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育儿上，我们也许还不如黑猩猩

不得不说人类学家真的很会挑故事写，尤其是一个学过文学的人类学家。

《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作者薇妮斯蒂·马丁自小立志读生物学和文化人类学，深入研究女性的人生。为了在耶鲁大学完成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博士学位，她在二十多岁搬到纽约。在文化气息浓郁的下城居住了几年之后，三十五岁的她嫁给了银行家丈夫。“9·11”之后，两人为了住的离婆家更近，决定搬到上东区。

薇妮斯蒂一家虽然在下城拥有联排别墅，但到了上东区，就变成了“下流阶层”。初来乍到，难免受尽鄙夷和无视，如果说这还可以忍受的话，她的儿子在托儿所也因为父母地位低下而没有玩伴，这使她铁了心要融入上东区的社交群体，绝不再受冷眼。可是，即使有先生和婆家人的帮助，要融入上东区妈妈的小圈子，又谈何容易。她发现，要全方位解码贵妇妈妈的文化以及最终被接纳，还是要靠自己 。

上东区是一个“人人是超级富豪、阶级感极重”的地方，而这种阶级感，在女人的世界里又表现得极其戏剧化。她发现，这个解码文化以及融入的过程很有意思，运用人类学和灵长类动物的专业背景解读曼哈顿妈咪部落的逻辑与行事方式，最终写出了这本畅销书《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原版书名直译为《公园大道的灵长类动物》）。

像观察黑猩猩那样观察曼哈顿岛的贵妇

“……在曼哈顿这个城市，钱、关系和权势就是一切，你拿什么包开什么车是在告诉别人你的身价，在这个阶层压力无所不在的城市，一个好包包就像一条可以抚慰心灵的温馨毯子。”

人类学家往往擅长 “向下”研究，例如，过去的宗主国人走入殖民地国家研究，再比如近年来流行的对工厂女工、福利院儿童、跨国女佣等“弱势群体”的研究。薇妮斯蒂则是“向上”研究。薇妮斯蒂刚搬入纽约上东区的时候，因为自己美国中西部的出身以及家庭财产，她确实是实打实的“上东区下层”人。

下层要融入上层，当然是艰难的，也是对阶级感更为敏感的。而她用灵长类动物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探讨身旁的妈咪，用自然界的动物行为类比上东区的女性行为，例如灵长类动物、做生育计划的母鸟、视情况与雄性互动的母鼠，既令人拍案叫绝，又让她的艰难融入多了一点黑色幽默。

例如，薇妮斯蒂将爱马仕铂金包比作上东区女人间的某种图腾，与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记述的黑猩猩迈克用来展现身份地位的煤油桶作用类似。黑猩猩迈克挥舞着煤油桶，摇身一变，成为部落首领；而上东区女性则用包来攻击对手，薇妮斯蒂自己就曾在曼哈顿79街，遇到一位手挎铂金包的女士迎面横冲直撞，仿佛把她当成了空气，最后她在困窘中被迫让路。

上东区的女人就是如此极端地需要商品来定义彼此的关系，每一件物品都是在告诉别人你属于哪个阶层，以及你有多少财富，人脉与力量，爱马仕铂金包成为了薇妮斯蒂克服阶层压力的救命稻草。这种价格惊人、辨识度极高的奢侈品，每年限量发售，往往一包难求，是财富与人脉的象征。迈克靠着挥舞一个煤油桶来宣示自己的权力。丈夫从日本千辛万苦购得的铂金包，也成了她用以在上东区妈妈们中站稳脚跟的武器。

纽约上东区的阶层制度就是如此无所不在。上东区的人的身份地位就是要看某几样稀有物品，也就是那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在纽约这座看重成功和权势的城市，铂金包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人上人的地位。特别是对女人来说，铂金包意味着最高级的身份地位。

