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西蒙：绝望的大胆

文｜熊心怡

指导老师｜刘蒙之

排版｜郑梅英

 大卫·西蒙 

大卫·西蒙（David Simon），一位前《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记者，他以为自己会在一家报社度过一生，他没想到，那只是起点。最开始，他的名字刊登在报纸上，不久，被印刷在一本精装书的封面，后来，它又出现在剧集的片头。

在华盛顿特区一个犹太家庭成长起来的大卫·西蒙，儿时就浸润在浓厚的讨论氛围里。父亲常与孩子们探讨新闻，在一来一往的思想碰撞中，西蒙学会了用逻辑和辩证思维看待世界。这份思考的馈赠，在他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熠熠生辉。当他在校园报纸上奋笔疾书时，它化作犀利的笔触；当他成为《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警务线记者时，它促使他挖掘城市阴暗角落的真相；而当他转型成为编剧，这份思考则让他在《火线》（The Wire）等作品中，将社会的种种问题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观众眼前。

“这就是真实。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它停止运转的方式。” 大卫·西蒙在创作《凶年》（Homicid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时，面对拉托尼亚·瓦伦斯一案未破的局面，得出了这样深刻而无奈的感悟。这句质朴的话语，如同他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贯穿在他从新闻记者到编剧的每一步中。

一、童年岁月：“这是一份伟大的礼物”

1960年2月9日，大卫·西蒙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母亲多萝西·西蒙（Dorothy Simon）是一个家庭主妇，父亲伯纳德·西蒙（Bernard Simon）是一名新闻记者，他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的父母在这个五口之家里始终保持着犹太洁食，他们在美国经济衰退中抚育三个孩子，教会他们一美元的价值。

父母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大卫·西蒙的童年记忆中，家的模样总是带着浓厚的纸墨味。那是一栋不算宽敞的房子，但角落里、书架上堆满了成捆的报纸和泛黄的杂志书籍，从《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到《华盛顿星报》（The Washington Star），对小小的他来说，世界就在这些文字之间，在他的面前展开。平日里在外忙碌的父亲总会抽出时间和兄妹三人讨论这些新闻，有时是国际政治，有时是地方治安，有时是体育版的小插图——只要纸上有字，他们就有话可说。哪怕是最小的妹妹的意见，也会被认真对待。在餐桌上，他以一个“六岁孩子不常见的曝光水平进行政治讨论”。西蒙渐渐明白什么是逻辑、什么是辩证，也慢慢学会了用文字去还原世界的真实。思考和争论是一份伟大的礼物。

“我父亲让我们变得政治化，因为他从事政治。”

西蒙的父亲曾是一名犹太裔的新闻记者，后成为犹太社会组织的公共关系总监，长期从事政治工作，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西蒙。他让西蒙意识到，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应该关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种政治觉悟深深植根于西蒙的心中，使他在后来关注社会底层和被边缘化的群体时，能始终保持一种敏感的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感。

但西蒙自认为和父亲在处事方面是有所不同的，父亲不善于对抗，更加温和，但西蒙不同，他常常言辞激烈、直言不讳。西蒙的世界是一个平等的世界，或者至少他认为它应该是。父亲对他的深刻影响始终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他专注于社会被打压和被剥夺的权利，先是作为记者，后来是作为编剧。

二、开始写作：暴力与悲悯

大卫·西蒙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切维·蔡斯高中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一直根植在他心中的那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他始终抱有对写作的热情，他开始参与校报《塔特勒》（The Tattler）的撰写和编辑。当他到马里兰大学新闻系就读时，他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专注编辑大学报纸《钻石背》（The Diamondback），尽管在那一张成绩单上显示他只是一名C等学生。

好莱坞电视编剧大卫·米尔斯（David Mills）记得，在他与西蒙合作大学学报时，西蒙就已经有了作为记者的潜质。“他在本科时就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写作风格。他老是收到停车罚单，所以他写了一些冗长杂乱、言辞粗俗且充满愤怒情绪的文章，内容是关于给他开罚单的学生工作人员的，他把那些人视为死对头。”

1983年，西蒙从马里兰大学毕业，顺利进入《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他成为了一名警务线记者，专注于犯罪和城市问题的报道。和所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样，西蒙带着对新闻的绝对热情在报社施展拳脚。对于新闻，他有着自己的坚持。

前《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丽贝卡·科贝特（Rebecca Corbett）对那时候的西蒙印象深刻：“大卫会说他一直以来想成为的就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名记者。那就像他的家一样。他非常有趣，因为他充满热情。他写东西总是篇幅过长；他有时候很固执；还老是拖到最后期限才交稿。”

