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作为方法：“汉字文化圈”、书写传统与历史叙事 | 武春野

原创 武春野 文史哲杂志

摘 要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也是东亚地区共享的文化遗产。汉字作为区域共同语发挥的文化整合作用，是古代东亚世界秩序的重要支点，而训读作为此区域内普遍存在的文化实践，塑造了东亚各地的多元书写文化传统。19世纪后半期以来，语文改革被纳入国家近代化方案，引发了遍及东亚地区的新语文运动。语文改革不但关系到对现实情势的认识，也涉及对历史的认知和解释，两者互相影响，历史上的书写问题于是成为东亚各地身份认同和历史想象的焦点，出现了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从辨析“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入手，可在思想史脉络中讨论三类有关古代东亚书写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这些历史叙事形成了彼此竞争的历史解释模式，从而导致书写问题在其中“去问题化”或“重新问题化”。近代东亚地区的政治现实对历史学者的想象力形成压力，时而导致一种“想象的紧张”，即过分强调传统与变革、汉字与其他书写系统、书写文化与口头文化之间的对立，往往忽视了古代东亚世界已形成多元书写传统，而近代新语文运动更多反映了多元传统内部的相对位移。

作 者 | 武春野，上海外国语大学助理研究员

原 题 | 书写作为方法：“汉字文化圈”、书写传统与历史叙事

原 载 |《文史哲》2025年第2期，第141-150页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转型，常被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此变局中，语文使用方面的变化颇受瞩目。通常被学界称为“汉字文化圈”的朝鲜—韩国半岛、日本、琉球、越南等地区，或早或晚，都与近代中国一样，语文使用发生重大改变：通行口语发展为“国语”，书写简化、拼音化，书面文体与口语日益靠拢。语文问题不仅是现代思潮竞争冲突的重要领域，各地政府也深度介入其中，将其视为近代化方案的一部分，由此构成了遍及东亚地区的新语文运动。

正如欧洲语文变革运动是观察欧洲近代化的窗口，新语文运动是探讨东亚社会近代化模式和路径的特殊视角。因为变革既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又受限于语文使用的历史和惯习，以及改革者可以利用的现实资源。约束条件不同，改革模式和路径也有异。语文变革不但关系到对东亚世界当代情势的认识，还涉及对历史的认知和解释，两者互相影响，产生了诸多关于各地书写文化和书写传统的历史叙事。与其说这些历史叙事构成了东亚近代新语文运动的观念背景，不如说历史叙事本身就是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们通常绕不开两个重要主题，其一是汉字在古代东亚世界的传播及其后果，其二是近代化过程中书写传统与身份认同的分化与重组。正是围绕这两个主题，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分析这些叙事模式，对我们理解东亚近代新语文运动的发生、演化和影响至关重要。要将新语文运动置于更广泛的思想史脉络中加以考察，这种分析更不可或缺。

本文目标有二：首先，通过梳理“汉字文化圈”这个概念的源流，来把握古代东亚世界书写传统与关于书写传统的历史叙事之间复杂的关系；其次，通过对近代书写文化确立过程的反思性描述，思考新语文运动与书写传统及其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两个问题都涉及历史事实的辨析，但也需要对某些思想史概念尤其是历史编纂学背后的思想史观念进行辨析和回应。历史叙事之所以在东亚近代新语文运动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因为“传统的发明”是构建新的政治和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托古改制的政治传统中，对历史，特别是那些作为政治理想型（ideal type of politics）存在的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解释，是近代人物为达到现实目标频繁采取的话语策略。另一方面，二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往往牵扯到历史想象，并表现在历史叙事上。历史教科书问题总是关涉人心，原因即在于此。

