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创造”才是企业家精神的真谛——朱海就做序柯兹纳《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竞争与企业家精神

[美]伊斯雷尔·M.柯兹纳（Israel M.Kirzner）

刘业进译 马俊杰译校

2025年5月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柯兹纳

企业家精神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柯兹纳也是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大师，他把企业家精神作为“警觉”这一功能来理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假如把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放到“目的论”（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下来理解，会发生什么。

在“目的论”下，才可以讨论企业家。假如人没有目的，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企业家精神。假如否定了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那意味着人的行动可以追溯到某些因素，这样就可以对人进行类似于对小白鼠所做的那种实验，经济学将成为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并失去其独特性，换句话说，使经济学独特于自然科学的，正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之上的科学。

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是“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基本事实。人有目的，意味着人能够“选择”。在米塞斯的经济学中，行动，目的，选择与理性是同义词，都是人的特征。如后文将要阐述的，“人的行动的目的性”也是“行动学”（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

人之所以是人，在于他有目的，他能够行动，从人的行动的“目的性”角度来说，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企业家的”（非决定性），即都包含了不确定性，利润，亏损等等行动范畴。企业家精神，作为人的一种有目的的行动，广义上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也意味着“自发性”，而自发性正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正是人的行动的自发性，产生了社会秩序的“自发性”，即哈耶克说的“自发秩序”。我们通常说的企业家精神，是“理想类型”概念，是指特别有冒险精神的，米塞斯称之为“促进者”。

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已经包含在“有目的的人的行动”概念中，企业家精神之所以是企业家精神，正是因为人的行动是“目的驱动的”，而不是某些特定因素决定的，米塞斯称之为“二元论”。关于“二元论”，米塞斯解释道，“方法论的二元论避免了涉及本质与形而上学上的构思的任何命题。它所涉及的只是如下事实，我们不知道外在的事件—物理的、化学的及生理的—是如何影响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的。这无知把知识领域划分为两个别的领域：外在事件领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与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领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人的行动不是由生理反应决定的，并且也不能用物理学和化学术语来描述。”人的行动的特征正是“二元性”，即它是“非决定的”，而是自主的或自发性的。

根据“二元论”“人的行动”（或人的行动的具体目的）是极据，即“不能加以分析、不能追溯到其他现象”。任何人都不能 根据他观察到的现象或收集到的数据，去预测他人的目的，因此也不能计划他人的行动。所以，“二元论”为“企业家精神”提供了理论基础，换句话说，如“二元论”被否定，那么“企业家精神”将失去根基，因为这意味着可以了解他人的目的，因此可以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规划，这意味着对企业家精神的否定。

“二元论”也意味着不可能事先知道谁更有创造性，或谁的行动更有助于普遍的利益，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每个个体在运用理性上的平等地位，至于个体运用理性的产物，如制度，那是不确定的，因此不能借助于强制力把制度固定下来，强制力只能用于维护普遍的一般性规则，使个体在运用其理性时不受侵犯。如把个体运用理性的结果（如制度）固定下来，那就使个体的理性运用受到人为的限制。

“社会”是因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二元论”）而存在的，假如人的行动是没有目的的，那么人类社会就与自然界或生物种群没有区别。如果人的行动是没有目的的，那么人就像沙漠里的沙子一样，任由狂风、烈日等外部环境支配，也如动植物一样，任由环境支配。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社会”，只有“生态环境”。所以，“社会”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所产生的现象，因此就必然要从这种目的性出发才能理解。正像柯兹纳为米塞斯《经济学的终极基础》一书英文版所作的序中所写的那样，“米塞斯坚持，在人的行动领域，我们不可能抛开心智(mind)、推理(reason)、目的与价值等这些范畴(category)。如我们试图理解社会现象，而不承认有目的的、理性的个体的人的行动，那将是徒劳的和误导性的努力。”

假如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人的具体行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历史上产生的制度与规则等等，都不能作为一种“必然”，而成为对正义、道德及其是否具有普遍的可欲性等“一般问题”的最终检验。因为它们都是人的具体行动的结果（经验），是不确定的，也不具有普遍性。

所以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意味着经济学“理论”的先验性。它不能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事实，即从“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中演绎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理论的确切性，这种从“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出发的理论，即“行动学”，而经济学是它最为完善的分支。这样的理论，构成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的一般性知识，在后文，我们也把这种知识称为“使‘社会创造’得以可能的知识”。作为“理论”，这种知识也是先于历史（经验）的，并且也是对一个社会的制度与规则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一般性检验。也即，只有借助于这一普遍的、一般性的理论，才能对制度与规则的正当性进行经验，而“经验”（具体的制度）则是不能胜任，因为如前所述，经验是人的行动的“具体”结果，它是多种多样的，并且经验本身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取决于人们所持有的“理论”。

