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书讯 | 关诗珮《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译转》

“小说”一词，如何经翻译从道听途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的意涵，转译成现代西方的“the novel”之意？

书 名：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译转——翻译语“小说”的生成及实践

丛 书：采铜文丛

作 者：关诗珮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编辑推荐

本书立足详实的文史资料，探讨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古代“小说”一词，如何经翻译而置换了中国古代小说概念，从道听途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的意涵，转译成现代西方的“the novel”之意。

内容简介

全书以晚清以降，具代表性的现代中国小说理论家梁启超、吕思勉、鲁迅等及其小说理论，抽丝剥茧，分析他们文论中演绎的“小说”概念，如何通过存“形”、保“音”、易“义”的手法，承载了经东洋传入的西洋小说观念，让“小说”这个汉语词汇，慢慢成为像“文学”“社会”等的“翻译语”，从而促成了新文学的出现，沿用至今。

理论探讨之外，作者又以专门分析晚清作家吴趼人及翻译家林纾的文学实践例，描绘 “小说”现代化历程中的东西交汇、新旧激荡、明暗难辨，引发我们对文学、历史批判性的审读和思考。

作者简介

关诗珮，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近年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翻译研究（中英政治、外交及翻译关系、中日文学翻译、性别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史及香港文学。另著有《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等。

学者推荐

关诗珮审视了中国现代化中“翻译”担当的重要功能，这不仅对翻译史做出了重大贡献，亦就中国小说传统的几次重大转折，特别是从梁启超“新小说”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折射出来的迂回转变，提出非凡的分析。她以中日资料，详尽爬梳了现代小说在中国纷繁的诞生历程。此著的原创性更彰显在后三章，林译西方小说在在革新了现代中国先行者的文学视野，而后林纾的历史共计，亦应从此正名。

——王赓武教授

全书目录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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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译转小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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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探“小说现代性”——以吴趼人为个案研究

一 引言

二 吴趼人小说的“传统性”

三 吴趼人小说的“现代性”

四 传统小说的“现代性”

五 以叙事手法探讨小说现代性的困局

六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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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移植新小说观念：坪内逍遥与梁启超

一 引言

二 坪内逍遥与梁启超：现代“小说”观念的启蒙者

三 小说的地位

四 小说的归类

五 小说的分类

六 “小说”作为“the novel”的对译语

七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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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吕思勉（成之）《小说丛话》对太田善男《文学概论》的吸收——兼论西方小说艺术论在晚清的移植

一 引言

二 吕思勉与太田善男的艺术论

三 小说的两种特质：势力与艺术的对立

四 模仿论以及“写实与理想”的论争

五 文学之美

六 小说作为文学类型

七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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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唐“始有意为小说”：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看现代小说（虚构）观念

一 引言

二 小说与小说书

三 唐始有意为小说

四 个人的造作

五 小说为艺术

六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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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翻译小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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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林纾看中国翻译观念由晚清到五四的转变——西化、现代化与原著为中心的观念

一 引言

二 晚清的译界

三 对译笔的重视

四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五 五四

六 原著为中心观念

七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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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现代性与记忆：“五四”对林纾文学翻译的追忆与遗忘

一 引言

二 “五四论述”通过遗忘并压抑对林纾的记忆而来

三 林纾成为新翻译规范建构者的重要记忆

四 林译小说成为中国文学西化起源的象征符号

五 林译成为翻译史上的符号

六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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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哈葛德少男文学（boy literature）与林纾少年文学（juvenile literature）：殖民主义与晚清中国国族观念的建立

一 引言

二 维多利亚时代的哈葛德与晚清的林纾

三 英国的殖民主义与晚清的国族观念

四 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年文学与少男冒险文学

五 晚清的少年文学及林纾增译的少年气概

六 林纾对少年身份所产生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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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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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精彩选读

绪 论

这是我第三本学术著作。从叙事时间而言，是继我完成《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全球香港文学：翻译、出版传播及文本操控》后出版的专论，然而从书写时间而言，本论大部分的文章都写得更早，亦是本著的议题启导我走向翻译研究。

