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考古人：在田野上护宝寻踪

2025-06-19 17:1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听全文

原创许宏活字文化

每个学考古的人，大概都难以抵挡田野考古的魅力。而对于学科之外的大众而言，田野考古更是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

1983年许宏在山西侯马北坞古城考古工地实习

刚刚完结的电视剧《护宝寻踪》以陕西关中平原为背景，讲述了两代考古、文物保护工作者与文物犯罪团伙之间近20年的博弈。剧集播出后，网上对剧中考古工作者的形象评价呈两极化趋势：有人认可演员对考古工作者的群众工作难度的真实刻画，也有人直言领队与学生的专业表现缺乏说服力，甚至“难让人接受”。值得关注的是，围绕考古队员的讨论背后，折射出大众对真实的考古工作的好奇：

现实中考古工作者究竟会面临哪些具体挑战？在田野发掘或考古研究过程中，应关注哪些重要问题？近年来，在“考古热”的氛围下，考古工作依然是抢救性发掘为主吗？洛阳铲为什么被称为“考古神器”？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考古人许宏《给孩子的考古》中的精彩篇章。

1997年参加偃师商城发掘

许宏｜文

本文节选自《给孩子的考古》

古人的遗存都是怎么被发现的？

考古人经常会被问及，你们是怎么发现古代遗址和墓葬的呢？作为“科学工作者”，我们当然希望古代遗址和墓葬都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发现和清理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可以说，相当多的考古遗存，都是非专业人员发现的。

这些非专业人员的发现形形色色，首先是无意的邂逅。在与文物邂逅的非专业人员中，农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农业耕作中，有些埋藏较浅的文物就会被发现。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爵，就是1973年当地一位村民在自家地里刨红薯时“刨”出来的，幸运的是它保存完好，而且被发现者送交给了考古队。这位村民也因此成了洛阳市文物保护员，和我们几任考古队长都是好朋友。此外，在建房、砖厂取土、打井、兴修水利工程等生产活动中，村民们也常常会发现文物。著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1、2号器物坑，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和西安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等，都是当地村民在各类取土的过程中发现，上报文物管理部门和考古机构，才得见天日的。当然也有见利忘义，将发现的文物据为己有甚至倒卖出去的，不少人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护宝寻踪》（2025）

出土于1987年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鼎，现在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国宝级文物，就是当地乡镇企业工人在厂内挖土建水泥池时发现的。当事的两三人私藏了包括青铜鼎在内的三件青铜器，考古队后来得知他们已将此批文物卖出，随即报请当地公安部门追查。经公安人员的努力，追回了包括青铜鼎在内的两件。而另一件，“据当事人描述，当为铜觚”。遗憾的是，这件青铜觚(gū，一种类似现代啤酒杯的凹腰酒器)，一直没有被追回，我们只能从上述考古简讯的只言片语中获知二里头遗址可能出土过这种器物，而如果追回后被考古人记录并公布出来，它就是中国最早的青铜觚。有类似经历的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则很幸运，被参与建房时发现它的村民送到了二里头考古队，而没有被当作废品卖掉。我们随即进行了询问调查，并请冶金史专家等做了科学检测，最终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

二里头文化青铜爵（左）、青铜钺

与农民小规模的取土活动相比，大规模的占地工程如城市建设、各种道路和大型水利设施的兴建过程中，古代遗存发现的概率更大，破坏性更强。其中，有遗址、墓葬的发现者按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及时上报，考古机构及时到场清理，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的；也有当事人无视相关法规、隐瞒不报，对地下遗存造成严重破坏的，令人扼腕。值得欣喜的是，随着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及遵纪守法意识的提升，这类恶性破坏事件在大幅度减少。

《护宝寻踪》（2025）

除了与文物无意的邂逅，还有有意的盗掘，比如大家常听说的盗墓。这类盗掘，也是考古发现的一个契机。考古人心痛之余，得以顺藤摸瓜，对已盗掘或盗掘未遂的古代遗存进行补救性的科学发掘记录并公之于众。这类发现也比比皆是，这里不再赘述。

《护宝寻踪》（2025）

说起考古发现，还得强调一下，只有遗址、墓葬及出土文物进入专业工作者的法眼并加以刊布，才算是正式的发现。所以，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要归功于美国学者1931年对外公布了此前村民发现第一批出土玉器的情况；而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则要从考古学家徐旭生1959年在当地文物干部的导引下实地踏查并发表调查报告算起。

除了前述那些非专业人员的偶然发现和盗扰外，古代遗址通常是在主动的考古调查中发现和确认的。调查发现和确认遗址，是获取考古资料乃至此后所有研究的起点。最常见的是地表踏查，也就是用脚走遍所在区域，通过肉眼观察地形地貌、全面采集并记录地表和断崖等剖面所暴露出的古代遗物，确认人类活动的地点、分布范围和所属时代等信息。田野调查又可分为“普查”(普遍调查)和专题性学术调查两大类。1949年以来，仅全国范围的文物普查就开展过3次，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和2007-2011年，通过历次普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文物档案数据库。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已经启动。

除地表踏查外，广义的田野调查还有水下考古调查等。水下遗址主要是由于后期水面上升而被淹没在水下的遗址。这类遗址的考古工作需要水下考古的特殊装备和特殊手段来实现。

地下排查：现场勘探

地表踏查只能通过地表遗迹遗物及其分布等断片的信息，来尽可能推测复原遗址的整体状况。在调查发现遗址的基础上，如果要对遗址的整体布局结构、堆积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最普遍的做法是进行钻孔勘探，简称钻探。

