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开封130天的生死营救

宋慧敏

从眉州少年到万里投荒北归，苏轼的人生坐标始终指向开封。66年的生命长度，苏轼在这座城市先后9次往返，居住128个月。好巧不巧，这位被誉为“千年英雄”的流量大咖，竟然是我隔了千年时空的“邻居”，与有荣焉。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从湖州被押解到开封，关押在御史台审讯长达130天。典籍记载北宋御史台建于宣化坊京城内东澄清街北，经过苏轼文化研究中心人员查对考校，其具体位置就在现在的省府西街以北，大厅门街以南，后保定巷西部以东，大坑沿街以西。上个世纪末，我在大坑沿街东64号院住了十年。为这个发现，我专程走了一遭。

故居已经破败，民国时期修建的门楼已经倾颓，朱漆木门斑驳锈蚀，残破的青砖黛瓦缝隙几根枯草在风里招摇。北宋御史台，如今的大坑沿街路西，前、后保定巷因为拆迁被夷为平地。

夕阳正浓，我在故居门前徘徊，夕阳拉长了我的影子和目光，我似乎看到了945年前对面御史台门前的乌柏、房檐下乌油油的窗棂，因为总是有乌鸦在柏树上栖息、觅食，御史台从汉代始也叫“乌台”，但不知道乌油油的窗棂哪一扇陪伴苏轼度过生命最艰难的时刻。

元丰二年（1079）早秋，苏轼陷入一张精心编制的天罗地网，生死一线，邪恶与善良，构陷与营救，在这里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和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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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嘉祐元年（1056）年早春，“三苏父子”出川到开封参加科考，关于未来，两个风姿翩翩的眉州少年准备好了。一路上风光旖旎，父子三人舟车辗转比兴唱和，十分惬意。来年苏轼苏辙兄弟俩果然同登进士，名动京城。

苏轼的文章极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把他推荐给韩琦、司马光等大臣。老乡、益州知州张方平更是“待为国士”。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苏辙参加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考试，苏轼考了三等，一、二等虚设。

贤良指的是才华过人，方正是指品格端方，能直言极谏是要求敢于直言不讳为国为君谏言。这也是新法实施后，苏轼屡屡上书指出变法弊端的缘由，而他的意见却不被重视、采纳，由不得写诗抒怀。

诗言志，更是苏轼随手记录生活、抒发感情的工具，天赋异禀、文采斐然，让他的诗广为流行，名动天下，上至皇帝，下到平民百姓，无不争睹为快。

熙宁初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朝廷自此分为两个阵营，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称为新党，司马光、苏轼等认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就推行的诸如青苗法、保甲法、免疫法等劳民伤财，反对急功冒进，他们被称为守旧派、旧党。

苏轼从变法之初就不停上表指出新法导致民生艰难，这种取利于民的举措将致民生凋敝。王安石斥责苏轼一派无言，屡屡在神宗面前说苏轼混淆视听。为了耳根清净，甚至把苏轼调任开封府推官，旨在用大量的诉讼、民调等公务让苏轼无暇顾及改革事宜。

没想到这点工作难不住苏轼，他依旧上表辨析改革种种弊端。王安石请求宋神宗罢黜苏轼，宋神宗没有答应。好巧不巧，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在这个节骨眼上告苏轼丁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

经查，谢景温纯属诬告。这件事苏轼不屑于自证，心中却很苦恼。

司马光、欧阳修相继离开新党把持的朝廷，苏轼厌倦与王安石的斗争，请求外任。熙宁四年六月（1071）年，苏轼奉旨到杭州任通判，目睹青苗法和盐法令民生艰难，他痛心疾首为民请命，依然是石沉大海。苏轼写诗，排解郁闷和孤独。

王安石变法急需人才，投机分子吕惠卿、邓绾、李定、舒亶等为谋求高位进阶依附王安石，被破格提拔，成为新贵、新进。第一阴险如沈括。

沈括是个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他自幼家贫，渴望通达，31岁考中进士后四处钻营，参与了王安石变法条例的制定和修改，对炙手可热、只手遮天的王安石极尽阿谀奉承，为王安石所不齿。