中国文学如何“现代”、怎样表现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过程的线索等诸种问题，是1990年代以来下启二十年的学术热点，中国、日本、北美学界大量学者投身于此研究。从这炽热风气下，晚清文学研究新作竞出，受人瞩目：有从理论分析，有从语言（白话及文言之争）分析，有从作家论出发，更多是细致分析文学文本内容及手法；最初是从叙事分析，后来文类及长短篇格式、翻译、性别、图像都有专题研究，不一而足。学界在这股风潮下，发掘出大量新史料及新文献。我厕身其中，大开眼界，深受启发，期待有一天能跟上他们的步伐甚至与之对话。2002年，我开始在东京大学留学，课堂虽然着重讨论近现代受日本影响的亚洲作家群，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叶石涛、张文环、梅娘、川岛芳子、刘呐鸥等等，以及于研究室内，我负责报告香港文学，然而课余间却专以搜集明治文学资料为乐。机缘巧合，看到柳父章的著作，开启了一种新视角。柳父章是研究明治文学及思想史的大家，他不但把日本文化描述为“翻译文化”，更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专题分析这些今天广为人知的和制汉语、借词、外来词，如“自由”“人权”“社会”“道德”“文化”等，以厚实的资料（汉语、法语、德语等等）仔细爬梳在文化脉络转变下新词的生成及演变、旧词词汇的转变（字形、音、词语搭配不变而词义改变）；他特别以翻译为视点，深入探讨翻译过程如何于不同文化间转换概念，并担当了传播新思想的中介及动因。

1990年代学界已奠下一个广为人知的定论——鲁迅在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之所以得到这样大的重视，原因在于它一直被认为是理解中国现代小说的源流，即探索中国小说现代性的重要根源。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在《狂人日记》出版后，围绕这部小说的评语莫不以“划分时代”、“新纪元”、“中世纪跨进了现代”冠之，而其表现风格又仿佛是最能宣示“新”之所在。从这种时代反应开始，百年后，在西方结构主义及叙事学的影响被中国研究界着重讨论的形势下，《狂人日记》渐渐成为“小说现代性”的最佳示范。在新旧交替的2000年，学术界对百年前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做出更深入的回顾及反思，特别由于后现代思想对启蒙主义的批判，中国文学研究界渐渐质疑“五四精神”过去被高举的启蒙意义、理性意识、求新求进步，及线性历史观下大力反对复古、铲除五四文学异见、否定耽美逸乐的人生思想及艺术表现等，学界便渐渐反思五四的启蒙意识的合法意义，并由此而上溯至五四知识群曾经大力打压及妖魔化的“晚清文学”。晚清文学的诸种思想、学术、美学功能在重新审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担当了重要角色，并获得各界确认。大家渐渐发现，从清末开始，中国小说无论在形式、体裁，还是在风格内容上，都与以往古代的作品有显著的不同。论者往往以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现代化转型”“观念演进”“叙事模式转变”等概念来统称这种转变现象。有学者认定晚清小说是“五四时代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亦有学者则指出，对晚清小说的重新审视，等同于释放“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文学曾经是夹于古代文学及现代文学两个重大领域的弃儿，然而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号召下，学界重整旗鼓，以战战兢兢的心情，重回晚清的怀抱，并以重新考察晚清小说如何呈现中国小说现代性为研究重点。在这种思路下，晚清小说名家——特别是吴趼人——受到极大的重视，因为从晚清开始他已被视为新小说领军人物之一。渐渐地，他的作品取代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并成为“中国小说现代性”学术系谱考古下“体现中国小说从近代到现代发展过程的最佳范例”。

但是，无论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是吴趼人的小说，只要我们能从喧哗的论述中冷静地分析这些小说新技法，我们便会渐渐发现，这些技法亦曾经在传统小说中出现，如第一人称、叙事框式、跳跃叙事时间等等。古今小说表示第一人称的词语、叙事层、回叙时间等虽然有异，学界秉持的分析话语也不尽相同，然而不能否定的是，这些技法在中国灿烂的小说传统中已经出现，无论新时代中国现代作家运用这些技法有多娴熟而造成“质”的突破，还是因大量地使用出现“模式的转变”而有所谓“量”的突破，以小说技法作为分析角度及论据，都不足以明确识别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亦即是说，某些小说内部的因素——技法的改变——不足以构成“小说现代性”提案（proposition）。