1987年，当报社开始对编辑和写作人员削减员工福利时，罢工开始了。作为记者的西蒙感到愤怒和不满，他说：“我当时是罢工队长之一。我负责带领其中一支队伍，在其中一个大门外进行罢工纠察。”罢工持续了六周左右，最后工人们在巨大压力下回到了岗位，未能获得预期的让步。罢工结束了，但情绪仍然高涨。

全程参与的西蒙目睹的不仅是一场维护工人权益的罢工，他在这些隐隐约约中看见的是传统新闻行业在商业化浪潮中逐渐失去原有价值。工作仍在继续，但西蒙心里的那股气却久久不散，周围的一切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不适，“我不想在那个新闻编辑室呆一段时间，所以我找了一种方法来证明休假是合理的。”他脑海里浮现出一种想法：“如果我留职离开一阵子会怎样呢？我既不会失业，也可以暂时告别新闻编辑室。”

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巴尔的摩的警探比尔·林赛（Bill Lindsay）。“我回想起 1985 年的事。那是平安夜，大约凌晨四点的时候，我带了一瓶酒到重案组，想增添点圣诞的欢乐气氛。有个很不错的人，比尔・林赛，他当时说：‘要是有人写一本关于这个地方一年里发生的事的书，我一定会读。’”

于是，西蒙决定创作一部小说。

1988年，据西蒙进入《巴尔的摩太阳报》已经过去了6年的时间，他写了很多的报道，对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但这似乎还不够。因为他所拥有的空间和角度是极为有限的。这一年的1月，他获得警察局长的许可进入巴尔的摩警局的凶杀组。他没有参与执法，只是以“实习警察”的身份站在警探们身边观察、采访、记录。

巴尔的摩，这个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拥有太多的故事。它是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面临严重的公共安全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在毒品泛滥、暴力犯罪和执法争议方面。

西蒙在《凶年》中写道：“在巴尔的摩，每个凶案组警探平均每隔一天就会开着雪佛兰来到一幢被上帝遗忘的排屋。在这些用石砖堆砌起的、十二英尺见宽的屋子里，他们会发现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在这个城市，死亡是一种常态化，数字背后却是具体而沉重的生命。在《凶年》里我们看到了残酷的、必须面对的现实——一座被暴力、毒品和贫穷撕裂的城市，一群疲惫、麻木又顽强的警察，和一连串似乎永无尽头的谋杀案。

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一次轮值接着一次轮值。在警探们谨慎的目光下，初入警局的西蒙没有头绪，只能疯狂地记录着他们讲的话、案件的细节、犯案者的个人信息和一些大体印象。

他记录的东西太多，警探们互相开玩笑扯淡、撒尿、嗷嗷叫、甚至脱口而出的黄色笑话在他的笔记本上都有痕迹。

繁忙的工作间隙西蒙跟警探们学会了喝酒，他计划中的每星期休息一天也泡了汤。他天天工作，婚姻生活岌岌可危。唯一令他感到一点宽慰的是，他和警探们越来越熟了，他们都放下了戒备心，渐渐地不再表演了，做回了原本的自己。

西蒙的办公桌上堆满了笔记，全是随意记录的混乱细节，连他自己都有点束手无策。一直到2月，警探们在水库山道地区找到了一个未成年少女的尸体。接到电话十分钟之后，他来到了案发现场，看到了拉托尼亚·金·瓦伦斯（Latonya Kim Wallace）被掏空的尸体。

他开始跟进这个案子，了解方方面面的细节，但案子始终未破。他感到有些害怕，不是担心凶手逍遥法外，也不是为被谋杀的小女孩感到无辜，实则是根本没时间以道德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他一开始便预计好将瓦伦斯一案作为整本书的线索，案件未破便意味着这本书没有高潮，结尾也将是开放的、虚无的、有瑕疵的。他苦恼的是脑子里千头万绪，不知如何下笔。那个夏天，尸体在他面前垒得越来越高，他突然之间明白了什么。

他在《凶年》一书里回忆道：“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生产死亡的车间里。这是一条死亡的流水线。在这个衰败的美国老工业区，什么都已经停滞生长了，唯独死亡还在生生不息，唯独“心碎”还在大批量地被生产着。我告诉自己，也许，真正超现实的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吧。”

拉托尼亚·瓦伦斯之仇依然未报，但西蒙已经选择好了，虚无和暧昧才是正确的结束方式。他说：“这就是真实。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它停止运转的方式。”

