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处世之道

从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大运河漕运系统因战乱荒废开始算起，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青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历经长达八十年的持续演化，进入了如日中天的成熟期。

青帮能取得这个“历史成就”，三大亨当中的黄金荣和杜月笙，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人物。

身为法租界巡捕房华人督察长的黄金荣，利用职权之便为贩毒集团提供保护伞，随后又作为中间人，为贩毒集团与法租界当局达成毒品垄断协议牵线搭桥。他是确保青帮在上海做大做强的关键人物。

在晚清时，帮会成员原本只认为，租界是供他们躲避官府捉拿的一处庇护所，直到黄金荣出现，他们才大开眼界，租界岂止是洋柴进的庄园，分明就是洋梁山，黄金荣简直就是及时雨转世，是在洋梁山开忠义堂的活宋江。这位活宋江引领投纳在他麾下的绿林好汉，走上一条被洋人招安的富贵之路。

在很多港台黑帮贩毒题材电影中，时常出现一类涉黑警员的角色：在港英当局治下的警局内，身为高级华人警官，形象光鲜夺目，受人尊敬，颇具社会地位，但他暗中还利用职权包庇黑帮成员、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大奸似忠大伪似真。这类人物角色在现实中是有很多生动原型的，包括黑帮向警界渗透的无间道故事，都可以从黄金荣和上海青帮中找到最悠久的创作灵感素材。可以这么说，是黄金荣开创了“警匪勾结”模式的中国城市型黑帮的生存之道，他是打造中国现代城市黑社会组织的“教父”。

黄金荣身上具有集优点和弱点于一体的气质：认得半边人，做得半件事。

“认得半边人”，是说他只识凡夫俗子，不识天眷雄杰。他出身一个衙役捕快家庭，用今天的概念去形容他父亲的身份职位，就是一个地级市公安局下属刑侦或治安部门的负责人。

父亲还活着时，他上了几年私塾，因此能写简单通顺的白话信件。在成人文盲率极高的底层社会，这点教育水平足以让他出类拔萃。但在父亲死后，这个家庭就衰落了。因此他处在中国社会的中下阶层，他的成长阶段和成年后长期的职业活动也在这个阶层。他对这个阶层的人情世态与各色人等的容貌品行，有火眼金睛般的洞察力和如臂使指的驾驭力，小瘪三、车夫、商铺学徒、妓女、赌徒，白相人……这一张张在凡尘中挤眉弄眼的脸谱，他早就熟稔于胸；这一条条挣扎喘息的生命，自然也被他轻而易举地揉捏在股掌之上。

他利用这些人的专长和人性弱点，加以操纵利用，构建了神通广大的人际关系网。这位捕快的儿子，是家族职业传统的优秀继承者。

可惜，他的人生阅历仅限于中下层社会。他从来没接触过上层社会，没见识过达官显贵这个精英群体的言行做派。在金字塔中下层，他是一个让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大能人”；然而由下而上，在文化教育和眼界认知两方面的严重不足，使他的个人修养和胸襟气度都缺乏提挈的余量。

孙中山和陈其美把黄金荣当成大人物，希望他能一起闹革命或向革命者提供帮助，这真是大错特错了。黄金荣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如果在太平年月，黄金荣很可能一辈子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巡捕，能做到他父亲的职务地位已经心满意足，即便搞一些不正之风和涉黑活动，也折腾不出多大的动静。但他偏偏身处清末民初这段乱世，动荡局势能让他浑水摸鱼，给他提供一条不同寻常的快速上升通道，让这个小人物，极不相称地拥有了大人物的身段和位置。

作为在社会上有身份的“成功人士”，黄金荣从没有阐述过他对中国社会前景形势和政治走向的个人看法，不是出于客观原因不愿讲，而是他根本没这种眼光和分析能力。高等洋买办的身份，租界“国中之国”和青帮“挟洋逞威”的这两个特征，又使黄金荣和青帮成为多个党派政治势力都非常看重、都希望争取过来的对象，堪称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不过黄金荣采取的对策，是“只做半件事”——无论谁找他、求助他，他不会拒绝，但也不会投入。态度很热情，行动很迟钝。

他对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完全茫然无知，没有判断能力，所以在形势发展还不明朗前，他只给人展示一副装扮出来的嘴脸，尽量不得罪人。一旦认为形势发展清晰了，他就依照很现实的原则下赌注，搞政治投机：谁得势就巴结谁，谁腿粗就抱谁。