这一理论知识（比如它所包含的个体主义、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经济计算等等），也是有关人类的普遍合作何以可能的理论，西班牙经济学家德索托教授称之为“关于社会过程的形式化理论”。这种知识是抽象的、不是文本性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隐含的，它体现在社会结构中，经济学家发现了它，并对它进行“形式化”。同时，人们对这种知识的发现与利用也是一个“过程”，比如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就属于不断地发现与利用这一知识的过程。

这种理论知识，也可以称为“规律”(law),它是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的一般性知识。假如人们想不让社会遭受破坏，或拥有一个有助于增进自己幸福的社会，那么就必须运用这种知识对社会进行“选择”（塑造）。即“社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与繁荣，相反，它是人们“理性”的产物，确切地说，是运用这种重要的理论知识进行“选择”的产物。假如人们缺乏这种理论知识，那么尽管他们对利润机会很“警觉”，但是也难以改善自己的境况，因为他们忽视了“社会”这个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其他行动能否成功的重要“手段”，或者，尽管他们意识到“社会”对他们很重要，但是，由于缺乏这种理论知识，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拥有一个能够普遍增进自己幸福的社会，也就是那个能够使自己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扩大自己选择范围的社会。

个体的选择范围，也就是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空间，受制于他所处的“社会”的状态。如前所述，一个有助于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有更多利润机会可供“警觉”）的社会，不是自动存在的，或者说，它不是企业家“警觉”机会的自然而然的结果，相反，这种社会的产生，需要借助于上述“理论”对社会进行“选择”（塑造）。也就是说，企业家仅仅“警觉”利润机会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具备这种重要的“理论”知识。然而，这种重要的理论知识，恰恰被柯兹纳所忽视，因为他只是强调“警觉”，而没有意识到发现与利用这种知识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发现与利用这种知识，是产生一个使自己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才能的社会的条件。

人们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程度，受制于他所处的“社会”能够给他提供多大的空间或机会，或者说，受制于一个社会自由的程度。假如一个社会中，人们普遍缺乏这种知识，那么他们就不能“选择”（塑造）出一个有助于自身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社会，或者说，他们自身企业家才能的空间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样，尽管他们从早到晚忙碌着，不停地警觉利润机会（如骆驼祥子），也无法改善自身的境况，因为这样的社会极少给普通人提供利润机会。正是这种知识的贫困，产生了“李约瑟之谜”，也导致中国长期来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

柯兹纳之所以会忽视这种重要的理论知识对企业家的重要性，是因为柯兹纳没有把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放到“目的论”（“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下讨论，也就是说，他不是在“行动学”的分析框架下讨论企业家精神概念。相反，他是在“均衡”，即一个真空的、没有“社会”内涵的背景下讨论企业家精神的概念的。他把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放到这样的“预设”中：一个使个体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社会已经存在，因此剩下的只有“警觉”利润机会的问题。然而，在现实中，企业家总是在“社会”中活动。企业家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只有在一个有可能给予企业家利润机会的社会中，“警觉”才可能发生。然而，这样的社会不是必然存在，而是取决于企业家（也包括其他人）对上述理论知识的利用。

就此而言，我们把企业家精神视为一个“理性”或“目的性”概念，它不同于柯兹纳把企业家作为一种“功能”（警觉）来处理。企业家的理性，不仅包括对利润机会的警觉，还包括是否有意地去发现与利用上述理论知识，以“创造”（选择或塑造）一个有助于改善自己境况的社会。这也意味着，我们把“社会创造”的内涵纳入到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中：企业家精神不能仅仅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产品与服务的创造者，更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的创造者。这样就丰富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它突破了对企业家精神概念的传统理解，也即那种预设理想的“社会”（规则与制度）已经存在，并把企业家精神概念放到这个背景中去理解的做法（如柯兹纳），而把“社会”概念也纳入到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中，视“社会”本身为企业家的创造物。这样，企业家精神与社会“两分”的传统做法就得到了纠正，企业家精神不再被视为一个抽象的真空中的概念，而是与真实的社会建立起了连接，不仅如此，企业家事实上就是“社会的创造者”。同时，我们对“市场过程”也将有新的理解：柯兹纳把“市场过程”理解为“趋向均衡”的过程，而放到这一“社会创造”的背景下，“市场过程”更应该理解为“社会秩序的扩展”（作为企业家“社会创造”的结果），而不是“趋向均衡”。

相比“警觉机会”，“社会创造”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警觉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人的一种本能，在一个个体“有机会可以警觉”的社会中，人们自然地会去“警觉机会”，因为这是个体改善自己境况的条件，只是在“警觉机会”的能力或意志力上，不同个体存在差别。相比之下，“社会创造”则是需要个体“运用理性”去有意为之，这意味着“社会创造”更体现出人之为人的“珍贵努力”。

