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复旦之父马相伯：百岁政治家的硬核救国史

2025-05-31 12:0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朱维铮复旦大学出版社

在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于十九世纪末方始萌芽，而由民间自主创办、直接效法西欧教育体制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直至二十世纪初才初现端倪。

百年前，此类学府如凤毛麟角，历经时代巨变而能延续至今，并跻身世界知名百年学府之列者，更是屈指可数，复旦大学便是其中的典范。

复旦之幸，在于其诞生之初便得遇马相伯这样的开创者。1905年，在风雨飘摇的晚清，马相伯以卓越的远见与非凡的魄力，为这所新兴学府奠定了根基。

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等近代中国思想、教育、政治领域的杰出人物，皆曾受教于他。正如邵力子在《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中所言：“吾师相伯的一生，学问、事业、信仰，其最终之目标在救国……在他的精神大履含护之下，不知培养多少革命青年。”

马相伯一生投身于政治革新、教育振兴、宗教改革与人文学术事业，在动荡时局中坚守信念，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虽仅执掌复旦四年，却以百岁高龄仍心系天下，其抗日救亡的呐喊振聋发聩，直指时弊，被誉为“老青年”。“饮其流者怀其源”。正如长江之水汇百川而奔涌，人们追溯其源亦属自然。值此复旦百廿校庆之际，无论新老复旦人，在共庆学府华诞之时，亦不免对这位传奇创办人的生平，生出探寻之心。

如今，翻开《马相伯传略》，不仅有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其生平事迹的论文，更有百岁荣哀录，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传奇人物的光辉一生。他并非完人，却以知行合一的品格，成为追求至善的楷模，为后世敬仰。

让我们一同随朱维铮先生的文字走进马相伯的世界，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领略这位创校校长的非凡魅力。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

百岁政治家马相伯

文/朱维铮

在近代中国，马相伯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却在政治史上十分有名。

这位江苏省丹阳县人，出生于1840年4月7日，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初六。

恰在这一天，英国议会内辉格党人，以微弱的多数票，否决了托利党人提出的反对女王政府发动对中国进行不义战争的议案，巴麦尊内阁派遣的远征军已在驶往南海途中。

两年以后，用中国传统计算年龄的习惯，即马相伯三岁那年，1842年7月，英国舰队便突入长江，攻占了马家居住的丹徒（今镇江）。道光皇帝被迫屈服，同意他的一名大臣与英国远征军司令在停泊于南京城下的英国旗舰上签订了和约。

它是清帝国与西方列强正式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被中国人引为奇耻大辱。历史学家通常把这次“鸦片战争”看作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从这个意义来说，马相伯就是中国“近代”的同龄人。

马相伯也真长寿。当他经历了五个皇帝的统治时期，在1911年目睹了清帝国终于被革命推倒，那时他已七十二岁了。他不但亲历了这七十年的中国的一切重大的历史事变，而且参与了其中多次事变。

“人生七十古来稀”，那以后，马相伯还活了二十八年，并且从 1912 年 1 月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第一届临时政府起，又在共和体制下，先后见过六个总统，四任主席，以及在军阀混战中的一堆执政、大元帅、总司令、委员长等。

1939年11月4日，他在越南谅山去世，时在纳粹德国进攻波兰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多月。照中国的习惯计算，他活了整整一百岁。活了一百岁的政治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已经非常罕见，而马相伯还在同时代人中创下了从事政治活动最久的记录。

马相伯在三十七岁那年（1876）退出耶稣会，随即进入官场。虽然在二十一年以后，他又重返教会，却没有割断他同政界的联系。他去世前两年，还接受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的任命，做了“国民政府委员”。因而，他涉足政治活动，虽然时断时续，或在朝或在野，但时间长达六十五年，在同时代政治家中可称元老。

不过这位政界元老，在晚清官场，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幕僚和外交官。帝国变成民国，他的政治地位升高了，做过孙中山的临时政府成员，做过袁世凯政府的高等顾问，做过蒋介石政府的委员，但也没有获得过实际的政治权力。

中国有不少人至今没有改变把权力与成功混作一谈的习惯。假如把获得的实际权力当作政治家成功与否的尺度，那么马相伯只好被看作不成功的政治家。

可是普通的中国人衡量政治人物的价值，还有别的尺度，包括道德、学问、文章等方面的个人表现。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马相伯在权力游戏中的不成功，又恰好表明他具有一般政治人物所缺少的良好个人品格。他以百岁高龄去世前后，那时人们一致称颂的，正是他的个人品格。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他越到晚年越有政治声望的由来。

局外旁观者

马相伯在三十五岁以前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旁观者。这是由于马相伯从十二岁到上海，进入徐汇公学，此后十九年，他一直在教会内学习和任职。耶稣会的戒律不允许神职人员直接参与世俗的事务，马相伯对中国政治只能采取旁观态度。

上海不是静修的胜地，却是旁观政治的前沿。自从 1842年上海根据清英《南京条约》被辟作对西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那以后它就很快由一个江南小城变成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不仅如此，以后许多年，由于清政府顽强地抗拒西方国家在北京设置外交使馆，上海又成为中国主要的外交活动舞台。

还在《南京条约》刚签订不久，清帝国的官员和学者讨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大都同意这样一个结论：西洋人所以能战胜天朝，无非因为“船坚炮利”，所以只要学会制造坚固的军舰和新式的枪炮，便能对付这班野蛮人，这就叫“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我们不知道少年马相伯有没有读过根据林则徐的意见写成的这类著作，我们只知道马相伯刚到上海便十分注意观察外国人的技术发展程度。他首先表示不佩服西方的医疗技术。这不奇怪，中医讲究辨证施治，而西医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付皮肤病就用烙铁去烫脓疮，这在从小熟悉父亲医术的马相伯看来，当然是野蛮而幼稚的方法。

他接着不佩服的是外国的军舰。有天随徐汇公学的教师登上停泊在黄浦江的外舰参观，马相伯特别留心西方的大炮，发现其装置与中国的土炮没有什么差别，不禁大失所望。他开始对清朝被英国打败，是由于技术不如洋人的解释，表示怀疑。

怀疑在马相伯的青年时代更加深了。1853年春天来自南方的拜上帝会的造反大军占领了南京，宣布它是“天京”，即天国的首都，随即又占领了长江三角洲的各大城市。

各省的官僚绅士富商纷纷逃到上海。然而旧上海县城也出现了头裹红巾的由广东帮会“小刀会”为主的造反者，很快控制了市郊的农村，剩下的安全区只有英、法、美等外国殖民者统治的“租界”。徐汇公学设在法租界的西南边沿，没有受到“红头”攻击，却给年轻的马相伯提供了一个对比两种统治的机会。

所谓耳闻不如目睹，马相伯在长达五年多的旁观时期，还曾私自冒险钻进小刀会控制的城区，却惊奇地发现那里的市容反而更热闹了，居民生活得很自在。

对照之下，租界内的华人，尽管身在安全区，却缺乏安全感。这不能不使马相伯思考。他没有想到租界设置是否合理，但想到了“长毛”“红头”，是不是像官绅们形容的那么坏？

相传1860年，二十一岁的马相伯，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目睹了正在教堂作晨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同一位教民的谈话。这位乡村居民惊问那位赫赫有名的天国“王爷”：“也信上帝念耶稣经？”李秀成只是报以和蔼的一笑，并没有觉得这个问题亵渎了他的尊严。看惯了清帝国官吏在平民面前耍威风的马相伯，从中得出怎样一种反面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马相伯的家族信奉天主教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朝万历八年（1580），但那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谁都知道利玛窦万历十年才从印度果阿来中国，过了十多年才到达南京传教。

在这一点上，方豪比较慎重，他在《马相伯先生事略》一文中，只说“马氏久奉天主教”，而不说究竟有多“久”，很含糊，却比较合乎历史。

鸦片战争结束了清帝国的禁烟史，也结束了欧洲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传统的尊重。1842年耶稣会重新来华负责江南教务。昔日照管江南教务的澳门教区的葡萄牙人，唯恐得罪清帝国而损害自己的世俗利益。

如今的法国人却极力逼迫清政府来扩展自己的“精神”利益。当然，1814年在欧洲重新恢复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之后，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吸收信徒，并且急于迫使中国信徒放弃“异教”的文化习俗。

因此，马相伯身在耶稣会，要对本国政治做个旁观者也不容易。但马相伯的尺度，有一个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政治的现状是否对中国有利。

马相伯的传记，都提到他曾拒绝就聘为法国驻上海领事的翻译，理由是：“我学法国话，是为中国用的。”这种态度，不会得到耶稣会在华当局的赞赏，他们认为马相伯有“排外”思想。

其实马相伯的“为中国”态度，与晚清的中国一般士绅的“爱国”是有区别的。他不认为中国等于某一王朝，因而也不认为爱国必须忠君。

他在徐汇公学长期接受西方教育，通晓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欧洲语言，除了学习宗教经典，还读了很多的西方哲学和历史的著作，深受近代西方的民主和人权的思想影响。

他后来总是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权利平等，总是强调国家是个法人团体，从君主到平民都必须服从宪法，总是抨击“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专制思想，这都应该说是属于非中国传统的政治主张。

因此，马相伯和他的弟弟马建忠，在徐汇公学读书时，对于外籍耶稣会士往往表示十分反感。马建忠曾随马相伯一起入修道院， “以中外修士待遇不平而退出”，后来去巴黎留学，“有以白种人自傲者，必折之使服”；马相伯终于脱离耶稣会，也由于“他对外国教士的不满意”（见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等）。

既然在教会内部都难以忍受事实上的种族的或民族的歧视，那就更难怪马相伯对于本国的政治会用超越传统的眼光去看待，例如前述他对清朝和太平军的比较，便超越了传统的“忠君即爱国”“犯上即作乱”一类的观念，而把君民或官民是否平等作为尺度。

在他看来，有利于平民就有利于中国。从这一点来说，马相伯在早期作为中国政治的旁观者，已经开始显露他具有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取向。他反对种族歧视，在有白人优越感的某些传教士看来，就是有“排外”思想。但他又“排内”，也就是反对同国籍同肤色的社会内部的种种不平等，而同情受压迫受苦难的底层人民。这正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马相伯的一生的起点。

从总督幕僚到国王顾问

马相伯在1876年放弃神职到1897年重返教会，中间共二十一年。

还俗的当年，马相伯便下了“宦海”，就是说登上了清帝国的内政外交的舞台。

马相伯在宦海中浮沉多年，大半时间扮演的角色是幕僚，充当达官显宦的顾问或参谋。清代的幕僚或幕友，聘用与否和待遇如何都由官员个人决定，相对地说不受资格限制，但必须是名士或专业人才，特别是同聘用者有“关系”。

据说马相伯曾为县学生员。这是否事实并不重要。马相伯即使曾中秀才，这身份也并非做官的保证。

然而马相伯没有功名，却有“关系”，同“淮系”官僚的特殊关系。

马相伯之兄马建勋，曾任淮军的粮道，即主管军粮的军需长官，同不少高级将领往来密切。马相伯在 1876年进入其兄密友、山东布政使余紫垣的幕府，正是“关系”在起作用。

山东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管辖范围，省布政使必须从事李鸿章所热心的“洋务”，兴办各种新式军事工业、民用工矿运输业以及办理对外事务。

马相伯饱受西方教育，通晓多种西方语言，自然成为余紫垣幕中最受器重的人才。据他晚年回忆说，余紫垣在署山东巡抚（代省长）期间曾委托他处理布政使的日常工作。这事在清代官方记载中尚未发现佐证。

不过余紫垣曾经委派他担任山东潍县机械局的总办，则是可信的。这个“洋务”军火制造企业的局长，属于洋务派高官的幕僚亲信垂涎的“肥差”。

但马相伯却不懂做官的秘密，他把这个混乱的企业整顿得可以正常生产了，而在北京的上司却怎么也不相信他呈报的造价属实，于是他只好辞职。接着，他由李鸿章委派，再往山东调查矿务。先后在山东三年，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成绩。

另一个“关系”使马相伯成了外交官。1881年4 月，曾在清廷驻法使馆与马建忠同事、并交情甚好的“洋务”名流黎庶昌，做了出使日本国大臣，遴选马相伯任使馆参赞。马相伯抵日后，改任驻神户领事。但这年秋天，他回国看望病中的马建勋，便被李鸿章留住了，被派往朝鲜。

怎么回事呢？又是由于马建忠的关系。原来，马建忠赴法国，是由李鸿章选派的，一面任职于驻法使馆，一面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仅用三年，于 1879年居然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李鸿章门下荣获“洋进士”头衔的第一人。

马建忠在法期间，事事都要超过白人，不但学业要争第一，连付房租之类小事，都要同白人相争，这虽使马建忠的房东太太气得发昏，却使“中堂大人”乐得拍手，认为马建忠替华人挣足了“面子”，“为外人所敬重”。

那时清帝国推行“洋务”的三大领袖，“湘系”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已老，唯有李鸿章最具实力。他也确有所谓“现代化”的眼光，看到帝国 “自强”的出路，不仅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及造船工业，还需要建设从采矿、冶金到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

