同店铺中购物的场景,在不同的段落中店铺的出场顺序是相同的。《图书馆》中也有相似的组合段落,组合段则建立在被拍摄主体的分类基础上。这部纪录片中的被拍摄主体可以分为三类:管理者、演讲者和参与者,其中参与者又包括图书馆的用户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两部分。和这三类被拍摄主体相对应的行为和场景分别是:管理者就图书馆发展进行讨论的会议场景、演讲者发表演说或讲话的场景以及图书馆不同区域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景。在剪辑时,怀斯曼并没有选择一次讲清一类主体或一个场景中的故事,而是选择在每一个组合段中同时嵌入三类主体、三种场景。所以观众在观看纪录片时会注意到管理层开会和演讲的场面反复出现,每次都会讨论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在不同的组合段之间以及组合段内部的不同段落之间,怀斯曼会使用一些移动镜头或者室外空镜来提示段落的转换,其中非常典型的两个标志,一个是对于路标的特写镜头,这意味着接下来将要拍摄一座新的分馆;另一个是对于图书馆空旷走廊的特写,这个镜头标记着下一个组合段的开启。

和组合段落相配合的是非线性剪辑手法的使用。在怀斯曼的第一部纪录片《提提卡失序记事》中,怀斯曼将病人生前和死后的场景对举,呈现出了一段交叉蒙太奇镜头,将两种场景轮流呈现给观众。之后怀斯曼表达出自己对这一处理的遗憾:“我本应该将这两种镜头放在不同的位置,让观众自己来发现其中的对比”。在《图书馆》中,怀斯曼已经很好地规避了这种失误,呈现出非常成熟的非线性剪辑方式。《图书馆》中有一段内容是关于图书馆中的图片库,怀斯曼拍摄了三种主体的相关参与,并将这三个段落分别安排在了纪录片的不同角落,形成前后呼应的关系。第一个段落是图书馆工作人员为前来参观学习的高中学生讲解纽约公共图书馆图片库的资料来源、分类方式、历史发展等内容。第二个段落拍摄了工作人员为人物类图片分类的场景,和第一部分中解说者所说的“我们按照主题给图片分类”遥相呼应。第三个段落则是游客前来参观图片库的场景,这一部分既有对前两个段落的照应,也是对前两个段落的收束和总结。当观众只看到第一个段落时,他们只会对于图片库产生一种初步印象,只有在发现后两个同主题段落时,观众才会对于图片库拥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理解。这种非线性、碎片化的剪辑方式的目的是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果纪录片仅仅是采访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邀请让他们展示日常的工作内容,那么观众很容易对此失去兴趣。但是在《图书馆》中,观众可以将自己代入不同的主体,一开始观众可以和学生一起,接受新的知识,之后又可以从工作人员的视角感受他们如何对图片进行分类。每隔一段时间,观众就会被提醒到前面的内容,通过反复来加深观众的印象。

意识形态:纪录片的未尽之语

虽然怀斯曼的纪录片拍摄力求公正,但是某种程度上讲他确实无法保证完全客观。这一方面当然和创作者本身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被拍摄对象的性质有着很大关系。比如说怀斯曼在2020年拍摄《波士顿市政厅》时,观众很容易地想到民主政治运作等议题。正因如此,怀斯曼的作品经常被称为反映美国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像或者图画。

《图书馆》也不例外,这部纪录片的内容与许多美国的社会现实相关联。纪录片的第一个组合段中,管理者讨论了图书馆的资金来源问题,纽约公共图书馆虽然名字中有“公共(Publik)”二字,但是其投资却并非完全来自于政府,而是大概一半来自于政府支持,另一部分来自于私人投资。这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的经济所有制问题。再比如,这部纪录片涉及到了许多社会议题。纽约公共图书馆提供盲文阅读服务,馆中有专门的人指导盲人学习盲文。图书馆为老年人组织集会,带领他们一起跳舞,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晚年生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聚在一起研讨中学生压力问题,他们通过教学类书籍的借用量来反映学校的教学重点及学生们的压力,并基于此讨论图书馆能够提供何种帮助。还有一个段落拍摄了美国黑人艺术展,镜头对准了画面上的少数族裔。总得来说,这部纪录片从各个角度展现出纽约公共图书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机构在社会问题上的人文关怀。

