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上）

少年叶兆言(前中)和祖父叶圣陶(前右)、父亲叶至诚(后右)、母亲姚澄(前左)及堂兄叶三午。「FATHER」

叶兆言先生发表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长篇散文《纪念》曾因对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记述而被传诵一时。多年之后重读，即便暂时搁置时代背景，视之为一对平凡父子间的对视，仍真切动人。正如作者说的：“文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它也许很平常，也许很简单，但是一定要痛，一定要善”。

这个周末适逢父亲节，分两次连载这篇文章。此为上篇。

以下内容节选自《群莺乱飞》。

纪念

文丨叶兆言

(一)

我对父亲的最初印象，是他将我扛在肩上，往幼儿园送。我从小是个胆小内向的孩子，记得自己总是拼命哭，拼命哭，不肯去幼儿园。每当走到那条熟悉的胡同口，我便有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惧。父亲将我扛肩上兜圈子，他给我买了冰棍，东走西转，仿佛进行一项很有趣的游戏，不知不觉地绕到了幼儿园门口。等到我哇哇大哭之际，他已冲锋似的闯进幼儿园，将我往老师手里一抛，掉头仓皇而去。

我在十岁的时候，从造反派那里知道自己是一个被领养的小孩。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知道我的血管里流着的，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的血。显然从一开始，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产物。很多好心人都以为我之所以能写作，仅仅因为遗传的因素，有的人甚至写评论文章说我身上有一种贵族气质。溢美也好，误会也好，不管怎么说，我能够在文坛上成名，多多少少沾了我祖父和父亲的光。我的祖父和父亲，不仅文章写得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非常好的人品。他们的人格力量为我在被读者接受前，扫清了不少障碍。我受惠于祖父和父亲的教育与影响这一点不容置疑。

父亲不止一次说过，觉得我这个儿子和亲生的没什么两样。父亲知道这是我们之间一个永恒的遗憾。事实上，多少年来，无论是父亲，还是我的祖父，都对我非常疼爱。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常常有人利用这个话题，而父亲从不利用我是领养的这个事实来伤害我。

我偶尔从一张小照片上知道自己本来姓郑，叫郑生南。照片上的我最多只有一岁。我想这个名字只是说明我出生在南京。

我很小就开始识字了。在识方块字这一点上，我似乎有些早熟。父亲属于那种永远有童心的人，做了一张张的小卡片，然后在上面写了端端正正的字让我认。那时候他刚从农村劳动改造回来，和他的好朋友方之一起写剧本。我记得父亲和方之常常为教我识字，像小孩子一样哈哈大笑。父亲和方之在一九五七年，为同一件事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内心深处自然有常人所不能体会到的痛苦，但是他们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哈哈大笑，比他们教我认了什么字，印象深刻得多。

我记得父亲和方之老是没完没了地抽香烟。屋子里烟雾腾腾，两个人愁眉苦脸坐在那。他们属于那种典型的热爱写作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书呆子。我小时候是一个公认的很乖巧的小孩，他们坐在那挖空心思动脑筋，我便一声不响地坐在他们身后，很有耐心地等他们休息时教我识字。除了害怕上幼儿园，我从来没有哭闹过。我永远是一个害怕陌生喜欢寂寞的小孩。

我小时候做过的最早的游戏，就是到书橱前去寻找我已经认识的字。祖父留给父亲的高大的书橱，把一面墙堵得严严实实。这面由书砌成的墙，成了我童年时代最先面对的世界。父亲和方之绞尽脑汁地写他们的剧本，我孤零零拿着手上的卡片，踮起脚站在书橱前，认认真真核对着。厚厚的书脊上的书名像谜语一样吸引住了我，就像正在写的剧本的细节缠绕住了父亲和方之一样。

