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当总统的公民不是好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与《水中鱼》

1990年6月10日，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竞选总统第二轮投票失利，他“自我放逐”到欧洲，写出二十章的回忆录。其中奇数章回忆自己的出生、成长，以及如何踏上文学之路；偶数章讲述1987年至1990年的政治历险，从政治素人到总统候选人，以及败选后回归文学之路。该书1993年4月出版，中译本名为《水中鱼》，赵德明翻译，199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初版，2016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2018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了第三版（下引本书都出自此版，仅随文标注页码）。从踏上文学之路，到涉足选战之路，再到回归文学之路，巴尔加斯·略萨似乎走了一段岔路后又迷途知返了。从《水中鱼》的讲述中，我认为他绝非一时冲动竞选总统，他之涉足选战有其命运走向的必然性。也许其他的作家可以不用竞选总统，也能完成作家身份的建构；而他如果没有 “误入歧途”的选战经历，他的自我身份反而残缺不全。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对秘鲁深沉的爱是造就巴尔加斯·略萨成为伟大作家和参与竞选总统的内在动力。

“秘鲁虐我千万遍，我待秘鲁如初恋”

曾经不断有人询问巴尔加斯·略萨为何放下写作从事政治，他的回答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他觉得进行自由改革的时机已经出现，而他从1970年代开始就不断写文章并发表演说，“坚持要拯救秘鲁就必须进行自由改革”。但是他的妻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甚至比我还了解我的人”——认为：“道义上的责任不是决定因素。是冒险，是渴望体验一种充满刺激和危险的生活。是梦想用实际生活写一部大作。”（第42页）对道义的担当，对冒险的渴望，是他和他妻子对他参加总统竞选的两种解释。他承认是这两种合力驱使着他涉足政治。其实这两种性格成分对巴尔加斯之成为巴尔加斯缺一不可。仅有对冒险的渴望，就会屈服于刺激的诱惑而忘记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群体的责任，那就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仅有对道义的担当，就会失去作为普通人的魅力和乐趣，甚至成为空洞的道义的化身，那也绝不是他所愿意接受的命运。

在从事政治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对道义的担当和对冒险的渴望背后，是他对秘鲁深沉的爱。他说他讨厌民族主义，具有世界主义的禀赋，在无论哪个国家生活都很融洽；但他又觉得自己同自己出生的国家更亲密，与秘鲁人之间“以一种难以割断的方式捆在一起”，“秘鲁活在我外祖父母和我母亲家里”。虽然他千百次要忘记秘鲁，但事实上却又时时刻刻把秘鲁放在心头，“无论我在国内还是国外，它都是折磨我的常在原因。我无法摆脱秘鲁：它不是叫我生气，就是让我伤心；往往是既生气又伤心”（第43-44页）。完全可以套用一句：“秘鲁虐我千万遍，我待秘鲁如初恋！”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妻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孙家孟译《酒吧长谈》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则更戏谑。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对秘鲁“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不正是他所不愿承认的对秘鲁深沉的爱的表现！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不要说他完全抛弃了自己心爱的文学，也不要说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以致没有任何收入，更不要说他基本丧失了自己的私生活（第十章《公生活》是集中写照），单单是他所遭受的生命危险就远非常人所能承受，是对秘鲁深沉的爱使他不惧死亡。1989年1月19日黄昏，两名“武装劳工革命运动”的成员带着一颗两公斤的炸弹，本来要扔到他所乘坐的法赛特飞机上，幸运的是飞机晚点两小时，他才逃过一劫（第235页）。至于向他寄恐吓信，当面在演讲场所向他夫妇扔鸡蛋，在过圣烛节时遭受石头雨的袭击，在高原地区经受缺氧的考验，更是家常便饭。这种恐怖袭击连他的家人也深受其害。1989年12月23日，“有人通知说，在我家发现了一颗炸弹，警察局的清除爆炸物小组已经强迫我母亲、岳父母、秘书们和佣人们撤离现场”（第235页）。而他领导的自由运动组织成员胡里安和何塞的确被恐怖分子杀害（第440页）。除了身体上的攻击，还有荣誉上的侮辱。他的政敌们常常捏造事实，对他加以诽谤和污蔑，把他说成是“无神论者、黄书作者、乱伦者、乌丘拉卡伊谋杀案的帮凶、逃税犯以及其他可怕的罪犯”（第379页）。连“乱伦者”这样的标签也加到他头上，这当然是牵扯到他第一场婚姻时与自己的舅姨妈结婚的陈年往事。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对那些披着爱国的外衣而赚取私利的知识分子的愤怒谴责，这种“恨”只能归因于他对秘鲁深沉的爱。《水中鱼》第十四章名为“廉价的知识分子”，就是因为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人格和知识贱卖了，他把他们称为道德分裂者，他们的伪善确保了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其代价就是“道德上的半身不遂”。这些所谓进步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一面拿着美国各种基金会的奖学金和赞助费逍遥度日，一面疯狂地四处奔走以钻进美国的高校，一面又教导自己的学生、弟子和读者憎恨美国，“因为秘鲁的全部灾难都应由这个国家负责”（第314页）。对于这类人，他可以举出一百位，“那些把口是心非和思想欺骗变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几乎绝对控制了秘鲁的文化生活”（第316页）。在这种文化价值观培育下的秘鲁人民大众，实际上是被欺骗和愚弄的对象；而那些被欺骗和愚弄的人民大众，却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甚至被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感所自我感动。完全可以说，秘鲁的“廉价的知识分子”对秘鲁的危害是双重的：一方面自我败坏，一方面毒化人民，“以如此行之有效的方式加速了秘鲁文化和政治的衰败”（第314页）。难怪他要在《水中鱼》中以一整章的篇幅揭露“廉价的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了。