了解到黄金荣这种人的本质，也就能明白以他为首的青帮三大亨，为什么要在四·一二政变中，卖力协助国民党搞“清共”。

三大亨获得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是法租界给他们的，做到华人督察长和华人董事这个层次，已经是做到头了，再往上的总巡官和总董，只能由法国人担任，所以他们很有安于现状的自知之明。黄金荣既是青帮头目，还有大烟瘾，是如今一些文章介绍他的基本内容。但他正式加入青帮和抽大烟，是迟至1925年才开始的。在章君谷的《杜月笙传》里，有对黄金荣儿媳李志清的一段访谈内容，李志清明确表示，她家黄老太爷在1925年前，从不吸鸦片烟。

1925年对黄金荣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他在这年正式退休。不许加入帮会，不许抽鸦片，是法租界对所有巡捕的训令要求。一些低阶华人巡捕暗中加入青红帮，身为督察长的黄金荣因身份太显耀，尽管平时与帮会来往，但他自己并没有正式入帮，这是他和法租界当局之间形成的默契关系。1925年他退休了，再没有这些限制，才可以放心开戒。

一个本应该混迹在社会中下层、惯用江湖路数的小人物，在特殊年代，仰仗“吃洋饭”的租界背景，爬到了自己本不该出现的位置，获得可遇不可求的地位，偏偏他的头脑境界却没有提升，他就会继续用低端的处世哲学与江湖手法，去处置身在高端遇到的问题，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这种缺乏素养的人也搞政治投机，那他只能通过表面迹象凑个热闹，没有抛开现象看本质的眼光，免不了就会押错宝、看错人、误判形势。

黄金荣的一生，时不时会看不准形势或误判了某位高人的来历背景，因“有眼不识泰山”而犯过错，但他没吃过太大苦头，因为这位捕头的儿子，有一副善变的江湖嘴脸。

生在乱世中的人有些特质，人心叵测，世事无常。黄金荣身上有个应付乱世的优点，具备时变之应的能力，他在不同时期，对张宗昌和蒋介石这两个人的态度转变，就是极好的解释。

张宗昌最早是一个闯关东、跑崴子的山东人，辛亥革命前后，青帮李征五把他招到麾下。彼时身份是探长的黄金荣，看不起张宗昌。此一时彼一时，十多年后的张宗昌已是直鲁联军司令，当他再与三大亨商讨鸦片交易，前来赴会的黄金荣知趣地坐在陪座位置，殷勤招待。

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投机生意失败，窘迫无奈下，经人引荐，也投帖黄金荣门下，认黄做“老头子”，五年过后，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击败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势力，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黄埔军校教授部少将王柏龄前往上海拜会黄金荣，表示现在蒋介石已是北伐军总司令，如果让外界知道蒋以前拜黄为门徒，传言出去恐怕有损于蒋的身份名望。黄金荣立即把当年蒋介石的投帖找出来，悄然退回去。

黄金荣在1951年写悔过书的行为，更能充分体现出他身上的两种特征：二十多年前，刚看国民党得势，就去抱国民党的大腿，没想到最后共产党得天下，搞政治投机，下注押错了宝，满盘皆输；现在发现自己处境非常不妙，审时度势，装怂服软，悔过书在报纸上刊发，扫大街还被拍照。

1951年，84岁的黄金荣在旧上海滩著名的娱乐场所大世界门口扫马路。

面子是虚的，要不要无所谓，在这个节骨眼上保命才最为要紧。八十多岁的老流氓头子，再一次发挥娴熟的江湖演技，把口头上的忏悔歉疚与脸皮上的诚恳自责演绎得淋漓尽致，又让自己安稳活了两年。

水浒里的宋江怀有政治野心，所以爱才而不惜财。清酒红人面，白财动人心，宋江在江湖同道中被称作“及时雨”，实际是他一贯出手大方的“及时银子”。

钱，是宋江邀买人心的物质工具，但黄金荣做不到这点，他是为揽财而招才。真正有资格充当活宋江的人物，是杜月笙。

青帮成员基本出身于贫民家庭。黄金荣的童年，还经历过先富后穷的起落，有亲历的对比感受，更刻骨铭心。既然他们对穷的感触如此深刻，对钱的渴望就极端旺盛。这些人对钱特别在意，一个个占有欲极强。他们从事的是黄赌毒这种非法生意，只要有机会碰到钱，甭管这钱是不是他的，都先琢磨着怎么往自己兜里边塞。