就图书馆的形象而言,这部纪录片中呈现出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可谓完全是美式价值观的化身。演讲者可以大谈自己对于宗教、对于政治的理解,歌手也可以在图书馆中演唱包含色情意味的歌曲、被拍摄者中既有黑人又有白人,他们在一起和谐的工作,这体现了美国的自由和包容。图书馆若要实行新的改革,那么必会经过管理层的一致讨论同意,然后再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获得公众支持,这种流程展现了民主。在影片中有一段图书馆招聘宣讲会的内容,图书馆各单位都在积极宣传自己部门的好处,从高福利待遇到女性在行业内的崛起,从鼓励个性发展到提供免费培训,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观众必须注意到镜头之外的未尽之意。首先要考虑到被拍摄对象的性质,纽约公共图书馆是美国最大的市立公共图书馆,年进馆人数超过400万人次,这样的一个机构本身就代表着一部分美国国家形象。再一个还需要考虑创作者的本身的创作技法,隐喻是怀斯曼在纪录片拍摄中常用的手法,也是理解怀斯曼个人关切的一个窗口。他在纪录片《高中》中对讲台使用了大量的俯拍镜头,以此来隐喻他对于学校教学制度和师生权力关系的一种讽刺。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图书馆》,我们会发现怀斯曼经常在演讲的场景中将镜头对准听众。其中一些镜头颇耐人寻味:图书馆管理者在台上大力宣传对未来的展望,俯视的镜头却对准了听众迷茫的脸,还有人在台下摇头晃脑、心不在焉。另外,纪录片中有许多少数族裔的面部特写,许多段落选取了种族相关的话题,这种刻意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将导演的立场隐藏在镜头之后。最后,还可以结合其他影像片段或者美国现实进行交叉对比分析,以此来解读纪录片的未尽之意。纽约公共图书馆是著名电影《后天》的取景地,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反复刻画了一处细节,即图书馆的安保人员拒绝流浪汉和他的狗进入图书馆。在《图书馆》中,怀斯曼也拍摄了工作人员谈论流浪汉的问题,他们明确表示,无家可归者不允许进入图书馆的。然而,怀斯曼的镜头又囊括进了寄宿在图书馆外长椅上的流浪者,做出了无言的暗示。有研究称,怀斯曼的纪录片偏好“时间的延伸——时间的确慢了下来,但是却让人在他的影片中充满了无尽的遐想”。笔者认为,怀斯曼的纪录片中不仅有时间的延伸,还有镜头的延伸,他对成片中每一个镜头的选用和排布都有自己的考量,每一个镜头之外有着未尽的言外之意。

结语

重新审视《图书馆》,笔者认为怀斯曼先生自己的创作理念“公正而非客观”是最为契合这部纪录片的评价。何为公正?一是导演在处理各种素材时的公正。创作者不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取舍素材,而是努力将各方面的素材以较为均衡的方式呈现出来。二是导演和观众之间的公正,纪录片呈现在观众眼前是一种“混沌”的状态,不拘于任何既定的模式化的宣教,而是任由观众做出自己的评价和理解。

怀斯曼的理念对中国独立纪录片有着深厚的影响,1993年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展上,中国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等与怀斯曼相识,观看了怀斯曼的《动物园》,之后将怀斯曼的直接电影理念融入到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之中。怀斯曼的创作理念在于通过揭示公共机构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反映社会现状,而中国独立纪录片结合中国社会现状,试图通过聚焦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来透视时代的变迁和转折,两种理念的落脚点不谋而合。从创作技法上来看,中国纪录片导演也受到了怀斯曼不介入式的创作技法的影响。导演周浩曾提到“我是不愿意在我的片子里面给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我去教别人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时候错的,每个作者何德何能去告诉别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时候错的呢?”秉持着这种理念,同一部纪录片才不会陷入宣教的窠臼,才有可能在不同的时代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赵丹阳.(2016)《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纪录电影研究》,上海戏剧学院硕士论文

[2] 吴文光.(2007)我认识的怀斯曼和他的纪录片.当代艺术与投资.2007(11)

[3] 王迟、徐颜红.(2014)剪出来的“现实制”——对怀斯曼纪录片美学的一种还原.中国电视.2014(5)

[4] 周浩.(2007).“我努力使我的电影看起来很美”——专访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南方周末.2007(5)

(本文为北京大学通选课《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4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4年优秀影视评论”)

原标题:《纪录片评论|韩春蕊:《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公正而非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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