于是，我大胆离开这个前设，并探溯其他能呈现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彻底断裂的地方：现代小说的出现，与文学的外在生态有关，而且可以说是由外在条件影响文学内部而来。现代小说的出现是与整个“文学观”的变化有关的，前者（文学表现形式）是后者（文学观念）的果；无论是“文学”还是“小说”观念，自晚清产生骤变以后，影响了“作者”对自身的理解、对创作的理解，读者的期待，文坛的规则、规律及规范，甚至文坛运作方式，如物质方面的事情：稿费、出版物、期刊、印刷或手写等等。如是，我们讨论小说观念的改变，则是指时人使用“小说”一词时，所引起的联想已经产生改变，特别是指当时的人对以下问题的解答：“什么是小说，什么不是小说？”“小说有什么用？”“小说是否能同时有实用意义与享乐功能？”“如何把小说分类及归类？”“写小说有什么好？”在这个时候，我想到柳父章的研究，以及思想史巨擘诺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在《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中所指的，如何以思想单位（unit idea）为切入点，分析带来思想巨变的哲性意涵（philosophical semantics）。诺夫乔伊的基本工作，就是循名词或词汇入手，分析词语承载的思维、形象、想法。对他而言，词语反映的不只是声音及意义，更是一代人的心智习惯（mental habits）。

于是，我回到这些论述的原点重新思考各种可能性。晚清时期，曾经最大力推销“新小说”并带来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与他的同代，其实已提出这些问题，并大力呼吁重新认识小说。他振臂一呼，带领起“小说革命”，他也许担心时人看不到革命的前卫意义，便不断提出“新小说”一词，目的是以前缀词“新”放诸“小说”上，着人留意小说观念已发生惊天动地的转变。应该承认，梁启超在晚清的小说革命是极度成功的，这成功启导了后来我们看到的百年文化遗产，才有后来于1990年代出现“中国小说现代化”讨论的可能。那么，为什么百年过去后，我们在讨论小说现代性的时候，忘记了小说观念的革新才是问题的基本？而学界分析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多关心文章较表面的论述——对小说地位（最上乘）、小说功能（“熏、浸、刺、提”）的认识——而把“新小说”的“新”仅归于此，无视“小说”这个概念本身的转变？