马建忠回国，立即建议兴建铁路，以为这是“洋务”的关键，而资金困难可通过借“洋债” 解决。这正搔到了李鸿章的痒处，因而更把马建忠看作奇才。

回国不到一年，三十五岁的马建忠，便被清政府列名为二品衔的驻外使节的候选人。当然李鸿章无意让马建忠离开他的幕府。他如此保举马建忠，是为了使此人能以高级官员身份代表他过问涉外军政事务。

马相伯受到黎庶昌的青睐，肯定使李鸿章不悦。贵州才子黎庶昌，早就名列“曾门四弟子”，跻身外交界则出于郭嵩焘的提携，属于湘系官僚。那时帝国驻外使馆诸官员，都由使臣遴选，也等于使臣的幕僚。马相伯赴驻日使馆任职，按照当时的官场积习来看，就意味着湘系挖取淮系的人才。

马相伯回国探亲时，适值李鸿章派马建忠往南洋诸地与英国殖民当局办交涉，而感到“正缺人手”，所以一见马相伯便命他随同北上。

那时李鸿章名为大学士，但所兼北洋通商大臣，在体制上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然而他只用一句话，便取消了由总理衙门批准任命的一名驻外领事职务，从现代眼光来看是难以理解的，却是中世纪式政坛的平凡小事，比这更古怪的现象不知凡几。

马相伯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外交官变成直隶总督府幕僚，又被李鸿章用一句话由幕僚变成帝国藩属的国王顾问。

原来朝鲜正受日本侵逼，李鸿章便出主意要朝鲜政府与欧美列强签约通商，借以制约日本，也就是“以夷制夷”。帮助实施这个对策的，就是马建忠。

1881年冬天马相伯随李鸿章到天津，朝鲜国王派来迎候马建忠赴平壤任顾问的专使已在等待了。李鸿章当即指着马建忠的这位二哥对朝鲜使者说：“他可以代眉叔（马建忠字）去走一趟。”于是，马建常（马相伯本名）便作为他的幼弟马建忠的替身，赴朝鲜担任国王的新政顾问。

关于马相伯在朝鲜的活动，除了他本人晚年回忆《一日一谈》外，直接作证的中文材料，仅有马相伯亲笔修改过的两份文件底稿。奇怪的是马相伯既然作为帝国派驻属国的高级代表，在朝鲜的身份又是国王顾问，怎么清政府的官方文件，没有提到过他的姓名？

《光绪朝东华录》保存了1881——1882年李鸿章向朝廷报告朝鲜问题处理过程的多份奏疏，甚至这里面也只提马建忠而不提马建常，为什么？

通过多种记载的互相比照，我才明白其中奥妙，那就是第一，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派往朝鲜的正式顾问是马建忠；第二，李鸿章指定马建常（即马相伯）前往朝鲜，确实让他充当马建忠的替身，就是说马相伯赴朝鲜任国王顾问，只是出于李鸿章本人的指派。

所以，他既然不是清政府正式任命的驻属国官员，也就没有代表宗主国干预朝鲜与列强之间外交事务的权力。在他任顾问期间，朝鲜与美、英、法、德都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因宫廷政变而招致清、日政府都派兵干涉，代表清政府出面监督和处理的，都是马建忠。

马建忠在这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从清理历史事实的角度看，以高拜石《记丹徒马氏兄弟》一文，根据中、韩、日三方记载所作的陈述，最为可信，而其中便不见有马相伯出场。以往马相伯的传记研究，多半过分夸大或渲染了他在朝鲜“办外交”的作用。

这当然不是说马相伯在朝鲜没有起过作用。问题是有两个因素限制了他演好国王顾问的角色。

第一，他这个角色是李鸿章导演的，但李鸿章在 1882年3月突然因其母病逝而离职，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职位由淮系官僚张树声代理，这就使马相伯作为李鸿章个人意向的体现者的重要性大大减弱。

第二，他这个角色的活动舞台是朝鲜的宫廷，而那时朝鲜的宫廷政治状况，比宗主国还糟。国王的生父李昰应被尊作大院君，利用国王年幼而专制国政达十年之久，这时却由于他的权力据点被国王的正妻闵妃的家族一一夺去而恼怒不已。

美貌的朝鲜王妃很有政治手腕，她利用国人对大院君执政时期腐败政治和锁国政策的不满，声称也要办洋务新政，并以此获取宗主国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一派的支持。可怜的国王性格懦弱，夹在宠妻和生父的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马相伯正是在两派冲突日趋剧烈之时到达朝鲜的，正如他在《我与高丽》（见《一日一谈》）中所说的：“原来高丽政府分两派：一派以大院君为领袖，反华亲日；一派以闵妃为之魁，反日亲华。”他立即发现自己与国王一样，处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

由于直接的记载缺乏，我们甚至说不清马相伯抵离朝鲜的确切时间。根据他晚年的回忆，他曾努力地想演好自己的角色，帮助朝鲜政府办理“新政”，甚至还主持训练新军。现存的一份《上朝鲜国王条陈》，呼吁朝鲜国王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从九方面进行内政改革，虽然意见并不新鲜，却证明他是忠于顾问职守的。

他与国王夫妇的关系都很好，曾建议闵妃送九岁的王世子去西方留学，以成为未来真能领导改革的国王。然而“高丽政府暮气已深，余虽拼命地卖气力，他们始终口是心非，敷衍搪塞。

举凡我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开头时他们莫不一口应承，即时兴办；然而过了两天再去问他，则又喃喃然答道：‘容再商量’，于是百般计划都销縻于无何有之乡了！”与此同时，朝鲜宫廷政争的白炽化，使他的希望变成失望。

1882年7月，大院君发动军事政变，煽动不满于世袭权益被削弱的旧军人占领王宫，大杀闵妃一派并囚禁国王父子，还焚毁日本使馆和杀害日本教官。根据马建忠和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建议，张树声迅速派提督吴长庆率军入朝鲜，抢在日军之前，擒住大院君并恢复了汉城的秩序。

据马建忠日记（见《适可斋纪行》卷六），他在平叛后回国抵达山东芝罘，见到了马相伯，可知马相伯在政变期间回国避难。因此清政府在事后封赏平叛有功人员达四十余人，而不及马相伯，是合乎情理的。但马相伯显然在乱平后又回到汉城，只是角色有变化。

由现存《致朝鲜京畿道金宏集书》，表明他同朝鲜宫廷的友好关系已经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互相猜疑和争吵，他本人行动也必须受到吴长庆军的武装保护。这时是1882年冬至1883年春。既然没有“新政”可以帮办了，他留在朝鲜还有什么必要呢？

值得注意的是吴长庆部下一名小参谋，非但在镇压汉城叛乱中初露头角，由中书科中书升任同知（副知府），官升五级，还捅了马相伯一刀，向吴长庆密告马相伯在官舍狎妓。

事情被证明乌有，他又联合另一名幕僚张謇（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企业家）替吴长庆划策攻击马建忠，说大院君政变后朝鲜政府被迫同意向日本赔款及同意日军驻汉城，都是马建忠“任性妄为”的结果，于是清廷中权力者借机整了一下李鸿章和张树声。

据马相伯说，这名年轻无赖，起初正是由他向李鸿章推荐，才实任驻朝鲜商务委员，从此脱出穷困潦倒境地的。此人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袁世凯。

于是，马相伯只好离开朝鲜，重返李鸿章的幕府。据《一日一谈》，马相伯在1883年回到天津，仍然要求李鸿章及早决定保全朝鲜的对策，谁知李鸿章竟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

马相伯因而说出了一个常被引用的判断：“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失败的内外使命

马相伯和马建忠真是难兄难弟。他们参与朝鲜事务，以不同身份替清帝国出了力气，却都没有得到报偿，反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猜忌与攻击。他们刚从这里脱身，又双双卷入了招商局事件。

招商局即“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发起创办的近代化企业，属于官商合办的航运股份公司。然而晚清的所谓新式企业，无论是官办还是商办，都极难实行工业化世界的经营原则和管理制度。官办官僚化，商办家族化，而中世纪式的官僚体制，本来是家长专制的延伸。

所谓官商合办或者官督商办的企业，没有了家族式的商办企业那种由业主切身利益而导致的潜在危机感，控制者更以损公肥私为能事。招商局成立十多年，经营的扩展与亏损的严重恰成正比。

它的总局设在上海，而分局遍布内地、香港和南洋各地，拥有轮船二十多艘，由于主要承运政府漕粮而货源稳定，却每年需要政府补贴白银八十万两左右，才能勉强维持公司生存。

李鸿章是官场老手，深知招商局办不好，根本原因在内不在外，但苦于没有熟悉西方企业管理的能干人才，去对它进行整顿。马氏兄弟在朝鲜出了力而备受攻击，显然是代他受过。

尤其是马建忠，刚被清廷表彰援朝有功，紧接着便奉旨查处是否有出卖朝鲜的嫌疑，这更使李鸿章不安。1884年，李鸿章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会办（副总裁，以往研究者都说是“总办”，即总裁，马相伯晚年也屡作此说，不确），主持全局业务，并派遣马相伯前往国内主要分局检查财务，应该说兼有整顿招商局和重视马氏兄弟的用意。

马相伯的调查结果是题作《改革招商局建议》的给李鸿章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留下残稿。方豪说它作于1885年，不确切，因为 1884年8月李鸿章已被迫上长篇奏折，替马建忠在招商局事件中的行为辩护。

原来，1884年7月，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到中国本部。法国侵略者的炮舰，要封锁长江口，阻断招商局的漕运出路，并且扬言要劫持招商局的海轮。这使招商局的董事会感到惊慌。于是在马建忠的主持下商定，不妨按照国际惯例，把招商局全部产业转移到美商旗昌洋行名下，用外资企业名义继续营运，条件是事定后由中方以原价收回，但给美商以丰厚的“好处费”。

不料这一决定传到北京，在清廷内立即引起一片谴责声。谴责者有的是坚持一概排外的守旧大臣，有的是嫉视洋务新政的清流党人，更多的是觊觎招商局这块肥肉的达官贵人。

他们的矛头共同指向马建忠，眼光却共同盯住李鸿章。他们通过总理衙门，用传达圣旨的名义，要求李鸿章供认从这笔交易中捞到多少好处，但旗号是捍卫帝国主权。事态如此严重，以致在北京官场中，把马建忠称作“小汉奸”，那意思即李鸿章是“大汉奸”。

在晚清很少有贵胄大臣能同李鸿章相比，一大原因就是凡真心实意替他办事的助手，都不必因他称道过自己是他的左右手而危惧，因为知道他不会在困境中效法壁虎断尾。

果不其然，李鸿章是否事先了解马建忠“出售”招商局的决定，虽经马相伯晚年再三回忆仍难以确认。例如马相伯于1932年向凌其翰口述的《六十年来之上海》，曾说马建忠“奉了李鸿章的命，去和旗昌洋行商量”，“其实这是李鸿章的急智”。

但1935年的口述回忆录《一日一谈》则说：“李中堂在天津听说，我们把招商局轮船押给旗昌洋行了，莫名其妙，打电报来叫老三（马建忠—引注）去，老三不能分身，遂叫我到天津去告诉李中堂，为什么要押船的理由，中堂这才放心。”

但无论李鸿章事前知与不知，他是了解马建忠此举，对中国权益，利大于弊的。今存李鸿章为此事上皇帝书，就证明他承担了授权责任。不待说，他也明知当时外交纠纷层出，清廷离开他还不行。

那班因反洋务而暂时结盟的势力当然不甘罢休。1884年9月有道上谕，说是“现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需人”，要求李鸿章立即密令“熟悉洋务”的马建忠赴京引见。

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这时清流党主要人物黄体芳已多次上疏控告马建忠是“洋夷奸细”，非处死不可，而当时北京刑场菜市口的摊贩们，甚至纷纷收摊等待观看刽子手杀马建忠的头。

但马建忠到了北京，又奉旨说皇帝取消接见，命他即返天津。这使仇洋排外的官僚和市民都很失望，也可见马建忠和马相伯在当时承担的风险。

1885年6月中法战争终于以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在天津签订和约而结束。马相伯再次作为其弟马建忠的替身，出面同美商旗昌洋行谈判，在1886年正式收回招商局的主权。有趣的是这个旗昌洋行，不久便因过度亏损，而将产权卖给了招商局。

就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四个月，1885年10月，帝国政府决定把台湾府升格为行省，任命淮系将领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是马建勋的朋友，得知马相伯的行踪便邀他赴台湾，很明白是为了替亡友的兄弟谋出路，但马相伯不领情。

虽然武夫出身的刘铭传在台湾很重视文治，马相伯仍以为他旨在沽名钓誉，挖苦地说刘铭传保荐自己“学贯中西”，无非是因为自己陪他下围棋输多赢少的缘故。

在赴台前，马相伯路过香港至广州，曾向两广总督张之洞献策，主动设置九龙为商埠，建筑由广州通往九龙的铁路，作为对外贸易的通道。可惜张之洞缺乏较开阔的近代化眼光，也许还夹带着清流党人对信洋教者的成见，没有理会马相伯的建议。