全文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讨论“汉字文化圈”概念的源流，以及与此概念紧密相关的历史叙事模式；第二部分论述汉字从历史叙事的背景到研究问题的转变，并聚焦新历史想象和叙事对“汉字文化圈”概念的挑战；第三部分讨论书写问题在东亚近代化进程中何以成为国家意识和文化认同的焦点；第四部分讨论东亚各地多元书写传统在新语文运动中发生位移的过程，从而突破将传统与变革对立的历史叙事模式。

一、透明的媒介

关于东亚书写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汉字文化圈”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叙事模式。当代学者在解释东亚古代书写传统或近代新语文运动时，不管对这种叙事模式持何种态度，“汉字文化圈”都构成了重要的观念背景。但此说法的来源却颇为模糊。可以确定的是，“汉字文化圈”的提法最早出现的时间约在20世纪60年代初，起初为日本一些语言学者和语言文化学者如龟井孝、河野六郎等人所用，“之后在日本广为普及”。这种说法真正在人文研究领域发生普遍和重要影响，是约1970年日本历史学者西嶋定生提出的“册封体制”和“东亚世界”两个概念流行之后的事情。

在前田直典和上原专禄等人的启发下，西嶋定生1962年提出“册封体制说”，1973年发展为“东亚世界论”。它将“河西走廊以东的中国、朝鲜、日本及越南北部”定义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历史文化地理空间而自成一体的区域。在此东亚世界里，中国处于中心位置，通过册封体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政治秩序，并借助汉字这一媒介，将儒家学说、汉传佛教和律令制加以推广：

“东亚世界”的诸要素，大略可归纳为一、汉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项。其中，汉字文化是中国创造的文字，但汉字不只使用于中国，也传到与其语言有别又还不知使用文字的邻近诸民族。由是在这个世界相互表达意志乃成为可能，同时也使中国的思想、学术的传播成为可能；而其他三项，即儒教、律令制、佛教，也都以汉字作为媒介，在这个世界里扩大起来。

由于汉字是西嶋定生界定“东亚世界”的四个标准或者说支柱之一，所以作为“文化圈”的“东亚世界”很容易便与语言学界使用的“汉字文化圈”概念形成互文关系。日本学术界（包括西嶋定生自己）也常常将东亚世界表述为“汉字文化圈”或“东亚文化圈”。

西嶋学说影响巨大，当下日本学界以及中学和大学世界史教育中的“东亚”概念，正是在此说的影响下形成的，韩裔日籍学者李成市因此称“东亚世界论”是“战后日本历史学界的一种基础性理论”。“汉字文化圈”后来变成日本历史学者讨论东亚世界时的一种习惯性说法，并逐渐出现在韩国和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尽管后两者无论是使用“东亚世界”还是“汉字文化圈”的概念，与日本社会语境中对这些概念的理解都有所区别。

然而，“汉字文化圈”虽冠以汉字之名，大多数历史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特别侧重从语言角度来解释历史，而只是将其看作“东亚世界论”的一个代称。在很长时间里，“汉字文化圈”与“东亚世界”便是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尽管汉字的传播和使用被认为是东亚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但西嶋定生将汉字的传播视作册封体制的后果，或者说，认为政治秩序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方向和内容。西嶋定生眼中的汉字似乎是一种透明的媒介，它可以轻而易举地传播、习得、使用、交流，因此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东亚世界“地域的共同语言”或东亚文明的“国际文字”。