我认为，问题的症结还是过分重视“新小说”一词的“新”字，这本身可能就是现代性的问题所在——“好新”“求新”“贪新”——而忽略了“小说”一词才是一切问题变化的重点。若以词义及观念分析“小说”一词，并置这词于晚清中国受明治日本文化影响语境下产生的词汇革命去看，就不难看出“小说”已像“文学”“哲学”“自由”“社会”等词语一样，写法虽为汉字“小说”（当然，植字时中国汉字“小说”与日本汉字“小说”字体有些微差异），但其实已成为一种新的语言符号，承载着现代西欧文学的各种意涵。其实，要指出“小说”为翻译语并不困难，但我认为应该像柳父章及诺夫乔伊等人的研究方法及思路那样，以深入的分析及翔实的文献论述思想转变过程，而非只是利用欧洲哲学及文学理论，提纲挈领点出跨语际转换时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现代汉语中很多新词，都是从明治日本“逆输入”到晚清、民国中国而得以普及。这些新词，过去在中国一般被归纳为“外来语”“借词”；而在日本则被进一步分析出哪些是日本赋予新义及新字形的“和制汉语”。这些词，并非来自传统日语“大和言叶（语言）”，而是在幕末明治之时，日本社会为了“文明开化”的需要，大量输入的现代西欧知识——从机械、医学、军事等“实用科学”，渐渐到文学及哲学等“人文知识”。为求达到输入新事物的目的，就需要新名词、新表述作为承载新思想、新概念的手段。最初日本是经17世纪兰学及1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翻译的词典，学习如何以新词汇表述新思想，清末时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就指出，日本文明开化的旗手福泽谕吉学习英文时，就是利用最早编写英汉字典的中国人邝其照的《华英字典》来学习。后来随着日本的需要，又自造新词。现在我们常见常用的“革命”“修辞”“文化”“道德”“封建”“社会”“个人”“经济”“民主”“哲学”“科学”“权利”“近代”“恋爱”“存在”，莫不是经过明治日本的移译过程，对应于以下各英语（简单而言）观念而来：revolution, rhetoric, civilization, ethic, feudal, society, individual, economic, democracy, philosophy, science, right, modern, love, being。这些词，在日语的发展史上，大致可分为两组：第一组的词汇，是翻译西欧文明及学问思想的新造译语，统称为“翻译语”，如“社会”“个人”“近代”“美”“恋爱”“存在”等；而第二组，也曾出现于明治维新以前，但却在明治维新之时被赋了新意新义，本义因而褪色，渐渐由西欧的观念所代替并得以普及，如“自然”“权利”等。铸造新词新语的人物，大多是当时的知识阶层或汉文学者（汉学家），而他们推陈出新的方法，就是于中国古籍内找出意义相应的字词或字句，经过重新组合及抽缀而成。如“revolution”对译“革命”，其本义出于《易·革·彖传》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rhetoric”对译为“修辞”，语出《易·文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literature”对译为“文学”，其本出于《论语·先进》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些对应西欧概念的词语，在日语发展史上而言，可以视为新词。因此，即使我的研究为中国小说现代化过程，而且从历史发生论去看，“现代化”长时间等同了西化或西方现代化，但我要仔细分析中国“小说”一词的改变，也必须回到明治日本了解这个词义发生西化的过程。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小说”概念，源于《汉书·艺文志》，“小说”一词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内，虽然也出现很多次引申义的改变，但大意不离原先《艺文志》“丛残小语”“街谈巷议”“琐屑之言”“道听途说”之意。日本自明治开化（1868年）前，“小说”大意也沿自中国而来。直至日本文学巨擘坪内逍遥（1859—1935）于《小说神髓》（于1884至1885年面世）中以“小说”（しょうせつ）一词对译为西欧文学类型“the novel”(ノベル)，与此同时用“物语”作为承载另一与西方文类概念“romance”的对应观念，日本从此以后便经历了众多的回响、笔战及反馈，启导了“小说”意义的古今断裂。梁启超（1873—1929）流亡日本后，借鉴日本多种思想改革理论，他很可能也参考了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说法，而提出“新小说”观念。梁启超的目的虽在启蒙及救国，却大大改变了小说的功能及提升了小说的价值。因此，“小说”一词在梁启超后，应被视为“新词汇”“翻译语”，这个词经渡日知识分子及留日学生，从日本逆输入中国，将明治日本在语言及文化移译现代西方的过程，横空导入中国“小说”观念之内。中国“小说”、日本“物语小说”及西欧英语“the novel”本来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及文学传统，且三者的意义并不完全吻合，也并不是等值意涵。然而因为翻译“意义对等”的迷思，以及字形相同的乔装，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随着翻译语“小说”一词被赋予新内涵及新观念传入晚清中国，而得以急遽发生，同时移植了三地（西方、日、中）时空及文学传统。小说经“梁启超式”输入后，“中国小说”自晚清经由此一转折过程，在归类上脱离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内的“子部”或史部的“稗史、野史”，而渐渐归入“文学”（literature）这一科目，与戏剧、诗及散文并及其中的主要文体；小说的概念也渐渐从“街谈巷议”过渡到西方小说的观念。

梁启超虽然输入日本翻译语“小说”，并以“新小说”概念强调这个词的新意义；然而，“新”“小说”的出现又或新观念的形成，必是经过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因此，单单分析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如何移植日本理论，并不足以带出整个小说观念转变的图像。要更仔细分析词语“小说”对译到西方“the novel”的过程，我们需要再往深钻研，特别要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文章入手。因此，选以晚清民国时最长的小说理论《小说丛话》（1914年）展开分析，就是展现这个过渡时期的最佳示范。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只是写自历史学家吕思勉，更重要的是显示他没有盲目跟从时代风气，人云亦云。他为了理解西学来源及新概念的意涵，取来日本明治时期学者太田善男（1880—?）的《文学概论》（1906年），大量翻译、说明、解释西方小说中的几项最重要的特质：“摹仿论”中的反映、摹写、摹拟、写实、想化（想象）、创造等问题。他更仔细地从太田善男的文学论中抽取出“novel”及“romance”的分野，一方面对应中国自1902年发生的小说观念改变，另一方面再厘清众多梁启超无心仔细分析的问题，特别是小说的文学之美以及当中的艺术性。虽然吕思勉并无标明参考出处，但通过仔细分析及整理，我认为不能否定他是参考自太田善男的理论。吕思勉比起梁启超文论更成熟的地方，是他更大胆把“novel”与“小说”平排而置，“复杂小说，即西文之Novel。单独小说，即西文之Romance也”。虽然他在理解西方小说类型上与今天仍有极多的差别，但可以说，翻译语“小说”等于“novel”的基本观点已差不多到位；且即使吕思勉没有提及文类观念的“fiction”，然而从他强调小说创作过程中的想化（想象）阶段，已看到他进一步掌握了现代西方小说观念。换言之，中国人在民国初年看到“小说”一词的时候，其实也应像看到“存在”“哲学”“社会”等语汇一样，不需要再费一番劲去解释当中的内容；而创作小说的人，明白这是反映一个具有想象力、创造力、天才及才情的工作，小说内容可能反映世相，从生活出发，从实际的经验而来，但也可能是天马行空凭空构造，虚拟成文。写小说的人的地位、形象、工作方式及内涵，在民国初年已经改变，因为“小说”一词被赋予的观念已彻底改变，再不是拾人牙慧，于街上采集别人余沫的工作。“小说”于民国初年已差不多成为“the novel”及“fiction”的定译。

