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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长民与梁启超：两位父亲，影响了林徽因、梁思成的一生

2025-05-06 11:1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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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会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希望借此能在会上收回战败国在中国，特别是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然而，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此前英法等国已经同日本签订了密约，交通总长曹汝霖也与日本签订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的出资建设密约。列强最终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予日本。

1919年，梁启超与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合影

当时身在巴黎的梁启超获悉后悲愤不已，立即于4月24日致电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主任林长民：“对德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林震惊之余，随即将梁电直送总统徐世昌，并去电中国代表团：“无论如何吾等不能承认，诸公切勿签名。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

为挽回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败局，林长民决定将此事公告国人，以获取正义的舆论支持。5月2日，他在北京《晨报》上郑重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篇短文，字字千钧，不仅撕破了北洋政府试图秘而不宣的外交黑幕，更如一粒火种，点燃了三天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之后，遍及全国多个阶层、各个领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如火如荼地蓬勃开展起来。

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学生

林长民此举不单得罪曹汝霖等亲日派，亦使北洋政府处于难堪境地。面对总统徐世昌等人的严厉指责，林长民内心坦然，扪心自问，无愧中华。5月25日，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林长民被迫辞去外交委员会一切职务。然而，他依然本色不改，针对日本山东问题之言论，公开发表《告日本人》书，以五问敬告日本国民，为国之主权愤激力争。

细究林徽因、梁思成的人生轨迹，处处可见两位父亲影响的痕迹。

林长民（左）与梁启超（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不顾病体，毅然与梁思成一道撤离沦陷区，踏上流亡之路。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动情地写道：“我们的祖国正在受难，我此刻不能离开她。假如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们也要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梁思成更恨不能投笔从戎，报效国家。这种知识分子的骨气与担当，正是两位父亲家国情怀的延续。

1920年，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在伦敦

1950年，病中的林徽因、梁思成在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系列浮雕之一：“五四运动”

下：林徽因病逝后，梁思成将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雕刻装饰安放在她的墓前

又逢五四，我们将林长民于五四运动前后撰写的几篇文章并发，也是为对一个民族觉醒时刻的深情回望。更多林长民著述，可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长民集》。

《林长民集》

陈学勇、于葵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下文选自《林长民集》，作者林长民

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晨报》刊发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于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款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刊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晨报》）

1919年，“五四运动”中上海的学生

自请罢免以谢日本人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晨报》刊发林长民辞职呈文《自请罢免以谢日本人》

林长民请辞外交委员上大总统呈云：

敬陈者长民，待罪外交委员会者五阅月矣。该会仰备顾问陈力就列职责较微。自初次议决一案，由国务院电致专使。经月之后，当局意见忽生纷歧，虽经再三迁就，枝节横生，久已不能开会。长民兼任事务，无事可任。本应早辞，徒以荷我大总统之眷，厕于幕僚之列，非寻常居官。有所谓去就者，故亦迁延以至今日。今者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君有正式公文致我外部，颇以长民所任之职与发表之言论来相诘问。长民愤于外交之败，发其爱国之愚，前者曾经发布论文，有“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激励国民，奋于图存，天经地义，不自知其非也。但无加危害于日本人之据，彼日本人绝无可以抗议之理由。且有国者不讳亡，长民措语未为过甚。胶州租借于德国者廿年，当时实为暴力所屈。今日乃高唱人道之世，尚有袭德国之政略，继承其所得者，我犹甘之，是我承认其举动为正义、为人道也，非亡而何？藉曰交还，然择肥而噬，得步进步。满洲前事二十一款，前事能无寒心！势力侵凌，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闻阁议后曾将日使原文送呈钧座，用意所在，得无以公府人员难于议处，无以谢邻国而修睦谊乎？长民上辱我大总统之知，究不敢凭恃府职，予当局以为难，兹谨沥情上陈，务乞大总统准予开去外交委员暨事务主任兼差，俾得束身司败，以全邦交。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抑长民更有所欲言者，日本人发表关系山东问题之言论，彼为其国，等于长民之为吾民国，或有加甚者，兹特列举于后，未谂政府曾否训令驻使向彼政府质问，望我大总统加察之。

肃请钧安！

林长民谨呈

五月二十五日

（刊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晨报》）

1919年，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和市民

告日本人

自山东问题发生，吾国在巴黎和会有外交失败之耗。国民愤激力争，余亦有所论列。日本旧交，时有过访，各以国家利害，反复辩论。余之所言，不独为一二日本旧交告也。余愿以至诚恳之意，敬告日本全国之国民。

第一，日本主张条约之尊严与国际之信义，谓关系山东条约，吾国早经签字，不能翻异也。呜呼！山东条约，果以何种形式、何种手段而成立耶？余前告日本某君，称为手枪威吓，迫定家产让渡之契约也。苟有机会，可以诉吾警胁者，安得禁止吾人之主张！若云信义，日本攻取青岛，当时有交还吾国之宣言，并未附以条件也。民国四年，交涉发生，从无条件之交还。因为有条件矣，所谓信义者安在？日本攻取青岛之时，吾国固中立也，划龙口为日兵登陆之界，划潍县以东为日德交战之区。此在中立国已有万不得已者。未几而日兵越界占领潍县以西铁路矣，所谓信义者安在？日军既占胶济全路，济南交涉重案，遂层见叠出。而日本更设民政署矣。所谓信义者安在？余今不必溯及过去二十余年间两国之历史，但就山东而论国际信义，乃复尔尔。愿我亲爱之日本人速自反也。

