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上岸”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桃花源

                                                                                           文/杨 焄 

陶渊明在《饮酒》其五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展现了静穆恬淡的日常情趣。可正如鲁迅在《题未定草》中所言，这种“飘飘然”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并非诗人的全貌，一旦经过取舍抑扬，很容易就让人忽视他还有“金刚怒目”的另一面。

后人追慕陶渊明的高情逸致，往往会不自觉地受到这类误读的影响，以为陶渊明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超然洒脱的姿态。即便偶尔涉及他在归隐之前的仕宦经历，想来也主要聚焦于他“在官八十余日”（《归去来兮辞》）便毅然辞去的彭泽令任上。由于历代层累所造成的结果，陶渊明俨然已经成为隐逸不仕、孤高特立的象征。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宋书》本传里说，渊明“起家州祭酒”，“复为镇军、建威参军”，最后才出任彭泽令。在出处行藏之际，他其实有过多次反复摇摆，时仕时隐，犹疑未决，前后至少有十年之久。

其中“镇军参军”一职，是“镇军将军参军”的省称，历代研究者大多认为所谓“镇军将军”就是当时北府军的统帅刘裕。另据后人钩沉考校，在出任镇军将军参军以前，陶渊明至少还有两三年左右在权臣桓玄手下充当过僚佐。

而无论桓玄还是刘裕，都是东晋末年呼风唤雨、颠倒乾坤的威权人物。桓玄自恃功高，曾悍然废黜晋安帝而自称为帝，刘裕旋即起兵征讨。随后桓玄兵败伏诛，刘裕又趁机独揽朝政，最终假托禅让而代晋建宋。这一系列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政局变换，陶渊明非但亲眼目睹，而且极有可能不由自主地参与其中。

在绝大部分读者心里，恐怕很难接受陶渊明曾经先后效力于桓玄和刘裕这两位篡晋自立的乱臣的事实。但陶渊明本人对此并未讳言，在诗中屡有如实的表现，在桓玄手下任职时，既眷恋家居生活的悠游自在，感慨“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又悲叹仕宦生涯的艰辛劳苦，自伤“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随后转投刘裕麾下，在赴任途中就已经身心俱疲，深感“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显而易见，当他在权衡仕隐出处的利弊得失时，内心承受过极为漫长苦痛的煎熬，所以当归隐的愿望最终实现时，他才会深致慨叹，“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有如释重负的真切感受。

不过如愿以偿之后，窘迫的生计问题立刻就摆在面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曾不无激愤地提到，永嘉南渡后士族日常均依赖俸禄谋食，从未有过下田耕作的经验，所有农事劳作都指派僮仆去承担。可是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绝非如此，他是毫无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对其艰辛繁重有非常直接、感性的体验。

他在诗中描写过早出晚归的农耕活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这种简朴单调的生活绝不是像现在的农家乐，心血来潮时不妨偶一为之，聊作调剂，而是从此以后就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

设身处地体会一下，普通人恐怕很容易产生倦怠和追悔。但陶渊明却表现得极为坦然决绝，“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只要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再怎么辛劳困顿都在所不辞。在另一首诗里对此还有更细致的描写，“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和此前安逸的仕宦生涯相较，这是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他还是平和坦然地去接受，“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肉体虽然劳顿疲惫，却能带来内心的充实宁静，这才是他真正需要的生活。面对日常生活中这些失意的琐屑，陶渊明以一种坦诚的态度来正视和记录。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陶渊明最终做出辞官归隐的决定，其后果不但要他本人去承受和化解，更需要整个家庭的认同和付出。

他有一组《咏贫士》，描写贫士们衣食无着的家居生活，“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刍藳有常温，采莒足朝餐”，无疑融入了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而最后一首进一步慨叹，“年饥感妻子，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尽管妻子能够忍受饥寒而并无怨言，可私下也不免对着丈夫伤心落泪，而面对饥寒交迫的孩子们，无能为力的父亲更不能不为此感到忧虑愧疚。陶渊明共有五个儿子，在他辞官归隐时都还未成年，家庭负累显然非常沉重。陶渊明在诗中所流露出的痛切自责，是很容易感受到的。

后人对陶渊明的出处选择往往有所非议，王维就批评他在担任彭泽令时如果能稍稍委屈一下，便足以“安食公田数顷”，何至于沦落至此，“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与魏居士书》）所说的当然是人之常情，并非求全责备。

陶渊明晚年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也坦承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与子俨等疏》），为人父母的总想竭尽所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他当然也不例外。

做出这样的选择绝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孩子们未来的生计和前途肯定令他再三犹豫彷徨，究竟是让他们蝇营狗苟但求衣食无忧，还是希望他们能自力更生，保持纯洁美好的天性不受沾染？陶渊明毅然选择了后者，足见在他心目中，人的自由是何等可贵。

陶渊明身处晋宋嬗代之际，在动荡不定的时局中，虽不免被裹挟入湍流激荡的旋涡之中，可在饱受命运播弄，身处横逆困境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用脆弱却坚韧的文学来对抗困厄而无常的人生，竭力从颓丧潦倒的失意中寻绎出悠远深沉的诗意。就像后人在评价陶诗时所说的那样，“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超越一切世俗的物质考量，追寻生命的本真状态，正是陶诗所呈现的最重要价值。

文章来源：《复旦通识100（卷一）》复旦大学出版社，原文标题《从失意中探寻诗意：陶渊明的人生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