他给在纽约的图书编辑打了个电话，告诉了他这本书的结局。

1991年，《凶年》顺利出版了，在美国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功，它获得了美国艾德加·爱伦·坡奖（Edgar Allan Poe Awards）最佳事实犯罪类作品提名。《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强烈推荐它，《新闻日报》（Newsday）将其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引人入胜的警察程序神秘书籍之一”。这本书后面被美国NBC电视台看中购买并制作成了剧集。

伴随着成功而来的，还有不得不面对的现实。20世纪90年代，美国报业面临着一场挑战与转型。《巴尔的摩太阳报》也不例外，它被时代镜报公司（Times Mirror Company）收购，随之而来的是裁员、成本控制、追求点击率而牺牲深度报道。

西蒙的“头版新闻”幻想破灭了，他对这些变化感到不适应，他与新的领导者们对于新闻明显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他们对现实情况毫无感知，一心追逐奖项，比起打造报纸持久的品质，他们更热衷于自我吹嘘。”当新的管理体制开始通过买断员工工龄的方式裁减人员时，西蒙对它就更加不满了。他认为体制的傲慢态度赶走了那些好的记者。

但其实，西蒙是一个幸运的人，是一个“聪明成功的人”，他自己便验证了美国神话的这一面。但他始终都专注在被证伪的另一面：“勤恳工作必有回报”。

这是一场美国梦的破碎。

他在《街角》（The Corn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an Inner-City Neighborhood）里告诉了我们这一切。书中记录了巴尔的摩一个贫困社区费耶特街和门罗街内城中毒品交易与生活的真实模样。西蒙和伙伴伯恩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采访和关注住在这里的人。

他们聚焦于一个家庭，包括前毒瘾母亲弗兰·博伊德（Fran Boyd），前瘾君子，现为社会边缘人的丈夫加里·麦卡洛克（Gary McCullough）以及他们十几岁的儿子迪安德尔·麦卡洛克（DeAndre McCullough）。西蒙并非在单纯地记录“毒贩”的生活，而是去展现每一个生活在那里的人，去展露他们和其他美国居民一样拥有的人性、痛苦、挣扎与尊严。

书里不仅有呈现贩毒网络的运作方式，也可以看到家庭关系的撕裂、教育系统的无力、执法机关的冷漠以及个人理想如何在贫困与暴力中被碾碎。母亲弗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那份爱早已被现实掏空，她是书中一个典型的“边缘母亲”。同样，迪安德尔作为最让人惋惜的悲剧角色之一，他有头脑、有天分，甚至在某些时刻展现出反思力和希望，但环境一次又一次把他拉回原地。即使后来他在西蒙剧组里做了演员、安保，但最终还是因毒品过量去世。

《街角》里记录了迪安德尔写的一段歌词：

“困于犯罪和仇恨的生活，

贫民窟就是我的全部生活。

要是我只有一个愿望能成真，

请上帝派天使来渡我身。

从疯狂中解脱，从狂野城市中解脱，

从一个贫民窟小孩的生活里解脱。”

西蒙始终关注体制是如何压迫边缘人群的，关注这些在主流叙事中被丑化或忽视的人物，他一直在写美国体制如何在某些人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是他从写作开始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并且将继续做下去。

他在《街角》中写道：“但街角永不停歇，真实无比。它无法被低估。它也不因假装、夸张或者年轻人的轻易死去而平息。它等待着。它运转着。它循着自己的步调终结由它开启的一切，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西蒙看来，这些角落里的人是被这个庞大的美国体制遗弃的。如果说《凶年》让人看到的是制度的无情，那《街角》让人听见的是角落里的哭声和沉默。

三、从编辑部到片场：为责任而写

1995年，西蒙离开了他大学毕业便开始工作了13年之久的《巴尔的摩太阳报》，成为了一名全职的编剧、作家。从记者、作家跨界到编剧，西蒙花了多年时间向制片人汤姆·丰塔纳（Tom Fontana)学习如何写剧本，如何选择演员，如何在片场成为有用的存在。丰塔纳告诉他，这会是值得的，“你成为一名制片人是为了保护你的写作。”

后来，西蒙制作出了被广泛誉为“电视史上最伟大的剧集之一”的剧集《火线》，曾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公开场合都毫不吝啬对其的喜爱。《火线》里处处是《凶年》和《街角》的影子。故事还是发生在巴尔的摩，但每一季关注的都是这个城市不同的行业发生的故事。