这种阶级感也渗透到了育儿过程中。因为阶层随时可能变动，母亲必须严格把关谁才是可来往的人，同时也让她们到处哀求加入团体。许多上东区妈妈会帮孩子安排玩伴，但只跟家里有钱有势者的后代玩，以求实现阶层的进一步稳固或跃迁，对于那些父母较为“低阶”的孩子，则得想办法巧妙避开。在上东区，你帮孩子找到什么样的玩伴，你就处在什么社会阶层。“如果你地位低下，你天真可爱的孩子也会地位低下。” 薇妮斯蒂和她的先生因为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利用价值，所以一度未被接受。

为了在上东区买到心仪的住宅，薇妮斯蒂一家要提交极其详尽的资料，甚至包括了双方父母的就读的学校以及各自大学期间的GPA。薇妮斯蒂感慨道：这个申请过程是她遇到过的最羞辱人的入会仪式。而她突然意识到，曼哈顿就是靠这种“羞辱”新人的办法建立阶层制度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人“都乖乖待在该待的地方”。毕竟每栋建筑物的住户是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只得靠着交换情报，让所有人感到有把柄握在他人手中，不得不守规矩。

在上东区，阶层也时时刻刻通过社交潜规则被稳固。这个结论是她在参加了超级贵妇瑞贝卡的晚宴后得出的。就算在上东区，有钱女人也分为贵妇、有钱贵妇与超有钱贵妇，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超有钱贵妇最精雕细琢，最美貌，生最多的孩子。在那个晚宴上，除了女主人瑞贝卡以外的其他女宾都需要对赞美左躲右闪，而这种迂回的一来一往，别人赞美你以后就得贬损自己几句，其实是在维持阶级的稳定性。女主人瑞贝卡是唯一可以接受赞美的人，在这样的社交仪式之后，每个人都更加明确自己的位置。不遵守这些社交潜规则会被排挤。在社交圈文化盛行的上东区，无法融入团体或是被驱逐，其实比下地狱还惨，因为这些富人最害怕丢掉影响力和名声。

薇妮斯蒂一路努力融入这个阶层分明的社会，先是努力表现通过业主委员会面试买到了房子，然后在嫂子的帮助下儿子进了最好的私立幼儿园；她儿子被排挤的情势也在她一次偶然被某金融帝国的继承人搭讪之后，得以逆转。在这之后，薇妮斯蒂被其他势利眼的妈妈们接纳，透过那些肢体语言以及和善的微笑，她知道自己被认可了，其他人不再担心被她拉低社会地位了。

最后，薇妮斯蒂感慨，这种融入的感觉可比被排挤好太多了！

女人的荣誉之战

“我发现众人最大的焦虑是自己得仰人鼻息、靠别人生活。我每天和周遭的上东区妈咪一起吃饭喝酒，我观察她们，听她们讲自己的遭遇。我发现很多人的人生，以及她们的幸福快乐、她们存在的价值，都得仰赖她们完全无法控制的人、事物。”

如果说我们都知道更有钱的人不一定更幸福，看完这本书，你可能会觉得，更有钱一定更不幸福。

一开始我也很难相信这个说法，不过薇妮斯蒂说服了我。大部分人都会以为上东区的女人是天之骄女，因为她们确实在生存资源上有太大的优势，不必担心生病没医保，更不用担心没钱养孩子，还有大把钱疏解城市病，她们的财产是一般人的成千上万倍，家里有私人飞机，没事就可以到加勒比海，或阿斯彭度假，远离都市令人抓狂的拥挤人群，让自己心平气和起来。

可问题是，资源越多的母亲，面临的育儿压力也越大。

密集育儿是萌发于现代西方有钱人群体的特有现象。这个专有名词由社会学家莎伦﹒海斯提出，密集育儿指的是一种性别模范，迫使母亲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用于养育孩子。而社会尤其期待有钱的母亲应该随时照顾到孩子的情绪，时时刻刻专注于他们的社会心理状态，用接二连三的活动促进孩子的智力发展。

这些妈妈们的巨大压力在于：因为掌握的资源多，孩子被默认一定会完美，否则，就是母亲的错。在上东区，如果不能全方位培养自己的孩子，任由孩子自由发展，那么母亲就是失职的。上东区的母亲和其他年代其他地方的母亲都不同，她们要完全以孩子为中心，不是在帮孩子烤蛋糕，就是在教孩子分数算数。这种模范育儿模式让母亲一天24小时，一周7天都时时刻刻处于焦虑之中，精疲力尽。