无论说汉字是“地域的共同语言”还是“国际文字”，主要强调汉字在历史上是东亚各地精英阶层中通用的书写文字，以汉字书写的文献，不管是世俗文本，还是宗教文本，是这个区域中重要的精神财富。即便是从东亚经济圈或海洋贸易圈等后起的研究角度看东亚世界，这一地区内部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也必须依赖航海技术和汉字这样的交流媒介，汉文、汉文书写客观上发挥“族际交际语”的功能，构成古代东亚世界秩序的一个支点。关于这一点，最鲜活的例子是9世纪前期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保留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观察。圆仁以汉文记录了他逗留扬州、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登州（今山东烟台）、青州、五台山、长安（今陕西西安）等地的七年期间，目睹中国与朝鲜—韩国半岛、日本以及朝鲜—韩国半岛与日本之间以汉字为媒介（笔谈）发生政治、文化和贸易交流的情形。实际上，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半岛和越南文献中关于笔谈的记载从未断绝。操笔谈话者，除了僧人、学者、高官、商贾、使节以外，也包括一些仅粗通文墨、因海上风暴被吹至他国的渔民和底层官吏。而笔谈的场景，不仅发生在中国人与朝鲜人、日本人和越南人之间，也出现于朝鲜人、日本人和越南人之间。直到20世纪初，东亚地区官方和民间交流越来越频繁之际，彼此往来的各色人等，仍然留下大量笔谈的记录，这些文献也支持或强化了那种将汉字视作“透明的媒介”的历史叙事。

不仅在东亚世界内部，欧洲汉学界和较晚出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研究领域中，也都存在类似历史叙事模式，即将汉字假定为一种透明的媒介，将汉字视作东亚世界政治发展的后果，而非动因，将汉字当成东亚世界历史叙事的背景，而非需要澄清的问题。

早在16世纪，东亚世界内以汉字为媒介进行交流，就给耶稣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20世纪中后期，欧洲汉学界仍然认为，有着稳定书写形态的汉字是东亚历史和文化的共同特征，而一本典型的英文亚洲史教科书则说：

直到大约一百年前，朝鲜和越南的大部分书籍以及日本的许多书籍，还是用中国的文言文而不是用三国各自的“国语”写成。尽管三国都已经根据各自的口语发音建立了一套注音字母体系，中文仍然是学习用语。

这样一来，汉字在东亚世界的历史叙事中，就成了众所周知的背景，从而被去问题化。也因为如此，随着“汉字文化圈”作为语言学概念的内涵逐渐消失，它便庶几可以与“东亚文化圈”“汉文化圈”“中华文化圈”等概念等值。反过来，一旦汉字在东亚世界的传播重新“问题化”，或将中、日、朝—韩半岛、越、琉（球）的非汉字（文）书写传统及其演化置于历史叙事的焦点，就会导致对历史编纂学观念的检讨，从而改变“东亚世界论”的叙事模式。

二、汉字重新“问题化”

西嶋定生提出“东亚世界论”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李成市认为，文化圈与政治圈本来原理不同，西嶋定生将其捏合为一，是“从战后日本人的危机意识出发，解读当代东亚世界、当代世界的理论框架”。也因为如此，西嶋学说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东洋史的学术领域。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东亚世界论”，其论说都不仅限于对某些历史事实的澄清，而是牵涉到更广泛的史学观念和思想范畴的争辩，如古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性质、古代东亚世界民间交流的范围和程度、文化传播是否由政治秩序决定，等等。自从西嶋学说面世以来，争辩持续几十年之久，至今余音未歇。对“东亚世界论”的质疑与支持，整体上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往往是从特定角度回应那些最具时代特征的学术热点，焦点更多与历史编纂学的观念有关。

近20年来，日本史学界不少学者积极使用“东部欧亚”（East Eurasia）等术语来替代“东亚”和“东亚世界”的概念。这显然不只是概念及其所指称的时空范畴的变化，也包含着问题意识和历史编纂学观念的变迁。“东部欧亚”这个概念源自匈牙利裔美籍学者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的“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一词。塞诺用以界定乌拉尔—阿尔泰语系（Uralic-Altaic）诸民族居住的广大空间。“中央欧亚”这个术语“作为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概念，所以地理上的范围并不清晰”，但在日本历史学界得到广泛接受，逐步有取代“内亚”一词的趋势，并由此衍生出“东部欧亚”概念。