熙宁六年（1073），沈括入馆阁奉旨修订国家财政改革的条例，举足轻重，爬上高位扬扬得意，接着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杭州调研改革，向宋神宗辞行时请皇上指示，宋神宗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翻译过来就是苏轼在杭州做通判，你去了要好生待他、向他学习。

沈括到了杭州见到苏轼，假装热络，极尽谀词夸赞苏轼的才华和工作效率，询问新法实施中有哪些问题，苏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临别，沈括诚恳地请苏轼把新近写的诗录几首，让自己带回去好好学习。“眼中所见，无一不是好人”的苏轼欣然命笔，把诗作录下来，送给沈括。

沈括回到开封，很快撰写新法实施形势一片大好，各地百姓交口称赞的调查报告，同时附上苏轼的诗作，每一首都加上“词皆讪怼”的标签，呈给宋神宗。宋神宗看了苏轼的诗，没有觉得不妥。但是沈括的作为却给后来加害苏轼的人打了一个样。接下来御史台的宵小以及绍圣年间章惇对苏轼一贬再贬，都如出一辙。

沈括打小报告的事情传到杭州，苏轼哈哈一笑：以后不愁官家看不到我的诗了。一些亲友故旧给苏轼写信让他慎言，避免因言获罪。文与可嘱咐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他的恩公张方平、朋友毕仲游等都嗅到苏轼身边危险的气息，他却不以为意。该来的还是来了。

苏轼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知州，按照惯例，他要立即给朝廷进谢上表，感谢皇恩浩荡表忠心、表一下为官一任造福百姓的决心。

“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谢表传到开封，宋神宗看了之后交有司在北宋官媒上公开发表。“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刺疼御史台的“新进”李定、舒亶、何正臣的神经。此时王安石罢相，吕惠卿也被逐出朝廷，人心惶惶，他们更怕失去眼前的荣华富贵。

现任宰相是王安石举荐的吴充，目睹新法给朝野上下带来的震荡，吴充建议宋神宗维稳。维稳是苏轼一贯的主张，宋神宗提出想把苏轼召回朝廷起用。

得知消息的李定们慌了，如果代表旧党的苏轼被委以重任，他们这些“新进”的好日子将被终结。恰在这时，苏轼的湖州上表来了，李定和他的御史台兴奋得彻夜不眠。

御史台在北宋直属皇帝本人管辖，初衷是广开言路，允许御史们“风闻言事”，苏轼曾经就御史权力没有上线，言事没有下限上书宋神宗御史“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的结果势必造成冤狱，影响真正的司法公正。没想到一语成谶，遭受最大冤枉的竟是苏轼自己。

御史中丞李定和苏轼还有那么一点私怨，他的生母去世后，因为害怕丁忧影响前程，他竟然隐瞒不报。此事被扒出来之后，舆情汹汹，司马光骂李定禽兽不如。苏轼“呵呵”之后，写诗高度赞美身边的孝亲楷模朱寿昌，人家发愿寻母可是连公职都要辞去。没有对比，就不会有伤害，李定认为苏轼是故意给他难堪，于公于私都想杀了苏轼。

二 构陷

元丰二年（1079）六月底至七月初，御史台四道围剿苏轼的奏札呈报给宋神宗。何正臣指苏轼湖州上表分明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市者进呈。”

舒亶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颂，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皇上变法支持春耕生产贷款买种子播种青苗，苏轼说贷款让一些农家子弟到城里挥霍：“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皇上改革水利工程建设，苏轼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还指责朝廷开始变法后老百姓连盐都不吃不上了“岂是闻韶忘解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危言耸听，其心可诛…… 如果不是乌台诗案，根本不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国子博士李宜之，也上了一个札子，言自己任提举淮东常平，过宿州灵壁镇，有张硕秀才称：苏轼与本家撰《灵壁张氏园亭记》，内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物议陛下取士之法，蛊惑人心，乞赐根勘。 压轴的是御史中丞李定，他上表：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 四条罪状，紧扣苏轼包藏祸心，谤讪皇帝。这番狂轰滥炸的结果是，李定得到他们想要的尚方宝剑，宋神宗御旨：御史台根勘闻奏。彻查然后上报。李定犹嫌不足，上书要求罢免苏轼的湖州知州，宋神宗说回头再论。 一个针对苏轼的专案组迅速成立了。组长李定，组员何正臣、舒亶、张噪、皇甫遵、以及有司人员。因为案情重大，有必要公示一下专案组主办人员的个人信息，以此为证。

