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 “不合时宜”的王道

（宋）赵佶（传），《文会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

在经典系列阅读中，重新阅读了《荀子》，讨论了荀子从“性恶论”到“天下之善”的理想构建，并衍申分析荀子的逻辑建构上的断裂，所造成“新君子”的不知所措。如果从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来说，荀子所代表着儒家的天下国家架构下对“必要之恶”的接受（即承认人性中存在需要通过外在约束和教化来克服的、可能导致混乱的倾向。）并从此中影响着中国治吏和治民的方式。但若是翻阅中国思想史的名头著作，相比于荀子，早些出生的孟子的影响就显得十分特殊。

我们现在常说的“孔孟之道”其实出现时间较晚，一般仅指向宋代之后的儒家。宋之前孟子仅为孔子再传弟子，其著作《孟子》也只能归入”子部”一类，作为“诸子”之一而存在，不仅不能与孔子并列，甚至也远比不上颜渊、曾子这些孔子的亲传弟子在后世的声名。在宋之前“孔颜”并举，才是常见的儒生的标准命题。西晋的陆机在《君子行》就言：“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这里的“孔颜”就成为指代儒家的代名词，并以此延伸出如“孔颜之乐”等儒家经典问题。但至在中唐以后，孟子的名字被侧于孔子之后:孟子的声名开始不断上升，逐渐被政府封上爵号，配享孔庙，孟子其书也被入儒经之列，成为科举功令，不久又超越“五经”而跻身于“四书”，变成中国士人必须读的官方课本。这个不断上升的声名，被学者周予同在《群经概论》称之为“孟子升格运动”。

“孟子升格运动”也可以称之为“孟子再发现运动”，其过程已有诸多的学者讨论，并且十分细致，在此不进行过多论述。但是如果我们把孟子声名的不断提高的过程，当作“现象”来观察孟子其人在战国时期的境遇与后世所受到的境遇，就会发现很多不寻常之处。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孟子其人其学说，游说诸侯，如齐、梁、宋、滕、鲁诸国，均未能见用，甚至逝去后，也并未得到重视。从历史事件的结果来看，相反是荀子为天下开解的药方“隆礼重法”被弟子韩非、李斯所借用，帮助秦国一同天下，成为天下的思想资源，并延之于如张苍、陆贾、贾谊、毛亨、公孙尼子等汉代学者所承袭。因此，荀子虽被韩非子和李斯的声名所累，但荀子的学说相较于孟子的学说还是不相伯仲，至于三国时期的魏人徐幹于《中论》犹同称“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直到唐代的韩愈，改写起天下之道的传承：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孟子得以超越荀子的声名成为“亚圣”，配享孔庙，并与孔子合称“孔孟”，并且延续至今。但是反观荀子的声名不断起伏，被声讨，又不断被士大夫所认可，不同于其它儒家诸子那样被遗忘。

如：

宋代的程颐评价荀子为：“荀卿才高学陋,以礼为伪,以性为恶，不见圣贤。” 朱熹附和道:“荀卿则全是申韩”。（申不害、韩非子）

苏轼也对荀子如此评价：“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继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雠。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赞许的也众多，举隅如：

清代乾嘉时期的汪中说：“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 姚谌亦言“六经之文,自孔子后,惟荀卿得其传。”

清代的礼学家凌廷堪也说：“(孟子)仅得礼之大端焉耳。若夫荀卿氏之书也,所述者皆礼之逸文,所推者皆礼之精意。”

但是推崇荀子最深的清代也是抨击荀子的时代。

梁启超就说：“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

而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的一段话，也成为经典之语：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皆荀学也.乡愿也。”

那么我们就以此句为节点，再回看上文。

首先，可以承认说，历代文人士大夫不论是赞许还是批评荀子，都在侧面印证一个事实，那就是荀子这个人不可绕过。那么为什么荀子的学说有如此吸引力，以至于不可忽视？并且，如果说荀子不可绕过，为什么配享孔庙的却是孟子？韩愈在儒家道统的传承序列里要剔除在孟子之后的荀子？同样，为什么在唐代之后，孟子被当时文人士大夫从“诸子”里发现，并且推崇备至？这种推崇影响到至于南宋，已经内化到皇帝的看法。南宋淳祐四年宋理宗对朱熹如此褒奖：“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宋史·理宗本纪》)正式承认“道统”与接续孟子后续的道统的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士大夫。但更进一步，可以问，至唐代韩愈为孟子“升格”之后，并且后世将《孟子》确定为官方经典之后，为什么谭嗣同仍然说“二千年来之学,皆荀学也.乡愿也。”而不是“二千年来之学,皆孟学也”？其它很有趣的延申疑问也会出现，“皆”如果是谭嗣同的用词过度，那么，是否可以解释为“大部分”所学《孟子》的儒生士大夫，在接受朱熹的“理学”教育的四书五经之后，自然而然还是会学习荀子之学，放下孟子之学？

由此，对于孟子，或者是孟子之学为什么在唐代之后，有如此大的变化，却在谭嗣同的笔下又不见得有甚影响？

翻阅《荀子》，可以看到荀子对于年长三四十岁的孟子有自己的评价：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评价孟子之毒舌，是荀子评价其它诸子不曾有的。荀子也单独评价孟子的“性善论”：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荀子·性恶论》

评价起来也非常之辛辣，荀子认为孟子之学“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也就是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夸夸奇谈。那是否真是如此呢？如果，是真的，为何韩愈以孟子为道统，延至推向于“亚圣”之位？如果是假，那么为何孟子之学，又如此不见有王政施行，而有谭嗣同的“二千年来之学,皆荀学也.乡愿也。”的感叹？带着这些疑惑，构成审视孟子思想的出发点，以问代读，以此文为序，看看孟子学说的根基——“性善”所构建出不同于荀子“天下之善”的模样以及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