叶圣陶与叶至善、叶至诚、叶至美

那时候我大概才三岁，有一次大约是发高烧，我在书橱前站了一会，不知怎么又回到了小凳子上坐了下来。我经常就这么老实地坐在那，因此正在写剧本的父亲丝毫没有意识到我的异常。现在已经弄不清楚究竟是方之，还是我的父亲先发现我像螃蟹一样地吐起白沫来，反正我当时的样子把他们两个书呆子吓得够呛，他们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慌了好一阵子，才想起来去找邻居帮忙。

(二)

父亲的童年一定很幸福。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年在杭州，计划去看望郁达夫的儿子郁云。由于某件事的打扰，结果只是我的几个师兄弟去了，他们见到了郁云，对其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很感叹地说自己没有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温暖家庭。

父亲出生时，祖父在文坛上的地位已经奠定。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在他前面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我从没听父亲讲过他小时候有什么不愉快。无论是父子关系还是母子关系，无论是兄弟关系还是姐弟关系，他每每提到时，都能很自然地让别人感受到他童年所享受到的天伦之乐。我的伯母很早就进了叶家门，作为长嫂，她常常照顾父亲。父亲一直把自己的嫂子当作大姐姐，伯母的名字中有一个“满”字，父亲一直很亲切地叫她满姐姐。

父亲显然得到了太多的溺爱。和哥哥姐姐比起来，父亲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最差，我的姑姑常常开玩笑，说父亲小时候连皮球也不会拍，别人不会拍，一学就会，可他就是学不会。父亲甚至也不会削苹果，要是没人伺候，糊里糊涂洗了洗就连皮吃。

父亲的家庭永远充满了融融洽洽的空气。难怪郁达夫的儿子会羡慕，就连祖父的老朋友们，也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流露出类似的意思。宋云彬先生就直截了当地说过：“尤其使我艳羡不止的，是他的那个美满的家庭。”朱自清先生也说过：“圣陶兄是我的老朋友。我佩服他和夫人能够让至善兄弟三人成长在爱的氛围里。”

伯父在他们兄弟三个合出的第一本集子《花萼》自序中，写到了这种爱的氛围：

“今年一月间，我们兄弟三个对于写作练习非常热心。这因为父亲肯给我们修改，我们在旁边看他修改是一种愉快。”

“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松的一大把，经过父亲的挑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像个样儿。”

没有比这更合适更传神的文字，可以用来表达父亲少年时代的欢乐生活。出版《花萼》的时候，父亲刚刚十六岁。在祖父善意的鼓励下，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父亲很早就表现出了在写作方面的特殊才能。父亲过世以后，伯父和姑姑从北京乘飞机赶来，参加了父亲的遗体告别，姑姑说，父亲从小就想当作家。她有点想不通的是，父亲多少年来始终把写作当回事。

事实上他们那一辈的三个人当中，的确也只有父亲一个人把写作当作了自己唯一的职业。尽管伯父和姑姑也写了许多东西，有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写作只是他们业余生活的一部分。姑姑的专业是外语，伯父是出色的大编辑。和父亲不太一样，伯父和姑姑从来不硬写。他们很少写那些自己不愿意写的东西。

父亲少年时代写的文章，一直让我感到嫉妒。父亲那时候的文章充满了一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才气。我早逝的堂哥三午，是我们这一代中最有文学才华的一个人，他不止一次说：“叔叔的文章真棒。”三午有一篇中学作文，就是讲自己如何抄袭我父亲的作文，如何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又如何意识到自己这么做不对。不少评论文章把祖父誉为中国的契诃夫，三午却独有见解地认为，如果不放弃自己的写作风格，也许真正成为中国契诃夫的便是我父亲。

《群莺乱飞》 叶兆言 著

译林出版社，2020年6月

宋云彬先生表扬父亲当年的文章，“没有一篇文章是硬写出来的”。朱自清先生认为父亲那时候的文章，“有他自己的健康的顽皮和机智”，“虽是个小弟弟，又是个‘书朋友’，他的观察力和记忆力却几乎与大哥异曲同工”，“真乃头头是道，历历如画”。

