窒息还是慈爱：鲁迅母亲和儿女们

鲁迅的母亲鲁瑞，一位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母亲。她生了四儿一女，幼子幼女夭折，两个儿子鲁迅、周建人是我们语文课本上的文学家、生物学家，还有一个儿子周作人是现代散文家，也是声名狼藉的汉奸。

鲁瑞是有福之人，又备受命运捉弄。

鲁瑞嫁到周家不久，丈夫丈夫周伯宜中了秀才，人人都说她有“帮夫运”。她头胎生下了兴房的长房长孙，隔两年又生下了二儿子，这样的福气即使在周家那样族人众多的台门之家很值得羡慕。她“成了红人，也是忙人，因为三台门无论哪家娶媳妇，她都被请去接新妇。”

不过命运并没有让鲁瑞的人生一帆风顺。鲁瑞唯一的女儿端姑不到一岁就夭折了。更大的灾难来了，她公公周福清犯了科场代人行贿罪，被捉拿下狱，丈夫周伯宜秀才被革，郁郁寡欢后早逝。坐牢、治病少不得家中要张罗着卖房卖地救人。两年后，6岁的小儿子椿寿夭折。

到了晚年，成家立业的儿子们接鲁瑞去北京，总该享福了。两个大儿子又兄弟失和。暮年时，鲁瑞更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1943年，这位87岁的老母亲“安静入灭”，临终前在她身边的是二儿子周作人。

这位慈爱刚强的母亲是儿子们的温暖倚靠，也是儿子们中人生中无形的束缚。

一、鲁迅：慈母在堂，失母则强

鲁迅是母亲的长子。鲁迅的诞生让鲁瑞体会到母亲的愉悦，也提升了她的家庭地位。鲁迅的诞生，让这个家一下子四世同堂。何况，鲁迅的生日是“灶司菩萨的生日，又是蓑衣包（大约是指婴儿的胞胎质地薄，像蓑衣的样子)”，许多老人说“这样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在那个年代，长子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周家这样的旧式大家族，长子会接替父祖成为下一代家长，是母亲未来的依靠。

鲁迅祖父犯罪入狱和父亲的病逝使得鲁迅作为家庭主心骨的时间过早提前了。

鲁迅父亲过世时，鲁迅15岁。

“我的大哥代替我的父亲成为一家之主了。他在火锅上来以后，就拿起香来点着，开始上香，我们就跟着他跪拜行礼了。”

长子要完成的不仅是仪式，还要应对外部的风雨。

“他是我们兴房的长子，有什么事，族里总是找到他。有一次，本家长辈们要重新分配住房，集会商议，我大哥去参加了。他们借口我们房里人少，所以要压榨我们的住房。大家以为我大哥还小，一定会很快成功的。”

十几岁的鲁迅并没有屈服，他拒不签字，最后不了了之。回家后，他没有向母亲诉苦，只默默写在日记里。

孤儿寡母，少年只能强迫自己快快成长，为家人遮风挡雨。

1898年，鲁迅去江南水师学堂读书。

鲁迅已经到了议亲的年龄，然而，在台门，周家实在不是议亲的好对象。

鲁迅祖父尚未出狱，实实在在的犯官之家。经济上兴房有五十亩的水田，原是富裕的，可是祖父入狱，父亲生病，变卖水田，典当首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鲁迅读的水师学堂，好男不当兵，他未来可能当兵，又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这些都是议亲的减分项。

给鲁迅亲事牵线的是周家族人谦婶和玉田叔祖母，这位玉田叔祖母姓朱，是朱安的族姑。

权衡之下，1901年，鲁瑞到朱家“请庚”。朱家也是台门之家，祖上做过知县，门户相当，相应的，朱安个人条件就有所不足。她身材矮小，大字不识，性格固执到迂腐的地步。

1906年，鲁迅母亲以生病为借口，骗儿子回国成亲，母亲的爱让他屈服了。

鲁迅配合母亲完成了婚礼仪式。这婚事成为鲁迅一生的重担。

鲁迅在日本时，受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影响，

“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要被捕或者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

有着这样顾虑的人，最终没有成为刺客。

鲁迅晚年的时候曾对冯雪峰说：”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

二、周作人：鲁迅之母，若即若离

周作人是鲁瑞的次子，也是临终前在她身侧的儿子。不过，周作人对母亲的称呼一直颇让人诧异。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第二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照常去上课。上完课后，他说：“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1938年叶公超来北平，常风陪同叶公超去看望周作人。当叶劝说周作人离开北平时，周作人讲述不能离开北平的理由时说：“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

据周作人秘书记录，他在家中交谈时，常用日语对羽太信子说“鲁老太太今天胃口如何”。

鲁迅的母亲，鲁迅的老太太，鲁老太太，这些称呼都颇为疏远。

周作人对母亲算不上不孝，尽了儿子的基本义务。据俞芳回忆，

“鲁迅离开北平后太师母的生活仍然是鲁迅负责, 周作人平时工作忙很少到西三条来看望太师母。信子或芳子有时带着孩子到西三条来看望太师母，信子偶尔带些日本点心给太师母吃 ”。