“东部欧亚”所覆盖的地域较东亚世界远为广大，因此是跨越了文化圈的历史地理空间。其历史叙事也从一开始就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历史叙事拉开距离，致力于寻求历史上“关系和秩序的多样性、流动性以及力量关系的变化”。在历史写作中，用一个新的概念来替代“东亚”或“东亚世界”，不但意味着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的变化，也意味着语言材料的变化。正如“中央欧亚”概念在日本历史学界流行，不仅源自一批出生于二战后的日本学者“对欧美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评”，也得益于对“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史研究和里海—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研究等领域均有新锐学人通过学习掌握相关专业语言而踊跃跟进”，这些领域的学者对汉文史料不如前辈学者专精，更善于使用回鹘语、藏语、波斯语和满蒙文资料。尽管使用“东部欧亚”概念的学者中尚不乏专精汉文之人，但在对东部欧亚历史的研究中，多语材料也得到了系统运用，由此导致不同语言材料中所载史实之间的差异，已经不能简单用文本互校的方式处理，而必须思考这些材料之间的差异可能源自叙事策略的差异，它又与语言背后的观念框架有根本性的关联。

换句话说，文字不再是由政治秩序单方面决定的社会镜像，而是一个既与政治和经济活动存在复杂互动关系又相对独立的领域。语言文字是历史演化的动因之一，同时，文字也不再是透明的媒介。沟通和交流需要通过艰辛的学习、翻译、改写，乃至透过某种有意无意的误解，才能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文字都会受到其他文字（如梵文之于汉文和藏文）与口语（如满语之于汉文）的影响，也会反过来影响其他文字（如藏文、汉文之于八思巴文）和口语（如汉字词之于朝鲜语和日语），新的文字（如训民正音和日本假名）会出现。可以想象，在如此复杂多元的时空范围和文化网络内产生的书写传统，也必定是多元、复杂和相互影响的。

在这个过程中，支撑“东亚世界论”的汉字，甚至“文化圈”概念本身，都不免在进入21世纪后被重新问题化。近年来，中、日、韩等国关于东亚汉字文化变迁的著作不断出现，一方面均对西嶋学说及“汉字文化圈”的概念有所回应，另一方面，随着汉字和“汉字文化圈”概念重新问题化，日本学者也频频回到最早将“书写作为方法”的江户末至明治时期，或通过重估本居宣长这样的“国学家”对汉字的观点和看法，梳理近代化与日本汉字文化变迁的关系，或对近代日本汉译西学词汇的传播史进行知识社会学研究。不管是在哪种研究视角下，文化圈式的文化传播观念和“中心—边缘”历史景观，都很难再维系，相反，一种多主体的、双向乃至多向文化交流的历史景观，正从新的历史叙事中浮现出来。在其中，东亚世界书写传统的演化，就很难仅用单一中心的文化圈概念和文化传播观念加以框定。在书写文化方面，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在传统叙事中位于边缘区域的地方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还可以发现，东亚世界的书写传统和书写文化本身就是跨文化圈交流的结果。

三、书写与认同

东亚地区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卷入了近代世界体系，这不但给当地各种近代思潮打下了鲜明的观念烙印，而且近代以来东亚各地的历史叙事也无不受这种创伤观念烙印影响。在各种各样的近代思潮中，民族主义话语一向被认为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进步色彩。与民族主义话语相伴生的历史意识，还有东亚各地近代化早期的西化论，以及二战后各种“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中国”等反思现代化模式的学说（西嶋学说也是其中一种）。三者既有彼此扞格之处，又有互相亲和的地方，呈现出复杂的思想景观。语言文字其实是这些近代思潮共有的问题意识。

在语文问题上，西化论大抵立足于文明本质论和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将东亚与西欧在工业化程度上或所谓创造力方面的差异，归因于文字使用，至今犹然，其观点不外乎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利于按照音序对知识进行分类和索引，或拼音文字利于提升创造性思维。在近代日本，尽管在去汉字化的主张上与文化民族主义者常常殊途同归，西化论者的语文观因鲜明的工具论倾向，又与文化民族主义者那种动辄将国语神化的观念和实践势如水火。后者对西化论者和出于实用理由保存与继续使用汉字的主张，基本持一体批判态度。在日本近代史上，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与其殖民政策又另有冲突，由此构成的政治/思想光谱非常复杂。