马相伯从台湾返回天津，又向李鸿章重提开辟九龙为商埠的建议，深得李鸿章赞赏。然而李鸿章又因广东是张之洞总督的辖区，不便出面，以免碰总理衙门的钉子。英国殖民者倒是很快发现了九龙的商务战略地位而予以吞并，并迫使清政府同意兴筑广九铁路，从而使香港成为南国对外贸易要津。这是马相伯终身引为“恨事” 中的一件。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马氏兄弟说动了李鸿章，可以向美国贷款，设立银行，不仅解决兴办海军所缺乏的经费，还可以为各项新政提供经费。李鸿章决定派遣马相伯赴美国筹集资金。这事不见于清代的官方记载。

然而马相伯晚年的多次回忆，如陈乐素于1930年笔记的《相老人八十年之经过谈》，前引《六十年来之上海》《马相伯国难言论集》，以及1937年刘成禺的《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钱智修的《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等，都述及此举。以后更得到马相伯早先“家书”手稿的印证。

因此，下述马相伯的回忆应属可信。他说，李鸿章原定的借款数额是二千五百万两银子，没想到他抵达美国，不仅受到国宾待遇，还抵挡不住美国投资者的热情。

短期内就有二十四家银行愿意向清政府提供巨额贷款，总金额竟达五亿。吃惊的马相伯打电报请示李鸿章，不料回电显示，李鸿章更被吓坏了，就是“办法甚当，而朝议大哗，舆论沸腾，群矢集我，万难照准”。

不过这事仅见于马相伯晚年的回忆，而回忆的相互记载有出入。譬如说借款的金额，“家书节录”第六十五函，说是赴美“拟纠合华美银行，一席酒后，便得二万万有五千美洋”。此函约作于1918年美军抵欧洲参加对德作战之后。但后来他的回忆，却说是商定借五亿两。

但无论如何，他在1885年赴美筹借到的款项，数额太大而条件优惠，致使清政府的官僚们转而怀疑李鸿章是否与“洋鬼子”暗中做了权钱交易，结果吓得李鸿章不敢接受，应该也是事实（说是“应该”，是由于还没有找到当时中美官方记载作证），否则他不会记忆如此深刻。

因而马相伯一再说他当时进退维谷，也应该是可信的。主动提出贷款，人家积极响应，突然又不守协议，怎么向美国投资者交代？

于是饱受西方教育的马相伯，只好求助于中国传统计谋的最后一招，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着”。他先装病不见客，随即悄悄溜出了美国，至于天真的美国人是否因此觉得中国人不讲信用，他就顾不得了。

这个贷款事件无疑给马相伯以很深刺激。他有次重忆此事，便说：“清季外交的失败，半由于满廷官吏懵然于国际情势，应对无方，动辄得咎，至于清季外交界之腐败无常识，举动荒谬，腾笑列邦，实在罄竹难书！”这是来自经验的沉痛概括。所以他狼狈离美之后，没有直接回国，却去漫游西欧。

他到过伦敦、巴黎，又跑到罗马，在梵蒂冈晋见过教皇利奥十三世。他那时还没有重返教会，是否他曾钻研神哲学，因而引起号称最后一名老托马斯主义者的利奥十三的晤谈兴趣，还不清楚。这是他毕生唯一的一次欧洲行，没有肩负政治使命，却有可能在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实际比较中从容思考。他究竟由这回“行万里路”得到了怎样的教益？

他在晚年也曾零碎地谈起。例如他在英国曾参观牛津、剑桥等名校，对于英国因袭欧洲大陆传统，重视古典文化教育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巴黎考察法国民俗，发现中国布帛瓷器仍深受法人喜爱，因而感慨中国的政府与商民都不懂改良工业和外贸方法，否则必能占领海外一部分有利市场。

他曾据亲身见闻，盛赞拿破仑的“军事天才”，也在批评拿破仑第三侵略中国的同时，指出此人的政治的军事的才能“实在也不可厚非”。此外可能还有别的思想收获，但由于缺乏资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在1887年自欧洲返华，在政治上曾销声匿迹了好几年。

这以后清法、清日战争相继以失败告终。就在两次战争之间，1893年，他的妻子死了。1895年李鸿章被迫代表清政府，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使中国蒙受了巨大耻辱。马建忠作为随员目睹了屈辱和约的谈判过程。正在这时，他的母亲又去世。据说是接受母亲的临终劝告，他重返教会了。但谁知道他们联袂“退隐”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对清帝国统治的失望呢？

君主立宪派领导人

马相伯再次现身于政治舞台，已在十二年后。这回他扮演的角色，已不再是清政权中一个派系领袖的秘书或参谋，而是清政权的一个反对派别的名义领袖。

这个反对派别，就是1907年10 月中旬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政闻社”。他应这个君主立宪派团体的组织者梁启超的邀请，前往东京就任政闻社的“总务员”，相当于政党的总书记。次年初政闻社总部迁到上海，同年 8 月 25 日被清廷查禁，十天后宣布解散。马良（马相伯名）共做了十个月的总务员。

四十岁时的马相伯

很奇怪，马相伯的晚年似乎把这段经历忘记了。根据他的回忆串联而成的若干传记，如夏敬观的《马良传》、张若谷的《马相伯先生年谱》等，或只字未提，或说他1907年东渡日本是为了平息那里的留学生学潮。

即如方豪，搜集马相伯的文稿信件虽多，也多次以讹传讹，直到晚年修订的《马相伯先生事略》，才予以订正，但依据的似乎只是赵丰田对张若谷所作《年谱》的一段批评，也没有得知丁文江、赵丰田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已有政闻社始末的详尽资料，更没有查阅1907至1908年的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等资料。这里有必要就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一番简要陈述。

马相伯初识梁启超是在1896年。这年8月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结识了仰慕十年的马建忠，也结识了马相伯。

那时梁启超只有二十四岁，而马建忠四十八岁，马相伯则已有五十七岁。他们很快成了“忘年交”。马建忠的名著《适可斋纪言》《适可斋纪行》，在这年结集，便请梁启超作序。而梁序盛赞这两种著作， “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甚至说如果帝国当局早用其言，则清法、清日战争的耻辱结局就不会有了。

马氏兄弟对梁启超都十分赞赏。《时务报》是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改革派人物联合创办的民间刊物，一出版就风行全国。

其中梁启超的论文最引人注目，他很快成了维新运动的舆论明星。但马相伯又很惋惜梁启超对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认知程度肤浅，以为他应趁年轻学好一种欧洲文字，不该太早卷入实际政治，并因而责备极力扶植梁启超问政的黄遵宪是孔子早就指斥的子路那样的冒失人物，所谓“贼夫人之子”，在年轻人学业没有成熟前便急于让他从事政治活动，不是爱护他而是戕害他。

于是梁启超决定学习拉丁文，而马建忠也自愿充当义务教师。从这时起，梁启超只要在上海，便与康门弟子麦孟华等，每晚前往马宅学习拉丁文，当然也纵谈时事。

也由于马氏兄弟的介绍，梁启超相继结识了徐建寅、严复、盛宣怀等一大批所谓洋务名人。因而，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即自称达尔文的“咬狗”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中文改编本，还没有出版就已被梁启超读到。

严复借此书宣传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个“天演”公例，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迅速被拥护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维新变法”和后来的“排满革命”的哲学指导，也同梁启超的努力介绍有密切关系。

有趣的是马相伯作为天主教徒，经常表示反对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但他去世前也与赫胥黎用了同一譬喻，说是：“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谁都知道中国人的传统是鄙视狗的，将人称作“巴儿狗”“走狗”等意味着侮辱，而马相伯居然自比为狗，岂不是赫胥黎的理论早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则佐证？

马氏兄弟似乎都没有直接参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物的“变法”宣传活动。但据《震旦大学二十五年小史》等记载，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曾请中国驻法使馆向天主教的江南主教转达一项要求，即同意马相伯出来主持新政拟办事业之一的译学馆。据说马相伯表示同意，但要求清政府将译学馆设在上海，并延聘徐家汇的耶稣会士襄理馆务。

1898年的政变，使支持改革的光绪皇帝成为慈禧太后手中的囚徒，也使康有为、梁启超成为长期流亡海外的保皇党领袖。

马氏兄弟没有受到政变的株连，但马相伯筹设译学馆的活动，刚开始便告终。紧接着北方闹起了义和团。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逃亡到西安的慈禧太后被迫起用李鸿章主持“和议”。

李鸿章途经上海，立即要求马建忠再度担任他的外交助理。马建忠冒暑翻译文电，突然病逝。一年后即1901年，李鸿章也在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去世。马相伯真的孤立了。

但在上海的新派朋友没有忘记他。应蔡元培的要求，马相伯接受了南洋公学的一批学生，开始从事世俗教育。由教授拉丁文为起点，而扩大设置震旦学院。

1903年他又同情震旦学生中反对欧洲教士强迫遵守教规的那些青年，支持他们另办复旦公学并出任校长。这就是后来的复旦大学。它的头几届学生中，曾经出了如于右任、邵力子那样的著名政治家，也曾经出了如陈寅恪那样著名的学者。与此同时，他在上海还相继支持建立了大同大学和几所女校。

梁启超在1898年秋天逃亡海外以后，成为康有为创办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俗称保皇会的二号领袖。但老师康有为虽懂得把皇帝作为吸引海外华侨资金建立公司的信托，经营却并不顺利，他在美洲的投资，非无效即失败。

相反学生梁启超在日本的事业倒是相当成功，他主编的《清议报》仍然在国内秘密流传，他的朋友如唐才常等仍然在国内积极活动。

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及其朝廷赶出北京以后，国内一批改革派名流聚集上海，举行“国会”，讨论中国的前途等问题。

这是他们要求中国实行议会民主的一次预演。接着上海国会的组织者唐才常便在武汉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起义，这次打着保护光绪皇帝旗号并使唐才常丢了脑袋的起义，同上海国会一样，幕后导演都是梁启超。

马相伯没有参加国会，也没有证据表明他这时仍和梁启超有直接联系。有的传记说梁启超在1902年曾再次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如方豪在台湾《大陆杂志》发表的《马良先生事略》），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梁启超仍在关注马相伯的动向，则是确实的。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题为《祝震旦学院之前途》的署名文章，热情称赞马相伯创办这所专以研究人文学科为目的之私立学校，给中国青年“广求新知识于世界”提供了基础教育。

这以前，即1902年，清政府已迁回北京。自感“纸老虎被拆穿”的慈禧太后，急于向列强表示她对支持义和团排外行为的忏悔，接连颁布了一系列许诺“维新”的诏书。

马相伯于是打破政治沉默，强调说要洗刷列强“夺我疆土，凌我黎民，占我政府，拒我使臣”造成的国耻，然而“中国若不图强则已，苟欲图强，必以开铁路为枢纽”。

马相伯将发展铁路事业看作“转移国是”的最大关键，强调“以中国财，办中国事”。在20世纪初，铁路由政府作主交给外国人办，还是由地方绅商集资自办？这一直是帝国当局和地方士绅争执的焦点。

为了“保路”，形成了地方议会的雏形，并进而要求清廷实行立宪以限制统治者的专制权力。所以，马相伯从主张铁路经营自主权出发，成为江浙士绅敦促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的活跃人物，就是合乎逻辑的。

在1898年10月逃亡海外以后，梁启超很久拿不定主意，是继续追随康有为“保皇”呢，还是同孙中山一派合作“逐满”？

他的摇摆的中止，却是双重的后退，既公开反对“排满革命”，又暗中脱离“保皇”即反对慈禧太后的立场，就是说要成为合法的反对派，促使这个政权由君主专制和平演变为君主立宪。

1906年9月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名义通告全国“预备立宪”，梁启超迅速作出回应，说服康有为同意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对于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满洲特权阶层来说，这个政敌化作盟友，甚至更可怕。因为梁启超的策略很明显，就是要利用他们的“立宪”许诺，设法弄假成真，那代价当然是皇室权贵的世袭特权必须受到愈来愈多的制约。

然而马相伯显然赞许梁启超的转变。1907年夏末他给英华即英敛之的《也是集》作序，大谈立宪，没有只字提到梁启超，但劈头便强调实行立宪是举世公认的“国民权利”，“故我国不言立宪则已，言立宪而不虚心‘预备’，言‘预备’而不实力奉行”，就和不讲民权的野蛮民族或殖民地没有区别。接着马相伯针对满洲亲贵替慈禧太后的假立宪诏书辩护的三大理由，逐点予以驳斥。

第一他们说诏书所以不规定立宪的“预备”期限，是因为人民的程度太低，需要时间训练人民怎样实行宪法。马相伯说：错了，人民的权利观念差，正是暴虐政治的恶果；立宪本身就是明确人民应该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宪法亦能造国民”；借口程度不够而继续褫夺民权，无非要使人民永做奴隶。

第二他们说制定宪法有西方先例可以仿行，政府完全能够胜任，用不着通过普选召开议会。马相伯说：又错了，Constitution 的原意就是“共立”（共同构造），人民只有选举能够表达自己意向的代表参加制定和修改宪法，才能保障应享的权利和明确应尽的义务。

