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兰陵：眺望古贤王良的归期

文/文哲

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先后任谏议大夫、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大司徒司直。尽管王良生卒年不详，但他从西汉走到了东汉，经历了战火烽烟、时代更替与血火沧桑。同时，作为儒学名家，彰显人格魅力；身居高官要职，妻子不入官舍；同为一方名士，没有丝毫傲气。《资治通鉴》《后汉书》中对其着墨无多，但却展现了王良时值乱世“无道则隐”、坚韧忠诚“在位恭俭”、处位优重“良妻荷薪”的政治智慧和不凡品质，他的学识，他的人格，他的作风，足以照亮青史。

一、史料记载

《资治通鉴》两处描写王良。第一处，博士范升奏曰：“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博士范升上奏章说：“我看到太原人周党、东海人王良、山阳人王成等，承蒙陛下的厚恩，使者三次聘请，才肯上车动身。）博士范升对周党等人的行为是十分不满的，认为周党等人文不能引申、发挥大义，武不能替君王去死，沽名钓誉，期望三公的高位。并指出，如果他们胆敢盗窃虚名，向上夸耀，谋求高位，全应以“大不敬”的罪名惩处。奏章呈给刘秀，刘秀下诏说：“自古以来，英明的君王，圣贤的天子，都必定会遇到不服从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王朝的粮食，太原人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各有志向。赐给周党帛四十匹，送回故乡。”一般情况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和尊严，可能就会准奏了。但是光武帝刘秀却为周党开脱，把周党比作伯夷、叔齐，赐帛四十匹，并尊重他的个人意愿，允许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志向行事。第二处，王良后历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约公元39至43年间）恭俭，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杨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晋曰屑屑。”郭景纯曰：“往来貌。”）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不应，卒于家。”（王良后来历任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时谦恭节俭，身服布被，使用瓦器，妻子儿女从来不进官署。后因病返回故乡，一年后又被征召。走到荥阳，病情加重，不能再走。他去拜访朋友，那位朋友不肯见他，说：“没有忠言和奇谋，却取得高位，怎么这样来来往往不怕烦！”于是拒绝王良登门。王良感到惭愧。从此以后，接连征召全都不应征，在家乡寿终。）

《后汉书·卷二十七·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则较为详尽，原文是这样的：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建武二年，大司马吴汉辟，不应。三年，征拜谏议太夫，数有忠言，以礼进止，朝廷敬之。迁沛郡太守。至蕲县，称病不之府，官属皆随就之，良遂上疾笃，乞骸骨，征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东观记曰：“徒跣曳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掾，即谓鲍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劳苦相过，更无书信），无书。”恢乃下拜，叹息而还，闻者莫不嘉之。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黑色的币帛，常用为聘请贤士的礼品）聘之，遂不应。后光武幸兰陵，遣使者问良所苦疾，不能言对。诏复其子孙邑中徭役，卒于家。论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宣秉、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语曰：“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不其然乎！张湛不屑矜伪之诮，斯不伪矣。王丹难于交执之道，斯知交矣。

译为现代汉语应为：王良，字仲子，东海郡兰陵人。年少时爱好学习，研习小夏侯尚书（夏侯建，大夏侯胜之从兄子也。建受尚书于胜，号小夏侯）。王莽时代，推说卧病在床不肯出仕，在家教授学生一千多人。建武二年（26年），大司马吴汉辟召王良，王良没有答应。建武三年（27年），征入朝授谏议大夫，多次向光武帝刘秀进忠言，一举一动都符合礼仪，朝廷大臣都尊敬他。后来任沛郡太守。来到蕲县，推说有病不愿去太守府，部属官员都到他的住地来，王良于是上书说病重，请求退休，又被征入授太中大夫。建武六年（30年），代替宣秉任大司徒司直。（大司徒是中国古代官职之一，位列三公。大司徒司直则是大司徒的属官之一，专门负责监督和纠正大司徒执行政策中的不当行为，以及弹劾不称职的大司徒。）在任上恭谨节俭，妻子儿女不进入官舍，身服布被，使用瓦器。当时司徒史鲍恢因公到东海，经过王良的家并在他家等候，王良的妻子穿着布裙拖着柴草，从田里回来。鲍恢对她说：“我是司徒史，特意来取书信，要见您家夫人。”王妻说：“我就是。辛苦您了，没有书信。”鲍恢就下拜行礼，遗憾地回去了，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王良的。后来王良因病回乡。一年后又被征召，来到荣阳，病重不能继续前进，就到朋友家去。朋友不肯见他，说：“没有忠言奇谋而得到高官，为什么来来往往不怕麻烦！”于是就拒绝接待王良。王良很惭愧，自那以后接连受征召，王良总是称病不出。光武帝又下诏以尊贵的黑色币帛礼物来聘请他，王良就不再回应。后来光武帝驾幸兰陵，派使者问王良的病情，王良无言以对。光武帝诏令免除王良的子孙在乡邑中的劳役，后来王良死于家中。史官评论说：有人做人、做事都有利于仁，也有的人假借仁来达到个人的私利。身体力行在行义举的人不一定期望自己的所有言行都符合义的真谛。这是说履行仁义，其事虽同，原其本心，真伪各异。季文子妾不穿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及黯讥笑他多诈。事实没有什么不同，而为誉为毁，议论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体与利的区别吧，宣秉、王良处位优重，而宣秉甘于淡泊，王良的妻子亲挑柴薪可以说太俭朴了。然而当时赞他的清廉，人君高他的节概，难道不是以诚处之吗？语说：“同言而信，信在言先；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正是这样啊。张湛不怕矜伪的讥刺，这就是不作伪。王丹难于交执之道，这就是知交道呢。