也就是说，有钱有选择的余地，反倒成了这些豪门妈妈的诅咒。太多选择会带来压力，人们面对三四个以上的选择时反而会出现负面效应，例如惋惜感，期望过高或失望感。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女性得焦虑症的概率，大概是男性的两倍。

贵妇妈妈们普遍焦虑的第二个原因是太过依赖丈夫。上东区的上流社会女多男少，男人很珍贵，资源也都在男人手里，而女人大多靠先生养。上东区的男人随心所欲，他们口头上说自己和妻子是平等的伙伴，但钱主要由他们掌控。男人能否平等对待妻子完全看心情， 可以随时打破婚姻的约束。纽约男人在派对上永远都在看你后方的人，看下一个女人是不是更好、更漂亮、家世更显赫。

曼哈顿岛的男性靠着掌控妻子获取资源的渠道而让女人服服帖帖，他们可以决定送或不送昂贵礼物，要不要让妻子享受奢华假期，要不要让她们在换季时有零用钱买衣服？要不要让她们在做慈善事业时有钱可捐？而慈善是也是女人能接触外界少有的机会。

男人与女人握有的权力有着天渊之别。因为处处要依靠男人，贵妇们的力量感是很弱的，可能还不如自己赚钱的普通人。这种权力极端不平等在“妻子年终奖”这种荒谬的设定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妻子年终奖”在太太社交圈是公开的秘密，会在婚前协议书里写好，丈夫有时发放，有时随意找理由不给。这一切都是许多位高权重的男性让人乖乖听话的手法，他们靠着这一套，保有自己在社会上与婚姻里最大的优势。

女性不仅碰到权力不对等，制度社会与文化也处处对她们设限，她们还被关进了一个性别隔离的世界。例如，她们出席的慈善活动总是和男性隔离的，重大决定她们不能参与，而且只能和孩子的同学妈妈社交，很难走出“妈妈圈”。

这些妈妈们在外人看来过着一种值得炫耀的奢侈生活，但实际上她们为孩子参与“高尚的义工”活动就是免费劳动力。老公在外赚好几百万美元，她们也要炫耀“不需要上班”的奢侈生活。但同时她们必须当一个好义工，孩子才能进好学校。她们要把自己在大学研究所、高级专业工作中辛苦学来的技能，免费赠送给孩子的学校，例如组织各种活动、编辑校刊、管理图书馆、举办糕点义卖等等。女性参与“妈咪经济”是为了让自己有事可做，为了觉得自己有用处，但她们能做的事却又在整个家庭里显得微不足道，不被认可。

作为人类学家的薇妮斯蒂，虽然一开始表示并不认同这样的世界，但最终却不得不向这样的世界投诚。她一边想为了孩子不被排挤而融入，一边又希望自己保持超然的独立，拉开学术分析需要的距离。但是被排挤的经历却让她转变了心态，一定得让其他人接受自己。薇妮斯蒂最终还是入境随俗，变成了当地人，失去了原本的客观立场，甚至开始认同研究对象。她的穿着打扮开始和上城区的女性趋同，思考模式也开始同化。就此“误入歧途”。在恐惧的胁迫下，她从原本的旁观者变成体制的拥护者。跟上东区的其他妈妈一样，她每天都在焦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不够多，生怕对孩子的未来造成影响。

长久以来，我们认为人类学家只有与自己研究的地方保持客观的距离，才是值得自豪的，入境随俗总让人感到不太恰当，威胁到研究人员最根本的身份认同。曾以马林诺夫斯基为博士论文写作对象的她，当然很清楚，冷静以及保持距离才是专业的人类学家应该做的。某种程度上，她也担心自己的作品，如若与马林诺夫斯基一样强调那种无法掌控感，则会被狠狠地批判为“自找的困境。”

她只好为自己开脱：自己不是学术定义上的人类学学者，并未主修人类学，对她来说人类学与灵长类动物学仅仅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运用于她适应异文化的经验里。

