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1898：生活的沉思与打破

一、“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又名《套中人》），收入高中语文教材，已教过多次，因此极熟。令我印象深刻的，其实倒不是对“套中人”别里科夫的描写，也不是借由此人所发出的对生活与“不自由”的批判。

令人耿耿于怀、一见不能忘的，其实是教材中删去的段落。那是叙述人布尔金感叹别里科夫死后，全城人心中暗暗窃喜，“可是一个星期还没过完，生活又过得跟先前一样，跟先前一样的严峻、无聊、杂乱了”，“那样的人，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在这一番感叹和对话后，小说进入尾声，叙述者走出房子，突然发现了皎洁的月色。小说中写道：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抬头看，说道。

这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向右边瞧，可以看见整个村子，一条长街远远地伸出去，大约有五俄里长。一切都浸在深沉而静寂的睡乡里，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人甚至不能相信大自然能够这么静。人在月夜看着宽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恬静。这时候村子给夜色包得严严紧紧，躲开了劳动、烦恼、忧愁，安心休息，显得那么温和、哀伤、美丽，看上去仿佛星星在亲切而动情地瞧着它，大地上不再有坏人坏事，一切都挺好似的。左边，村子到了尽头，便是田野。可以看见田野远远地一直伸展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浸透月光的旷野上也是没有动静，没有声音。

我一直不太明白契诃夫在这篇极为沉闷、冷峻而犀利的《套中人》批判之后，为何要写出这样一个结尾，如果从一般的小说思想艺术的角度看，别里科夫死后，叙述者已经发出了感叹，“套中人”的寓意与批判，到此首尾完足，毋须赘述。大概高中语文教材编者正是有此考虑，才删去了这个段落及结尾。

可多年前读过《套中人》全文后，令人过目难忘，甚至常常在晚上散步时浮现心头的，偏偏是这个结尾。像是从一个极为繁杂、沉闷、平庸、拘束、隔阂的城市中突然穿行而出，蓦然间看到皓月千里，心胸为此一空，顿悟到大地辽阔、山川朴厚、乡野可亲，人间岁月荒芜、空虚而又丰盈。勃勃的诗心与热爱，像地底涌泉一样喷薄而出，澄澈了一切。我甚至会因这个段落，而在心底浮现自小以来在月夜下散步的各种场景，无论是在老家的乡野，或是异乡的大河之畔、古寺之内、高山之巅，甚至会忆起很多在生活中早已逝去的场景与人。

别里科夫那个狭小的“套子”，在此背景的反衬下，倒成了一个小巧的遥远的物件，可以随手扔弃在脚边的草野或垃圾桶了。

大概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奇异的感受，导致我对《套中人》一直有一种奇怪的、偏差的印象，即“套中人”别里科夫的描写无足奇怪，反倒是这个结尾值得重视，值得在回忆中一再擦亮、一再吟味。

可是我又对这个印象保持着持久的警惕。因为我的文学阅读经验和理性分析能力，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的这个印象与作品的“文脉”不符合，不能契合作品寓意，或契诃夫的笔锋所指。这个结尾的风景描写，并无什么奇异之处，即使从描写的艺术来看，也是很普通的，契诃夫在此并无什么特殊的寓意或寄托。

很显然，我的印象或解读是“错误”的，是买椟还珠、以偏概全、窥一斑而不见全豹，牛头对不上马嘴。但这个“错误”如此固执地盘踞在记忆之中，一再闪现，让人感动。

二、一个审视的视角与位置

为什么契诃夫要在结尾处，写下这片皎洁的月色与大地？

从小说来看，原因似乎很简单。一是小说起步于叙述人（一位中学教师）与一位老猎人的对话，所以在叙述完别里科夫的故事后，再叙述两位对话者的现实处境与反应，作为结尾，很正常。二是契诃夫小说对平庸、封闭的现实，常有冷峻的审视、批判与嘲讽，但笔下写到人物所处的环境——尤其是俄罗斯的乡野与大地时，常常自然而然流露出诗意，这是俄罗斯的自然与风景所带来的，在不少俄罗斯作家笔下也常见，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上述分析，却不足以说清楚我为什么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