而杜月笙却是很反常的特例。他也是贫民出身，但这个人对钱的态度却极为豪放洒脱。凡是和杜月笙接触过的人，普遍认同他善用钱、会花钱、更不惜钱。

“杜月笙会做人”是外界对他的一致评价。和杜月笙长期合作川土生意的四川军阀范绍增，在《关于杜月笙》一文中有几段，是把黄杜两人放在一起做了一个简单对比——

黄金荣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法弄钱，当时一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人民血汗，跑到上海想当寓公。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弄光，然后给他们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来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当作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便是这个原因。……杜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搞来的钱很多，花得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像黄金荣只进不出，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去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他总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时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

……他还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他也很注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意见。他用过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以及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还有不少旧文人、洋博士之类，经常为他出主意。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使用起来，不像一般的反动头子用部下那样，而是处处表示出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使这些自命清高的人忠心耿耿地为他充当工具。

范绍增在1949年底宣布起义，以起义将领的身份留在大陆。这篇《关于杜月笙》，是他在解放后口述，由另一位被俘国民党要员、军统特务沈醉执笔整理的。此文和《杜门旧话》《杜月笙与恒社》等七篇旁人回忆录形式的文章一起，收录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旧上海的帮会》这部合集。这些文章由若干曾和杜月笙有长期密切来往的相关人士，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除了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以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任务——

对杜月笙这个“反动流氓头子”进行揭露和批判。但是，这些文章不仅没有体现出批判的力度，其大部分内容反而着重讲述杜月笙对钱淡然大方的态度、对身边人的体贴照顾、与人打交道过程中表现出的亲和随性，以及一贯圆润周至的处世言行，分明是明贬暗褒。

特别要说的是，杜月笙不是在结交范绍增这种军阀权贵人物，为了巴结对方才如此谦谨恭让。在这七篇文章的作者当中，还有杜家的账房先生、在杜手下做杂事的帮佣和为杜烧大烟的仆人。这些人的身段显然要比杜的社会身份低。他们的陈述文字，表达出相同的感受：杜月笙对自己部下的态度，更是赏不遗贱，“及时银子”从来没断过。这些人既然能在为批判杜月笙的文章中，依然不吝言辞地赞许杜月笙的一些作为，显然他们都曾得到过杜的恩惠。由此可见，杜“会做人”的声名能够褒扬在外，不是虚传。

除了富有亲和力，杜月笙还拥有极具大局观的经营才干，能够及时抓住商机。1919年初，利用公共租界再次查禁、打击鸦片行业的大好机会，杜月笙开出优渥条件拉拢潮汕烟土贩子，鼓动他们把土栈和烟馆转移到法租界，和二十余家潮汕土栈签署长期供货合同，此举为三鑫公司打下经营基础。

此后，与法租界展开专卖权谈判，与苏北青帮张仁奎达成报销协议、与上海市长吴铁城达成公卖协议，与四川军阀合作建立吗啡提炼厂……这一笔笔让三鑫公司逐步扩张势力的生意，都是杜月笙主持完成的。

三大亨是以法租界和中国军阀为政治靠山，他们赚的钱，要优先填满洋海清和土海清的欲壑。三鑫公司每年经营收入的四分之一要提供给法租界，还有三分之一提供给军阀。这两部分已经占据其总收入的约六成，余下部分，还要尽量满足二十多家潮汕烟土商和法租界上千家燕子窠的利益需求，此外还有给法租界贪官提供的私人贿款和三鑫公司内部骨干成员的分红……随着三鑫公司烟土生意的扩张，其业务范畴和客户关系变得愈加复杂，需要调和各方面的资源与利益分配，急需一个做人有肚量、眼界宽广有大局观、办事周详有魄力的人来主持业务。如果杜月笙是一个称薪而爨、积财吝赏的守财奴小气鬼，根本撑不起这么大的经营规模。