第三他们说立宪既是政府的事，更用不着报馆说三道四。马相伯仍然说：错了，报刊和议会都是沟通民意、监督政府的机构，都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只是一在民间，一在政界，相辅相成；拒绝实行新闻自由与拒绝实行议会民主一样，都是要使人民在政治上继续充当盲人、聋人和哑巴。

以上驳论，假如与梁启超在1906至1907年发表的宪政言论对照，可以见到马相伯的见解不但相符，而且表达更简单有力。

不过马相伯应梁启超的邀请，于1907年12月中旬由上海抵达东京，就任政闻社总务员，则是明白地是为了帮助梁启超摆脱困境。

原来，政闻社筹备已近一年。筹备过程困难重重。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主要策划人杨度，先同意与梁启超合作，又中途翻悔。原保皇会首领康有为早已声名狼藉，梁启超若要自任政闻社党魁，一则必然冒犯康有为的权威，二则他仍是清政府通缉的国事犯，出任党魁必定妨碍新党取得合法地位，三则是自从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结果是反对“排满革命”的《新民丛报》被迫停刊。

梁启超历经辛苦，总算在1907年11月在东京正式举行政闻社成立大会。岂知同盟会的著名斗士张继、陶成章等率领大批留日学生冲击会场，大打出手，连梁启超也在逃跑中挨了耳光。

显然迫于内外压力，梁启超急中生智，想到要求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六十八岁老人马相伯出面帮助他渡过难关。那时马相伯正与上海一批士绅为了争取铁路民办权而忙得不可开交，但立即同意前往日本。可以想见梁启超多么感激。

“此公之持积极主义，其勇更逾吾辈”，“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之最大之幸福也”，如此等等见于当时梁启超兄弟的私信，可知他们真是把马相伯看作政闻社抓到的一张王牌。

然而马相伯既非保皇会元老，又非政闻社实际组织者，临时被梁启超拉出来充当“总务员”，也只能享有虚名，是不消说的。梁启超决定将政闻社总部迁至上海，一个理由是希望使马相伯成为“实际的总务员”。问题是他也无法控制他的同事们各行其是，于是马相伯只可能充当名义领袖。

不过马相伯加盟政闻社，也使这个组织增添了活力。马相伯东渡日本后，曾以政闻社总务员的名义发表长篇演说。他自少年时代便学习古罗马西塞罗的辩论术，似乎在年及六十八岁时才得到充分发挥。

他的这次演说，经过梁启超的记录润色，刊登于《政论》上，曾给革命派以很大震动，致使《民报》总编辑章太炎不得不亲自撰写《驳神我宪政说》的长文，专门破除马相伯论证君主立宪有理的哲学依据。

而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读到这篇演说，见到其中“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二语，不禁击节赞赏，叹为“中国第一名演说家”。然而最令梁启超得意的，也许正是马相伯的加盟，使成员日益增多，甚至吸引了现职官员入社。但也许“福兮祸所伏”吧，正是担任清政府现职官员的一名社员的冒失行为，毁掉了政闻社好不容易取得的半合法地位。

此人名叫陈景仁，是清政府法部主事，忽然在 1908年7月以政闻社成员名义发电报，要求清政府在三年内召开国会，而且指名要求清政府将考察宪政大臣革职问罪，惹得慈禧太后大怒，除了将此人革职，还以“阴图煽乱，扰害治安”的罪名，查禁政闻社，并下令通缉该社成员。政闻社被迫宣布解散，马相伯也就失去了他的名义领袖地位。

就在政闻社被禁的同月，清政府颁布了各省谘议局及议员的选举章程，次月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在1909年10月成立的江苏省谘议局的议员名单中，没有马相伯，是可以想见的。但这并不表明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丧失了影响。相反，由于专制国政长达四十六年的慈禧太后，已在1908年11月与光绪皇帝同时死去，帝国政府的控制力越发削弱。

摄政王的政府被迫屈从各省谘议的联合压力，于 1910年10月举行了“资政院”的首次会议。这个资政院名为预备立宪的咨询机构，实则颇似法国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二百名议员半由钦定、半由民选。马相伯的姓名便出现在江苏省谘议局推选的民选议员名单中间，那时他又已回到复旦公学担任校长。

这个资政院的活动，至今仍缺乏详密研究。我们知道它存在的一年多里有两件事引人注意，一是迫使清政府把预备立宪的限期由九年改为五年，二是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推举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同南方革命军议和。然后它就和清帝国一起在历史上消失了。

至于马相伯作为资政院议员起过什么作用，同样不清楚，但他似乎没有出席这年 10月推举袁世凯组阁的会议，因为接着他的名字就出现在江苏军政府的成员中间。

为了宪法和民主

1911年10月革命，使清帝国的统治体系发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只有一个多月便有十四个行省宣布脱离清帝国而独立。

11月初上海、浙江、江苏在三天内相继独立，并迅速组成江浙联军攻克南方政治重心南京，给清帝国的打击最重。独立后的各省军政府代表立即决定把南京作为拟议中的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这个临时首都的第一任市长即南京府尹，就是由江苏军政府都督程德全委派的马相伯。

那时中国的南北双方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已在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但新独立的各省还是联而不合，各行其是，新旧地方势力为了争夺军政权力闹得混乱不堪。

孙中山只做了四十四天临时大总统，便宣布辞职，让位给表示赞成共和的袁世凯。紧接着就发生首都所在地的争论。南方政府组织的参议院，被迫同意首都仍然设在北京。

我们不知道马相伯做了几天南京“市长”。关于这段历史，马相伯本人记忆最深的，则是“和几百个鸡毛帚周旋”——那时的革命军将领的军帽都插着一朵白色翎毛，因而马相伯戏称他们是“鸡毛帚儿”。他说，那时云集南京的新式将领们互相争功大闹都督府，只好由他出面泼冷水。

他的说辞详记于《一日一谈》两则文字中，未必就是当时的原话。然而他指出“革命”为什么，为国家为民族呢，还是为自己而“自居革命的功臣”，却符合当时南京政府面对的实情。但除这事以外，马相伯还办过哪些事情，至今也不清楚。

我们只知道民国成立后，他的职位已变成江苏都督府的外交司长，并由今存的一份布告《劝勿为盗》，得知他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还在代理江苏都督，代替原来曾任清朝江苏巡抚的程德全担任革命后的省军政首脑。

1913年的马相伯先生

马相伯的传记作者们都很重视他的这份布告。的确，这位已届七十三岁的代理都督，在布告中既表达了他对专制君主的憎恶，也表示了他对民主政治的渴求。“专制之君，可以领土为私有；专制之官，可以所辖为私有。”现在是“民国”了，一切官员都应该成为“大众的公仆”，因而没有各级议会的决定，任何政府官员都不能假公济私，把属于人民的公产的土地随意处置。

但传记作者们都忘记指出，这种孟德斯鸠式的政治见解，只对一个人有约束力，此人就是马相伯自己。那时的“革命”，已经显示有军就有权，有权就有法。此老居然对这班只知道中世纪的权力即法律原则的新旧官僚军阀，讲什么“三权分立”，岂非如同聋子对话吗？于是马相伯不得不下野。

他何时卸任江苏代理都督，同样不清楚。不过不会迟于民国二年，因为这一年马相伯已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聘请，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很快辞职，却是由于就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缘故。

袁世凯与马相伯是三十年前在朝鲜的故交。马相伯一直讨厌袁世凯，但袁世凯没有忘记马相伯，不消说是觉得这位德高望重的耆老对他仍然有用。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的身份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特别在各省各部选派的成员之外，指定八人列席，其中就有马相伯。接着马相伯就获得了袁世凯赏赐的一连串头衔，除总统府高等顾问以外，还有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议员、平议院平政等。

假如不抱成见，我们考察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历任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史，则不能不惊异当年鲁迅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中间唯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较对稳定统治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一个不如一个。

革命如章太炎，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守旧如王闿运，叛变如刘师培，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加上有天主教背景的马相伯，诸如此类在信仰和政见方面绝不相同的人物，袁世凯居然都能容忍乃至利用，确实比他后起的段祺瑞、蒋介石高明。

在袁世凯企图利用而没有驯服的名流中间，马相伯既不如甘作囚徒也不屈服的章太炎，也不如表面顺从实则反袁的梁启超，甚至不敢像康有为、王闿运那样给袁世凯造成尴尬。由此可见他在政治上至多不过具有中国传统所谓的“中人”素质。

然而中国传统所谓的“中人”，本来指个人选择可上可下。马相伯尽管不敢在政治上公然反对袁世凯，有两点却表明他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

袁世凯在清帝国危难之际出卖清政府，利用南方政府没有站稳脚跟，由帝国总理大臣而变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而变为正式大总统。下一步就必然如日本诱使他签订全面出卖中国主权条约的使者所说的，“愿贵大总统高升一步”，不消说就是由总统变为皇帝。

马相伯不是政治“鸟人”，没有落入正在得势的权力者的门庭，也许同他憎嫌袁世凯有关，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恪守自己的政治信念。

中国俗谚有“七十老翁何所求”的说法，但清末民初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而向袁世凯上书请求他“帝制自为”的事例多得很。

这时马相伯虽然不敢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但第一他坚决反对把“孔教”作为“国教”，第二他不理袁世凯要求学术依附政治，而为建立独立的中国人文科学院即“函夏考文苑”而奔走吁求，这正表明他在困境中“取法乎上”的一贯态度。

关于反对把孔教作为国教，留下了1916年马相伯写作的很多文章，需要略加陈述。

这些文章至少有十篇以上，集中讨论宪法中应否规定国教的问题。马相伯坚决反对宪法规定把孔教作为国教。由于他的家族和本人的宗教信仰背景，人们很容易认定这种意见是天主教徒的偏见。

马相伯确实有宗教偏见，他宣传宗教的论说，在教外人看来可以理解而难以苟同。但他对传统的儒学倒没有晚清在华传教士那种常有的偏见，而是如晚明的利玛窦、徐光启那样，对儒学抱着尊重而同情的态度。

我不能判断马相伯的神学造诣的深浅，却可以指出他的传统儒学修养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贯通。他熟读过《四书》，时常引用其中所载的孔孟言论，但只是以王阳明式的态度拿来为 “我”所用，就理解的全面性来说不如徐光启。

他也读过中国史著，时常引用历史的典故和名人的言论来支持或反对某种政见。但他最爱引证的是《墨子》《公孙龙子》等古籍中的哲理，而他服膺的历史名人，首先是北宋的苏辙，其次是唐代的陆贽。而墨家、名家都曾与儒家辩难，陆贽、苏辙等人在中世纪也不算是儒家学者，正如他引用最多的古罗马政治家季宰六（Cicero，今通译西塞罗）并非基督教圣者一样。

尽管如此，马相伯仍有资格从学术和历史相结合的角度批评孔教论，因为他的主要对手康有为及其门徒、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一个是坚持复辟亡清帝制并成了历史伪造者，一个是中西学问都不通而且言行荒诞更胜过其师。而马相伯从捍卫民主政治和信仰自由的角度，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并且同批评袁世凯以国家元首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一事结合起来，更使他在这场政治争论中处于有利地位。

这一争论并不新鲜。还在清末，革命和保皇两派的报刊，已就所谓孔教问题吵了十年。新鲜的是康有为、陈焕章等组织的孔教会，在民国既建后非但旧案重提，要求政府定孔教为国教，而且将它同民主共和制是否适合“国情”的问题联系起来。

孔教会的总会长康有为坚持宣称民主共和不合中国的“国情”，并且与名誉会长、一个连《三字经》都没读完的文盲将军张勋一样，都拒绝剪辫子以表示他们的意向在于恢复清帝国。然而他们的复辟君主制的喧嚷，同样投合袁世凯的心意。

于是袁世凯在重用张勋大杀南方革命党人的同时，任命孔教会主任干事陈焕章做总统府顾问，并在把孙中山一派再度赶到海外流亡以后，亲率政府文武百官举行祀孔典礼，那就不奇怪了。

马相伯本来在专心筹办“函夏考文苑”，这时也忍不住了。现存他亲笔拟订的《考文苑名单》，就有一条附注，指名把“说近妖妄者”三人排除在未来的科学院院士行列之外，其中就有康有为和替袁世凯设计祭天祀孔仪式的夏曾佑，另一人则为治学善变出名的廖平。

但马相伯憎恶廖平的理由，显然在于廖平曾应邀出席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所谓“孔经哲学发微”。1914年9月袁世凯主持祀孔仪式前后，马相伯又公开发表《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一文，批评袁世凯不该违反民国“约法”，否定不同种族、阶级、宗教的人民一律平等。文章写得很隐晦，一个原因就是马相伯仍在北京处于袁世凯的密探监视之下。

1915年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掠夺中国大量主权的秘密条约“二十一条”而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把中华民国改成中华帝国的锣鼓就公开敲响了。这年10月袁世凯迫使参政院通过法令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后帝制复辟“合法化”。马相伯身为参政院议员，当然是出席参政院会议的。

方豪曾在《马相伯先生文集》所收《民国民照心镜》一文的“编者按”内，说“袁世凯称帝时，其徒党曾伪造先生赞成之说，但先生此文上、中、下三段中，皆痛斥袁氏，读者可以恍然矣”。可惜方豪这个辩解靠不住。