《套中人》写于1898年，距今已有127年。最近读《契诃夫小说全集》，特意将契诃夫1898年写的小说找出来都细读了一遍，想要搞清楚为什么自己会有一个奇怪的印象。

这一年，契诃夫共发表了六篇小说，都是短篇小说，分别是《在朋友家里》《套中人》《醋栗》《关于爱情》《约内奇》《出诊》。六篇小说读后，掩卷细思，似乎自己的疑惑得到了某种解答。

简而言之，契诃夫作为一个深刻的生活观察者、思考者和批判者，他需要获得一个批判的视角。即需要一个站立的位置，来将自己笔下满是毛病的现实“距离化”，或“对象化”。就好像我们要对某种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时，必然需要具有一个外在或部分外在于这个“现实”的一个视角、一个位置，超离于这个现实，方能远于或高于这个现实，进行审视与反思。

找不到这个视角与位置，我们完全焦灼其中，“当局者迷”，没法真正观察和反思这个“现实”了。

三、“这种诗如同那种粗俗的散文一样”

《套中人》中的这个视角在哪里呢？按《套中人》之叙述，生活中总会满是“套子”，将来也还是会有很多“装在套子里的人”。小说中这个段落的后面，是一段关于现实生活的对话：

“问题就在这儿了，”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嗯，要是您乐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照我粗浅的理解，契诃夫之所以能够批判“套中人”，或者说，他笔下的叙述者之所以能够嘲讽地讲出别里科夫的故事，在《套中人》里，就是因为有“另一种世界”的存在与参照。这“另一个世界”，无以名之，但两位叙述者是在辽阔的月色之中展开对话，这个月色下的乡村大地及其人物，蕴藏着一种混杂而又朴野的诗意，为我们审视和反思无处不在的“套子”一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视角，一个超离的位置，一种氛围、眼光和心情。

如果说《套中人》靠的是乡村的环境、风景和诗意，在小说中提供了一个视角，来观察和反思生活，试图打破一般人对沉溺于其中的“生活”的僵局。那么，在《套中人》之前发表的《在朋友家里》，则靠的是青春时代的回忆，来审思、对抗和否定眼前早已平庸、僵闷、死寂的生活——是的，在看似正常、热闹、温情乃至芜杂的生活之下，那早已死去的“生活”。

《在朋友家里》的主人公波德果陵，受到当年几位老朋友的召唤，去异地老朋友家里相聚。出发以前，其实他早已此次聚会不抱期待，但又魅惑于当年美好的记忆，于是前往。可到了朋友家才短短几个小时，却已经让他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沉闷、无聊、庸俗，乃至让自己窒息。于是他在月夜中走出散步，曾经的好朋友——当年一位美丽的青年女子，有意嫁给他，此刻也在月色下寻找他。可是他的反应：

在这儿，在这个庄园里，在这个月夜，在这个美丽的、钟情的、好幻想的姑娘身旁，他竟像在小布龙纳亚那样冷淡；因为对他来说，这种诗如同那种粗俗的散文一样，显然已经过时了。而且，月夜的幽会也好，腰身很细的白色身形也好，神秘的阴影也好，塔楼也好，庄园也好，像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样的“人物”也好，也都过时了。就连他波德果陵自己这样的人，这种老是感到冷冷的沉闷，经常气恼，不善于适应现实生活，不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取得它所能给予的东西，却难忍难熬地苦苦渴求着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的人，也过时了。如今，他坐在这儿，坐在这个塔楼上，只希望看一场好烟火或者月光下的一个什么行列，要不然就听瓦丽雅再一次朗诵《铁路》，或者看另一个女人站在土堤上，站在眼前娜杰日达站着的地方，听她讲一些有趣而新鲜的话，跟爱情和幸福都没有关系的话。即使她讲到爱情，那也该是号召人们去过一种高尚而合理的新型的生活，说不定我们已经生活在它的前夜，这是有的时候可以预感到的。……

作为文学大家，契诃夫的小说理所当然有着文学作品丰富而芜杂的意蕴。这里的描写，借波德果陵批判现实生活，但也未尝不是对波德果陵心灵渐渐失去活力、无法对生活进行某种创造和斗争，而提出了批判。旧的已经身处其中的生活形式及其人物，都已经“过时”了。“就连他波德果陵自己这样的人，这种老是感到冷冷的沉闷，经常气恼，不善于适应现实生活，不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取得它所能给予的东西，却难忍难熬地苦苦渴求着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的人，也过时了”。他感到了自身的衰退，以及生机的缺乏。

