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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张广保先生作序推荐，宋学立著《全真道历史新探》出版

2025-05-23 11:4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全真道创立于金中期，元明以降，和正一道一并成为中国社会两大核心道派。学界主要立足“新道教”的视角，从多学科维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书从传戒授箓、丧葬制度、祖真崇拜、全真教育、教史书写等前人关注相对较少之处，对全真道在金、元、明、清时期的传承发展史进行了新的探讨，既系统梳理了其与以道家道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又深入分析了其创新性、时代性等宗教特征和实践表现，进而尝试揭示全真道对个体生命史、社会教化史的独特贡献和深刻影响。

全真道历史新探

宋学立著

平装·392页·37.5万字

98.00元

2025年4月

ISBN 978-7-5228-4939-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序

金代中期，王重阳在中国北方创立了一种有别于传统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为宗，以性命双修、功行并重为修炼门径，汲取禅宗的心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诸多因素，对传统道教从教义、戒律，到宫观组织、修行方式，以及终极超越境界等方面都进行全面革新，并在元以后分领道教的半壁江山，与正一教并立，促使道教最终形成北全真、南正一的宗派新格局。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灵宝、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旧格式。

对于全真教的研究，发展到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欧、美、日等各国家、地区都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在从事全真教研究，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统。中国方面的研究如果从清光绪五年（1879）陈教友撰作《长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其中历史学界为全真教研究范式的确立、碑刻资料的编纂作出了重大贡献。像陈垣、姚从吾、钱穆、孙克宽、陈智超等历史学家都曾在全真教研究的历史中作了开拓性的工作。就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陈垣先生撰作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该书以“新道教”来统称金末元初兴起的全真教、真大道、太一教等流行于北方的新道派，这是极富创意的。陈垣先生还依据抗战时期的独特解释语境对王重阳形象予以重新塑造，将自己遗民意识投射于历史人物。20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由陈垣编纂，陈智超和曾庆瑛校补的《道家金石略》（其中七成以上为金元时期全真教碑刻）这一巨著，为此后全真教研究全面利用金石碑铭材料奠定了牢固基础。客观地说，站在中国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全真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金元时期的中国社会，因而历史学界对全真教的研究绝非猎奇之举。如果我们细读金元时期全真教碑刻，把全真教置于当时社会的大环境中考察就很容易发现，在金末元初，由于蒙金易代，中原政权解体，而蒙古人当时的施政模式与中原政权颇为不同，全真教在这一时期实际担负起重建社会秩序，从而扮演起救世济人的重要历史角色。那时的全真教宫观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了地方政权的职责。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此，如果我们不认真研读金元时期的全真教碑刻，势必对蒙古国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在中原统治的历史理解陷入不完整状态。我曾经到河南济源进行田野考察，发现那时每一个村差不多都有一座全真教宫观。那也就是说，全真教宫观就如同一个地方社区，这应该与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之后，全真教宫观获得赋税豁免权直接相关。

然而，除历史学的维度外，全真教研究还有向内的维度。因此我们研究全真教就不能“道外论道”。我们不能忘记，全真教首先是一个奠基于内丹修炼的新道派，它的创立，直接与晚唐五代之后的民间内丹修行风尚密切相联。自晚唐五代始，道教内丹修行思想的传播已经呈现向民间底层社会扩散的新趋势，我们把它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道教发展的民间转向。这一趋势至明清时期表现尤为显著。对此我们只要看看这一时期兴起的民间宗派大量援用道教的内丹修炼术，以及古典小说中充斥的内、外丹修炼描写就可明白。像《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名著，大量使用了丹道意象，倘若我们不懂道教内丹学，那就很难真正看懂。这充分说明道教的核心思想及修炼方式已由高堂典册进入民众的精神世界，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

此外，从思想层面看，全真教以三教合一为宗，以性命双修、功行并重为修炼门径，特别突显性命问题，并构建其极具创新性的性命之学。而性命之学是宋以后中国思想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意识，儒、释、道三家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我们说自宋以来，儒、释、道就一直通过思想对话，寻找互相会通的思想论题，最后终于会聚至性命之道这一支撑中华思想体系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道教研究界对内丹道产生的思想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多数学者只看到它的养生意义，因而就无法对奠基于内丹性命修炼创立的全真教有深切的理解，何以一个诞生于金代中后期的新道教能够延续八百多年，一跃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道派，这当然只有从全真教赖以立教的思想母题——性命之道中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而宋、金之后内丹修炼之所以走出道教，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成为思想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也是因为性命之学并非只是一套概念游戏或一套外在的思想体系，而是与生命的终极超越紧密关联，是一套生命的切己之学。而金丹道的性命之学能够成为儒、释、道三家性命学的归宿点，乃是因为金丹道的性命之学主张性命双修，打通灵与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窒碍，通过精、气、神这样一组逐步精纯化的概念体系，追求一个终极的连续性存在，而这与中华文明的终极思想诉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活跃于北宋中后期和金朝初年的张伯端（紫阳）、王嚞（重阳）分别创立内丹道教的南北二宗，通过创立道教性命之学以讨论生命终极解脱问题，从而将中国传统的心性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王重阳创立全真教立基于性命之学，创立了性命双修的立教原则，围绕性命之学来构建其道派的各项教制、教规。其解决性命问题最具创新性之处就在于，将抽象的性命落实到与身体紧密关联的神、气，这无疑是一个思维的突破，为道教性命之学的身体转向奠定了独特的理论基础。道教性命之学之所以在宋以后能够后来者居上，获得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关键就在于抓住身体这一落足点，以构成身体的三要素精、气、神为基点，打通一条由精、气、神、虚、道等环节构成的生命终极超越之路。