第一此文作于1918 年，那时“袁皇帝”已死去两年，受到举国痛斥，马相伯骂得再凶也无妨。

第二马相伯作《国民大会说》一文，据方豪说是 1916 年所作，然而此说内容分明显示它是马相伯在参政院讨论《国民大会组织法》时的一件提案，其中第五项提出“大会所议之事，假令大会而欲改共和为君主制，可乎？”

马相伯说可以的，既有比利时的先例，又有英国君主制可参照。尽管他把英国国王说成等于中国总统是为了把帝制复辟后的君主限制为“虚君”，但他确在参政院和国民代表“全体”赞成君主立宪时都没有投反对票，则并非袁党伪造的事实。

据方豪说：“袁世凯欲称帝，先生力争不听，密探已周布寓宅，乃化装买菜老家人，带一竹篮，逃出北平。”（《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五）这很有传奇色彩，可惜至今也得不到旁证。当时在北京曾化装逃出袁世凯控制的，成功的有两人，即后来发动讨袁战争的蔡锷和他的老师兼参谋长梁启超；大骂袁世凯而企图出京不成功的有一人，即缔造民国的元老之一章太炎。没有任何记载说到当时马相伯也曾有这样的壮举。

马相伯在八十岁后曾多次回忆他的生平，无疑都是珍贵史料。然而老人往往记忆不清，回忆生平时又往往遗漏自身经历之外的真正大事，因而提供的材料可以供历史研究参考，但必须“征而后信”，就是说没有相应的直接记载作为佐证，则不能轻信。

例如《相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回忆李鸿章之死，说是李鸿章在1901年与列强签订和约后，每有新政建议都被满洲王公批驳，有天争论后愤怒回府，“连食粽子十九枚，大病不起”。

李鸿章好吃糯米食品是有名的，而马相伯又曾长期担任李鸿章的幕僚，这则“秘闻”似无可疑，岂知随即引起李鸿章之孙的抗议，说李鸿章死于内脏大出血，晚年甚至连糯米食品都不吃。

其实马相伯并非没有根据，因为据袁世凯死后流播颇广的一则传闻，袁世凯称帝后忽然听说他最亲信的将军也背叛了，惶乱中连吃十几个大馒头而不自觉，从此病死，而马相伯显然记忆不清，张冠李戴。

但方豪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摆脱“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因而搜集保存的马相伯的手稿最多，但作出判断时却唯恐损害他心目中的中国天主教徒“圣者”的形象，而有意无意地予以辩护。其他研究马相伯的也有同病。

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马相伯研究，虽然不像方豪那样具有宗教忌讳，但有政治忌讳。害怕承认国体政体讨论具有学术意义，因而避免涉及1915 ——1918年马相伯政论著作所表达的政治见解，这说来奇怪，实则不奇怪。

袁世凯做中华帝国皇帝，只有八十一天，便在全国反对声中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随即在1916年 6月死去。但紧接着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冯国璋、张勋等，没有一个不是袁世凯的老部下。

段祺瑞曾赴德国克虏伯康采恩实习，在北洋军阀中堪称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在袁世凯死后出任国务总理，立即宣布恢复国会，继续制定宪法。1916 年 8 月国会在袁世凯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部新的宪法草案，称作“天坛草案”。

表面看来，这部天坛宪法草案，又恢复了被袁世凯否定的基本准则，即重申中华民国“永为民主国”“人民均为平等”。承认民主和人权是宪法的基础，不是很好吗？奇怪的是草案第十九条，出现了这样的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

所谓国民教育，指的是强迫性的初等教育。所谓修身，指的是人人必须具有的道德政治信仰。所谓孔子之道，当然不是指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办私学时教给学生的做人道理，而只能是已被1911年革命取消了的清帝国统治者肯定的那些中世纪晚期的伦理原则，例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妇女必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之类。

假如宪法规定这套道理必须成为全民道德政治教育的“大本”即理论基础，只许盲信盲从，不许怀疑批评，岂不是要国家返回中世纪君主专制的前奏吗？这一项列入天坛宪法草案，正是康有为、陈焕章和孔教会那班旧官僚政客活动的结果。他们有恃无恐，因为“辫帅”张勋在袁世凯死后已擢居北洋军阀的大军头，越发横行无忌。

针对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马相伯写了一系列驳论，共同主题就是人民应该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例如《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书天坛草案第十九条问答录后》《书请定儒教为国教等书后》《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约法上信教自由解》《宪法向界》，还有代天主教各教区信教公民草拟的“反对孔道请愿书”等，总共有十多篇。

除请愿书外，有的是通俗小册子，有的是学术性很强的政论文，而且都是洋洋万言以上的鸿篇巨制。可以说，1916年是马相伯一生中政论写作最活跃的一年。他的论敌，就是孔教会的康有为、陈焕章。

需要指出，马相伯不是这时首先驳斥康有为的。还在 1915年9月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进入狂热之际，在上海便出现了一家《青年杂志》。它的编辑作者似乎不屑议论帝制是非，却努力宣传科学和民主，公开提倡“破坏孔教”等等，并且一再刊文驳斥康有为提倡孔教和复辟帝制的言论，因而很快引起人们注目。

这份杂志在袁世凯死后不久便迁到北京，改名《新青年》。它的主编就是陈独秀，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在1916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与胡适等共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

我们不知道这位三十六岁的“新青年”和七十七岁老人马相伯是否相识。他们在宗教上没有共同语言。但都反对定孔教为国教，都反对强迫青少年尊孔读经，都提倡民主与科学。他们的分歧在于马相伯不赞成把革命理解为首先要破坏一切，但那时还没有凸显出来。

相反，当《新青年》打着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号，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旧艺术、旧宗教以及所谓国粹和旧文学的时候，马相伯则扭住孔教会要把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法这一点不放，坚持信仰自由是实现政治民主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他仿佛与陈独秀们有默契，一则专攻要害，一则全线出击。

崇拜西塞罗的马相伯很懂得辩论术，善于抓住论敌的弱点进行批评。他熟知清末思想界的论战史。康有为的孔教论，本来是对德国马丁·路德的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模仿，借口恢复儒家学说的原始教义，来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把孔子说成中国的耶稣，随意割裂穿凿儒家经典乃至伪造历史，早在清末就受到各派学者从不同角度的否定，连梁启超到后来也不再附和他的“保教”论。在这方面，马相伯和陈独秀一样，都把康有为的经学主张看成是已经拆穿的纸老虎，而主要从反民主反人权的角度对其展开抨击。

马相伯认为，康有为等硬说孔子是宗教家，硬说儒学是中国人唯一信仰的宗教，非但违反历史，而且否定人所共知的现实。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什么神都拜，就是不入孔庙拜孔子，什么佛道巫术的古怪道理都信，就是不信政府提倡的所谓孔子之道。

即使清朝的皇帝官员乃至死后从祀孔庙的著名道学家，“大都孔亦拜，佛亦拜，拜了佛，仍不失其为尊孔子”，“虽将天下之教，一一崇拜，一一信从，于为名士、为名儒，一无所损”；可见这些叫人信仰孔子的上流人物，都口是心非，自己并不真正信仰。康有为等要在宪法中明定孔教为国教的一则理由，即有欧美宪法的先例。

马相伯驳斥说，第一中国传统所谓教，指的是饮食男女、伦常日用的守则，不是西方传统那种具有超越意义的信仰体系，因而从孔子以来所谓的教，其实是学，二者不能混同；

第二，即使在欧美，政教分离早已成为潮流，不承认国民教育应该把超越性的神学作为修身的根本。“今日欧洲各国，若法、若奥、若义、若德等国，纷纷逐出学校中之耶教，置诸学校之外，即为此故也。何我国人尚不明世界大势之所趋，而必奉孔子之道，为国民教育修身之大本，且规定于刚性之宪法中，使之不可动摇哉！”

马相伯嘲笑陈焕章的一个荒唐说法。陈焕章说孔教会所以坚持定孔教为国教，是因为考虑到中国若被外国灭亡，“入主中国者，必立孔教为国教”。马相伯说那可能是真的，但那时孔教也成了“外国教”。

中国俗谚说“姜是老的辣”。从清末到民初，抨击康有为的孔教论的论著不胜枚举，但没有人把这种理论与主张者的经济利益挂钩的。我们只发现马相伯作过如此揭露。

当年义和团曾宣称在华的欧美人士是“大毛子”，中国的基督徒则是“二毛子”，应该一概格杀勿论。十七年后孔教会的活动，使马相伯不由得想起义和团的先例。

他说，假如规定教育的唯一根据是所谓孔教，则不信者“不谓之大二毛子，其可乎？犹不施以庚子年之杀戮，不成其为中华民国矣！”以后的中国史证明他的忧虑并非过虑，但1916年的中国环境仍然允许他假托大毛子和二毛子的对话，用嬉笑怒骂的口吻斥责天坛宪法草案的荒谬，并揭露“国教与国库之关系”。

大毛子曰：其关系人民之负担，殆有甚矣！西报载民国二年（1913），有人呈请政府，令凡婚配者皆到孔庙，仿到教堂礼，每起收四圆，以四万万人数计之，一年婚配者可三千万，应收一万万又二千万圆。又凡纳妾者皆富户，初次征二百圆，以后依次加倍，计通国纳妾者，每岁不止二三万户，是收数亦颇可观。愿以一半归政府，余归孔教会。

二毛子不禁大声曰：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

这不是马相伯的夸张，而是曾以《孔门理财法》获美国博士学位的陈焕章的算计，因而马相伯屡屡讥笑陈焕章，说孔教会与其奉孔子为教主，不如奉财神为教主。

康有为和张勋被孔教会徒谀作文武二圣。笔者曾指出，在清帝国，“武圣”关羽的地位已超过“文圣”孔子。历史进入中华民国七年（1918），中国再次发生了“武圣”指挥“文圣”发动的帝制复辟事变。

康有为紧跟张勋，用武力拥戴亡清末代皇帝重坐龙廷，没想到只有十一天，政变就失败了，比袁世凯做皇帝还少了七十天。

在这次复辟事件中，康有为非但没有捞到孔教教皇的地位，只由武圣张勋封了个弼德院（上议院）副院长，却要成为这次政变的殉葬人，以后逃到青岛，在德国人的庇护下郁郁而终。

他从此被永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管后来某些人怎样从政治上替他“翻案”。至于陈焕章，以后还依仗见风使舵的本领，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混了十年，做过北京孔教大学校长，然而终于也成为北洋军阀的殉葬人，在1928年后躲到香港，于1933年在寂寞中死去。

“民国民”的沉思

马相伯在 1918 年写了一部《民国民照心镜》，概括他从民国以来的政治见解。

这时中华民国虽然只有七岁，却已经换了五任总统，十名总理，遭受两次帝制复辟，打过三场全国性的战争，并且正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宁唯是，国家在清帝国被推翻后从没实现过真正的政治统一，而在上一年又再度陷入公开分裂，出现了两个国会，两个政府，双方都自称是中华民国的合法代表，正在酝酿新的内战。

行将八十岁的马相伯，已从北京回到上海。他在南北对峙中，既不支持北京政府，也不支持广州的军政府。

“南风虽不竞，其足以致亡与北强同，容非一年半年所能解决者”（见“家书节录”二十六），这是他对当时的形势估计，着眼点并非哪一股势力更强些，而是谁能挽救中华民国。他的看法是双方都不行，因而他更认真地筹思有没有避免“致亡”的出路。

马相伯是个认真的人。他反对所谓孔教，却佩服孔孟所提倡的“士尚志”，以为孔子说的“匹夫不可夺志”，孟子说的“大丈夫”精神，很合乎欧洲宗教伦理所谓 La Liberte de Conscience 的精神，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

“故不志则已，既志焉朝秦暮楚，非人矣！”他十分憎恶中国读书人中间的这类“非人”，指斥他们“遇事接物皆无诚心”。显而易见，在他看来，陈焕章之流孔教会、孔道会徒众，多半就属于这类动物。结果，社会风气如此之坏，“举国崇拜大盗大骗，愈无耻，愈得意，尚何望来？”（均见 “家书节录”）

确实的，在近代中国的著名学人中间，马相伯的政见决不属于激进者流，但自从1911年站到共和一方后，他对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的必要性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民国公民，用普通公民的尺度来衡量民主共和制的问题和前景，这在当时政治家中确属罕见。

“八十老翁，宿抱外洋政治主义（即有人此有土节）办法，余非所知。”这是马相伯在1919 年一通家书中的自白。其中夹注“有人此（斯？）有土节”，使我们可以断定，他所谓的“宿抱外洋政治主义办法”，指的正是他在 1918 年所著《民国民照心镜》中所陈政见的出发点。

《民国民照心镜》，分上中下三篇，用汉语的文言文写成，白文（不含标点符号的文字）共一万八千字。八十老人，能够亲自写成如此长篇的论文，而且逻辑相当严密，是令人惊奇的。

全文导言很简短：“照心者，反躬自省也；镜者何？即一点灵光，‘民国民’所用以自照也；自照于‘民国民’三字，名与实相符否耶？一照何谓‘民国’，二照何谓‘民国’之‘国’，三照何谓 ‘民国’之‘民’。”