我认为，能呈现翻译词“小说”词义与观念演变于中国晚清以来已臻完成的最好证明，是鲁迅的作品。但与学界过去的研究不同，我不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让我们清楚看到小说现代性的问题。我重看鲁迅的著作、翻译及文论后，选取的是鲁迅自珍自重，并且写自与《狂人日记》差不多时期的《中国小说史略》。

如果我们细读《中国小说史略》（下简称《史略》），便会看到鲁迅每篇中均有清晰的厘定：什么是小说，什么不是小说；什么是古小说，什么是外国人小说。他的古今中西小说论断清晰有力、条理分明，简单一看：“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稗官采集小说的有无，是另一问题；即使真有，也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学界可以不同意他的观念，但钩沉《史略》的思想内蕴是最基本的学术工作；而从鲁迅的论断，我认为能带出构筑《史略》的思想支柱及史识，建基于中国进入“现代”以后的观点，更建基于鲁迅自其日本留学时代开始饱读的西方文论，这包括了日本及西方的各种现代小说理论。所以，我倒置惯常认知中的《史略》与《狂人日记》的关系，而认为：《史略》利用“现代小说”概念，总结了过去的中国小说并成为第一本中国人写的中国小说史，而《狂人日记》的出现，正正是因为小说观念已彻底改变，作者才以多种现代技法谋篇布局。没有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化，《狂人日记》并不可能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视《狂人日记》是中国“小说”观念译转后的结果、最终产品及制成品，而不是先声。

以上为本书甲部的讨论，虽然侧重深入探讨理论问题，然而只能从点到面，反映从词语意涵转变带动思想及意识转变的部分。当中还有大量的著述空间，特别包括在形而上（思想、观念、理论）出现改变后，以创作实践新小说观念及翻译，让理论探索者及创作者看到所谓成熟的现代小说。在晚清，分享梁启超“新小说”看法兼及在晚清文坛有大量读者的吴趼人，与梁启超一样侧重创作，他就是在对小说思想观念转变后才以新技法注入小说中。由于学界对他的分析已甚丰，亦已重新评估了他的成就，我在此著中就以另一位晚清文人——林纾——来讨论实践的问题。林纾在认同梁启超小说观的同时指出，新小说于新时代中具备新价值及功能，而且这是有效的救国工具，因此他大量翻译外国小说，通过文字转换及“耳受而手追”的过程，以中国固有表述方式、语言结构、文类方式以及词汇表达新思想，在翻译的过程玩味、借鉴、了解、筛选外国小说，为中国读者呈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视点，使读者体会西方小说的内容、结构、技法，以此反映新时代的气息。林纾在实践方面自比梁启超得心应手，而且深受读者欢迎。他跨越晚清侧重意译到五四后坚持直译的年代，并一直扮演了核心角色，这是他同时代的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成就。他的实践反映了晚清一代人接受“（新）小说”的过程以及这中间缓慢的演变。五四最重要的作家曾在不同时代都记述了林纾对自己的影响，这里面包括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郭沫若、茅盾等。没有林纾翻译小说的实践，没有“林译小说”的演绎，小说观念的转化过程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因此本论认为实践新小说观念同样重要之余，亦以“译转”来标明本书的主题。在近年“翻译研究”这门独立学科的大力推动下，学界已普遍认同了翻译不只是需要达到“等值翻译”（equivalent）的传统想法，也已解除了翻译就是“叛逆”（又或粤语“叛译”为同音字）（traduttore traditore; translator, traitor）的魔咒。林纾在晚清的翻译活动，既属于翻译，也属于改写，他顾念中国读者的阅读口味及自己的兴趣，大幅修改原文。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翻译概念（如“信、达、雅”）捆绑了中国研究者的取态及想象，林纾的研究度一直没有什么突破性发展。直到近年，学界审视中西翻译概念及传统，重新诠释了有关“翻译”多样化的概念，林纾研究因而得以起飞。翻译的“翻”字（亦写作“飜”“繙”等），《说文》指“翻，飞也，羽部、番声”，本义为“鸟飞”，亦有“歪倒”“反转”“飞越”等形象化地指涉位置变动的意涵。至于“译”，既是《礼记·王制》所指的“北方曰译”，本指译官、译者之意，但亦指释，有解释、阐述及传达之意。近年用同音字“翻易”，就是结合了“翻转”“易转”而令意义转换的意思。唐代贾公彦在《意疏》指：“译既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本书定题为“译转”，即用“翻译”一词“译—易—释”意涵，就是通过传统扎实的思想史的分析，来解释“小说”一词，如何通过翻译嫁接了古今不同的小说传统，变成一个中西浑然而成的新概念——这是本书甲部的论述范围。在乙部，则论述林纾背离原文，通过翻译“易转”“逆转”“译转”外国小说原文内容，以及他于序言等超文本中的实践，演绎以中国为中心的西洋小说观念。