高晓声叔叔是五十年代初认识我父亲的，那时候他还没开始写东西，他觉得自己很有幸能结识父亲，因为他曾听人说过，父亲早在十年前，就写出了一手漂亮的好文章。父亲和高晓声叔叔结识的那一年，刚二十五岁。

(三)

父亲似乎生来就像当作家的，也许是家庭环境造成的，也许是命中注定适合写东西。多少年来，没有什么比作家梦更折磨父亲。

父亲常常说自己原来是个好学生，可是上中学以后，一迷上了外国小说，便没有心思再念书。上课时，再也不肯安心念书，偷偷地躲在下面看小说。有一次，父亲躲在那专心致志地读小说，老师绕到了父亲的背后，不声不响地看父亲在看什么书。同学们都以为老师会大发雷霆，谁知道老师突然很激动地对父亲说：“喂，你看完了，借给我看看。”

叶至诚（前左）

父亲看的显然是一本当时文学青年爱看的书。老师也是一个可爱的书呆子，他没有责备父亲，却和父亲交上了朋友。交朋友当然有那么些功利目的，那就是没完没了地跟父亲借书看。

没人知道父亲究竟看过多少书。书看得太多，这是父亲一辈子引以为荣的事。文学创作上过早的成功和成熟，使人充满自信，父亲相信自己再也用不着走上大学的窄路。不仅不用上大学，甚至连安安分分把中学念完都不肯，父亲相信自己已经是一名作家了，迫不及待地觉得自己应该走上社会。

祖父尊重父亲的选择。

于是满脸稚气的父亲便进入开明书店当职员。

作家梦折磨着父亲。在开明书店这段时间，父亲写了不少东西。父亲想当作家，更想当一个大作家。从年龄上来说，父亲那时候还是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顽固地相信自己唯有像高尔基那样，一头扎入生活的海洋里，投身社会大学，“在清水里洗三次，在血水里泡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

作家要“体验生活”这句名言还未风行的时候，父亲已开始身体力行实实在在地这么做了。内心躁动不安的父亲再也不愿意过平庸的日子，父亲显然成不了一个好职员。过早地参加工作走上社会，并不像事先想的那么有趣。于是浪子回头，父亲又考入了由熊佛西先生主办的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学习表演。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是如今大名鼎鼎的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这个学校培养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员，然而在培养我父亲上，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父亲显然也不是一块当演员的料子。父亲演得最好的一个角色，只是舞台上跑跑龙套的匪兵，父亲自我感觉演得很潇洒，把主角的戏都盖过了。

父亲很快厌倦了上表演课。也许熊佛西先生是祖父老朋友的缘故，他让缺课缺得有些不像话的父亲改读编导班。

可是父亲的兴趣投入到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中。为了当大作家，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父亲放弃了自己良好的写作势头。像那个时代所有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父亲再不肯在课堂里坐下去。

编导班还没毕业，父亲又穿过封锁线，去了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

有一段时期，父亲是“又红又专”的典型。

父亲参加了解放军对溃退的国民党部队的追击，参加了解放初期的运动。像父亲这样的书呆子，居然也会在腰间挎一支驳壳枪。土改中，父亲作词的《啥人养活啥人》一歌，风行大江南北。广大农民正是唱着这首歌，分田分房，控诉地主，斗争恶霸。

这以后，父亲福星高照，官运亨通。到一九五六年春天，刚满三十岁的父亲已是文联党组成员，是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父亲是当时文联机关最年轻有为的干部。这是父亲一生中涉足官场最得意的黄金阶段。