当年的“爱情”，哪怕是一种“幻觉”吧，也曾经激活过主人公的心灵。但现实中俗套而空洞的“爱情”，作为一种被生活所规训和设计的形式，也早已丧失了意义与魅力，“这种诗如同那种粗俗的散文一样，显然已经过时了。”哪怕是美好的异性，曾经美丽的“爱情”，也早已变得狭隘而满布灰尘，因为这个“爱情”本身，并不能朝向一种高尚而合理的新型生活，仅仅是在平庸粗浅的现实里的男欢女爱，成为了封闭、无聊、沉闷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她讲到爱情，那也该是号召人们去过一种高尚而合理的新型的生活，说不定我们已经生活在它的前夜，这是有的时候可以预感到的。”契诃夫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了似乎黎明将至的预感，这种预感与过去的美好回忆有关，但那种预感是什么，契诃夫无法说清楚，在其他的作品中，他也不曾说清楚过。他是文学家，不是社会学家或革命家，他无法也没有必要说清楚。

四、生活的“魔鬼”与未来

显然，生活中的“光焰”与“爱情”都已消失，生活在表面的光鲜亮丽之下，甚至矫揉造作之中，充满了空洞、沉闷与无聊。小说《约内奇》也表现了同样的感觉。

主人公约内奇在来到一个小县城担任医生，与当地非常文雅而喜欢社交的图尔金家建立了朋友关系。他曾对这家人的女儿科契克有过一个单方面的爱情，但女方是一个天真而造作的钢琴练习者，有着不切实际的艺术梦想，拒绝甚至嘲弄了约内奇的感情。数年之后，女方返回家乡，早已认清自己的平庸与无聊，反倒对约内奇充满了想象与爱慕。然而，此时的约内奇早已同化于县城的环境，变得庸俗、贪婪、势力，再也没有了对于爱情的幻觉与渴求。小说中写到：

他单身一个人。他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他对什么事也不发生兴趣。

他在嘉里日前后所住的那些年间，只有对科契克的爱情算是他唯一的快活事，恐怕也要算是最后一回的快活事。

然而，科契克照样过着以前那种肤浅而矫揉造作的“文雅”生活，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图尔金家呢?伊万•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掌故。薇拉•约瑟福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科契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她明显地见老了，常生病，年年秋天跟母亲一块儿上克里米亚去。伊万•彼得罗维奇送她们上车站，车一开，他就擦眼泪，嚷道：

“再会啰!”

他挥动他的手绢。

俏皮话、掌故也罢，朗诵小说或弹奏也好，这些日常的世俗的“文雅”或“高雅”，在契诃夫笔下满是肤浅的做作，充满了反讽，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是因为这些貌似文雅的形式，只是一个传统而腐烂的套路，其中并没有蕴含着真正“高雅”的追求，能够审视乃至挑战原本腐败、重复、沉闷、无意义的生活现实，能够去追求或“号召人们去过一种高尚而合理的新型的生活”，去为生活或社会创造一些新的或进步的价值。

在另一篇《出诊》里，他借笔下人物的眼睛和嘴巴，道出了让生活陷入庸俗、禁锢乃至恐怖的原因。这篇小说描写一位医生去厂区出诊，看见城市工厂，由此审视和反思工厂一般的现代生活，认为这生活是无可救药的：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许久以前，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以前，他小时候看见的那些工人相比仍旧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师，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能理解的东西，它的存在原因也不明不白，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是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这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

契诃夫不是社会学家或政治家、革命家，他并不能清晰分析这种糟糕的现状的根源及其改进方式，倒认为“种种改良措施”都是徒劳无功、没有意义。无论是厂主一家（资产阶级），还是工人们（无产阶级），都混乱、愚昧而可怜。“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饥半饱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小酒店才会从这种噩梦里渐渐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罚金，骂人，态度不公正，只有两三个所谓的厂主，虽然自己一点工也不做，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倒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们在怎样享受呢?利亚利科娃和她女儿都悲悲惨惨，谁瞧见她们都会觉得可怜，只有赫里斯京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戴夹鼻眼镜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满意。”这位出诊的医生模模糊糊发现了生活背后的“魔鬼”：