第二，日本主张山东权利得自德国，非取之于我中国。德国侵略逾二十年，中国不之抗。独至日本人之手，而靳之何也？呜呼！中德交战条约消灭日本继承关系全无根据矣。若谓占领，在先事实，未容没却。吾国人、吾专使之所争，乃对德媾和条约之关系，尚未涉及事实也。至于德国侵略，吾国人隐忍者二十年。此二十年间，为暴力即正义之世界。吾国人除养成武力相抗外，无可主张也。假令当时有容我主张正义人道之机会，吾之对德又何以异于对日？民国六年，对德宣战。吾人又不屑举胶州侵略之迹，以复仇修怨为言者，为正义人道而战，非吾一国之私。但有正义人道昌明之日，吾领土、吾主权之劫夺于暴力者，将与世界一时受侮之国家同跻光复之运，自然得返其旧物，示大公也。即吾亲爱之日本人，对德宣战，又何尝不以正义人道为标榜。正义人道，一涉本身利害问题，便设许多例外。吾不能不为正义人道哀！此当向世界各国今日所号称强国者进一忠言：勿为伪善。尤望亲爱之日本人毋自欺以欺人。而吾国人则始终确信，正义人道之可恃不少渝也。

第三，日本主张日德宣战，日本有实际之牺牲，不能不有报酬。夫希望报酬，决非日本对德宣战之本旨。假令日本先有交还青岛之事实，吾国感惠言报，自应有吾相当之偿。若以交还相要求，附以伸缩自如之条件，而欲责吾人以良心之信赖，对国人惩前毖后，实有不能无疑者。曰专管租界之指定，曰一切交还手续之协定，又其他如山东开埠之协商，沿海岛屿不租让之换文，完全欲置吾山东于其势力范围之下，凭据要隘，伸张各路，谓吾山东不为欧洲第二焉，不可也。谓无领土之野心，即吾满洲今日何尝为日本之领土。而其侵害主权、扩张势力者，领土野心之有无，究竟有何区别？以此言报，报者倦矣！吾不知比利时之报英法又当若何。愿吾亲爱之日本人为吾人设身处地而思之也。

第四，日本主张国际竞争，出于自卫。此其说则涉及于过去二十余年间中日之战、日俄之战，及日韩合并之事之范围，一若所有进取政策，皆出于不得已者。吾固不欲深论，但自卫意义应有定界。若以版图狭小之故，必携人所有以自存，则世界小邦无数，非恃蚕食无以立国耶？君等自卫，吾辈若何！然则朝鲜自属国而变为独立，复独立而变为保护，更由保护而径入君等之版图。惟君等之自卫故，满洲权利日增无已，旅大租借沿袭德式，变为九十九年。亦惟君等之自卫故，满洲各路、东部内众种种要约。亦惟君等之自卫故，今乃自卫范围更欲扩充，而入于吾神圣生地、京邑门户之山东耶？愿吾亲爱之日本人为吾设身处地而思之也。

第五，日本主张黄白异种，欧美与吾亚洲分界。美有门罗主义，吾亚洲亦当踵此主义。亚洲问题，吾亚洲之国家自决之，不能诉之于各国。中日问题，中日自定之，不必谋之于他人也。呜呼！今日世界有色人种之被压，吾岂不知之！求平等于外而调和于内，则凡吾黄种者，应如何自警，如何互让？日本自诩为开关以后之先进国，责任宁不重大？甲午之役，警醒吾国人，吾国人固已视为药石。日本在足跻于世界万国之林。日俄之役，力摈强邻，义声所树，尤足多矣，顾以义始而以利终。骎骎之势，先予同种之难堪，谓无论如何，咸当顺受，以靳于将来对外不可必得之平等，则吾人之所大惑也。至若门罗主义，彼其历史，如何强同？使吾亚洲有一信义可倚之国家，其实力又真足为盟主者，则其主义未尝不可移植。若日日剸刀于吾同洲之腹，有机可乘便图进取，力有不逮，更远引不同洲之强邻以为保证，以增殖其利益，而巩固其地位，其毋重诬门罗乎？以信义言，则虞诈未泯；以实力言，则毛羽未丰。孰是盟主，孰为表率，君有雄心，我宁多让。相持不下，转启外棼，此吾人之所不敢附和者！谓中日问题，中日自定，何以巴黎开会以后，发见此两年来日英、日法、日意之密约？前岁蓝辛换文，吾人早滋疑惧。今日所见，益征君等之深心。四方埋伏，胁以相谋，亲善之诚，乃若是耶？特殊利益，优越地位，果作何等解释？曰“对于第三国言之也”，曰“日本在吾中国之利益，在吾国之地位，较之第三国为特殊、为优越耳”，果依此说，吾人有两疑问焉。第一，所谓利益、所谓地位者，与吾中国有无不能相容之点？第二，所谓特殊、所谓优越者，果用何物为标进而较量之？第一疑问，征诸事实：历年交涉，种种条约得尺得寸，两国利害无不相反矣。君等虽对第三国言之，而其所言之内容尽属我国之事，尽属我国伤心之事，能禁我之不平耶？第二疑问，解之者曰：“特殊”“优越”，衡量标准为天然的、为历史的、为地理的。同文同种，境土相接，较之第三国固不同也。夫既为自然之殊异，何待他人之保证？君等对英、对法、对意、对美密约换文，究何为耶？果循自然之轨以求亲善，必矫揉造作加以人为。至于如此，婚姻之约，有待良媒；至若兄弟，天然结合，岂必立契证明，六亲互保，始生血统关系。君等既欲以此曲解，自文其攘夺之谋，则所有国际之行为皆属颠倒错乱。又况权利冲突，君固日日斫丧其天然上、历史上、地理上本来之情谊矣。是则愿我亲爱之日本人速自审也。