二战后，东亚各地特别是日本学者对文化民族主义和近代国家建构的历史叙事进行了持续反思。比如，柄谷行人曾从历史比较的角度，通过考察欧洲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与民族语文运动之间的关系，反思了东亚近代世界的新语文运动。他认为，不管发生在西洋还是东亚的新语文运动，都是建立在语音区别之上的近代国家政治建构的产物。现代民族国家利用语音差别作为建构国族认同的核心要素。这种语音中心主义，及以此为思想前提建立起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人类学等现代学说，将原有通用书写文字排除在文明定义之外，而将在民族主义政治构建过程中获得“民族语”地位的方言口语，通过书写确定下来作为国族统一语加以推广，反过来支撑了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和政治实践。柄谷行人认为，正如现代法语是通过大革命之后建立的国家教育制度推广和普及的，现代日语也是近代国家体制的产物。

战后日本学者对文化民族主义的反思，与国家重建和文化定位等现实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并因为朝鲜战争、冷战和越战的局势发展而不断波动。中国文化和汉字对日本的影响，与二战后美国文化和英语对日本的影响，是当时经常被提及和比较的议题。西嶋定生之所以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新思考包括汉字在内的文化因素如何构建了超越国家的东亚世界，也与此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汉字文化圈”的历史叙事主要是对文化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反拨，两者之间的反差显而易见。然而悖论的是，如果说基于语音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容易落入文化本质主义或社会进化论的窠臼，“汉字文化圈”的提倡者也可能在反思西方现代化模式时矫枉过正，为了突出东亚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和同质性，将汉字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本质化，可能从另一个方向滑入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

正是在这种思想史背景下，出现了对“汉字文化圈”和语音中心主义/书写民族主义同时保持距离和反思的历史叙事模式。除了前述“东部欧亚”概念及其历史叙事，“作为翻译的训读”的提法，也可以视作这种反思的产物。这一提法强调朝鲜—韩国半岛在东亚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从政治上说，朝鲜—韩国半岛不仅仅像跳板或传感器一样，将中国和日本的变化从一边传导到另一边，半岛局势本身的变动，也会将中日两国牵入其中，从而引起整个东亚世界的连锁反应。从文化上说，朝鲜—韩国半岛的意义不仅在于渡来人将汉字和大陆文化带到日本，也在于后世朝鲜华严宗僧人借用中国僧人译解梵文文本时使用的训读方法，将汉文文本转译为朝鲜口语，进而以汉字（或其部首）记录、拼写朝鲜口语，发展成极为复杂的文化实践。这种对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进行创造性吸收和改写的做法，直接影响了日本训读文化的发展，也是后世朝鲜—韩国半岛和日本发展出多元书写文化和书写传统的基础，为我们理解19世纪末至20世纪朝鲜—韩国半岛文字和日本文字拼音化的历史，打开了一扇新窗口。

训读是东亚世界根据各自传统和实际接受、消化与传播梵文文化和汉字文化的普遍做法。正是借助训读，朝鲜—韩国半岛和日本得以将悉昙体系引入到对本地语言发音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之中。悉昙本来是研究梵语音韵的学问，将口语发音细加分解为各种不同音素，用不同符号标示不同音素，再将这些音素符号组合起来进行拼读，对中国、朝鲜—韩国半岛和日本的语文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悉昙学首先刺激了中国对汉字音韵的研究和认识，亦有助于以朝鲜语和日语训读汉文，并为日后朝鲜语和日语拼音方案的问世埋下历史伏线。