所有的厂房旁边全都响起了声音，随后木棚背后和门外也有了。在夜晚的静寂里，这些声音好像是那个瞪着红眼的怪物发出来的，那怪物是魔鬼，他在这儿既统制着厂主，也统制着工人，同时欺骗他们双方。

这个“魔鬼”统制着厂主与工人双面，是一种畸形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或权力关系，它“创造了强者和弱者相互关系的来历不明的力量，创造了这个现在没法纠正过来的大错误”。契诃夫的立场模糊而笼统，小说中主人公“他想着他不相信的魔鬼，回过头去眺望那两扇闪着火光的窗子。他觉得，仿佛魔鬼正在用那两只红眼睛瞧着他似的，他就是那个创造了强者和弱者相互关系的来历不明的力量，创造了这个现在没法纠正过来的大错误。强者一定要妨害弱者生活下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可是这种话只有在报纸的论文里或者教科书上才容易使人了解，容易被人接受。”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或不完整的。“因为强者也好，弱者也好，同样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下受苦，不由自主屈从着某种来历不明的、站在生活以外的、跟人类不相干的支配力量。科罗廖夫就这么坐在木板上想心事，他渐渐生出一种感觉，仿佛那个来历不明的神秘力量真就在自己附近，瞧着他似的。”

在这种腐烂、糟糕而又悲惨的现实里，未来的在何方呢？幸福还可能吗？按主人公的说法，未来这个问题肯定会解决，但那是到下一代或再下一代了。“我们这一代呢，却睡不好，受着煎熬，谈许许多多话，老是想判断我们做得对还是不对。然而，到我们的子孙辈，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看起事情来会比我们清楚得多。过上五十年光景，生活一定会好过了；只是可惜我们活不到那个时候。要是能够看一眼那时候的生活才有意思呢。”

五、当下的“幸福”与“斗争”

契诃夫总是在灰色而绝望的现实中，给未来留下一些模糊的希冀。然而，重要的是当下的“幸福”与“斗争”。契诃夫在《醋栗》《关与爱情》中，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了当下的幸福是不可能的。

这两篇小说与《套中人》是连在一起的小说，叙述者和旁观者是伊万•伊万内奇、布尔金，以及第三篇出场的阿廖欣。他们三个人分别叙述了三个故事。布尔金在《套中人》里讲述了别里科夫的故事，伊万•伊万内奇在《醋栗》中讲述了自己弟弟尼古拉的故事，而阿廖欣则叙述了自己与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悲伤的爱情故事。

《关于爱情》中，阿廖欣爱上了已婚之妇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而安娜也深深地爱着他。但他们两人都善良、正直而关心他人，所以，为了对方的幸福和他人的幸福着想，他们只能压抑自己的情感。他说：“我温柔而深切地爱着她，可是我左思右想，问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克制我们的爱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难以想象，我这种温柔、忧郁的爱情会突然粗暴地破坏她丈夫、她孩子、她一家的幸福生活，而他们是十分爱我，十分信任我的。这样做正当吗?”

他发现在乡村里兢兢业业劳动的自己，并不能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来容纳自己的“爱情”，他在生活中找不到可以承载的环境或土地。“她固然会跟着我走，可是走到哪儿去呢?我能把她带到哪儿去呢?假如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比方说，假如我在为祖国的解放战斗，或者是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倒也罢了，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来，这无非是把她从一个普通而平庸的环境里拉到另一个同样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环境里去罢了。而且我们的幸福能够维持多久呢?万一我害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不再相爱了，那她怎么办呢?”而女方也有相似的考虑：“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折磨她：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幸福吗?她的爱情是否会把我这种本来已经沉重的、充满种种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加复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够年轻，跟我不相配，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刻苦，而且精力也不足。她常对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贤德的姑娘，做我的好主妇和助手，不过她又立刻补充说，像这样的姑娘全城未必找得到……”

在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环境里”，“爱情”也将难以附丽。于是，他们牺牲自己多年的爱情，在长期地压抑中走向爱情的悲剧。在最终分别的那一刻，“我最后吻她一下，握一下她的手，我们就分别了，从此不再相见”，阿廖欣才明白：“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这种“爱情”固然是对世俗的打破，但具体的标准也言之不详，契诃夫显然不可能将这个话题讲清楚，但这段多年的爱情之所以纯粹、隐忍而动人，不就是主人公坚守世俗之道德伦理，形成了一个动人的悲剧吗？