《护宝寻踪》（2025）

国外的考古钻探大多借用地质学调查时的地质钻。国内钻探一般使用的探铲俗称“洛阳铲”，相传是河南洛阳地区近代盗墓者的发明，后来成为考古工作者手中的有效勘探工具。

技师手持洛阳铲进行钻探

洛阳铲的铲头为锋利的半圆形，系用优质钢打造，钻探时可将地下的土带上来，有经验者可凭借对土质、土色和包含物的辨识，推知地下文化堆积的深度、分层、遗迹类型乃至形状和分布范围等。辨土和认土是考古人的基本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高精尖的仪器设备可以完全替代洛阳铲的功能，它仍被广泛地使用于田野考古作业。

盗墓者发明和使用“洛阳铲”，其动因是找到墓葬进而盗掘；而考古人利用这一工具勘探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了解地下遗存的存在状况。所以，钻探作为田野考古的基本作业之一，必须辅之以精密的坐标测量和记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效。

我在考古生涯中对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1999年，我接手洛阳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当然要先了解前辈既往的工作，寻找深入探索的有益线索。但我翻看几大本已经变得发黄了的、数十年前的钻探记录表，却颇为失望。如果后人要了解前人工作的具体地点坐标，就必须得知道他们给定的一个不可移动的基点。但这些记录中所设定的基点往往是“XX大队王XX家棉花地东南角”“XX村民组X号井房屋西北角”之类，而农村的耕作用地和灌溉用简易水泵房经常变动，现在大多踪影全无，我们根本无法确认这个基点的具体位置，也就无法在前人给定的钻探坐标系中找到某一具体探孔的位置。因而，这些早期的钻探记录基本上成为无效档案。而现在，全站仪(全站型电子速测仪)等精密电子测量仪器在钻探和发掘等考古工作中被广泛地使用，野外采集的数据终端与计算机、绘图机连接起来，配以数据处理软件和绘图软件，就可以实现测图的自动化，使得钻探中的每一个探孔都能精确定位到大地坐标网上，精度达到厘米。对于田野考古工作而言，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提升。

此外，考古勘探还应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最常见的有电磁波探测和电阻率探测。但限于探测精度，类似的应用并不普遍。

重点解剖：现场发掘

考古调查、勘探资料往往存在诸多的局限性，若想获得包括实物遗存和遗址文化堆积信息在内的更系统、精细的资料，就需要进行考古发掘。与调查和勘探相比，考古发掘属于对遗存的“硬接触”，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只有当无损或微损的勘探方法无法解答学术问题时才可以慎重进行，往往仅限于遗址局部的重点发掘。

1991年秋许宏在丁公遗址考古工地

考古发掘分为“主动性发掘”和“被动性发掘”，前者是出于学术目的进行的发掘，后者则为配合基本建设等项目的抢救性发掘，所以，考古工作者经常戏称自己是“救火队员”。在中国，“被动性发掘”项目的比例占每年全部发掘项目的80%以上。

如果说洛阳铲是考古勘探的神器，那么，轻灵便捷的手铲就是考古发掘的神器。考古人手持手铲从事发掘区内的各种作业，遗迹间复杂的层叠关系需要通过反复刮面观察以确认，每个遗迹的外缘部分需要用手铲仔细剔剥......目前来看，考古发掘在过去、当下乃至将来，都只能是由考古工作者人工操作，而无法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2015年，许宏在二里头墓葬发掘现场

如果把手铲形容为“手枪”，那么刮锨就类似长枪了。手铲用于重点观察辨识，刮锨则适于大面积的刮面。由于市场上没有考古专用的刮锨，我们曾用过圆头或尖头的“工兵锨”，但都觉得不大趁手。我们二里头考古队的资深技师，后来琢磨如何改良，从新疆的锄头到宽锯片都试过，最后感觉还是菜刀最好用——去掉柄部，在背部焊上垂直的铁管长柄，一把价廉质优的刮锨就问世了。这一“升级版”的新式刮锨，目前已被国内很多考古队所采用。

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

说到考古发掘的具体实施，还是有一套严密规范的程序的。制订工作计划、申请发掘执照、组建发掘队伍、物资准备不必说，然后就是测绘遗址、建立三维测绘坐标系统以及对遗址进行分区。在此基础上，才是因需布设探方(方形的发掘区)或探沟(长条形发掘区)。

探方的发掘，也有一套章法。标准探方为5米×5米，在大面积发掘和揭露较大的遗迹时，也布设10米×10米的大探方。发掘时要先在区域内的东、北留出1米宽的“隔梁”，也即先发掘4米×4米(或9米×9米)的部分。每个探方都这样做，相邻探方之间就都被“隔梁”间隔开了。留出“隔梁”的作用，首先是便于考古人员行走和搬运探方中的土，其次是壁面上可以保留地层堆积的剖面，供随时观察分析，平剖面相结合，才能对探方内的遗存状况有全面深入的把握。探方发掘结束，测绘探方四壁剖面，再清理“隔梁”，连接相邻探方的剖面，从而获取整个发掘区内地层堆积的系统资料。东、北两条隔梁的交汇角(1米×1米)，称为“关键柱”，过去一般要求保留，作为遗址地层堆积的证据。现在出于把握整体聚落形态的理念，在测绘、记录手段进步的条件下，只要做好各种记录，隔梁和关键柱都可以因需清理掉。在探方内，考古工作者逐层向下发掘，遇到遗迹现象就按照“先晚后早”的顺序进行发掘。发掘获得的遗物按照地层或遗迹单位进行采集和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