乙部中，在专门分析及讨论林纾透现出来的翻译小说的观念之后，我会讨论：他的翻译小说如何开创了新一代五四的读者，然后又因五四价值的形成被时代遗弃。不过，作为2000年以后的研究者，在此展现的林译研究，既希望走出五四及现代性话语的干扰，同时间亦希望以翻译研究的角度，客观地了解林纾经晚清到五四前誉后毁的现象。五四时代在文化领袖如胡适等主张全盘西化，并以现代西方价值重估中国文化的大前提下，急于否定林纾代表的意译及自由译，甚至梁启超“豪杰译”的时代。我一方面希望整理出晚清的小说翻译规范以展现林纾的成功，同时亦梳理了五四一代人所认为的新时代要求的翻译规范，在翻译语言、译笔风格、译者条件等方面的要求，不一而足。我认为，对于五四一代，在帝制阴霾及复辟的政治压力下，加上旧势力的余威从未解除，亦因为中国崇古的气氛及习性，因此在批判林纾及旧时代的价值时，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展开，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林纾并无感激及欣赏之情。因此，我以“现代性与记忆”一章展现由于现代性的急遽冲击，时局中人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感，以公与私两界不同的文体形式，表现自己对事情的理性认知与感性遗恨的境况。不过，林纾代表了中国囫囵吞枣吸收外国知识的时代，由于他无法全面了解外国文学的内容及文学性质，很难断言他是否真正欣赏西方文学。在本书中，我只举一个案例展现他的困境——他大量翻译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哈葛德小说。哈葛德小说是英国帝国主义狂飙时期的文学作品，文中鼓动国人英雄气概，歌颂到埃及等非洲之地冒险甚至开辟土地，见证英国的帝国精神。林纾以哈葛德小说激励中国读者遇强越强，救亡图存，然而对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却毫无反省之心，对同样沦陷在帝国主义铁蹄之下的弱小国族并无同理或同情之心，对性别权力并无深刻反省。因此，五四“人的文学”来临之际，在更全面的人道立场及文学关怀中，林纾被公然扬弃，这体现了“文学”新时代的人文精神，而非只是新旧价值对立而来的冲突，更不是得志少年以西学攻击国学或国粹的问题。