训读文化为朝鲜—韩国半岛和日本士人学习、书写和释读汉字提供了极大便利，最终确立了汉字在东亚世界超越口语差异的超然地位。与此同时，训读也导致了汉字形、音、义在东亚世界的普遍分离，最终导致朝鲜式和日本式拼音文字的出现，由此产生的文化和心理影响长久而深刻。书写与认同问题正是由此而生。

汉字应该被视作中国文化在时间中的延续和空间上的扩展，还是应该被视作朝鲜—韩国半岛、日本和越南吸收、接纳外来文明，化为己用后形成的本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中国学者葛兆光很早看到历史上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在东亚世界的分离现象：

从历史文献中我们常常看到，日本、朝鲜和安南的文化人，汉文修养、儒学知识、宗教情怀，可能会很“中国”，他们写诗作画，楷模可能是老杜、摩诘、东坡，他们谈论古典，可能就是四书、五经、三史，但是，当他们面对国与国的争端，始终你是你、我是我，政治与文化似乎并不是一件事。

葛兆光在此假设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可以分离而并立的。在他看来，古代东亚世界中的“文化人”依托汉字汉文进行的文化实践，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一回事，只是这种认同有别于政治归属，由此构成一个“你是你，我是我”同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自我他者模式。无独有偶，子安宣邦等学者大体也是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自我-他者模式下展开自己的历史叙事的。这种历史叙事模式，与基于“汉字文化圈”的历史叙事范式当然有不小的差距。韩裔日籍学者金文京曾说：

日本虽然使用汉字，但不一定认同汉字是中国文字，日本使用汉字已经1000多年，来源是中国，但今天已成为中日共享的文字了。也因此，日本人说汉字文化圈并不因而承认中国的文化宗主权。而中国人说汉字文化圈，理所当然地认为汉字是中国的文字，近邻国家借用它，等于是受到中国文化的莫大影响。围绕汉字文化圈的诠释，中日之间存在极大的分歧。至于越南和朝鲜、韩国，很可能会否认自己属于汉字文化圈。

这段文字直接针对“汉字文化圈”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理解错位。据此，是否存在葛兆光所说的基于文化认同的“汉字文化圈”，都很成问题。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关于书写传统与身份认同的分合，以及训读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汉字虽然是东亚世界共同使用的文字，字形和书写方式相同，字意也相近，但因为训读文化的存在，在东亚世界各地，汉字的读法是不同的。这与其他区域通行文字如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的使用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以在东亚世界被普遍用于儒家经典学习教材的《论语》而言，越南、日本、朝鲜—韩国半岛的读音与中国读音有巨大差异，就算大家同时读“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仅凭听声，完全不能辨别读的是同一句话。经训读后的文本尽管从字形看仍然是汉文本，但就音、义两个方面而言，都不再是原文本，而是一种翻译文本。既然是翻译文本，也就意味着汉字文化并非被横向移植到东亚各地，而是各地文化对他者文化进行选择、释读和消化后的产物。更何况，通过训读/翻译对汉字文化和悉昙文化的吸收，朝鲜—韩国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书写文化都发生了演化，由此形成了汉字和汉文书写之外的新传统。

正如前文所述，“东亚世界论”与“二战”后东亚各地学者对东亚近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建构进行反思是分不开的。“作为翻译的训读”这种提法，反对“东亚世界论”的单一中心倾向，是否会导致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将训读视作翻译，还很难说是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的“传统的发明”，其目的也不是要建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基于共同语言和言文一致的“想象的共同体”。相反，这种提法背后，更多是在对文化民族主义和“东亚世界论”的双重批判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多元主义思想立场。至此，基于文化多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与基于文化圈理论和文化民族主义话语的历史叙事模式，就构成了一种三足鼎立的关系。

四、传统的位移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书写系统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两者的纠葛不是近代特有的，而是贯穿东亚世界历史的文化现象，并对古代东亚世界秩序的形成和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只是到了近代，这个因素的作用尤其强烈而已。东亚各地普遍的新语文运动也正是由此而生。

