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物质生活

原创 何 菲 食品与生活

许广平曾在做鲁迅学生时速写了满身补丁、头发直竖的鲁迅。她说鲁迅对衣服极不讲究，小时候家人叫他穿新衣服又怕新衣弄脏，总是监视警告，让他感觉坐立都不自由。

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棉袍破旧得“可怜”，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初到上海时，他穿了许多年的蓝布夹袍破了，许广平给他新做了一件蓝色毛葛的，可他嫌布料滑溜溜，不舒服，无论如何不肯穿上身。

插画 _ 曹语庭

直到生命最后一年，那时鲁迅身体已极度瘦弱，才做了一件轻暖些的棕色丝绵长袍。临终他也穿着它。这恐怕是鲁迅成人之后最考究的一件衣服了。

鲁迅衣着寒素，发型蓬乱桀骜，一看即知疏于修剪，他多穿布鞋，很少着皮鞋，这般装束在普遍讲究衣品的上海滩，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帽遮颜过闹市。”

据说有次鲁迅不事修饰去造访住在大马路（今上海南京路）、当年上海最豪华旅店七楼的英国友人，在搭乘电梯时，电梯司机上下打量他后将他赶出电梯。他只好爬楼梯上了七楼。两小时后英国友人将他送到电梯间，电梯司机窘得不行，鲁迅不以为意，一笑而过。

在夏丏尊先生的记忆里，鲁迅曾将一件廉价的洋官纱（也叫“羽纱”）长衫从端午前一直穿到重阳，足足有半年。1926年，鲁迅从北京去厦门教书，路过上海，上海友人设宴为他接风，他穿的依旧是洋官纱。

姚克记得最初见到鲁迅先生的印象是：他穿一件旧藏青哔叽袍子，袖口很宽大，露出了里面暗绿色的绒线衫，脚上是一双黑帆布胶底鞋。但他的眼睛很特殊，让人觉得不仅读书万卷，也曾阅尽了人间世事。“你只觉得他气宇的宏大和你自己的渺小猥琐。”

但鲁迅先生对别人的衣着有自己的审美。有一次萧红穿了件火红的上衣让鲁迅去鉴赏，问他是否漂亮，他直言不讳“不大漂亮”。理由是红上衣与咖啡色格子裙“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

他的美学见地也很适用于今天，“胖子要穿竖条子，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等等。其实他早期在日本留学时比较新潮，但回国后惯穿长衫。

我想，从1906年与朱安结婚，开始痛苦的无性婚姻，到1927年与许广平同居，这漫长的21年的苦闷生活，是否也是鲁迅养成不修边幅习惯的主要原因呢？

区别于穿，鲁迅先生对吃是比较有要求的。曾有人统计，鲁迅在文章中曾写过的美食，仅对故乡浙江绍兴，就提及了鱼248次，干菜21次，醉虾7次，酱鸭7次……

插画 _ 曹语庭

1912年至1926年，鲁迅在北京工作生活，供职教育部，是中级官员，后又在大学兼职。社交生活丰富，饭局应酬不断。在《鲁迅日记》中，仅在1913年他的外出活动就有294次。后来鲁迅到上海生活，在此期间，他最爱与友人宴饮聚会的馆子是主打杭州菜的“知味观”，叫花鸡、龙井虾仁、东坡肉、莼菜汤都是他的心头好。

鲁迅口味重，喜食辣，认为吃辣可以发汗解困，也因当年在南京读书时气候寒冷，没有余钱做厚实冬衣，他也就开始以辣椒御寒了。

插画 _ 曹语庭

鲁迅先生喜欢吃甜食。羊羹一次能吃半匣，“稻香村”的点心他也常买。有次友人从河南来，送他柿霜糖，顷刻间，他就吃掉大半。《鲁迅日记》里经常能看到，他购买生活用品时，总要买些糖果，如玫瑰酥糖、咖啡薄荷糖、巧克力糖等。他在厦门任教时，白糖就放在桌上，因此还常常招来红蚂蚁。

鲁迅先生好客，在北京的鲁迅故居内，有一只铁盒子，里面曾经装满了他待客用的花生、糖果、瓜子。到上海定居后，待客的茶点改成浙江的香榧子、广东的杨桃等。

插画 _ 曹语庭

在鲁迅纪念馆保存着两本鲁迅家用菜谱，上面记录了鲁迅先生刚到上海定居时的日常饮食。那段时间，他与许广平每日午餐与晚餐皆由沪上知名酒店定做，送餐上门，每顿两荤一素，一周内很少有重复。口味以广东菜、绍兴菜为主，也兼顾上海本帮菜的特色。

后来改成许广平下厨做饭。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虽然对吃的并不挑剔，但是不太喜欢吃隔夜菜，不过火腿是个例外，即便多次烹饪，他也乐意吃。鲁迅到上海以后喝茶也多，在北京时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到上海后就改用小壶泡茶了。

鲁迅先生时常写作到深夜，家里常备核桃、花生等坚果和糕点饼饵。来上海定居后，如果午夜时许广平能给他预备些东西吃，比如绍兴农家做法的蛋炒饭，放些葱，蛋和饭都炒得焦硬些，再有半杯酒，他会十分满足。关于酒，鲁迅量不大，却总爱喝一点，在北京是白干，到了上海主要是黄酒，啤酒、白兰地等也喝一点。