然而父亲仍然不是当官的料子。父亲的梦想永远是当一个作家，当一个能写出一大堆书来的大作家。父亲和当时几个有着同样理想的好朋友，想办一个稍稍能表现一点自我的文学刊物，这个刊物叫《探求者》。结果是大难当头，老天爷说变脸就变脸。父亲成了反党集团成员，成了臭名昭著的“右派”。在父亲的难兄难弟中，除了方之，还有高晓声、陆文夫、梅汝恺、陈椿年。所有这些江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精英，都因为“探求者”三个字吃尽苦头。父亲过世时，陆文夫叔叔就住在离我们家五分钟路的江苏饭店里，那天晚上他来吊唁，五分钟的路，昏昏沉沉走了足足半个小时才到。一进门，他就号啕大哭，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

陆文夫

被打成“右派”，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形象。在这场厄运中，也许唯一欣慰的，是父亲有了几个荣辱与共的患难兄弟。

(四)

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父亲的一生太顺利。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据父亲的老朋友顾尔镡伯伯说，刚刚三十岁出头的父亲，一头黑发，几个月下来，竟然生出了许多白发。父亲那时候的情景是，一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互相揭发”，一边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一根又一根地拽下自己的头发，然后又一根接一根地将头发凑在燃烧的烟头上。顾尔镡伯伯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认为，父亲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由一个探求的狂士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弯腰的‘阿弥陀佛’的老好人，好老人”。

少年气盛，青年得志，然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父亲的性格的的确确是彻底变了。

父亲被下放到了江宁县去劳动改造。时间不长，前后不过是一年多，然后被调回来和方之叔叔一起写剧本。

我的命运就是在这时候和父亲联系在一起的。我想我的出现，多少会给父亲带来一定的安慰。父亲一向觉得我是个听话的孩子。那毕竟是父亲一生中最心灰意懒的日子。父亲送我去幼儿园，父亲和方之叔叔一支接一支抽香烟，没完没了愁眉苦脸地改剧本，父亲教我识字，所有这些都是我最初的记忆。我没见过父亲少年气盛的样子，也想象不出父亲青年得志的腔调。在我最初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倒霉蛋。

在父亲调到《雨花》之前，我没见过父亲有过什么扬眉吐气的日子。那是在一九七九年的四月，父亲的冤案得到了改正。“探求者”的难兄难弟又聚到了一起，开怀痛饮。方之就是在这年秋天过早去世的，父亲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如此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是低着头听人说话。反右会这么有力地摧垮一个人的意志，今天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人往往会变得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可怜。父亲真正做到了夹起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地做任何事。

到了“文革”，作为“右派”，父亲首当其冲是打击对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常人所享受到的苦头，父亲无一幸免。肉体上的痛苦用不着再说，父亲精神上所受到的折磨，真正罄竹难书。“文革”彻底摧毁了父亲经过反右残存下来的那点可怜意志，诚惶诚恐认罪反省，不知所措交代忏悔，父亲似乎成了一个木头人，随别人怎么摆布。

我帮着父亲一起在街上卖过造反派油印的小报，也不止一次帮着父亲推板车去郊区送垃圾。父亲那时候只拿很少的生活费，卖小报算错账了要贴钱，还有人敲竹杠向他借钱，父亲一生中从来没像当时那么贫穷过，穷得自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一天只能抽几支廉价香烟。我清楚地记得父亲抽的是被誉为“同志加兄弟”的阿尔巴尼亚香烟，只要一角七分一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便宜的洋烟。

父亲成了当时剧团里最好的劳动力，挖防空洞，敲碎石子，打扫厕所，脏活累活都能揽下来的一把好手。我们那时候在旁边的一家工厂里搭伙，父亲每顿都能吃六两米饭。

“文革”，父亲记忆中最想忘记又最不能忘记的，是父亲在交代时，把枕头边的话也原封不动地交代了。这实在是一种过分的不必要的老实。为了父亲交代的这番话，母亲差一点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父亲为此内疚了一辈子，父亲的哲学从来宁愿天下人负自己，自己不负天下人。自己吃点苦受点罪算不了什么，多大的委屈父亲都可以忍，父亲唯一不想做的，就是去伤害别人。