以想象世界反抗现实世界

或许可以这样说，巴尔加斯·略萨不屈的反抗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反抗他暴君一样的父亲上面。甚至可以说，他父亲成为他所反抗的对象的象征物。当然更有必要这样说，他一直生活在他父亲暴力控制的阴影下，他一直生活在对他父亲的畏惧里，同时也一直生活在对他父亲的反抗中，即使到他43岁时他父亲去世，这一对冤家父子也没有完全和解。他母亲怀孕五个月后，他父亲不辞而别。十年后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就此开始童年的噩梦，受到的教育是辱骂和殴打，他每次见到父亲都战战兢兢。他和舅姨妈（特别澄清是他舅妈的妹妹，不是他母亲的妹妹）胡莉娅刚结婚，他父亲得知后气急败坏地要求胡莉娅必须立刻出国，否则他将向儿子“连开五枪”（第340页）。他想用这种强行驱离的方式拆散儿子的婚姻。巴尔加斯屈辱地接受父亲粗暴的命令，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开始拼命找工作挣外快（此时他仍在读大学）以获得经济独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一共有了六份工作。”（第344页）这之后他与父亲交涉，终于让妻子胡莉娅回到自己身边。为了维持他和胡莉娅的小家庭开支，他最多时有七份兼职，就是为了不在经济上受制于人，特别是受制于他父亲。

虽然恐惧，仍然反抗，暂时屈服但又永远坚守的反抗——只有这样的反抗才更突显出反抗的艰难和价值。幸运的是他找到了反抗现实的最佳武器——文学。他在诺奖演说中坦言：“它（指文学）变成了一种抵御不幸的方式，一种抗议的方式，一种反叛的方式，一种逃避不堪忍受之重负的方式；它变成了我活着的理由。”（《世界文学》2012年第2期）。他小时候通过阅读、后来通过写作对抗现实。重要的是，无论是他个人的反抗获胜，还是他笔下人物的反抗被挫败，其间回荡的是永不屈服的反抗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城市与狗》否定暴力和弱肉强食，《酒吧长谈》强烈批判军事独裁，《绿房子》揭露资本主义的病态和畸形，《潘达莱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痛斥军队的腐败和罪恶，《狂人玛依塔》反抗极左思潮，《世界末日之战》控诉政府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公羊的节日》一如既往地反独裁，《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逃避现实寻求天堂，《凯尔特人之梦》反抗奴隶制追求自由。诺奖颁奖词说“叛逆者一直是他故事的主人公”，而反抗也一直是他作品的主题；颁奖词总结说：“只要独裁者和暴君依旧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反叛将永远持续下去。”（毛信德主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与获奖演说全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9页）纵然世界不美好，幸好人类还有文学，幸好我们还在阅读文学。

巴尔加斯·略萨2010年的获奖演说《阅读颂 虚构颂》认为：“虚构是让文明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虚构还是让我们不至沦为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机器的佣人和奴隶的必要条件。”他还认为：“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愿望、没有理想、没有胆量挑战权威的世界，将是一个机器人的世界。”在十五年后的今天、生成式人工智能（GAI）大显身手的时代，他的论断令人触目惊心。某种意义上，人类正处在滑向沦为人类所“发明出来的机器的佣人和奴隶”的边缘，这个世界将要变成“一个机器人的世界”，甚至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也不是危言耸听。正是在如今的节骨眼上，我们更需要坚持对文学和艺术的热爱，保护对虚构和自由的渴望，人类才有可能避免被高科技异化，并守住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灵魂。文学虚构的意义，想象世界的意义，正在于它们赋予我们反抗现实乃至超越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巴尔加斯·略萨的警示如今尤显珍贵，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他并阅读他的文学作品的意义所在——不向任何政治的或技术的权威低头，时刻保有人类的尊严和自主，始终在自己的内心守住灵魂的自由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