灵光原是禅宗的术语，意思是人人固有的灵性光明。17 世纪后入华的耶稣会士，借用它来指基督教经院哲学所谓的灵魂的认知职能，并把这种职能比作镜子，后者同样是中国人爱用的譬喻。然而，马相伯提出，身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应该自我反省“民国民” 三字所涵泳的概念和事实的相关度，所谓“名与实相符否”，却并非神学的问题。就概念和事实的相关度而论，中国古典时代的各个学派都曾作过探讨，而马相伯的看法，更接近道家庄子学派提出的“名者实之宾也”的结论。

马相伯解析的三个问题，在1916年他写的《宪法向界》一文中，即已提出。“向界”（object），也是 17 世纪耶稣会士参照佛学语言所定的译名，在现代汉语中常说成是“客体”或“对象”。马相伯以为，宪法的对象有三点，一是国体，二是政体，三是国权和民权。《民国民照心镜》三篇，所讨论的也是这三个问题，但把研究由客体移向主体，就是说前一文研究的，是民国的宪法应该包涵怎样的内容，而这三篇研究的，则是作为民国的公民应该认知的根本问题。早在欧洲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国家论，已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探究过政治目的和政治秩序的因果联系问题，以后这类问题，在教权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之间，进行过长期争论。熟悉经院哲学兴衰史的马相伯，显然偏向于国家主义者一边，主张教会不可干预尘世统治权。这实际是他坚决反对以孔教为国教的一个出发点，而且也是他在教会内部具有“排外”倾向的一个出发点。但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方面，马相伯在民国初期，则越来越背离托马斯国家论的一个主要观点，那就是中央集权的政府或君主政体，是实现国家以公共福利为目标的最好工具，人民在任何情况下弑君或革命都是不正当的，只能诉诸立法手段，即通过宪法来建立神圣的政治秩序。我们已经看到，马相伯在 1911 年已从君主立宪论者，转变为民主共和拥护者，在 1916 年还力求制定完善的宪法，以否定教权和制止君主制复辟，可是南北再度分裂，制定统一的宪法以防止暴政已不可能。这就迫使马相伯把眼光投向民主政治的主体，即“民国民”涵泳的意义问题。由《宪法向界》到《民国民照心镜》，讨论的内容是一致的，讨论的范畴则由客体转向主体。这无疑表征着马相伯对民国以来政治的失望。他没有放弃对于完善的宪法的追求，但他以为不首先解决民主主义的启蒙问题，任何法律都将变成“儿戏”。证据就是他在《民国民照心镜》三篇论文中，都猛烈抨击“袁皇帝”及其开创的武人暴政，比作不知法律的禽兽，而抨击所依据的学说，已是耶稣会士极力反对的卢梭的“天赋人权”论。

八十岁时的马相伯

《民国民照心镜》三篇，提要如下：

上篇。问：什么叫“民国”？答：民国就是国民是国家的主人。民国比君主制的帝国，符合“先天之理”，即先于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法则。这个法则，规定人和人生来是平等的。任何国家出现君臣等级，都是“后天之事”，也就是人类社会出现以后的行为变化。君主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主宰一国的政权，但民主却能主宰包括政权在内的领土和经济的主权。所以人权先于君权。任何君主，特别是自称由于得江山而有权坐江山的皇帝及其依赖的武人，都只能称作最大的“天下之大盗”。不消灭这帮东西，国民主权是没有保障的。但消灭了这帮东西，“后天的君主”仍然可以用总统之类名义，专制行政权而实现复辟。因此，人民必须人人有国家思想并懂得自治，人民必须懂得法理，而自觉守法，人民必须人人懂得破坏旧事物只能限于以前的不平等，而不能借口革命而危害生命、财产和自由等公民权利。“袁皇帝”的可恶，在于他利用中世纪旧有的迷信，非但侵犯人民固有的政治权，而且侵犯政治权赖以产生的经济管理权，侵犯人民世代所有的物主权即财产所有权。结果在清帝国专制之下，人民还可以控告不法官吏乃至对不法官吏复仇，在袁世凯时代反而一切由持枪的武夫决定，所谓“国民为主”，名和实都不存在。

中篇。问：什么是“民国”的“国”？答：相对于异国，则本“国”是全民族的法人代表。就自身性质而论，则本“国”是全社会谋取共同利益的主权代表。但国家不等于国体。国体是谁

为全社会至高无上主权的寄托。寄托给个人及其家族者是君主制，寄托给一个群体者是共和制。共和制则分民主共和与贵族共和两类。所谓立宪，就是由民选的群体组织同意行使主权，最高主权不分割的是一统制，可分割的是联邦制。国体也不等于政体。无论国体是君主还是民主，在政体上只有两种：“任心”即从礼俗出发而凭良心为政的是专制政体，“任法”即制定各种法律引导主权行使的是法制政体。法律的精髓是保障自由权，有人民的自由才有国家的自由。法律的制定权和执行权要各自独立，立法权应重于行政权，法制政体就是要使两种权力互相依存。宪法是保证民治的，民治的最要点是地方自治。中国政体向来只有专制而没有法制，但民国以来的统治者不要任何礼或法，只凭个人喜怒或伺察他人喜怒为政，连专制政体也不如。他们植党营私，非袁派不用，非军阀不用，滥用国家名义，专恃武力压制人民应享有的一切自由。他们眼里的国家只是可买卖可发财的权位分配工具。所谓中央集权，实为“中央集钱主义”，所谓中国政府简直是一个 “伸手大将军”。

下篇。问：什么是“民国”的“民”？答：第一，这个名称的涵义只问一个人有没有国籍，只是“国”的对称。所以，“民”不是“君”的仆人，不是“官”的下人，不是“无爵禄”的专称；人和民在概念上没有区别；无论劳力者劳心者都应是生产者，也就是人民。但这层道理在中国不受重视，于是那班君主官僚贵族武人政客，作为国贼民贼，便难以根除。第二，“民”的自身就是全民族，民国民的表征便是贵自治贵自立贵自由。无论是总统、督军还是议员，首先都是民国之民，因而他们贱视人民，摧残人民自由，便是自外于民族；人民当然认定这种政府绝非我四万万人民的一统政府。第三，“民”的自性（不变不灭的天性）就是要图自治图自立图自由，不能做他人的奴隶。国所以不配称为民国，就是政府不断在出卖民族出卖祖宗出卖国土，将使人民化作异族的奴隶。因此，人民应该秉诸自性，决不能听这种政府的支配，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民国之民。

以上《民国民照心镜》的诸要点，在当时远非激进的见解，甚至可说卑之无甚高论。我们知道，1918 年正是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来的初期，一些激进人物正以为这是“庶民的胜利”，而被社会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等理论所吸引；日本乘欧战之机不断加紧掠夺中国主权，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愤怒不已，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前夜。域外各种思潮和主义，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很快将马相伯的声音淹没其中。

然而，一种见解，在同时代没有受到注意，不见得是不值得注意。我们把马相伯的上述见解，与同时代的各种政论略加比较，便能发现他在其中还是相当出色的。

例如，1919年10 月孙中山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表过一篇著名演说，指控中国的政治腐败已到极点，以为这不是革命之罪，而是因为革命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的陈土，而地底的陈土便是前清遗毒的旧官僚、武人和政客。这同一年前马相伯的看法很相似。怎样改造呢？孙中山否定了三种着手方法，即提倡教育、兴办实业和地方自治。他否定的理由都是说官僚要阻挠和反对。因此，他强调首先要用革命搬去那三种陈土。他演说的题目就是

《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所否定的三种意见即：“又有人说，立国根本，在人民先有自治能力，所以地方自治为最重要的事，现应从一乡一区推而至于一县一省一国，国家才有希望。”这个“又有人说”，其中便包括马相伯的《宪法向界》《民国民照心镜》诸文的说法。

原来地方自治并非马相伯的个人意见，而是当时相当一批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和实业家的共同主张。其中包括清末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名流，如章太炎、蔡元培、张謇、张元济、汤寿潜等，多半是江苏、浙江二省人士。他们的具体意见有差异，但都倾向于仿照美国的体制，将中华民国的国体确定为类似联邦制，称作“联省自治”。马相伯对于这一设想十分热心，今存论证“联省自治”可行性的论说，也以他为多。

马相伯认为，中国的难治，在于地方太大，人口太多，而土地、物产、民俗等等空间差异更大，所以即使在真正大一统的元明清三代，也不能不在内地分省治理，在边疆分省统治。从中国历史来看，“合久必分”，况且世界政治潮流“已趋于国内联邦制，国外联盟制”，如美国、英联邦及奥匈帝国等。“每见兄弟分居，违言必少，又恶知一分再分，统一反出于真心耶？”（《书分合表后》）

在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帝制复辟以后，马相伯认为南北已有两个政府，而各省都一独立再独立，事实上已形成南北分治和区域自治，为了兼顾全民族利益和促使地方在竞争中发展，不如实行联邦制，既能抑制把中央集权变成“中央集钱主义”，又可激发人民自觉保护财产权、管理权和政治权的意识（《宪法向界》《民国民照心镜》上篇）。他认为自治单位应该由小到大，即孙中山所引用的“从一乡一区推而至于一县一省一国”。

孙中山否定这个方案，只有一个理由，说是：“现在官僚，何尝愿意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奇怪的是，在同一演说中，他不谈马相伯等提倡地方自治由小到大也是为了养成人民自治能力的论证，相反却把他当年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归咎于“人民的訾议”，说是：“革命破坏清政府以后，一般人民每訾议（革命党）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经验，所以一般议论，都希望官僚执政。如袁世凯时代，几乎大家都说非袁不可。革命党自审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既舆论说非袁不可，只好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

八年来造成官僚与武人政治的原因，就在这一点。”真的“就在这一点”吗？孙中山把责任统统推给人民，似乎非常尊重“国民全体”。但他在1911 年10月革命以后迟迟不回国，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只考虑如何调虎离山，在袁世凯口头表示赞成共和的当天便声明让位，问过“国民全体”吗？

所以同样认为人民捍卫应享的民主和人权的自觉性不够，马相伯希望通过由小到大的地方自治予以培养，孙中山则认为这班愚氓，首先得军事管制若干年，其次得狠狠教训若干年，最后才可以允许他们有事可以诉诸宪法。后者就是孙中山“建国大纲”的三阶段论，即军政、训政、宪政。

他的接班人蒋介石忠实执行，用军政实施训政，训得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都变成反蒋派，最后想实行 “宪政”也来不及了，只好滚出大陆去行宪。在这一点上，没有把理论付诸实践的马相伯，在中国的有识之士中间，赢得比孙中山更多的同情，可能不仅是机遇。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

按照某些研究者的说法，马相伯从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期逃出北京回到上海，就已经“摆脱了政治生活”。《民国民照心镜》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否证。不过，据马相伯晚年的言论和回忆，他在 1919年后的十年间，退隐修真，不过问时事，连报纸也不看，则大约是事实。

那以后的二十年，马相伯仅两度担任过短暂时间的公职。1922 年他八十三岁，被推举为江苏财政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但很快因军阀孙传芳占领南京而弃职回沪。1937年1月4日，他以九十八岁的高龄，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直至去世。

据现存的马相伯给亲属的函件，他曾指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任中国驻梵蒂冈的使节。这是他主动的要求，还是别人的推荐？已不清楚。但第一，他谋求这项任命，曾得到法国和美国驻华使节的支持；第二，他对任命未遂，感到失望，并以为这是曹汝霖在暗中阻挠的缘故。

马相伯退隐后住在上海。他摆脱了世俗政治，却又介入了教会事务。他虽然早已不是耶稣会士，不是天主教司铎，但已是中国教徒中政治地位最高的耆老。他对当时在华的外国天主教士很不满意，不仅是因为以法国人为主的这班外籍教士把持教权，在教会内给人种族歧视印象，更因为在他看来，他们都背叛了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等先后相继的良好传统，即传教时与中国人完全平等。他在这方面的争论，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但由此可知，他在参政时竭力争取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是里外一致的。

毋庸讳言马相伯不喜欢共产主义。这可能由于他憎恶康有为，由康有为的《大同书》追溯到《礼记·礼运》，误以为近代共产主义与儒家大同说教是一码事的缘故。但马相伯似乎更被俄国的“过激派”所震惊。他以为俄国正在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中国古已有之。前引《民国民照心镜》下篇，他讥讽军阀武装时就曾说“中国之兵，自古皆过激派实行家，均贫富，共男女，而淫掠则过之”。1919 年他为陈垣重刊的《灵言蠡勺》作序，又把二者相比。《灵言蠡勺》是 17 世纪入华的耶稣会士毕方济申述灵魂观念的中文著作，由马相伯和英敛之共同校订。马相伯说此书证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就在人有灵魂，有良心：“否则为兵匪，实行无政府可也；否则为过激党……”那将导致夫妇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崩溃，破坏人类社会的基本组成。但在这以后，中国真的出现了“过激党”，马相伯却不多公开批评了，理由尚待研究。