鲁迅过世后，从1938年1月开始，周作人承担母亲的生活费，每月50元。

他在《知堂回想录·先母事略》对母亲不乏称赞。他称母亲“性和易，但有时也很强毅 ”。母亲晚年与他谈论吴佩孚、张作霖等怎么样，“好恶得当，议论都是得要领的”。

这种理性的疏远与周作人的次子地位有关系，也因为周作人缺少鲁迅那样对母亲发自内心的热爱。

鲁迅是长子，也是家族的支柱，鲁瑞对他又是疼爱，又是信重。鲁迅对母亲虽有些许不满，但感情还是深厚的。

周作人和母亲的感情则要弱一些。他上面有大哥，下面有妹妹端姑，后来，端姑和周作人同时出天花，幸亏周祖母蒋老太太帮着照管。端姑死后，鲁瑞身体不好，又要料理家事，周作人就跟着祖母，“我从小跟了她睡，大概在那里也住过六年以上”。祖母蒋老太太的女儿小姑母康官，周作人也比较亲厚。“她出嫁那一天，我二哥攀着轿门不肯让她走，还要钻进轿里和她一起出嫁呢！”

再后来，周作人有了三弟和四弟。三弟周建人也是自幼体弱，鲁瑞不放心，“总是带在她的身边，寸步不离。”四弟的夭折更是鲁瑞心中的痛。

鲁瑞说

“老二从幼小时起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老大负责。”

这种依赖性，与周作人性格有关，也与周家长兄如父的运转模式有关。

三、周建人：凯风自南，吹彼棘薪

周建人是鲁瑞的幺儿，他在母亲身边陪伴最久，但又最早离开了八道湾大家庭。

90多岁的周建人回忆起母亲，“她性格开朗、宽厚，无论我们怎么顽皮淘气，也没看到她真正动过怒，总是那么和颜悦色，无论后来家里遇到什么灾难，也从不愁眉苦脸，总是那么坚忍刚强。我想她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了”。

周建人自幼体弱，经常发烧，鲁瑞去哪儿总是带着他，寸步不离。

这份疼爱成为了牵绊和束缚。

14岁那年，周建人打算去南京水师学堂读书。

周建人和族里的庆蕃叔（当时在水师学堂做老师）约定，去南京考试。他暗自复习，收拾好行李，没想到鲁瑞伤心地哭了，“如果你也走了，我怎么生活下去?我一个人在家怎么办?我一定要少活几年。”

那时候，鲁迅祖父已经出狱，鲁迅在日本留学，周作人和庶叔周伯升在南京读书。周建人日后分析，

“家乡这样的习惯，不让一房里几兄弟都倾巢而出，否则回家来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了。再有，这几年来，我母亲和我，确是相依为命，我如走地话，她不但寂寞，生活也大受影响，女人是不能出门抛头露面地，而有许多事情却必须有人出门去做。也许我的瘦弱多病引起她的担忧，我在家里已是三日两头生病，出门怎么办呢？这些可能都是母亲不放我走的原因。”

倒是周建人的小舅父过来相劝:

“小姊姊，你万万不能这样做。大的出去了，将来羽毛丰满，各自飞了，这个留在家的，要变成篰底鸭的。这样的例子，我看得多了。”

不过，鲁瑞并没有听。她对小儿子不是不歉疚，可家庭状况确实需要一个年轻的儿子。两个大儿子也赞同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周建人在家，照料家务，陪伴母亲，一面自学。周建人在家附近的会稽县学堂读书。

毕业后，因为迟到，没能参加绍兴府中学堂的升学考试。后来，同学介绍他去筹办塔子桥僧立小学堂，他在那里当校长，就再也没有考绍兴中学堂。

其实，在绍兴，周建人也能维持家用，但是全家搬到北京八道湾大宅，他的学历就成为致命伤，就业问题难以解决。

1921年周建人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妻子羽太芳子没有同行。1922年羽太芳子生下了小儿子周丰三，她拒绝带着孩子来上海。

1925年周建人和王蕴如结合。

1937年元旦，周建人为了安慰失去大儿子的母亲，特意带着王蕴如赶去北京参加母亲的寿宴。羽太芳子对他大加指责，大儿子周丰二冲出来，指责父亲，情形混乱，双方彻底决裂。鲁瑞的80岁寿宴在混乱中收场。

这场冲突后，周建人宣布断绝他和周丰二的父子关系，也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马理（周鞠子）每月20元。

周作人指责三弟不负责任。抗战时期，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要求商务印书馆直接将周建人的一半工资，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1941年，周丰三自杀。这个孩子是芳子的三个孩子中与父亲接触最少的。他尚在母腹中，父亲已去上海工作。

年迈的鲁瑞能如何呢？儿大不由娘啊。

俞芳回忆说，晚年的鲁瑞不止一次的回忆起她60岁生日那年。鲁迅特意请假回绍兴，和两个弟弟一起给老母亲过生日，请戏班演戏，近亲好友都来庆祝。

可那幸福的日子里埋藏着阴影。

那一年，朱安在开席之前，给众人跪下。她说，她嫁到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她，但她也不会离开周家，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要尽媳妇本分，侍奉婆婆一辈子。

那一年，羽太芳子大儿子周冲夭折，芳子抑郁成疾。家里决定让她回日本几个月。她在日本休养了5个月回到绍兴方痊愈。

也许家庭的悲剧埋在更早的时光里。

早在鲁迅祖父入狱，父亲病逝，鲁瑞给大儿子张罗亲事，那些破碎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吧。

作者：刘洋风：爱生活，爱写作，寻寻觅觅，迷迷糊糊。

原标题：《窒息还是慈爱：鲁迅母亲和儿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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