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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柳堂读书记︱谈汲古阁所刻书中的两种稀见本
汲古阁是明末大藏书家毛晋及其后人的藏书、刻书之处。从总体刻书规模和水平来看,毛氏汲古阁刻书称得上是古代出版史上私家刻书之冠,值得郑重地纪念和介绍。
毛晋字子晋,明末虞山(今常熟)人,家资豪富。他年少时曾拜钱谦益为师,但天启、崇祯间屡试不第,遂绝意仕进,家居以读书藏书为乐。据顾湘《汲古阁主人小传》记载,他不惜出高价求购善本,在家门口公开贴出求书广告:“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四方书商乃云集其家,以至于当时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的俗谚。不出几年,毛晋藏书就达到七千多部、八万四千余册,且宋元古本和旧钞本很多,遂建汲古阁和目耕楼以藏之。汲古阁的命名来源于韩愈诗《秋怀》“汲古得修绠”,意为学习古人的学问需要用心钻研,如深井汲水一般。旧时书店也有以“修绠”为名的,同样出自此处。
在读书藏书之余,毛晋又发愿传播文化典籍,他“患经史子集率漫漶无善本,乃刻十三经、十七史、古近百家及二氏书”。据文献记载,毛晋刻书从万历四十六年以“绿君亭”名义刻印《屈子》开始,到他顺治十六年去世,前后约四十年。以一家之力,刻印书籍共九百余种(此数字系据《汲古阁汇纪》统计,毛晋死后,其子毛扆也曾主持刻书,但为数不多),板片超过十万块,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项出版成就。在古代私家出版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汲古阁刻本行销广泛,影响巨大。比如其中的《十三经》《十七史》《宋名家词》等,现在的古旧书店里还经常能够看到,但也正因如此,就不太被藏家珍重,得价并不高。但汲古阁刻本中却还有些内容重要且流传稀少的善本,一向为世人所重视,这里就笔者所藏所见,简单介绍两种。
首先要谈到的,是毛晋为其老师钱谦益所刻的《列朝诗集》。《列朝诗集》为明朝一代诗史,钱谦益编著此书,前后共经两次。第一次于天启初年开始,由于种种原因,仅成约三十家而止。第二次则是从清初的顺治三年开始,到顺治六年初步成书,并由毛晋于顺治九年刻成。全书共六集八十一卷,起洪武而终于崇祯,入选诗人近两千家,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明代诗坛的发展历程。牧斋于明亡后再度编著此书,身历沧桑而心怀故国,欲仿照元好问《中州集》之例,成有明一代之诗史。钱谦益本人是前朝士林领袖,交游广阔,且藏书极富,学问深湛。他所编著的此书取材极为广泛,评价考证亦精,保存了很多现已失传的资料,对研究明代文学和历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书甫一出版就为当世所推重,惜卷帙浩繁,当时印行即不多。后乾隆年间禁毁书籍,钱著悉在禁书之列,世间流传更少,至清末时期已经难求了。著名学者、藏书家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中记载:“余自偕计至观政,往来京师十余年,求其书不可得。”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此书篇幅巨大,刻书历时较长,编刻过程中又陆续有所增补,初印本和后印本内容往往有所不同。现在能见到的印本大多是后印本,内容既有所更动,版面也有很多漫漶不清之处。中华书局整理本《列朝诗集》前言中写道:“此次整理原拟以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为底本,但获见诸本漫漶甚多,遂换用清宣统二年神州国光社铅印本为工作底本。”我藏书中恰有一部初印本,又陆续得后印本十余册,略作对勘,介绍如下。
对这个内容增补的现象,前辈学者如容庚其实已经注意到了。在“论《列朝诗集》与《明诗综》”一文中,他以《列朝诗集》的顺治原刻本和宣统神州国光社翻印本对比,发现翻印本缺少这些增补部分,遂认为“原本卷末每有补人及补诗,翻本无之”。其实他所用的所谓原本乃是一个后印本,神州国光社本倒是根据初印本翻印的。中华书局整理本后记也说:“谁知经过对校,竟发现神州国光社本乃是一个收录有缺失的版本,虽说在文字上与清初原刻本差别无多,卷数也一仍其旧,但原刻本一些卷次中所附的‘补人’、‘补诗’部分,却悉数遭到删削。”显然,整理者所参阅的几个“清初原刻本”也都是后印本,以致有此误会。其他还发现有几处初印本为墨钉,而后印本有所更改之处,篇幅所限,不再举例说明了。
更为难得的是,此本卷首还保存了钱谦益序。曾查阅过多部流传至今的印本,均无此序。大概是禁毁之后,钱谦益之名太过于敏感,遂被抽去了。
《列朝诗集》初印本钱谦益序第二种比较罕见的汲古阁刻本是《沧螺集》。
《沧螺集》,孙作著。孙作,字大雅,元末明初江阴人,为当时著名文学家。《明史·文苑传》称赞其文“醇正典雅”,宋濂对孙作之文也有很高的评价。此六卷本《沧螺集》为孙作诗文集现存唯一版本,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此书流传稀少,向称难得,黄永年先生曾多次讲到汲古阁刻本中的稀见书,均举了此书为例。如在《古籍版本学》第七章“明刻本”中,黄先生明确写道:“从文物角度来说,则汲古阁所刻《列朝诗集》、《道藏八种》、《沧螺集》等一向稀见,次一点如《元人十种诗》、《四唐人集》、《唐诗纪事》、以及《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津逮秘书》等大部头书之完整早印者也较为难得。”近代大藏书家傅增湘曾得此书一部,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说:“汲古阁所刊别集多在丛刻中,其单行者惟元之《牧潜集》,明初之《清江碧嶂集》及此集而已。然此三集者,以传世无多,故购求亦匪易。余生平喜收汲古阁刻书,大率略备,圆至、伯原二集夙已得之,独《沧螺集》求之积年,幸见一帙,卒为他人所先,常引以为憾。兹垂老乃复获之,亦可谓有古缘矣。”以傅增湘先生当年见闻之广博,购书条件之优越,还要“求之积年”,垂老方得一部,就很可以想见其罕见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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