李定，（略）；

何正臣，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8岁时，应戊子童子科御前诵九经，皇帝赐授童子出身。治平二年（1065年）赴乙已童子科试，名列榜首，赐官将士郎，任湖口县（今江西湖口县）主簿。神宗元丰元年（1078），荐为御史里行（见习），乌台诗案之后，擢侍御史知杂事。妥妥追陪新进的小火箭。他和李宜之受命于李定，加班加点收罗了苏轼谤议朝廷的证据——《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加以批注呈给宋神宗。

舒亶，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初为县尉，因犯杀人罪已被停废多年。张商英为御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乌台诗案之后升为知谏院，反手举报张商英以权谋私，其操行为士大夫所不齿。

御史台接到圣旨后，请求皇上选官参治，诏派“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张璪，原名张琥，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苏轼同年进士，在凤翔县做同事时，就给上司打苏轼的小报告。变法开始后，奉承王安石、依附吕惠卿，经常与舒亶谋划“工作”，面善心恶。

苏轼被弹劾，右相王珪以他了解苏轼过去为由，举荐他和李定一起查办此案。李定指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到湖州押解苏轼进京。自此，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乌台诗案正式拉开帷幕。

此时全然未知的苏轼刚刚就任湖州知州，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翻晒书籍字画，对着文同画的竹子，感伤物是人非。 一彪人马来到湖州州府，来人是苏辙家的王适兄弟，他们带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让苏轼惊慌失措，乱了方寸，紧接着又一队人马到来，六神无主的苏轼在下属祖通判的建议下，穿着官服到院子里迎接杀气腾腾的皇甫遵。

皇甫遵冷冷地看着苏轼，同行者夹着一个小包袱同样目光阴冷。良久，苏轼率先开口说自己犯了大罪，请允许自己和家人做最后的告别。这时皇甫遵才开口不止于此，只是把你带回京城查勘。祖通判说这么大的事应该有一个公文吧。皇甫遵身边的人打开包袱，拿出公文让祖通判和苏轼看。

妻子王润之哭着送别苏轼，苏轼强作镇定凄然一笑：“你就不能给我写一首诗吗？”他说的是一个典故，宋真宗到民间访贤，让名士杨仆写一首诗，杨仆无意功名说自己不会写诗，妻子有一首诗写得不错。宋真宗看了杨仆妻子的诗，打消把他带回朝廷的念头。此时的苏轼多想也有一根这样的救命稻草。

皇甫遵“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带着苏轼离开湖州是七月二十八日，到达京城开封是八月十八日，这期间李定请旨按照罪犯的规格押解苏轼，宋神宗不答应，回复说只是要他来京接受调查而已。

苏轼被关进了御史台，一年之后，他在黄州回忆这段经历：“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从士大夫、湖州知州、四海名扬的诗人到坐井观天的阶下囚，没有人知道这种落差对一个人心灵的摧残有多残酷。路途行进中他想投湖，在牢房中偷偷备下青金丹，苏轼一次次在生死的边缘徘徊。最终让他向死而生的是他坚信自己的清白和忠诚。

苏轼入狱的当天，李定就迫不及待对他进行了审讯，劈头就问他是否有丹书铁券免死金牌，这种询问在当时针对的是死囚犯人。接下来让他交代都和谁有诽谤朝廷的诗词往来，写那些诗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如实交代与驸马王诜的来往云云。