甲部的文章反映了我在英国攻读博士（2003—2007）时，如何思考中国小说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轨迹。乙部的文章自2005年起我开始发表在各地不同的研讨会及期刊上。发表时曾受过些好评，有的被转载，当选为该专题年度最佳论文之一，数据库内列为各专题经典参考文章，直到前年（2017年）仍被再收入不同的研究专集及国内的翻译文摘。本来，我觉得我的工作应该就此告一段落，更何况所谓影响因子及数据，如非因为现在大学官僚制度及竞争排名恶习下，要我们每年评估个人业绩时盘点自己的劳动贡献，我是不会知道这些研究是有回响的。不过，前年跟李欧梵教授会面期间，得他鼓励，知道再结集出版这些文章还是有价值的。我细想，期刊出版不但渠道太窄太专，且论文散落在不同学术杂志上，也不一定能够反映文章各自交错而成的统一思路。我应该通过结集出版，向更广大的专家求教。于是鼓足余勇，试试凑合这些文章，看看成什么体统，结果居然已达到一定的篇幅。然而，敝帚自珍，在整理时尽量保留原来论点，并以此向各方求教。今天，词汇翻译研究带出的知识论的问题在北美经刘禾的著作带来更广大的认识，日本、德国及中国台湾学界亦有不少研究所成立词汇思想观念的分析计划，西方学界亦出现以中国为视点的小说专论，学界对晚清文学、观念史、词汇史的认识已超越了十年前的光景。而且因科技创新，今天研究者实能轻易地从各大型数据库以文本挖掘（text mining）方法，检视到观念演变的过程及新词汇出现的频率。这些数据库大大减轻了研究者搜集资料的困难外，也令立论能更科学，而令人信心大增。只要数据库文本函数充足，概念输入单位正确，研究者要从海量数据推演出新观念在文化传统中的蜕变或突变，已经成为轻而易举的事。然而，数据库只能供我们进行数字统计，看到一个概览、一个平面现象，要脉络化理解史料（语料）并深入历史及社会肌理，分析“小说”一词在中西、东西洋文化交汇下如何蜕变，时局中人的视野及史识如何推演这个历史变革过程，我相信数据库只是论据之本，而不能代表我们文学研究者的分析及求证工作。因此，本书的立论对我们研究晚清文学及小说、中国小说现代化过程、翻译语从西方经日本到中国的转化等范畴应有一定的意义。

能完成这本著作，要多谢的学界前辈及友侪很多。首先感谢曾投入研究晚清文学而于不同时间给我意见的学者（以下省敬称）：李欧梵、陈思和、王德威、王宏志、Ted Huters、陈建华、黄克武。感谢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认识的众多恩师旧友，这包括关子尹、张灿辉、梁家荣、朱国藩、朱志瑜。感谢留学日本时指导教官藤井省三及藤井研究室同门，特别是大泽理及大野公贺的关怀。感谢英国求学时期给予指正批评的教授，包括当时指导论文的贺麦晓（Michel Hockx），及其他曾给予意见的学者，包括Susan Daruvala、Bernhard Fuehrer（傅熊）、陈靝沅、Margaret Hillenbrand。过去几年有机会到不同研究中心及学术机构访问及交流，开启我的视野。2014年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有机会跟Mark Elliott（欧立德）及王德威合作及学习，并认识哈佛燕京众多访问学人及东亚系的师生，令我受益匪浅，当年的燕京学人林晨及彭春凌至今与我仍不时书信往来讨论学问。2017年访问普林斯顿大学时与东亚系的同人交流，主任Martin Kern（柯马丁）慷慨分享多种学术心得。本书完稿之际的2018年春，我刚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中心履行访问学人的职责，李约瑟研究中心内的同人，特别是吴惠仪及John Moffett，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Charles Aylmer（艾超世），让我体会到剑桥研究之乐。十多年过去后，又回到英国面对“小说”的问题，有点永劫回归的况味。但这十多年来完成了晚清小说研究、香港翻译文学、近现代翻译史研究后，能在此展开过去从未涉猎的出版印刷史及医学翻译史等科学文化史议题，并且能与这里的专家交流，这是我的幸运，我抱着谦卑的心继续求索。更要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的鼓励。王赓武教授以身作则，说明了学术工作任重道远，退而不休的意义。王赓武教授忙于审订他的自传Home is Not Here中文译本及中国历史新作推出之际，仍愿拨冗赐赠推荐语，予以鼓励，永铭教泽。说到退而不休，在今天仍为学界写出一本又一本新论专著的卢玮銮教授，我要以最恭敬之情感谢她的不时鼓励及和煦的种种提点。

最后，我要感谢在香港及英国的家人，父母多年来的包容及无私的爱。这书，给日本迷Hyde, Jaclyn, Isaac及Eden。

原标题：《401书讯 | 关诗珮《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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