三大亨有了钱权地位之后，都会按照帮会的江湖传承规矩，开香堂广收门徒。黄金荣和张啸林沿用的是老规矩，只有杜月笙做了符合社会文明进步的改良，他特别喜欢吸收有文化的人士，比如法租界高级华人翻译、社会名流、新旧文人或归国留学生，所以主动放弃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江湖规矩：收徒不收钱，不许门徒孝敬财物；门徒在拜师仪式上不许下跪磕头，改为鞠躬行礼；收徒前考察言行能力，收徒后一定安排体面的工作，负责到底。

三大亨在鸦片生意上积累资本，也要寻找其他的投资渠道，黄金荣主要投资地产和戏园剧场，他是把在“毒”上挣到的钱，又投给了“黄”“赌”和“戏”。杜月笙的投资眼光也要比黄金荣更高一筹，他的投资范畴非常广泛，有银行金融业，有面粉厂和纱厂等实业，还有属于传媒行的报社和娱乐业的唱片公司。

如果我们暂且把善恶黑白立场态度搁置在一旁，用尽量中性的眼光去打量杜月笙：一个穷窝里长起来，基本不识字的文盲水平，从水果摊学徒起家，更没有接受过任何商业知识专业培训的人，却可以无师自通地掌握经营技巧，具备娴熟的驭人之术，培养出颇为随和豁达的言行姿态，这是不寻常的现象，这个人堪称是青帮里的另类。

章君谷的《杜月笙传》里，把黄金荣和杜月笙几十年的关系描述成黄对杜“慧眼识人，贵人相帮”，杜对黄“感恩戴德，知恩图报”的美好典范，现实中并非如此。三大亨是靠各自掌握的优势，达成互相利用的组合体，一旦手中掌握的资源发生变动，相互关系也会随之变化。

1928年之后，杜月笙能更顺畅地与国民党要员拉拢关系，声势快速上升，黄金荣的声势相对下降。1933年，杜月笙与吴铁城，以及国民党另一个著名大贪官、财政部长宋子文合作，联手经营洽记公司，在长江中游的武汉建吗啡提炼厂，就近加工从上游运下来的川土。

杜月笙事先没有向黄金荣通告，更不会让他占股份。黄金荣得知后妒火中烧，向蒋介石告发。当时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宋子文背着蒋介石扩编财政部税警团，税警团名义是征税和缉私队，但完全是正规军编制，达到六个团、三万多人的实力。宋子文的野心，是想拥有听命于他的私属武装力量，通过卖鸦片来筹措军费，引起蒋介石的反感和警惕。

同年十月底，在蒋介石的施压下，宋子文被迫辞职，整天担惊受怕，担心蒋介石动用特务搞暗杀，把他当作政敌除掉。杜月笙一边安抚宋子文，把宋安置在法租界他自己的家中，承诺保障他的性命安全；一边修补自己和蒋介石的关系，也向蒋介石做出保证，武汉加工厂的收入交给政府，不会有一分钱流到宋子文的口袋里。

黄金荣与杜月笙的矛盾加剧，却基本没有公开化，两人关系还能大体维持下去，一是黄坚持一贯的自知之明，不断地重新定位他和杜的关系，自己年岁也大了，不愿意过分折腾，凡事能让就让，信口泄愤，让丑事张扬出去，只能两败俱伤，让外人看笑话，谁都没面子；二是黄金荣最在乎的是钱，而杜月笙恰恰很不在乎钱，两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基本没矛盾，其他过节都是小事，不至于彻底破坏二人的关系。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到九十年代初期，大陆对杜月笙的社会身份评定，长期以来都是“流氓头子”，但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随着社会进入一个剧烈的转型期，价值观评判标准同时发生转变，由此出现越来越显著的翻案风，一些人物传记文学和通俗历史读物，对杜月笙的事迹言行给予越来越多的肯定，还不吝言辞地宣扬他待人待物的处世哲学与经营之道，使杜月笙的历史形象越来越正面化了。

历史人物有复杂的多面性，杜月笙首先是一个投身鸦片生意，凭不义之财起家的毒枭，一辈子没离开过烟土生意，这个污点永远不能洗掉。至于他的个人品行，只能说，相比于同时代那些无法无天、既虚伪还贪婪的军阀官僚和帮会分子，他确实表现出一些比较有吸引力的人格魅力和值得分析的经营才干。时势造英雄，但时势也能造就枭雄，造就流氓。杜月笙的存在，及时弥补了黄金荣身上的种种缺陷。他们也形成了一个优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