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伟｜雍正失败的“现代”正音改革

2025年4月2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承办的“言与文的现代转型——意义、方法与可能性”讲座在华东师范大学普陀校区格致楼301会议室举行。讲座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杜氏中国文化讲席教授商伟主讲，华东师范大学黄锐杰副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毛尖教授、罗萌副教授、陈琦讲师、澎湃新闻记者丁雄飞老师及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张杨思颉、苏恩祺、严奕洁参与了对谈。

在讲座中，商伟教授将言与文的现代转型追溯至清代，回顾了切音字改革时期的“言文一致”实践，以及这一实践如何引出了民国和五四时期以统一语音为诉求的语文改革活动。然后，他通过对雍正的正音举措的分析，来回答这样两个问题：清帝国内部是否存在统一语言的需求与动力？雍正推行官话的努力是否预示了现代国家的诉求？

雍正是清史研究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在许多人眼中，康熙皇帝不仅宏图大略，而且相对开明。他对西方科技心存好奇，对耶稣会包容有加，在涉外事务上既有原则又灵活务实。而雍正则颁布禁教令，逆转了康熙的政策；此外，他看上去偏狭固执，猜忌多疑，十三年的雍正朝因此尽显专制主义的种种弊端。在中国史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往往不假思索地使用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话语，却很少意识到，这些欧洲思想家之所以发明了这一理论，一部分原因正是通过将东方王朝（从奥斯曼帝国到中国王朝）设置为迥然不同的他者，以完成他们关于欧洲近现代国家的历史叙述与理论建构。而雍正的所作所为似乎为东方专制主义说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证据。

这一说法所带来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此逐一说明。商伟教授在讲座中提醒我们注意，皇权绝不等于政权。皇帝固然看上去至高无上，仿佛可以为所欲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清王朝的政府是强大而有力量的。事实上，清王朝不仅缺乏行之有效的中央财政系统，也缺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管理能力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能力。清代的地方治理向来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朝廷任命的文官去地方赴任，基本上依靠两类人来管理地方事务：一是他们个人聘请的幕客，以及家人和亲戚，二是当地的胥吏和衙役。幕客和胥吏都不是由朝廷来任命的，也不享受朝廷的俸禄。他们为雇佣自己的地方官工作，同时也对地方官负责。这可以说是帝国(empire)的“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方式的一种特殊体现：朝廷将地方治理的责任委托给地方官，并且与他们个人之间达成了一种责任制关系。尽管清朝的疆域空前广阔，人口激增，文官的编制却始终不变，甚至与十二世纪的宋朝不相上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帝国是小政府的一个极端例子。

这一体制固然有助于朝廷减少政府开支，但它的种种弊端却也日益彰显，在旷日持久的太平天国之乱中更是被加倍地放大和凸显出来。晚清知识分子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清王朝表示不满并做出批评，无论如何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商伟教授着重指出这一点：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看来，问题显然并不是什么集权专制，而恰恰在于清王朝无法有效地行使他们所期待的国家职能。他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现实，即清廷在行政、财政和军事等诸多方面都疲于应对，力不从心，甚至不得不依赖地方武装来平定内乱，造成了孔飞力所说的十九世纪后期的“乡绅军事化”现象，并进而演变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军阀割据。应对危机的办法导致了新的危机，而在四分五裂的危机状态下又如何能成功地抵御外侮呢？有鉴于此，他们呼吁建立一个强大的、具有集中管控力和全社会动员力——包括迫在眉睫的军事动员力——的现代国家体制。晚清思想界和知识界对现代国家的向往，固然投射了他们急切的现实诉求，但也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现代国家的一些内在特质，而这些特质无疑正是清王朝的地方统治模式所不具备的，与清帝国内部多元化和兼容性的社会、宗教、文化和语言系统，也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伟教授指出，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清代乃至历代王朝中都是独具特色的，可以说体现了具有前瞻性的“现代”国家意识。例如，清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雍正下令福建、广东督抚及各级教官训导学子学习官话，并要求“凡系乡音读书之处”皆聘请官话教官，不通官话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次年又在闽、粤地区设立正音书馆，从而将这项规定制度化了。官话由此成为入仕的先决条件。雍正皇帝谕内阁曰：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见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使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捍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

这项规定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其中一条原因正在于它有悖于传统，体现了不同于帝国体制的关注，这些关注因此格外引人瞩目。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清代帝王中，只有雍正提出了统一官音的举措，并且付诸实施？