西蒙常说《火线》是关于当代魅惑社会，特别是“原始、不受负担的资本主义”，如何贬低人类的节目。第一季讲警察与毒品，第二季将镜头转向了港口和工会，尤其是那些长时间失业的工人阶级，第三季聚焦毒品交易，特别是毒枭之间的帮派发生的冲突，以及如何影响政治和社会，第四季通过四名初中生的视角去探讨公立学校系统、美国的教育体制。第五季，西蒙回归老本行，以老东家《巴尔的摩太阳报》为背景，再现媒体行业背后的故事，新闻机构在经济压力之下如何影响报道的质量，甚至将社会问题简化成娱乐性话题。

《火线》从未获得过艾美奖，也并不是一部热门的电视剧。但它却广受好评。美国作家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宣称《火线》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国电视剧：“没有其他节目能像这部节目那样远程完成任何事情，即以伟大文学的范围、观察精度和道德视野描绘一个美国城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

对于《火线》，西蒙说“我们压根没想拍警匪剧”，他的野心是宏伟的。《火线》是他一直向观众展现的一个关于“美帝国衰落”的故事，他力求通过这些故事去直言不讳地说明当下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再可行。

在巴尔的摩的一档公共广播节目中，西蒙说“我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包括打扫我的房间，都完成了，因为我要向人们表明他们搞砸了，错了，而我他妈的是宇宙的中心。”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一些看似激烈的言论或笑话，他一边说着愤世嫉俗的话，一边写作冷峻的社会现实。他用一种极端的义愤去表达，他并非因为觉得世界可以被他拯救而去写作，而是因为他受够了这个世界的荒谬，必须说点什么。

《火线》的上映揭示了巴尔的摩阳光下的黑暗，巴尔的摩的居民批判该剧“阴暗”，只展示犯罪与毒品。但西蒙认为“没人能靠一部剧定义一座城”，这是一个普世化的故事，呈现的是美国社会的问题，不止巴尔的摩，无论是圣路易斯、克利夫兰还是芝加哥的观众，都能在剧里看到自己城市的影子。

写作不仅是个人的表达，更是一种责任。这是大卫·西蒙从小就坚定不移的信念。当记者是他觉得那是一份“上帝的工作”，他想揭示真相、改变社会、维护正义，但多年的现实让他认清，世界难以被改变，但我们至少要让人们看清真相，理解问题的根本。他用冷峻的笔写体制的失败、社会的崩塌、人性的挣扎，但他本人却如同《街角》中努力帮助孩子们与命运抗衡的基层社区工作者艾拉一样，在进行希望的抵抗。

主要概念

1.书籍、报纸类

《凶年》Homicide: A Year on the Killing Streets

《街角》The Corner: A Year in the Life of an Inner-City Neighborhood

《火线》The Wire

《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华盛顿星报》The Washington Star

《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

《钻石背》The diamondback

《塔特勒》The Tattler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新闻日报》Newsday

2.公司类

美国时代镜报公司 Times Mirror Company

3.奖项类

艾德加·爱伦·坡奖Edgar Allan Poe Awards

4.人名类

大卫·西蒙 David Simon

多萝西·西蒙Dorothy Simon

伯纳德·西蒙Bernard Simon

大卫·米尔斯David Mills

贝丽卡·科贝特Rebecca Corbett

拉托尼亚·金·瓦伦斯Latonya Kim Wallace

比尔·林赛 Bill Lindsay

弗兰·博伊德Fran Boyd

加里·麦卡洛克Gary McCullough

迪安德尔·麦卡洛克DeAndre McCullough

雅各布·韦斯伯格Jacob Weisberg

汤姆·丰塔纳 Tom Fontana

参考资料：

1.   耶路撒冷邮报（以色列最畅销的英语日报和阅读量最大的英语网站）

HBO系列的创作者David Simon讨论了他的犹太教成长、他的角色和他的动机 2010-11-1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15035407/http://www.jpost.com/Jewish-World/Jewish-Features/Pulling-no-punches-down-to-The-Wire

2.    来自 simon的个人网站（绝望的大胆）：泡菜和奶油

http://davidsimon.com/pickles-and-cream/

3.    乐趣归结为《The Wir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924072907/http://www.dailyprogress.com/lifestyles/article_40cfad7f-8544-57a2-9109-3de44696c689.html

4.偷走生命：“The Wire”背后的十字军东征者（纽约客）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7/10/22/stealing-life

5.《火线之下：大卫·西蒙谈巴尔的摩、新一季HBO剧集、市政府的批评者、前雇主《太阳报》与工人阶级的衰落》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910154119/http://www2.citypaper.com/news/story.asp?>

6.    给我一个英雄：与大卫·西蒙的问答，《The Wire》的创作者和前《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谈到了一场历史性的公共住房斗争、种族以及是什么让白人“疯狂”。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show-me-a-hero-a-qampa-with-david-si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