这些新语文运动可以看作是对一些非常类似的问题所做出的回应。这些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汉字传统，如何处理口语与文字的关系，以及如何将语文变革纳入整体性的社会改革方案，等等。总体上说，在东亚近代化进程中，新的政治现实和身份感知总是与文字书写问题纠缠不清，才产生了后来那些关于书写问题的形形色色的历史叙事模式。上文通过分析其背后的历史想象区别为“民族主义说”“东亚世界说”和“多元文化说”三种类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叙事者的历史想象往往更容易受到当下而非历史情境的影响。

日本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用“执拗的低音”这个概念描述日本历史上外来思想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历史上的汉字文化与日本本土语言观念和书写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在东亚世界历史上，多元书写传统的存在以及不同书写传统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并不那么紧张。这种紧张更多是基于近代日本与亚洲关系的反思性历史叙事导致的历史想象。这种想象的紧张，特别容易表现在从身份政治和身份建构角度解释东亚各地近代语文变革运动的研究中，导致研究者常有将历史上的语言文字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等量齐观的倾向，对语文问题本身的讨论，有时候反而不够深入。

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紧张的社会情境不同，今天我们看待传统，已经能够认识到，传统与其说是变革的对立面，不如说二者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近代化当然意味着观念、利益和认同相异的人群之间持久、有时候还相当剧烈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意味着传统一定会发生或应该发生全方位断裂。因为即使是那些看上去以摆脱汉字及其文化遗产为号召的语文变革思路，仍需要回答如此改革的政治和文化资源从何而来的问题。

以拼音化这一近代朝鲜—韩国半岛和日本新语文运动中最重要的议题为例，旧说多将拼音文字与汉字对立，将去汉字化和拼音化的语文改革视作近代特有的激进文化政策，尤其是将日本的语文政策视为与“脱亚入欧”的国策相表里的历史断裂。然而，拼音文字（假名）在日本历史上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文字体系或书写文化，而是有上千年历史的多元书写传统的一部分。东亚各地实际上都有多元书写传统，且它们并不是彼此隔绝、孤立发展的，而是紧密关联在一起，构成了网络化的文化演化模式。也正因为不同书写传统之间有这种紧密的关系，拼音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去汉字化。相反，从训读发展出来的拼音书写传统，作为辅助汉字学习的手段，在历史上支持了汉字文化在东亚世界的传播。在言文分离的地区，不借助拼音/训读，汉字实际上很难习得和传播。另外，近代日本政府出面推广拼音文字（假名）的同时，大量来自西学的新术语和新概念被译为和制汉字，又反传中国、朝鲜—韩国半岛，从而对整个东亚近代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在东亚各地书写传统确立及演化过程中，汉字传统既构成变革的语境和约束条件，也为其提供了资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近代新语文运动并不是在本居宣长等“国学家”和“国语学者”的复古主义视野中展开的。主持其事的激进西化论者森有礼，倾向于以语音为中心，解决言文分离问题，但在书写方案的制定方面，还是不得不采用实用主义的混合书写路线。

传统与变革的复杂关系也并非近代独有，书写文化的演化通常要经历长期过程。古代朝鲜向来留意中国音韵学的发展，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它比日本更注重对汉文典籍的音读（按汉字本来发音诵读汉文），另一方面也与其较早系统地考虑朝鲜拼音文字方案有关。15世纪朝鲜世宗在位期间，创制了拼音文字训民正音。不同于用汉字这种音节文字做表音符号对朝鲜口语进行训读，训民正音是音素文字，可以准确地拼出全部朝鲜口语发音。训民正音指定若干汉字部件为字母，书写时表示一个音节的几个字母拼成方块状，形如汉字，可横写也可竖写。世宗朝推广训民正音甚力，但这种拼音文字并没有取代汉字的地位。国君的观念和偏好虽然重要，但朝鲜儒学世家和文吏阶层世习汉文汉字，由此形成掌握汉字和汉文的精英阶层，不会轻易将这种巨大的文化优势拱手让人。毕竟，无论就文化正统意识而言，还是从现实利益来看，推广训民正音与谙习汉字和汉文的文化精英和官僚阶层都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15世纪的倭寇浪潮与16世纪日本政局的变化（由此导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壬辰倭乱”），也再度稳定了朝鲜与明朝之间的关系，从而巩固了掌握汉字和汉文阶层的地位。反过来，汉字文化在朝鲜精英阶层中的巩固，也没有影响训民正音流传民间，形成广泛使用的实用文书体系，还有叙事性文学作品传世。朝鲜的书写传统由此更为多元。1894年，朝鲜发布敕令，废除汉文，代之以谚文时，谚文实际上已经面世有数百年之久了。与此类似，越南字喃、日本假名同样经过长期发展，作为与汉字并行的书写传统，都持续了数百年乃至千年之久。