马相伯说他在八十岁后便“厌闻时事”，除宗教书以外，有时会翻翻有关科学的刊物。如此渡过了十年。那十年他一直幽居在上海徐家汇由教会管理的一所孤儿院内，生活由震旦大学补助，相对地说比较平静。然而外部世界并不平静。

1919年的“五四”运动曾给中国的社会带来很大的震动，但没有带来人民所需要的科学和民主。南北依然分裂，军阀们互相混战。北方三大派系的军头争夺北京政府的权力闹得如此火热，致使这个政权在1928年底垮台前的九年内换了二十八任国务总理，其中还有一年多不设此职。同北方的黑暗相比，南方似乎稍微光明。

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政府，一再上台又下台，靠着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忙，实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在广东开始站住，接着在 1925 年去世。然后国民党组织北伐，然后国民党内部又分裂出两个政府，然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破裂并开始内战，然后蒋介石下野又上台并与同样打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各派系军头大打出手。这就是马相伯九十岁前的中国情形。他说讨厌听闻时事，可见这时的心态并不平静。

其实马相伯的隐修生活也不平静。当年他曾坚决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这是“五四”时代新青年们的共同要求。然而事态很快就变得异样。马相伯要否定的只是一种“国教”，目标是实现信仰自由。但在“五四”以后却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倾向于否定一切宗教，急切地要消灭宗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出现了“非宗教运动”，鼓吹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反对所有宗教“迷信”，尤其反对基督教。

卷入非宗教运动的成员十分复杂，有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有学生、教授、学者、科学家和各类政治人物。

马相伯的老朋友蔡元培，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发表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演说，根据孔德的实证主义公式，宣称宗教只能满足人类低级阶段的精神需要，如今要陶冶青年的高尚情操，已不必借助超自然的信仰，而代之以美育。这篇温和的演说，竟使蔡元培被看作非宗教运动的领袖。

孙中山本人是基督徒，但他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朱执信，也于 1919 年在上海的国民党报纸的一期基督教专号上发表《耶稣是什么东西？》，抨击耶稣是个偏执而自私的伪善者，是座被基督徒捧出来的偶像。这篇激烈的文章，连陈独秀也觉得过分，而接着在《新青年》上著文称道耶稣的人格是好的。但朱执信文却受到非宗教运动的青年们很大欢迎。

马相伯可以不理睬各种报刊所登载的辩论文章，但不能不注意1922 年形成高潮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波及教会学校及至危及教堂的活动，也不能不阅读上海一些大学生投给他的《非基督教旬刊》之类宣传品。他的《尤其反对基督教理由书后》等文，就是对这些激烈反教的言论的回应。

然而这场被马相伯称作“誓反教”的非基督教运动，无论参加的成员、追求的目标，还是发生的原因，都和当年的义和团运动大不相同。这是马相伯由开始起就清楚的。

我们已经了解马相伯在半个世纪以来，曾经同自己教会的西方教士屡起冲突，他曾经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取消了神父职务，被开除出耶稣会，回教会后捐献全部家产创办震旦公学，又被迫两手空空离校而另办复旦公学，退出政坛后生活没有着落，反而要依赖他创办的震旦大学的“施舍”过活。

但作为虔诚的信徒，他对此都没有怨言。他不能不生气的是那些外国教士对待中国信徒的不平等态度，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既无知又蔑视的沙文主义态度。他与英敛之、陈援庵等一再设法校印17世纪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论著，正是对他同时代外国一般教士的批评。这在民国初他致英敛之、英贞淑兄妹的多封书信中已有清楚的表露。

1920年2月马相伯《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更是以正式答复罗马教廷巡阅使光主教询问的形式，直接批评外籍传教士的行为是造成中国人反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例如说，西方教士总是依仗本国官员控制教务，所谓依仗强权谈道，怎能使华人不疑忌不反感？

例如说，某国人任主教，他的辖区便成为本国本会修士独占的地盘，即使人数不多，“又不准他会或他国修士，设立高等学堂，及关于科学等种种建设，而又不能抵制誓反教人”，怎能使教外华人相信？

例如说，华人司铎在教会内不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由于外籍教士书信往来都以嘲笑中国人、中国官、中国事当作时髦，则他们在教外人眼中怎么不被看作外籍教士的“小小当差”？马相伯特别指出，到中国传教，就理应学习中国的普通语言，使用中国的通行文字，然后才能对社会情形不隔膜，互相交往不猜疑； “可惜西教士十无一二可说普通语言，华教士十无一二可写普通文字，至今教与教外，判然两国，格不相通”，著书讲道，没几人明白，而主教也更加躲着不见教友。结果呢？他们根本不懂，如今的反教者目标与从前大不相同：“誓反教颇能迎合现今社会，结交官长，征集会友，广立学堂，培养科学适用之人才”；而传教士则只会说大话，声称那班人反正得不到天主恩宠，“听其下地狱可也”。

马相伯警告说，这种情形再不改变，传教士与反基督教者之间已经逆转的优劣对比便无法扭转：

颇闻修道院内，中国文程度本不甚高，而拉丁文程度较前更低；圣教历史且不讲求，科学更无论矣！但中国现今批驳教友者，不独教外人与誓反教，诚以游学欧美，能英语者有数万人，能法语者有数千人，或于报纸，或于杂志，译有欧美教育家、政治家、社会家、历史家、科学家等等名姓书籍（名姓犹言“名家”——引注），以批驳圣教会者，往往而有。传教之士，学问不高，何以开启华人，维持教务？

在这道上书中，马相伯等人提出，中国教务应由中国籍人管理；外籍主教和各修会会长如要在华传教，应该改为中国民籍，应该同他们的本国政府断绝关系；传教士必须通中文；各主教区必须多多设立学校和从事公益事业，包括通力合作，研究学问，等等。

人们一看便知，这个建议就是后来中国的天主教“三自”（自立、自养、自传）的先声。研究过 1914——1918 年马相伯言论的学者，当然可以发现这样的意见在他已经酝酿已久。

例如1918年9月9 日他致英敛之的一封信，在又一次批评某些外籍司牧背离利玛窦、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传统的同时，更严厉地斥责他们“以国力传教”，背离《圣经》教义，而反如“虎狼入羊群”；因而他认为应栽培华人司铎主持各方教会，“不当使中华教会，常为寄生物、殖民地之类也。”

孔汉思曾把“三自”首倡权赋予英国圣公会教士罗兰·艾伦，说：“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艾伦便诉诸《新约》要求各国的教会独立，自立、自养、自传。

早在共产党之前，我们已有了‘三自’主张！”最后一句俏皮话犯了双重语病：

第一，“三自”主张不是中共创议的，现存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著名领导人之一吴耀宗的日记手稿证明，他开始从事“三自”运动，是在1927年由美回国以后，那时同中共没有联系；

第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相伯便酝酿中国天主教会自立，至1920年正式提出，没有任何资料可证他曾汲取艾伦的主张，却有确凿资料可证他在那时（中共尚未成立）便反对苏俄式的共产主义。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高潮的非基督教运动中，马相伯便陷入困境。一方面，作为宗教信徒，他必须保卫自己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必须反对任何的消灭宗教的企图。另一方面，作为民主与科学的主张者，他又不能不承认非基督教运动的参与者绝非义和团式的“愚民”，而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精英；他们指责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变化取向相悖，指责西方传教士依仗强权贱视中国人和

中国文化，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这方面马相伯本人的批评甚至更严厉。既要坚持信仰自由，又要坚持民主进步，然而又受到教规和誓约的束缚，对非基督教运动大加谴责或公开同情都不行，这个处境实在令人不会感到舒服。也许这也正是马相伯在那十年“厌闻时事”的一大理由吧？

马相伯不是那种任凭困境摆布的人。他尝试解困的意向，一见于前引 1920 年《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希望从内部改革教会组织和传教方式，但这等于要突破梵蒂冈控制世界教务的中世纪传统，因而他的建议如泥牛入海是必然的。怎么办呢？ 1924 年北京政府迫于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舆论压力，明令禁止各级学校设置强迫学生修习的基督教课程，首当其冲的就是天主教学校。这使八十六岁的马相伯不得不出面帮助拯救天主教的公众形象。

1926 年上海天主教友创办《天民报》作为自己的言论机构，由马相伯任总主笔，他撰写的《发刊词》，长达二万字，首先不是引《圣经》而是引《孟子》，大讲办报是为了发扬中国古老传统，“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但要始终以“民国民”自居；然后大讲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迫切性，要点仍是重申《民国民照心镜》的主张。

至于宗教，在这篇文章中只有短短数语，将它列为与合乎天理人道的道德同一范围，说是属于救世精神，而不属于物质性的科学之列。“以故凡言形下之科学愈发明，形上之真道德、真宗教愈无用者，皆呓言也，梦话也。”但接着马相伯又说，这类“梦话”还算上等，比把淫画当作美术品、淫药当作长生药等等要高级得多。

他以此来暗示非基督教运动攻错了方向，放过了危害社会最大的恶行，反而攻击有利改良风尚的善教。然而这样的辩护淹没在强调社会政治改革的大量言辞之中，不正好表明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没有真正摆脱心态失衡么？

非宗教运动原是“五四”运动的一种继续。那时互相厮杀的北洋军阀各派首领无不有外国势力支持，而除苏俄以外的欧美各国政府大都对南方革命力量抱着敌视态度。因而非宗教运动在政治上表现的“排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政治选择，实际上是把基督教看作他们认定的帝国主义阻挠中国进步的精神侵略工具。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蒋介石左右开弓，先驱逐了苏联顾问并把共产党赶入地下，又用武力击溃北洋军阀并迫使北洋军阀中的最后控制北京政府权力的张作霖退回东北，随即这名土匪出身的大元帅被日本关东军谋杀，他的继承人张学良宣布归顺南京的国民政府。这期间欧美各国纷纷承认南京政府。非宗教运动既失去了原来的政治攻击目标，又由于蒋介石反共而失去了极端反教斗士。于是这个运动不了了之，便是不奇怪的。

1928年5月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盛大集会，按照中国传统，提前一年祝贺马相伯的九十岁生日，可以看作是反基督教人士和中国基督徒和解的信号。

集会的发起人首先是蔡元培、于右任。蔡元培原是非基督教运动的领袖，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于右任时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审计院长，他虽是马相伯的学生，但对天主教素无好感。参加祝寿活动的还有非宗教运动的著名学术界领袖胡适等。

当时上海、天津、北京的教会报刊都非常兴奋地报道了这次集会。天津《益世报》在次年为马相伯正值九十岁发表的社论，还特别重提上一年预庆会时蔡元培的代表祝词，说是中国科学的发展，出于宗教家而提倡科学的马相伯早年宣传的力量。

看起来，马相伯真的可以不问政治，安度余生了。谁知天算不如人算，形势到底使年过九十的马相伯也不得安宁。

呼号抗日的“老青年”

马相伯首次出国是去日本担任外交官，再次出国是赴朝鲜而与日本势力抗争。他毫无疑问属于近代中国的“知日派”。他本来对日本没有恶感，相反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有好感，在朝鲜时曾劝闵妃仿效日本送太子赴欧洲留学。

但至迟从民国以后，马相伯的政治态度，就越来越倾向于反日，终于在八十岁后成为坚定的反日派，凡日本的一切都予以否定，包括对法国在华天主教传教人士的态度，也以法国政府支持日本与否作为衡量的尺度。在他的教友看来，这迹近“排外”，但在他的教外朋友看来，这正是“爱国”。

马相伯当然是爱国者。他早已表明，如果由外籍教士控制的教会当局，强迫他在做中国人还是做耶稣会士二者中间选择其一的话，他宁愿舍弃用了二十年才博取的司铎职位。用中国传统尺度判断，他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典范。

然而晚清慈禧太后的政府残酷镇压“排满革命”的事实，使温和的改革论者马相伯，也发现他很难彻底否定同盟会报刊的革命言论。

1907 年马相伯出任政闻社总务员之后，曾在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长篇论文，讨论政党的责任。其中为了回避他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即腐败透顶的清政府用假立宪欺骗国民的阴谋早已揭穿，而梁启超等仍然宣称这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谁对呢？

马相伯显然发现右视则取媚专制，左视则伤害民权，总之最终信念和渐进策略难以调和，于是不得不诉诸良知，就是他不满君主专制而又主张君主立宪，完全是受到同情苦难人民的良知驱使。

“吾侪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组织此政闻社；吾侪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组织此政闻社。”没有料到这个说法受到《民报》主编章太炎的大大奚落，指斥马相伯的“神我说”，不过是附会印度的数论哲学，变相地稗贩罗马教的灵魂论，用它来说明国家起源，更是不通之论。

至于用王阳明的致良知论，替满清的民族压迫和君主独裁辩护，其实替罪恶开脱。这使马相伯大为丧气，很长时间从事反帝制运动，却不再强调出于良知。

然而马相伯始终以为人应有“良心”。他以为朱熹强调《孟子》所说的“良心”，王守仁强调《孟子》所说的“良知”，是一回事，即都是指上帝赋予人类的区别善恶和行善赎罪的本能。他在出任《天民报》总主笔后又特别强调良心说，应该说是他没有放弃早先信念的例证。