父亲干了足足二十年的职业编剧。先是在越剧团，后来在锡剧团。我至今不清楚父亲究竟写了多少个剧本。好像不止一个剧本得过奖。

叶圣陶家人合影

父亲不止一次和别人合作写过剧本。和方之叔叔，和高晓声叔叔，还有其他别的什么人。写剧本是父亲的一种生活状态。我从懂事以后，印象中就是父亲永远天不亮就爬起来修改剧本。父亲永远是在修改，抄过来抄过去，桌上到处都是稿纸，烟灰缸里总是满满的烟屁股。

父亲和别人合作写剧本，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别人后面。很多人都说这是父亲与人为善，不争名夺利。我的看法是，不争名夺利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父亲对于这些和别人一起苦熬出来的剧本，谈不上太多的爱。父亲从没向我夸耀过自己的剧本写得怎么好怎么好，提起自己刚写的散文，提起自己少年时代写的小说，父亲常常流露出那种按捺不住的得意，可一提起写的那些剧本，父亲便显得有些沮丧。

(五)

一九七九年六月，父亲在《假如我是一个作家》的结尾部分，用一种很少属于自己的激扬文字大声宣布：“要是我的作品里不能有我自己，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是一句发自父亲肺腑的话。事实上，父亲对于那些没有他自己的文章，谁的名签在前面，甚至签不签名都无所谓。

《通往父亲之路》 叶兆言 著

译林出版社，2022年1月

职业编剧的生涯对于父亲来说，也许根本谈不上什么乐趣。写那些完全没有他自己的剧本，充其量只是混口饭吃吃。父亲不过是凭自己的一支笔当当枪手而已。父亲和方之被打成“右派”劳改回来以后，合写剧本《江心》，写着写着，被领导发现了“问题”，惊魂未定，又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为了保险起见，父亲和方之不得不请当时不是“右派”的顾尔镡伯伯来帮他们把关。即使是写歌颂的剧本，也好像是走钢丝，稍不留神就会出大问题。

除了政治上的风险，写剧本最大的苦处，就是必须马不停蹄地按别人的旨意改。什么人都是父亲的上司，谁的意见不照着办都麻烦。每一层都喜欢做指示，都觉得看了戏不说几句不行。碰到懂行的还好，碰到不懂的活该父亲倒霉。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集体创作，集体创作说穿了就是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通，然后执笔的人去受罪。

我目睹了作为执笔者的父亲所受的洋罪。虽然我现在也是一个作家，但是无论在我的童年，还是在少年，甚至上了大学以后，都没想过自己要当作家。父亲的遭遇，使我很小就鄙视作家这一崇高的职业。各式各样的领导，局领导团领导包括工宣队军代表，各式各样的群众，跑龙套的拉二胡的什么事都不做的，只要有张嘴就可以对父亲发号施令。无数次下乡体验生活，无数次半夜三更爬起来照别人的旨意修改作品，父亲在没完没了“没有自己”的笔耕中，头发从花白到全白，越窝囊越没脾气，越没脾气越窝囊。

～上篇结束～

图书简介

叶兆言非虚构作品系

《陈旧人物》《陈年旧事》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诚知此恨人人有》《午后的岁月》

叶兆言说：这是我最好的一套书

叶老师说读这套书最能够了解他，里边记录了他比较完整的阅读史。他曾试图写一部小说，以中国二十世纪五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为命题，小说没有写，反而在这套散杂文里完成了这个野心。他在这套书里贯穿了他对《史记》以来文史写作传统的实践，对“士”人精神传承和中国文化断层的思索，认为从章太炎到鲁迅，从祖父辈到父亲辈，从张中行到汪曾祺，中国文人看似“一代不如一代”。这种关于文化精神命题思索的智慧火光在这套书中得以集中呈现。

原标题：《叶兆言：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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