二、时代背景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建立新朝，动乱纷起，民不聊生，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争之苦。建武年间，朝廷吸收文官的制度比西汉更为完备。最高荣誉仍然是被皇帝召见以委派给可能的官职。在京师主管官署的官员，以及在地方行政机构负责的州、郡、国、县的官员，实际上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属员。如果这些属员有能力，有运气，就能晋升为更高一级的文官。从数量上看，这是进入官员队伍的最重要的渠道。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儒学要求积极入仕，而道学则主张超凡出世。但是，在西汉末东汉初，却在儒界兴起一股出世之风，讲求“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恰好生在西汉末东汉初的儒生王良，前期因为社会实在无道，所以就选择了出世。王良是东海兰陵人。在战国和西汉时期，此地还出了很多名人，如荀子、疏广、疏受、萧望之、匡衡等。应当是周围环境的缘故，使得该地读书的氛围很浓，也使得家境不是很好的王良得到了教育。儒家的学说强调学而优则仕，然而，当王良学有所成后，正值乱世，他选择了“无道则隐”的出世之道。当时篡权的王莽正值用人之际，对四方贤德之人可谓是求贤若渴。多次派人前去请王良出山，但是王良拒绝了王莽多次的招揽，坚守自己的立场，因为他认为社会缺乏道义和道德，不适合入仕。这一坚持引起了人们的尊敬，也让他成为当地的知名教育工作者，并从西汉走到了东汉。东汉时期，刘秀崛起并统一了国家，但他并非受到所有儒学士的欢迎。在一些人眼中，刘秀仍被视为乱臣贼子。然而，刘秀的治理才能和明君形象让他成为值得信任的统治者。王良的声望逐渐引起了刘秀的关注，刘秀数次邀请他入仕，最终成功。然而，即使身居高位，王良仍保持着极度的廉洁。

中国古代从西汉起就创设并实施了任官回避制度，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乡或邻近地区任职，因此背井离乡、异地任职者甚众，其中许多人不带家眷赴任，孤身在外。但处于战乱期间赴任的王良将家人留在农村，拒绝享受特殊待遇，让人难以置信。在很多的儒学士眼中，刘秀并非正统，无异于乱臣贼子。但刘秀善于识人，也很会用人，应是“有道”之君，也应是儒生出世的时节。

三、不入官舍

王良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大司徒，是东汉王朝的三公之一，相当于丞相的职位。王良在大司徒属下担任司直，年俸已达千石（十斗为一石）。应该说，这也是不小的官了，大概相当于今天副部级的干部吧。但是，王良的家人却仍然在家乡劳作，过着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布被瓦器”，穿布衣盖布被，使用平民通用的瓦制器具，完全是平常百姓的物质生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朴素、勤劳的贤淑妇女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就是当时“副部级”干部的夫人！她和丈夫一样有“恭俭”的美德。当王良的同事鲍恢因公到东海时，顺路去探望她，她的两句答话令鲍恢深为感动。王良妻子的第一句话:“妾是也”。它使鲍恢不敢相信，这位“布裙曳柴”的劳动妇女，便是王良的夫人。这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实，是“贤良淑德”的最好证明。第二句话“苦掾，无书。”译成现代汉语是:“辛苦您秘书长大人了，我家里一切都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写信告诉夫君的。”话很简短，却透露出这样的实情：王良的妻子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全力支持王良在外做事，是地地道道的“贤内助”啊！鲍恢听了后，肃然起敬，即刻下拜，“叹息而还”。当时在京城洛阳有高官厚禄的人，妻妾成群，奴婢众多，车马出行，前呼后拥，山珍海味，琼浆玉液，绫罗绸缎，住华丽的豪宅，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王良入京为官多年，身居高位，但仍克己恭俭，谨言慎行，纯正清廉。在封建社会，夫贵妻荣，王良的夫人完全可以当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官太太，可是她却保持农妇本色，安于清贫，实属难能可贵。

四、辞官归养

“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应该是王良最为纠结的一句话，一语把他深藏在心中的矛盾给激起来了，而且更多的倾向是他自己感觉当年的决定错了。于是惭愧、退隐之心萌生，且愈发强烈。尽管他的清廉和忠诚备受尊重，但他的朋友提到他“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也揭示出了一个问题：清廉和忠诚固然重要，但在治国之际，还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智慧的决策。作为政府高层精英，应该不仅仅满足于“数有忠言，以礼进止”，还需要提供创新的治理方案和具有远见的领导力。另一方面，王良可能也曾思考精英阶层在乱世中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东汉从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登基之时起，一直维持到公元220年11月25日献帝让位给魏王朝的创建者时为止。在历史上，刘秀以其谥号光武帝或其庙号世祖著称。作为一个王朝第一个成功的君主，他被认为享有天命，因此在编写历史时对他的论述与对王莽和更始帝的截然相反。他被班固夸大为一个形体不凡的人。的确，光武帝有杰出的军事技艺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士来共举他的大业。并且他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君主，善于识人；而且还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视情况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无情。但他又是一个固执和迷信的人；他能对批评作出过分的反应，而且缺乏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在此环境下，王良的一生，不论其功勋大小，建树高低，始终为官清廉，克勤克俭。虽身居高位，食俸千石，但妻子不入官府，居家布衣素食，这种精神令人深省。让人欣慰的是，“朝廷敬之”。建武二十年（44年），刘秀巡幸兰陵，遣使者问良所苦疾，不能言对。诏复其子孙邑中徭役，卒于家。清代乾隆年间，峄县知县张玉树为王良的事迹所感动，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在其故里古邵村（今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驻地）立“汉太中大夫王良故里”石碑，以资后人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