开始苏轼回答不曾写诗毁谤朝廷，只是有感而发。他的不配合迎来的是谩骂、凌辱甚至殴打。再次询问时，御史们拿出了在朝堂上征集的近十年和他有诗作来往的友人书信，这些证据的一部分是从苏轼家属从湖州到商丘的船上搜来的。苏轼开始承认，部分诗作的确有所讽喻，完全配合御史台拿到他们想要的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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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救赎

苏轼在御史台的牢房中过着暗无天日、生死未卜的日子，与此同时，苏颂也被关押问事，两个牢房隔着一截短墙。他在记录这段日子的诗中写下审讯苏轼的情景“御史皆称素长者，府徒半识故将军。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目的是在精神和意志上摧毁苏轼。

苏轼关进御史台惊动整个汴梁城，一场救赎苏轼的接力赛和审讯同步开始。营救苏轼第一人是宋神宗的妹夫驸马王诜，皇后第一时间得知宋神宗下旨命御史台查办苏轼，让小宫女悄悄传了个信给公主。 王诜是苏轼的密友，他把这个消息火速传给王巩，王巩派人把消息传给苏辙。苏辙派王适兄弟快马奔驰湖州，他们比皇甫遵早半天赶到湖州，为苏轼和家人赢得了时间。 苏辙心急如焚上书宋神宗：“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我什么都不要，只求放过我的傻哥哥。任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苏辙字字泣血的求情书，也会鼻酸眼热。 已经退休十多年的三朝老臣，苏氏兄弟的恩公张方平上书“僭越上言，自甘鼎钺”，只求放过苏轼。老臣范镇上书请求宽宥苏轼。前宰相王安石和弟弟王安礼终于在救赎苏轼的问题上不约而同达成共识。王安石自金陵（南京）上书：“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霸道凌厉一以贯之。 王安礼值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官，深得宋神宗信赖。他瞅准机会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苏轼以才自奋，以为爵禄可以立取，但自来碌碌如此，心里不免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宋神宗要他慎言，朕自有主意，免得言官对卿不利。 马永卿和刘安世合计如何救赎：“然则，是时救东坡，宜为何说？”刘安世回答：“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王安石、马永卿、刘安世为救苏轼抬出祖宗家法。 圣意难决，李定之流深恐处心积虑戕害苏轼的计划前功尽弃，爆出猛料让右相王珪面呈宋神宗，祖宗家法说不杀士大夫，谋反除外。 王珪面圣说苏轼早有谋反之意，呈上苏轼的双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接着进言“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松了一口气：“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章惇是苏轼的同年，年轻时结伴同游。他积极参与营救苏轼，接着神宗的话：“龙者，非独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龙也。”神宗点头赞同。 下朝路上，章惇拦着王珪心有恨意：“你这厮是不是想赶尽杀绝，株连人家九族吗？”

左相吴充面圣请教：“魏武帝何如人？”神宗答：“何足道。”“陛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其宜也。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神宗惊曰：“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而已，行将放出也。”

宋神宗急功尚义，畏言好名，王珪、李定与吴充王安礼、刘安世都看准这一点，围绕苏轼生与死，新党与旧党，诬陷和营救既是价值观的角逐，也是一场心理战。后宫也参与进来。

百善孝为先，晨昏定省宋神宗率先垂范，他给太皇太后曹氏请安，曹氏问神宗：“官家一连几日心事重重，莫非朝中有为难之人与为难事？”神宗如实回答：“苏轼多有谤讪，写了很多诗文被御史弹劾。”“官家所说莫非是苏轼、苏辙兄弟？”“正是。”曹氏叹了一口气：“当年策试大考之后，仁宗皇帝回到后宫喜不自禁说他为子孙选拔两位相才，将为他们用心栽培。”

几日后曹氏病重，神宗禀告祖母欲大赦天下祈福。曹氏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就够了。”神宗为之动容。