这种挣扎与矛盾可能恰恰说明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的那种距离感有多么的难以维持，特别是“自下而上”研究的时候，既想融入，又不想陷入焦虑，既想站稳脚跟又想保持理性是不可能的。

姐妹情谊

如果说全书的前几章都在讲曼哈顿贵妇们的阶级斗争和育儿战争，并因此让这些贵妇有些面目可憎的话，全书的后两章则来了个大反转。

转变的契机是，薇妮斯蒂在43岁时怀上了第三胎，但在怀孕六个月后流产。就在那时，那些曾经挥舞着铂金包在人行道上撞她，曾经让她觉得她和儿子是下等人的女人，纷纷放下了高傲的身段，展露自身脆弱的一面，与她分享自己曾经的流产经历或丧亲之痛。让她出乎意料的是，好多她原本觉得不友善、活在自己世界的肤浅妈妈，却开始帮助她、陪伴她，以不可思议的程度包容她的痛苦与愤怒。

曾经只顾争奇斗艳、剑拔弩张的妈妈们，在一种女性的、私密的对苦痛经验的交流与言说中，产生了新的共同体，在家庭之外产生了新联结。曼哈顿贵妇们竟然开始像小镇母亲那样彼此合作，提供彼此情感上的支持并帮忙照顾孩子。

通过流产事件的书写，本书前半部分对上东区妈妈的挖苦嘲讽的调调减弱许多，变成对女性之间守望相助的赞许。薇妮斯蒂把她与其他女性冰释前嫌归因于人类的情感本能：让后代好好长大是灵长类动物的共同本能。她的高龄流产在不经意之间引发了同伴的同情心，唤起了“那群进化史上同属共同哺育者的深层慈悲心、关怀心与同理心”。虽然社会生态的大环境变了，如今流行的方式是女性独立育儿，但是女性共同养育，共同照顾与关心孩子的某种文化基因还在。

薇妮斯蒂开始感到羞愧疑惑，她发现自己从前太快否定许多妈妈，先前她被伤害，甚至害怕她们，而现在她对她们却满怀感激。

到了这里，本书的立意已不再是对上流生活的猎奇，展示资本主义对人的侵蚀抑或物化女性的陈词滥调，而是试图揭示某种人类进化的新版本——人类合作的本能大于竞争。

进化不一定都是血腥的，人类除了彼此暴力相向与无视他人性命，其实也有团结合作且富有同情心的一面。黑猩猩会在杀死敌人时眼睛都不眨一下，然而他们也活在关系紧密的团体里，并且高度关心其他黑猩猩 。正如人类学家詹姆斯里林所说，人类在情感上偏好合作，要刻意仰赖认知机制，才能阻挡这股冲动，换句话说，关怀他人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冲动，反倒是我们的理智阻止我们不要那么做。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是文化人类学和生物学的某种巧妙结合，因此没有单单像极端的社会建构论那样全然批评后天原因，也没有像达尔文那样为“自私的基因”辩解，她找到了一个平衡。

而这种反个体主义的、属于女性的新联结的可能，在高度保守、严格遵循经济理性的上东区显得尤为坚韧和珍贵：像几十万年来一直发生的那样，在对个人生活的预判和控制之外，女性彼此之间的联结与支持，一直都是她们重要的依靠。在核心小家庭带孩子其实才是新鲜事儿，独立养育孩子的情况只不过是历史上一个小节点，女人一个人养孩子才是特殊，并非该有的状态。

故事的结尾岁月静好，薇妮斯蒂没有完全采取密集育儿的方式教育孩子，而是放手让他们自己长大，“当母亲不必是件苦差事，也可以很轻松很快乐。”她和先生现在一年会到欧洲旅行，不带孩子，虽然搬离了上东区，但他们还是不时回去看看朋友，享受社交。

到这里，此书的立意也最终脱离了贵妇讽刺文和八卦小报，而是落脚到了对西方密集育儿的反思上。现代西方发展出的密集育儿是和人类进化结果相违背的，照顾孩子、陪伴孩子主要是母亲的责任这种主流认知，需要被反思。反倒是黑猩猩们共同养育幼子的举动才是对女性最好的，最温情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