事实上，清廷通常并不特别关注地方官能否与地方乡绅和当地百姓进行有效的口头交流。他们更担心地方官与当地势力瀣沆一气，形成利益同盟，与朝廷离心离德。根据官制的规定，任何人不得在离家乡500里范围内出任地方官，以免地方官与当地乡绅联手垄断地方事务，并从中渔利。此外，传统帝国的行政体制是以文书为媒介来运作的，信息的口头交流并非当务之急。而官员与百姓之间，就更无面对面口头沟通的必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体制设计无疑是具有合理性的。

但雍正所见不同，也自有他的顾虑。他特别重视语言，比从前任何一个帝王都更强调官话对于王朝统治的重要性。他大力推行官话教育，首先是为了保证朝廷发布的信息可以通过口头交流而在官僚系统内部通行无碍；其次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因语言隔阂而受制于当地豪绅和世袭胥吏，以此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并改善行政治理的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雍正认为地方官只有精通官话，才能有效地行使上通下达的行政功能，一方面确保他们可以“深悉下民之情”，另一方面又令“身为编氓”的平头百姓也能够“明白官长之意”。

雍正在推行官话，统一语音这一点上用心良苦，体现了他有关地方治理的新想法。而他对官话、方言，以及言文关系的理解，也有别于传统的认知。上述要求因此显得既不近情理，也不切实际：首先，由于其满族背景的局限，他无法体察闽、粤等地读书人学习官话的实际困难，对闽、粤方言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地位也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尊敬。他当然更不明白，他所推崇的官话不过是一种行政语言，在历史起源和文化底蕴上完全无法与闽、粤地区的方言相比。其次，雍正在说到汉字书写时，认为“字音”是“四海如一”的，而忽略了中国历史上的“言文分离”现象：一旦落实在诵读上，字音便有赖于方言的发音，尤其是地方精英所使用的方音，即所谓“绅谈”，因此并不存在具有绝对普遍性和高度标准化的统一发音。实际上，雍正本人也意识到，读书人“只因用乡语读书，以至字音读惯，后虽学习官话，亦觉舌音难转。”但正因为如此，对读书人来说，改用官话读书不仅是难以接受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也是行不通的，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奏效。此外还有最后一点，那就是雍正严重低估了方言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诚如他所说，“五方乡语不同”。既然如此，哪怕地方官能说一口流利的官话，又如何做得到“使下民共知而共解”呢？除非他假设编入户籍的民丁都可以通过官话来交流，而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雍正对官话的理解主要出自满族皇室的教育背景与学习经验。平田昌司教授指出，有清一代，朝廷从未对官话做出明确的定义。官员操习的所谓官话实际上南腔北调，同质性与标准化的程度都不够高。这一点很快就从正音实践的失败中得到了印证。

商伟教授总结说，雍正的正音尝试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不乏前瞻性，预示了接近现代国家的治理观念。因此，这一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获得成功的。雍正强调政府治理与信息传递都有赖于统一的官话语音，尤其是强调了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务必掌握官话。这表明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帝国体制的某些内在问题，尤其是帝国体制下的地方治理的局限性。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官话的基础上统一语音正是雍正的一贯主张。他在闽、粤地区搞正音试点，希望成功之后在其他地区推广：“通行凡有乡音之省，一体遵行。”

雍正希望造成天下试子皆说官话的局面，而这并不仅限于汉人，他在满族学校中也一以贯之地大力推行官话教育。影响所致，满族贵族的满语、满文水平都出现了滑坡，双语教育变得难以为续。至乾隆中期，这一势头已变得无可逆转，乾隆皇帝一再重申满语满文的重要性也无济于事。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满语、满文自身也在与时俱进，尤其是在与官话和汉字的互动中发生了显著变化，与十七世纪之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无论如何，正是在满族皇帝统治下的王朝，满族人最终失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其中雍正时期构成了一个转折点。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族裔认同和代表性政治的立场来看，这一现象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它又在相当的程度上预示了对现代国家管理的诉求，其复杂成因与深层逻辑都足以发人深省。

除此之外，雍正皇帝还推行了其他的改革措施，包括“火耗归公”。其目的是为了在财政、税收和行政等方面，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有序管理。这一改革无疑触及了帝国体制中更为深刻、也更为复杂的方面，尽管雍正仍无力解决地方治理的结构性问题。重要的是，就其指向而言，火耗归公与雍正的正音措施是基本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雍正推行官话的正音实践，为我们提示了一个先见之机，以此窥视现代国家有别于传统帝国的一个重要侧面。这是一个清朝帝制及其不满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