插画 _ 曹语庭

可能因为在厦门大学教书期间，鲁迅的心情颇为低落，且闽菜的清鲜对于喜欢咸鲜、麻辣、腌腊、糟醉口味的鲁迅来说的确太过寡淡了，他认为闽菜不甚适口。在厦门期间，鲁迅每天会吃一粒金鸡纳霜（奎宁）和麦精鱼肝油。关于水果，在《两地书》里，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伏园带了杨桃回来，昨晚吃过了，我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

插画 _ 曹语庭

《鲁迅日记》里曾多次出现喝咖啡的记录。他主要出于工作需要，尤其是在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筹备成立左联期间。鲁迅先生还曾发表过《革命咖啡店》一文，对文艺的阶级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929年，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就是在公啡咖啡馆秘密举行的。有时鲁迅先生也将咖啡馆作为会友谈事的场地。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写道：“在吃完饭后，茶房端上咖啡来时，鲁迅却很热情地向正在搅咖啡杯的许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诫亲属似的热情的口气，对许女士说：‘密斯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

鲁迅先生爱吸烟，平日吸的都是廉价卷烟，“金牌”“品海牌”“强盗牌”，据说每天需要50根左右。“黑猫牌”是他的最爱，但价格贵，难得买来吸。“强盗牌”卷烟和条头糕是鲁迅先生每夜必需的“粮草”。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贵的是前门烟，用来待客；一种便宜的，每50根四五角钱，自己吸。

鲁迅在北京置办过两处房产。一处是曾和母亲、兄弟等人共住的八道湾的房子，三进的四合院。此处耗资约3500块大洋。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月收入300块大洋，此外还有稿费和八所高校的讲课费等收入。另一处是西三条的房子，也是鲁迅作品中“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之居所，现为鲁迅博物馆，此处耗资800大洋。但这处房子破败不堪，必须大刀阔斧地改建、装修，这些费用加上契税等约为2000多块大洋。这两套房子用尽了鲁迅的积蓄，还曾为之举债，多年后才还清。买了房子后，鲁迅先生的经济再也没有特别充裕过。

插画 _ 曹语庭

鲁迅在上海没买过房子。他先后租住的三处房子都在虹口区。先是景云里，再是拉摩斯公寓，最后是大陆新村。

景云里是建造于1925年的石库门里弄房子。鲁迅家面积约70平方米，三层朝南。鲁迅住二楼前楼，许广平住三楼。他们在景云里居住了两年零七个月。1930年5月，鲁迅搬到四川北路的拉摩斯公寓（即现在的北川公寓），斜对面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鲁迅居住的单元是两室一厅，房型欠佳，只有最大间的会客室有窗，被用来当作鲁迅的卧室兼书房。柔石、冯雪峰、郁达夫、内山完造等是常客。红军将领陈赓也曾来此与鲁迅秘密会面。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曾在1932年、1933年各有一段不短的时间在此避难。

景云里与拉摩斯公寓的鲁迅旧居现为民居，不对外开放。

著名的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家，也是他在上海住得最安稳之处，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大陆新村9号仍保留着鲁迅当年生活时的原貌。进门是小天井，有个小小花圃；一楼前间是客厅，放有书橱和瞿秋白留赠的书桌。后间是餐厅，放着西式衣帽架；二楼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陈设了铁床、衣橱、镜台、版画，没有沙发，靠窗的写字台前是一把木质圈椅，旁边是旧藤躺椅和书桌。镜台上的闹钟指针永远停在凌晨5点25分，日历也维持原状：1936年10月19日。那是一代文豪肉身陨落的时刻。三楼前间有阳台，是周海婴和保姆的卧室，后间是客房，在这里鲁迅曾掩护过瞿秋白、冯雪峰等人。

鲁迅先生的寝具一向是板床薄被，十分朴素。到上海后，鲁迅改用最普通的铁床。

一年之中，我总有几次会突然想去大陆新村9号走走。我觉得，这间朴实无华的宅院，有着别样的氛围感，甚至仿佛能感受到鲁迅先生温暖的气息、睿智的目光，也仿佛能听到鲁迅先生爽朗的笑声。想到一句话：死亡不是失去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

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享受就是坐汽车去看电影。因为政治气候的原因，他与许广平一同出去时多数步行，去远处就坐汽车，很少坐电车，黄包车是绝对不坐的，遇到意外躲避不方便。他看电影，都是买头等票，却没记过一笔电影票价。曾有人统计，鲁迅一共看过171场电影，其中在上海生活期间看了141场。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在当年的10月4日、6日、10日，鲁迅还看过3次电影。

也许有人看《鲁迅日记》里时常写到看电影，会有些失望，总以为鲁迅的生活应该更苦些才是。

其实，鲁迅一生始终维持着学者和战士的生活，有着中国人传统的克己美德。他自己的一切享用都是很俭朴的，许广平认为他彻头彻尾、从内而外都是很农民化的。

鲁迅最后十年有许广平的照料，较为舒适愉快。但她却说：“记不得有谁说过，鲁迅的生活，是精神重于物质……一起床就开始工作，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也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

原标题：《鲁迅的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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