《醋栗》中，伊万•伊万内奇的弟弟尼古拉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梦想有自己的一个庄园，庄园中还必须要栽有醋栗，“他不能想象一个庄园，一个饶有诗意的安乐窝里会没有醋栗”。经过多年的刻苦、古板的奋斗，尼古拉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可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尼古拉几乎牺牲了自己其他方面的兴趣与追求，甚至为了钱财而牺牲了婚姻的幸福，晚年的尼古拉来到乡村庄园，像一个当时主流的社会观念所规训的“老爷”那样生活着，自鸣得意，役使农民，专制跋扈，腐朽落后，满是世俗与金钱的臭味，他一生梦想追求的“醋栗”，不过是一些又酸又涩、让人难以下咽的可怜水果。这强烈地刺激了伊万•伊万内奇，他意识到弟弟一生所追求的幸福与梦想早已被现实所异化，他说：

他是个温和善良的人，我喜欢他，可是这种把自己关在自家小庄园里过一辈子的愿望，我却素来不同情。人们通常说：一个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可是要知道，三俄尺的土地是死尸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活人需要的。现在还有人说，要是我们的知识分子贪恋土地，盼望有个庄园，那是好事。可是要知道，这种庄园也就是三俄尺土地。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喧嚣，隐居起来，躲在自己的庄园里，这算不得生活，这是自私自利，偷懒，这是一种修道主义，可又是不见成绩的修道主义。

显然，契诃夫认识到个体的“幸福”及其创造，与置身其中的社会的“幸福”与创造不可分割，与他人、与社会、与天地自然的幸福紧密相联。因此，在这段话后，主人公脱口而出的是“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尽情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这大概就是契诃夫的未来所向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主人公激动之下，不断感慨自己年老体衰，已经无法参与生活的“斗争”，他说“从此我在城里住着就感到不能忍受。城里的那种和平安静压得我不好受。我不敢看人家的窗子，因为这时候再也没有比幸福的一家人团团围住桌子喝茶的光景更使我难受的了。我已经老了，不适宜作斗争了，我甚至不会憎恨人了。我只能满心地悲伤，生气，烦恼，一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纷至沓来，弄得我十分激动，睡不着觉……唉要是我年轻点就好了!”，他对阿廖欣说出了一番劝荐之语：

“帕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声调说，“不要心平气和，不要容您自己昏睡!趁您还年轻力壮，血气方刚，要永不疲倦地做好事情!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做好事情吧!”

“如果生活有意义，有目标，那意义和目标就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幸福，而是比这更伟大更合理的东西。”这是伊万•伊万内奇的话语，也是契诃夫的心声。由此，我们不能“离开城市，离开斗争，离开生活的喧嚣”，而是要敏锐而热情地参与生活的“斗争”。

六、生活的沉思与打破

《套中人》以及契诃夫1898年的这些小说，似乎告诉了我们，对生活的沉思与打破，有赖于现实生活之外的一个视角、一个位置的浮现。哪怕相对于沉闷而僵硬的现实而言，仅仅是一个“幻觉”，也是弥足可贵的。幻觉一旦消失，生活即沉落，约内奇的悲剧或戏剧就会显现。

现实中需要一种“幻觉”，这种幻觉可以是理想、梦想，可以是诗意或艺术，可以是改革或革命，可以是爱情或别的什么，但往往是一种热爱，一种火热的指向更广阔的真理与公正的斗争。

而《套中人》里“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这一段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正是因为在这片月色照耀的大地上，我们找到了一种视角、一个环境、一种氛围，乃至一个位置，来回顾和审视“别里科夫”及其“现实生活”，审视无处不在的生活的“套子”，并由此在反讽与批判之中，生发出某种对未来和理想的向往、热爱之情。

在契诃夫冷峻、犀利甚至晦暗的笔触下，我们总能感觉到这种对于人世的巨大的热爱与执着，让人无法“心平气和”、“老气横秋”地看待现实生活。

这可能是我一直过目难忘，时常浮现心头的原因吧。

原标题：《契诃夫的1898：生活的沉思与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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