东亚近代各地面对的政治和文化形势，当然与古代很不相同。近代新语文运动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言与通行语、口语与书面语、汉字与拼音。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尚限于各地情势，第二、三两个问题则都涉及汉字的命运。各地具体方案不同，但总体取向是简化、收缩汉字数量，重视拼读口语。中国的新语文运动最终选择保留汉字（尽管做了简化）及其文化认同，只是借助媒体和国民教育体系，将常见书面体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拼音文字方案继续完善，但在实际运作中，渐变成了汉字学习过程中的辅助手段。近代朝鲜和日本的新语文运动中，最激进的主张（如日本主张以英文作为官方文字）和最保守的主张（维持现状）也都未能成为主流。相反，在多元书写传统的基础上，选择从训读文化中生长出来、已经有悠久历史的拼音文字或混合书写传统，通过强化这些书写传统与近代国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实现某种文化的位移而非置换，就成了两国语文改革的现实选择。现代日文和韩文都是从汉字文化和训读文化的双重传统中产生出来的，虽然两者都偏重拼音，但就书写形态和书写文化两方面而言，仍然可以说是词素文字、音节文字或音素文字的混合。这是一种兼顾了历史与现实、人为结合的书写体系。汉字文化至今并未在这些地区彻底消失，只是反过来，成了各地文字书写传统中的小传统，也再次说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相对位置是可以发生位移的。

越南和琉球的语文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脉络。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后，采用了法国传教士创制的拉丁化越南文字，而琉球自明治政府1879年废藩置县后，书写文化已经逐渐融于日本文化。日本、朝鲜—韩国半岛和越南的拼音文字方案，均在近代政府的政策主导之下定型，并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通过中央政府的政令在全国层面强制推行。这些政策的目标包括提高识字率（扫盲）、推广通行语、建立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等，因此是一个整体性现代化方案的一部分。正是在推动这些社会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形成了东亚近代国家的政治构造。在这个意义上，书写传统及其位移既反映也推动了东亚世界作为一个地理、经济和文化区域内部政治格局的近代变迁。

总之，变革往往有反传统的一面，变革者往往也以反传统相号召。但考诸东亚近代新语文运动，与其说变革是传统的反面，不如说是多元传统的相对格局发生变化，最后导致不同传统的相对位置发生了位移。激进变革思潮欲与传统断裂而不能，必然要转而在传统内部寻求变革资源，最终导致对传统进行选择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变革至今仍在进行之中。随着各地经济体量的此消彼长，那种基于身份意识强调自身文化特征和文化差异的想法与做法，和基于强烈的当下感（及未来感）而着重强调近代历史与前近代历史之间差异的想法与做法，在东亚世界还会越来越兴盛。但文化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当下与传统的差异又到底是什么？差异是感知的断裂还是事实的断裂？差异从何而来？差异是绝对的，还是边界不定的？这些问题都值得重新思考。

责编 | 叶杨曦

审核 |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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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书写作为方法：“汉字文化圈”、书写传统与历史叙事 | 武春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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