宋学立同志的这部《全真道历史新探》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之上修改完善而成。他曾于2015年跟随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19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拓展了全真教的研究领域，系统地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例如全真教的传戒授箓、丧葬制度、祖师祭祀制度等。在此之前，很少有学者予以关注，宋学立在这部书中对这些问题予以系统研究，提出不少新的见解，例如关于传戒授箓，以往都习惯认为只有正一教授箓，全真教则是传戒，宋学立通过对金元时期大量全真教碑刻及传世文献的认真研读，发现金元时期不少全真教徒也有授箓的现象，金元时期全真教既传戒又授箓，这就纠正了传统上对全真教的偏颇认识。宋学立还总结了全真教传戒授箓的特点，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又如关于全真教的丧葬制度，前此虽然也有学者有所论及，但尚未见有系统论述这一主题的成果。作者在书中指出全真教宫观都设有仙蜕园，并研究了仙蜕园墓群关系，归纳出全真葬制可分为附葬式、归宗式两种模式化的丧葬制度。这也是很有意义的，深化了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最后，我想讨论一下道教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之联系的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么一种观点，那么对道教的研究就与中国古代史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在西方历史学界，自斯宾格勒、汤因比始，就已经以文明为单元来整体考察一个文明的发展历史。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都采用以文明为单元来研究世界历史。斯宾格勒采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将世界主要文明区分出八大文明形态：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古典文明、阿拉伯文明、西方文明、墨西哥文明。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各有其作为其内在结构的原始象征。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则将人类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之全球文明区分出二十六种文明，认为各文明之间是相互影响的，推动文明前行的动力是挑战与应战，并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他主要是鉴于中国能长久保持政治统一和文化的延续而做出的判断。

从文明比较的视角看，中国文明区别于苏美尔、古埃及、古印度及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乃在于中国文明是礼乐文明，它是通过礼乐制度实现财富集中和社会分层。这在其他文明中是罕见的。从思想的角度看，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在世界观、物质观、生命观方面具有整体性、连续性、贯通性及有机性。对此，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佛罗斯特（Peter T.Furst）称之为“追求一种连续性的存在”，认为是人类传统中亚美萨满基层思维,堪称石器时代遗留的主流精神传统。张光直肯定佛罗斯特这一说法,并援引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祭祀及礼制,进而阐述了中华思想传统中存在的“存有的连续性”。而道教重点保留了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最重要的两类礼制，此即沟通超越界即天界和沟通下界即幽冥界的两大类礼制，前者即道教（包括全真教）以金箓斋（醮）、玉箓斋（醮）、明真斋（醮）等为代表，后者则以黄箓斋（醮）等为代表，形成完整的九斋十二法科仪体系。因此，道教也是一个仪式性宗教。从这一角度看，道教的斋醮科仪体系并不是仅对其教内有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自隋唐始，道教就开始逐渐接管王朝的重要国家祭祀事务，到明朝则完全将祭祀天地、日月、五岳等重要国家祭祀事务交由道士组成的神乐观负责，难怪明代居然出现六位道士出身的礼部尚书。这与皇帝个人是否佞道无关，而是道士们承担了重要国家祭祀事务。因此，从国家祭祀的角度深入、系统研究道教的九斋十二法科仪体系就显得极为重要，而这需要研究者具有跨学科的专业训练背景，我希望宋学立同志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能勇敢地担负这一重任。是为序！

张广保

2024年12月21日于洞真斋

作者简介

宋学立，1979年出生，河北玉田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古代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形象史学》副主编，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道教史。著有《宗教教化与西南边疆经略——以元明时期云南为中心的考察》（合著）、《妈祖文化与海洋文化融合研究》（合著）、《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译著）等。在《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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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全真道研究新进展（2001～2023）

二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传戒授箓

第一节金元传戒史

第二节金元授箓史

第三节传戒授箓的特点与影响

第二章丧葬制度

第一节身体观及其实践张力

第二节重丧与葬制

附全真史志关于天人一体生命存续观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