但是，作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涵，“社会创造”不仅在柯兹纳的企业家理论中被忽视，也被当代其他研究企业家理论的经济学家，如福斯与克莱因等人所忽视，①他们强调的是“判断”。他们认为自己基于“判断”的企业家理论与柯兹纳的基于“警觉”的企业家理论之间有明显的差别，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差别被夸大，因为“判断”与“警觉”都是把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放到“社会真空”下理解，都不具有“社会创造”之意。并且在这时，企业家不是一个“选择”的主体，而是被视为一种抽象的“功能”。这种功能既可以说成是“判断”，也可以说成是“警觉”，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判断”也是一种“警觉”，同样，“警觉”也是一种“判断”。

如前所述，人总是会在“给定的社会”下发挥其企业家才能（如警觉机会），问题在于，社会能不能为他提供机会，或为他提供多大的行动空间，但这样的社会又取决于企业家本身。假如企业家只是“警觉机会”，而没有进行“社会创造”，那么他所处的社会就有可能是“机会匮乏型的”，即他难以在这样的社会中“警觉”到（发现）什么能够改善自己境况的机会，或者说，他被困在有限的“机会集”中，不能以一种“扩展”的方式去利用机会，就如计划经济时代时的人们一样。因此，作为“有目的的”或“理性”的企业家（广义上包括所有人），他的行动必须具有“社会创造”的属性，这意味着他需要具备上述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的理论知识，这样他才是对社会做出了“理性的”选择。

这一“社会创造”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先于柯兹纳的“警觉机会”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因为只有先创造出一个有可能给企业家提供利润机会的社会，“警觉机会”才有意义，否则“警觉”就是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进而言之，在一个不具备利润机会的社会中，谈论“警觉机会”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在一个能够给人们提供利润机会的社会中，人们发挥企业家才能（警觉机会）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因为每一个“自利”的人都会这样做。就此而言，对“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来说，“社会创造”相比“警觉机会”更具有根本性。

这一“社会创造”意义上的企业家，是建立在“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之上。假如否定了人的行动的有目的性，那么“社会创造”就无从谈起。因为“社会创造”是有目的的人，利用社会存在与繁荣的理论知识的结果，而这种知识，如前所述，是从“有目的的人的行动”中演绎出来的。假如在一开始就否定了“有目的的人的行动”，那么就否定了这种理论知识，那么也就不可能确立“社会创造”的概念。假如一个社会没有“社会创造”的概念（意识），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停滞的、不可持续的。我们把“社会创造”视为第一推动力，正是因为一个社会能够进行“社会创造”，才使其他制度的、物质等的创造（作为企业家警觉或判断的结果）的发生具有可能性。

这也意味着那种关系到“社会创造”能否发生的知识（作为“行动学”一部分的经济学）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企业家警觉”是人的本性，这种警觉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缺乏，相反，他们缺乏的是使“社会创造”得以可能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不像“警觉”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同时，这种知识的发现与传播，也需要“企业家精神”。假如一个民族缺乏传播这种知识的企业家精神，那么“社会创造”就不会发生，进而其他的创造也不可能出现。这样就解释了某些民族历史上长期停滞的原因。

我们把“社会创造”视为秩序扩展（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突破。假如没有社会创造，也就不会有扩展的分工，当然也就不会有财富的增长。斯密把“分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因为它把“分工”视为人的交易“倾向”的结果，也即人的“本能”的结果，然而，分工并非理所当然或必然会发生。因此，分工应该被视为人的“理性”选择的产物，也就是利用上述知识，即“社会创造”的产物。由于斯密的经济学是基于“自利”（“本能”概念），而不是“有目的的人的行动”，这导致他不能从这一“主观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分工问题，以及财富增长的问题。

在上面，我们从“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出发，指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社会创造”，而非柯兹纳强调的“警觉”。“警觉”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创造，或者说“警觉”不会自动地产生“社会创造”。假如“警觉”的企业家缺乏有关社会存在与繁荣的知识，那么“警觉”就有可能意味着对社会的“破坏”，而不是“创造”。但是，“社会创造”同样离不开“警觉”，假如企业家仅仅只有上述知识，而没有“行动”（警觉利润机会），那么“社会创造”也不会发生，所以“社会创造”与“警觉”具有互补性。

“社会创造”，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结果，企业家精神与社会是一体的。一个社会或民族，能不能走向文明，取决于“社会创造”能不能发生。长期来，“企业家精神”与“社会”被视为分离的事物，这样就把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创造”功能排除在外。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其模式由统治者或某种流行的意识形态所决定，与企业家精神无关，企业家只能在这一给定的社会模式下发挥才能，这样就否定了企业家的“社会创造”，也极大地限制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从而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让企业家精神“回归社会”，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的开始。

柯兹纳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对于读者朋友理解企业家精神大有裨益，它的修订版的出版，是经济学界的大事，在此笔者感谢刘业进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出的努力。我们希望各界都要充分重视企业家精神这个概念，为个体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条件，只有这样，市场经济才能往前推进，一个自由、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才能到来。

朱海就2025年4月9日

朱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