除了这些关键人物，在苏轼跌入深渊的130天里，历史和我们还应该感谢两位小人物，他们分别是狱卒梁成和宋神宗身边一位无名小太监。

梁成是御史台负责看管的狱卒之一，十分敬爱苏轼人品，对他的饮食起居格外照料。苏轼有睡前足浴的习惯，梁成便每天晚上烧好热水送到苏轼牢房让他泡脚。

苏轼的长子苏迈每天给父亲送饭，闹了个小乌龙。因为有急事他让朋友替自己给父亲送饭，朋友也是好心，烧了一条鱼送到牢房。苏轼见到鱼万念俱灰，因为他和苏迈约定一旦得到皇帝要处决自己的消息，就送一条鱼传递消息。

苏轼想到自己大限将至，他写两首绝命诗托付梁成交给弟弟苏辙：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梁成知道苏轼一定是误会了，因为身为狱卒，他并没有听到任何对苏轼不利的消息，故安慰他：“大学士多虑了，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板荡识诚臣，患难见真情。关键时刻小人物的善良和担当，不但给了苏轼活下去的勇气，也让这两首诗千古流传。

还有一个小黄门，奉密诏穿囚服潜入苏轼的牢房，半夜起来悄悄观察苏轼鼾声如雷，气息均匀，他轻轻摇醒苏轼在他耳边悄悄说：“恭喜苏大学士，你好生休息，万事大吉了。” 这个小黄门是宋神宗亲自派遣到牢房，查看苏轼是否因为写了反诗心生愧疚，反之则证实苏轼坦然无私。

小黄门回到宫中如实汇报苏轼安之若素的状况，宋神宗说果然苏轼是冤枉的。让我们感谢这个小黄门的正直和诚实吧。

四 定论

元丰二年（1079）十一月二十八日，御史台对苏轼谤讪朝廷根堪审问完毕，向朝廷递交四条罪名的调查报告，宋神宗指派权发运三司度支副使陈睦前往御史台进行复核录问，询问苏轼对御史台审讯是否有疑问？苏轼回答无他，以他的智慧，入狱不久就知道御史台的用意。

宋朝的司法程序是御史台审讯，大理寺判决，审刑院复核。审讯与判、，判决与复核之间都要进行录问，相关人员需遵循回避制度，最大限度避免冤假错案。

案件转入大理寺量刑判决。针对御史台提交的四条罪状，大理寺否定了苏轼与驸马王诜之间存在不正当钱物来往。对其余三条罪状逐一进行合理公地的研判，最后给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就是综上诉述，苏轼应当流放二年，恰巧赶上朝廷大赦，无罪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大理寺卿（最高检检察长）崔台符是明法科（法律本科）专业法官，撇开政见，以法律良知维护大宋王朝的司法公正。可是在元祐更化中他却被苏氏兄弟归入应当斥逐的小人名单，苏辙更是言称崔台符“所断刑狱，冤枉过半”。

我是苏粉，但不是苏吹。客观地说，苏轼重回朝廷，在对待章惇的问题上失之偏颇，也因此堕入冤冤相报的轮回。 按照“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大理寺将判决结果上报朝廷，然后交审刑院复核。李定、舒亶等人哪能容下绞尽脑汁的“成果”转眼成空，发动了又一轮针对苏轼更猛烈的弹劾，审刑院在泰山压顶的情作出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

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封城已经开始进入辞旧迎新的节奏，大街小巷乃至皇宫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宋神宗权衡方方面面的关系对苏轼做出终审判决：“某人（即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贬监筠州盐酒税务；王巩贬监宾州盐酒务，“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

其余涉案的二十二人张方平、李清臣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刘攽、李常、孙觉、曾巩、王汾、刘挚、黄庭坚、戚秉道、吴琯、盛侨、王安上、周邠、杜子方、颜复、陈珪、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

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走出御史台的大门，空气寒冷而清甜，柏树上被惊飞的乌鸦拍着翅膀飞向低垂的云空。经历130天的生死磨难，苏轼心中有丘壑，眉目成山河，傲岸的身躯站成华夏文明的一个坐标。

隔着近千年岁月，我站在曾经的御史台对面，远眺云蔼然，极目送归鸿，致敬一个涅槃重生的伟大灵魂。

参考资料：《宋史·苏轼传》

《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

《苏轼年谱》孔凡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