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人外，不论阶级高下、知识浅深、思想新旧，观察纵有异同，饮恨几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事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怙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若在强权之世，君等固有一日之优。虽然，今何时矣，无论潮流变迁，未容君等悉奏长技，即令人袖手恣君所为，吾辈有世界五分一以上之民族文化智能，又有牢不可拔之根抵〔柢〕，一战而霸，遂足为君等贺耶？吾民族遂永戴君等而易其宾主之位耶？此种根本见解，吾固深信君等必有彻底觉悟者。顾以前事惰力，国谓矜张，改过未勇，吾不能不为君等之有势位者惜之。万一因此迁延，蓄憝益甚，竟演成万劫莫复之惨剧，君等在东亚、在世界应负何等责任，愿君等深长思之也。

至于同洲自保主义、同种相亲主义，根本用意非不甚善，而实行之方法与选择途径，君等所为几无一不错误，其结果乃与其所预期者绝对相反。君等至今宁未悟耶？吾去岁两游东京。君之朝野人士，吾亲接其言论者不下数百人。披襟深谈，出示肝胆，未尝不太息痛恨于君等政府。历年对华方针之谬，其最著者为民国四年之交涉与投资之非其道。吾之表示，但愿亲善出之以诚，君等当亦记忆之也。至今日事势纠纷，君等所极力拥护者，乃犹是向时太息痛恨谬误方针之出产物，殊可异矣。以夷制夷，远交近攻，君等所举以指摘我者，处处疑吾辈相见之不诚。究竟以夷制夷，远交近攻，吾辈有何实迹？而君等诸种密约，以及换文情形转先暴露。君之所以者何人，君之所制者何人，君之所交者何人，君之所攻者又何人？本是同根，相煎太急，吾尤不能不为君等心痛也！至若威尔逊主权，强权之国，或有违其本心。吾若辈权衡利害，欲缩其百年发愤之图，思乘大势变迁，而早收其效，此固人情之常。呼号奔走，谋得直于正义人道之前，无所谓以夷制夷，无所谓远交近攻也。且吾之所陈者，岂特一端而已，又岂特对君等之国家而已！不幸首先应难，遽见阋墙，孰造兹因，君当审之矣。兄弟固亲，朋友之间，缓急亦可呼吁。吾国今日对内对外种种困顿，君之所知也。善意之援，吾之所冀，不必讳言也。有同情于我者，朋友兄弟不暇择也。苟有互助之诚，则骨肉自亲于友谊。所谓天然的、历史的、地理的者，吾国人固一一省识之，无待君等之哓哓也。愿吾等痛下决心，一涤前慝。苟知其误，勿事迁延。果有以恢复吾全国最大多数之人之情感，且予之以可信者，百年之计，自然之利，岂在今日所得之下。君等尤不能不较量于利害得失之间也。迫切奉告，翘盼好音。东望长大，颂君福社。所言未尽万一，幸明察之。

（刊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晨报》。又载《国耻》一九二〇年第一期。）

附：

日本人关于山东问题之言论

五月二日，《国民新闻》载法学博士高桥作术议论，略云青岛不还附乃原则也，租借地即为让渡。前者还附之宣言为日本之好意，中国既不解此好意，应依原则不还。

附之按，高桥博士前为大隈内阁之法制局长，现任贵族院议员，乃倡此极端之论调，非侵略主义而何？

四月二十九日，东京《朝日新闻》载某将官谈话，有山东绝对为日本禁物之语，并谓非徒胶州问题，非徒山东问题，实日本存立问题。

案，“禁物”应作如何解释，非有领土野心之据耶？山东问题何以为日本存立问题，较之长民“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等语，轻重如何？

四月三十日，东京《朝日新闻》又载文学博士建部遁吾议论，略谓此次巴黎和会议及山东问题，侵害日本之既得权，为国际之过激派紊乱世界之秩序。

以上所举，但就一两种报纸中节录之，其他危言耸听者不胜枚举。我驻使不能不注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