至少在九十岁前后，马相伯仍然可以用自己没有脱离隐修生活的说法自慰。哪知中国儒家定命论者常说的“天不从人愿”，竟在反孔教的马相伯身上获得应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强行驻扎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关东军，突然进攻沈阳，随即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全境，并宣布建立由亡清末代皇帝溥仪为君主的“满洲国”。

这个消息激怒了全中国人民。略知历史的正直的中国人，包括原隶汉军八旗的非中原汉人，都群起坚决反对。

于是我们看到，隐修已十二年的马相伯也怒吼了。他在隐修期间抑制的民族情感，犹如突然遇到了宣泄的缺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立即同意出任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协会领袖。紧接着用他的名义发起组织了多个支援抗日战争的团体。

在1931年他已有九十二岁，如此高龄而投入如此紧张的救亡活动，用于右任的赞语形容，他的确是一位“老青年”。

马相伯在晚年自号“华封老人”。汉语中的“封”字，有国土、祖先坟墓等多重涵义。华封老人的命义，显然与他先前自称的“民国民”意思一致，即以“中华民国老人”自居。这位“华封老人” 投入抗日活动，其活跃程度真是令一般年轻人自愧不如。他用笔和舌鼓动人民奋起抗日，拯救危急中的祖国，那些言论在当时的报刊中屡见不鲜。

假如马相伯的言论仅止于抨击日本侵略，那么纵然由于他年高德劭，在众多的抗日言论中引人注意，但注意的理由也不过是偌大年纪的老人仍不忘爱国而已。

出人意外的是这位华封老人在严厉谴责日本侵略的同时，不仅积极参与组织救援难民和抗日伤员的活动，而且发表宣言和广播演说，追究引狼入室的责任，声讨对日本侵略军不抵抗的祸首，并且大嚷要动员全民抗战必须首先在国内实行民主改革。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夏天，马相伯和政界元老章太炎、熊希龄、沈恩孚等，左一道“三老通电”，右一道“二老宣言”，都是谴责国民党当政后厉行一党专制，政治腐化透顶，官僚贪污空前， “党已显然破产”；除非立即结束所谓“训政”，把政权还给全体人民，召开国民大会，选举真正能够实行全民总动员的救国政府，则中国不会有救。

他们警告蒋介石等国民党头目说，如果蒋介石们在大难临头之际还不用事实表明自己的悔罪诚意，那么“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所谓“全民悲愤，不甘坐毙”，当然是指人民将用革命手段推翻媚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这样的声明肯定不会使蒋介石感到悦耳。

1932年4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马相伯委派他的门人徐景贤携带他拟订的提案出席。这份提案得到上海出席会议的十四名人士的赞同，题目就有挑战性，唤作《提议实施民治，促成宪政，以纾国难案》。提案的理由和附加说明，更不会使蒋介石愉快。

马相伯在提案理由中劈头就强调“民治为举国一致之要求”，附加说明中更说他认为理想的民主政治，就是根据美国林肯总统的 “正义造成力量”的原则，仿照华盛顿创建的“州联宪法”，在中国也实行由乡而县、由县而省的“州联”制，人民有“天赋人权”，政权由直接选举，土地基本归于国有。

如此等等，表明九十三岁的马相伯，还是坚持他在反袁世凯时期的基本政见。因此，他署名的种种政治改革宣言，并不是出于随和朋友的行为，而是由于其中意见真的符合他的看法。

在蒋介石看来，马相伯老人非但在民主政治问题上固执己见，更糟的是被反对派组织拉拢。例如 1932年12月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蔡元培等建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马相伯居然应邀加盟表示支持。

1935年12月沈钧儒、章乃器等在上海组织各界救国会，马相伯也同意出任名誉领袖。他的年龄使他不可能从事任何实际活动，但他的名望却足以被用来号召景仰他的正直人品的各界群众。

最难得的是这位老人对自己承诺的每个名义职位都认真对待，都要就名义而发表言论，那内容也就是他从《民国民照心镜》到《天民报发刊词》的一贯主张，就是中国要抵抗外国侵略，必须内部团结自强，而自强的关键就是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不消说必须结束个人或一党专制。

国民政府委员

1936年12月马相伯由上海移居南京。移居的理由，据以往马相伯的传记作者的解释，是由于天主教南京教区新任主教于斌邀请他前往帮办教务。十分熟悉马相伯晚年历史的方豪，则说他移居南京是由于蔡元培、于右任的建议。

到底为什么？马相伯的孙女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即 1936年12 月11日救国会的领导者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被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下狱，马相伯极为愤慨，与宋庆龄等联合发表宣言，为“七君子”辩护。

蒋介石对于右任说：“你的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 于右任不得不借于斌的手，请马相伯移居南京帮办教务。

后一说法仍有待佐证。但马相伯“闹得实在太凶了”，则不但救国会七君子出狱后与杜重远一起和马相伯合影有宣言通电之类文献可证，还有马相伯那些口授作品可证。

例如1935年冬天，天津的《益世报》逐日连载马相伯的《一日一谈》，时间长达三个月，1936 年2月还在上海租界内结集出版。

在这部口述的著作中，马相伯显示了超凡的记忆力，并证明他已九六高龄，仍然思路清晰，目光敏锐，每篇谈话虽短，却在评论政治现状时庄谐杂陈，往往一语破的。而他所集矢之“的”，正是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及其效应。不妨略举数例。

当时国民党正在制定宪法。马相伯却说那是自欺欺人：“宪法的第一任务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然而现在的宪法，本来就不是由人民大众的意思来写成的。至于‘非依法律’不得怎样怎样的法律，更是由少数人任意规定的，于宪法上所许给人民的自由平等，都可由少数人订定一种法律把它取消得一干二净。”

当时南京政府颁行法币，禁止“行使现金”。马相伯立即从物价腾贵、纸币贬值的现象，指出这种新货币政策违反“民心”，“最苦的是小本经营与劳苦的人民”，“现金外流并不是小百姓所能干的，都是富商大贾干出来的，他们的神通广大，‘苞苴夜进，贿赂公行’，什么关节都能打通”，“虎兕出柙，是谁之咎”！

当时蒋介石正在亲自出马提倡“新生活运动”，一时全国到处尊孔，党国要人纷纷出面鼓吹“礼教”。

马相伯对此尤其大加批评，连续多次谈话，都以坦率而尖锐的语言，指责“孔子的学说不成为一种哲学”，“他一生最大的功劳就在‘正名定分’，替宗法社会的封建制度做了两千多年的‘叔孙通’；正名定分的流弊便是率天下后世以伪相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谎”，“中国历代专制帝王莫不尊孔，就是觑破了这一点；东邻某国与所谓满洲国之尊孔，也是觑破这一点”，“以我经验看来，真正能懂得中国旧礼教的能有几人！至于真正躬行实践的更是凤毛麟角”。

“他们提倡礼教，自有他们的用意，因为他们心目中总横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糊涂主意，以为提倡礼教便可使中国人民俯首帖耳，听他们摆布。这么一来，他们便可稳坐江山，子孙万世，实则大错特错”！ “所以我说果真实行礼教，则第一个受裁判的绝不是我们人民，乃是‘监守自盗’‘知法犯法’的若而人！”最后一语也是《一日一谈》的结束语。

诸如此类言论，怎能使蒋介石受得了呢？可是对这一位年高德劭的爱国老人，怎么办呢？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仿效明朝正德皇帝的故伎，将他讨厌的元老“一脚踢到楼上”。

193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马相伯为国民政府委员。任命的具体理由不清楚，但在任命前两天，国民政府已根据于右任的建议，准备对马相伯毁家兴学、造就人才的贡献颁令嘉奖。

所谓毁家兴学，就是马相伯捐献全部家产创办震旦大学的往事。因此，下面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马相伯住在上海的生活费，本由震旦大学按月供给，但去南京后，法国传教士便违反诺言停止发钱；于右任闻讯大怒，说：“以后不用他们的钱！”于是设法安排马相伯担任政府委员。

如此说来，九十八岁的马相伯出任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官职，当然可说他德高望重，直接原因却是南京政府对法国人和教会当局的行为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固然可说是南京政府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表现，但既已认定法国传教士违反诺言，便理应支持马相伯及其家属通过法律手续予以解决。

而南京政府却用安排马相伯做官的方式，达到既解决马相伯生活困难又向法国人表示不满的效应，恰好反证当时南京政府没有实行法治，把官职作为酬应和调节人事关系的手段，却不论任职者是否有能力承担这种责任——谁都知道一位年届百岁的老人不可能从事政务活动。因而上说不可能是唯一的理由。

对于马相伯来说，做了国民政府委员，固然意味着有了饭碗，但也意味着成了蒋介石的“花瓶”。从此他是政府官员了，再也不能以民间人士或民间社团领袖的身份，站在政府外面指手画脚地批评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或压制民主之类政策了。“马”被套上了笼头！

震旦杂志1939年第40期刊登的马相伯先生像

从马相伯做了政府委员之后，虽然“国难”愈加严重，他的声音反而小了。有记载说马相伯在九十九岁那年，“亲自撰写《停止党争，一致对外》一文在各大报发表，其中有‘慨然甘抛弃一条老命，与广大爱国民众携手前进，共同抗日救亡，直到胜利’等语”；然而本集编者几年来遍查1938至 1939年的在当时后方出版的主要报刊，均未发现这篇文章或有那几句话的报道。

马相伯由激昂地呼吁抗日救国，到相对地变得沉默，无疑是因为他更加年老体衰，但分界线出现在他任政府委员的时候，便很难令人不会想到那也可能是蒋介石的“花瓶”政策的效应。

在用高官厚禄当作羁勒套住反对派人士这点上，蒋介石虽然不如袁世凯玩弄得高明，但他在执政初期至少在表面上还尊重所谓社会舆论，而且还懂得学者名流都需要吃饭，就比他在退出大陆前那几年只会依仗军警特务镇压反内战的知识分子的手段高明。

1937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弃守上海，除被称“孤岛”的外国租界以外的地区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同月 20 日蒋介石便仓皇地用国民政府的名义通告中外，即日起迁都重庆。

马相伯全家也加入了“逃难”人群的洪流，由广西省政府接到桂林居住。他的住宅邻近三百年前南明最后一个政权中领导抗清战争的天主教徒瞿式耜的殉难遗址，这对他多少是一种心理安慰。

可是，1938年10月广州也被日军侵占以后，桂林也成了抗日战争的前线。重庆国民政府的监察院长于右任挂念老师的安全，请求马相伯移居更远的后方，前往昆明或者重庆。交通困难使行程不得不假道越南。

据当时报道，这位九十九岁的老人曾坚持不肯走出国境，照顾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儿媳马邱任我，不得不对他隐瞒实情。但他们到达越南谅山，便因马相伯的身体已极度衰弱，而留居在那里。直到去世，马相伯始终不知道自己已身居外国。

按照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传统，1939年4月6日，马相伯已满一百岁了。人活百年本来罕见，何况马相伯恰好出生在被众多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开端的1840年，何况他曾亲身参与中国政治长达六十五年，正如著名诗人柳亚子所吟赞的：“一老南天身是史。”

因此，当时的后方为他的百岁举行了相当盛大的庆祝活动，包括于右任等在重庆举办的庆祝典礼，用国民政府名义发布的褒奖令，政府高级官员和政党领袖纷纷致电向他祝贺，政治倾向各异的大小报刊纷纷发表祝寿社论或文章，许多地方也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庆祝会。当然，国民党、共产党和各中间政治党派及其报刊，也都借这个机会申述了一番各自的政治主张。

1939年11月4日，备受光荣称道的马相伯，在越南谅山的幽居生活中去世。据说他是听说政府军击败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役胜利消息，而过度兴奋，终于不起的。

重庆政府和各界人士又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他去世前两个月，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去世后两年，日本对英美开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他没有等得及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按照实际年龄，马相伯在人间总共生活了九十九年六个月又二十八天。

/ 今日荐读 /

《马相伯传略》

朱维铮等著

顾雷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5年5月

1905年，为捍卫教育主权，马相伯毅然脱离亲手创办的震旦学院，创立复旦公学。他反对科举制，抨击“奴隶之学”，提倡“格物穷理”的自主精神，主张教育应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民族责任感的人才；他以六旬高龄亲授法文班各课，强调中西并重，既教授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又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他反对教会对教育的干预，坚持学校独立自主，践行“财政公开、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为复旦奠定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

出版说明

一、马相伯先生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是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办人，也是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相伯老人于1905年至1906 年，1910年至1912年担任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传略》初版于2005年，值此复旦大学建校 120 周年之际，予以新装再版。

二、本次再版修订情况大致如下：

（1）改正初版文字、知识性差错，确保内容严谨性与学术规范性；

（2）对书稿涉及的所有引文和文献进行核查、校勘，确保史料来源的权威性与准确性；

（3）调整所有插图，并采用AI图像修复技术着色优化老照片。

三、本书初版时为单色印制，本版采用全彩印刷工艺。

四、本次修订工作得到了作者的全力配合，上海通志馆杨婧女士拨冗审读全稿，上海光华教育发展基金会予以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谨以此书致敬复旦先贤，献礼双甲之庆，冀望承前启后，薪火永续。

弁言（朱维铮）

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朱维铮）

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陆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